感受改革开放三十年：我的成长之路
罗恢远
三十年前，始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改革开放，吹响了中国从沉睡走向崛起的号角，使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一个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的生气勃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的东方兴起。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走向安定、繁荣、富裕的三十年，是我党逐步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我从由一个初中生成长为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由助教成长为讲师、副教授、教授，充分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给祖国带来的丰硕成果，同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也为我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源泉。
我出生在湖南武冈的一个偏远小山村，因为我们村由六个山岭组成，所以取名叫六岭村。我的乡亲们出门种地得爬山，挑水得爬山，砍柴得爬山，到镇上购物得爬山，我上学也得爬山。在我的印象里，只要一出门就得爬山，从年复一年的爬山中我领悟到了生活的艰辛、做人的不容易，人生就像在爬山。由于住在山岭上，我的乡亲们养成了勤劳朴实的美德，为了过上好日子，就必须能吃得苦、勤劳做事。我们村的土地非常肥沃，只要勤劳种地，就有得吃。我记得，虽然我儿时还是过大集体生活，但我们村挨饿的人家很少。
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幺，我的奶奶、父母亲、哥哥、姐姐都十分勤劳，都非常疼爱我，很少要我干重农活，希望我把书读好，想方设法为我读书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读小学的时候，我与读中学的二哥、姐姐每天早早吃了早饭后，就背着书包翻到后山岭上学去。经常是我到了学校，老师还没吃早饭呢。我们的老师家都在农村，经常是教完书后还得回家干农活，非常辛苦。我便经常帮老师到三里外的地方去挑水，满足老师煮饭、同学喝水的需要，因此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为学校挑水后，我就读课文，由于当时没有什么课外书可读，我就反复读课本，把语文书的内容全部背下来，把课本上的数学题全部做完，我的成绩因此每个学期都排在第一。当时，没有电视看，只有早晚两次的有线广播，每次广播开始前，我便早早地坐在广播下面，仔细地收听。从广播中我知道了外面世界的许多事情，广播开阔了我的视野，增长了我的见识。通过收听广播，我养成了关心国际国内大事的兴趣，为我后来学习、研究政治理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每天傍晚听完广播后我便在煤油灯下开始做作业，复习当天的学习内容，预习第二天的新课。由于我有较好的学习条件，我把心思集中在学习上，学习积极主动、自觉认真，从不用父母亲督促，小学毕业时我以全班第一名的好成绩考上了公社中学的重点班，全家人兴高采烈，邻居们也纷纷夸我是一块读书的好材料。我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热心学校的集体活动，小学四年级时我就做了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当时，我就暗下决心，把学习搞好，考上初中和高中，争取上大学的机会，以此报答奶奶、父母对我的恩惠与疼爱。
我的乡亲们十分勤劳善良，但由于当时政策不对头、农业科学技术落后，他们的生活仍然十分贫困，地方交通很不便利。幸好时任大队书记的父亲比较开明，沿用了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三自一包”的一些做法，让农民有自留地，允许农民在房前屋后种水果、蔬菜，做工时采取定额分工包干的办法，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虽然父亲为此经常受到公社领导的批评，说他在搞资本主义，但父亲认为在我们那样的山岭上，做工非常劳累，如果不采取定额分工包干的办法，就会有很多人不愿努力劳动，田地就种不好，就会守着肥沃的田地饿肚子。所以他冒着被公社领导批评的风险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他经常对我讲，刘少奇同志“三自一包”的做法好，因为农村实行“三自一包”后，大队的粮仓装满了，家家有余粮，过年有猪杀，1962年至1964年是农民生活过得比较好的几年。但是“文革”开始后，刘少奇被打倒了，“三自一包”政策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被取消，我们大队就有很多人家开始挨饿，父亲十分留恋1962年至1964年农村的那段好时光，大家有饭吃，过年有肉吃，他不理解中央为什么要改变这一好政策。父亲这种从农村实际出发、朴素的求实精神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对我后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我心中就有一个疑问：农民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为什么还会挨饿？这促使我对农村问题深入地思考。
我的奶奶、父母勤劳善良、坚韧的品格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记得奶奶在80岁的高龄仍然继续操持家务，一直到89岁去世前的两个月，还在剁猪草。她老人家身体一直很健康，1985年端午节那天突然发病，吃了东西就吐，由于没钱送奶奶去医院治病，奶奶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左右，于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来前的一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本来奶奶的病不算重，只要去医院是能治好的。她没有能够看到自己最小的孙子考上重点大学。每当想到此事，我的心就隐隐作痛，忍不住暗自流泪。当时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农民有病不医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也进一步激发了我研究农村问题的兴趣和愿望。
我的父亲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做大队干部，一直做到80年代初。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十分能干、肯吃苦，热心大队事务，经常为了大队的事情而顾不上家里的事情。他十分忙碌，希望大队的百姓过上好生活，于是他就不知疲倦地为大队的事务操劳。今年他已经71岁，还是不肯歇息，继续下地做农活，我劝了他多次，说我现在有条件让他不要那么辛苦地劳作了，但他说不劳动就不习惯、不舒服，那么肥沃的土地荒芜了多可惜啊！现在农村有很多地无人耕种，他热爱家乡的那些土地！
我的母亲十分善良，对我特别关心。我上初中时，学校离家里有十来里远。每天天不亮母亲就起床为我做饭。早晨起得早，我的胃口不好，母亲经常变着法子把好吃的东西煮给我吃。上高中时，母亲每两周都要步行十多公里到武冈二中为我送好吃的东西，要我补充营养，以便我有充沛的精力学习。家里的母鸡下了蛋，她自己舍不得吃，都积攒下来给我吃。每次见到我，都要反复叮咛我天气变化时注意加衣服，不要冻着了，要吃饱饭，不要饿着了，在外行走要注意交通安全。到了我上大学每次返校时，她都要送我到6里外的公路上车。车开走了，她还要站在公路旁看着我坐上的车久久不愿离去。
我的家人关心我、爱护我，想方设法为我创造学习条件。虽然那时农村生活十分艰苦，但家人的勤劳使我小时候能够过上衣食无忧的快乐生活。我家每年都有余粮救济亲戚，每年春节都有肥猪宰，腊肉有时可以吃到七月“双抢”时。家人们希望我考上大学，免得受他们在农村中的那份苦。我知道亲人们的心思，我早早就定下目标，要努力学习考上一所好大学，以报答亲人们的恩情。1985年高中毕业时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湘潭大学，1989年大学毕业时又继续在湘潭大学攻读研究生，成为哲学系八九届毕业生考取的唯一研究生，也是改革开放后我村的第一个大学生、研究生。
由于家庭背景以及儿时的兴趣，我对国际国内政治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也经常思考怎样才能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让农村发展起来，让农民富起来，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让国家强大起来。高中毕业时我第一志愿报考了湘潭大学哲学系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湘潭大学地处湘潭市西郊的一个黄土高坡上，离市区有七八里的路程，当时只有每隔半小时一趟的公共汽车。由于交通不便，同学们很少去逛街。学校的学风、校风很好，同学们大多认真好学。大学期间，我每天听收音机、看报纸，对国家如何发展、如何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一话题十分感兴趣。我知道仅仅读了大学还不能回答这一复杂的问题，因此，刚进入大学校门我就立下了考研的志向，并为此不停地努力着。当时学校为了更好地培养优秀学生，给每位优秀学生安排一名指导教师。我选择了师德高尚、在政治学研究方面有较高造诣的陈宗瑜老师做我的指导老师。在陈老师的指导下，我阅读了他列给我的指导书，并经常向他请教，与他讨论政治理论问题。写作毕业论文时，又是陈老师做我的指导老师。由于他指导有方，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成为班里为数很少的几篇优秀毕业论文之一。
我立下考研志向后，急需一台收录机学习英语。1986年暑假，我的父母亲、大哥、二哥、姐姐为我筹集300元钱购买了一台收录机。在当时，300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为了我学好英语考取研究生，我的亲人们全力支持我。1988年大四时，我对考研有些动摇，父亲的话打消了我放弃考研的想法。父亲说：“你不想考研可以，先把300元钱还上。”从父亲的话里我感受到了家人对我的期待。我特别感激父亲的那句话，如果没有父亲的这种态度，我很可能受到当时弥漫于校园中的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而放弃考研，我也就可能不会走上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道路了。
1989年2月我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报考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的国际政治专业。当时这是一个十分热门的专业，竞争非常激烈，尽管我超过了国家最低控制线十多分，但是没有被录取，就被调剂到湘潭大学哲学系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师从全国著名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沧南教授。沧老师是一位有大智慧的学者，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同时又像一位慈父十分关爱学生。他的渊博学识、严谨的治学风格深刻地影响着我，他给我的许多教诲让我终生受用。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为我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培养了我的科研能力，为我后来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奠定了基础。
1989年春夏之交，我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应届研究生与另一位经济系的应届研究生分别到学校附近的两个乡政府锻炼。我所在的乡是湘潭县的泉塘子乡，离学校约四公里。我参加了乡政府的计划生育、农业税征收、屠宰税征收、农村土地管理、防洪抗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征兵等工作。我的工作热情十分高，得到乡政府领导的多次表扬，他们非常愿意带我下村开展工作。通过九个多月的乡政府工作锻炼，我对农村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切身感受，发现了影响农村稳定与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对农村问题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也是我后来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2年7月15日，我怀着激动和向往的心情前往广东惠州。当时广汕公路正在修路，从广州颠簸了近九个小时终于到了惠州西湖，一下车我就被西湖美丽的夜景打动，走在进入惠阳师专的湖中小道上，清爽的湖风迎面扑来，令人心旷神怡，车上所受的闷热一扫而光。惠阳师专位于西湖的一个半岛上，三面环水，这里有历史悠久的丰湖书院。我当时就喜欢上了惠州，喜欢上了惠阳师专，学校的环境太美了，我想一辈子在这个学校工作。
刚参加工作，很多事情对我来说都很新鲜，同时我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十八年的学习生涯，我是从学校到学校，没有从教经验，我暗下决心，要教好书，站稳讲台，做一个合格的教师，不要误人子弟。为了上好课，我广泛查阅资料，反复修改教案，并去教室听有经验教师的课，学习他们的教学经验和技巧，及时听取学生对我的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由于准备充分，教学态度认真负责，我的教学成绩很快得到了社科部领导的肯定，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除了上好课，我还积极主动为社科部做事，得到领导的信任。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即1993年9月我就被任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组组长，组织教研组的教学研究工作。1997年4月被任命为社科部副主任，2001年7月被任命为学院学工部部长、团委书记、学生处处长，2004年被任命为科技处处长。1995年9月我顺利晋升哲学讲师职称，2001年12月晋升哲学副教授职称，2006年12月晋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授。
在搞好教学、行政工作的同时，我十分注重自身科研能力的提高。让我初尝科研工作甜头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新课题及其对策》的写作和发表。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后，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确立了正确的目标，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体制的转轨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冲击，这些冲击，既有正面的又有负面的。如何发挥其正面效应，抑制其负面效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重视的问题，这也成为我从1993年至1996年间在理论思考方面探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关注市场经济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探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与精神文明建设格格不入的现象的原因，思考市场经济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对策。我还经常就此问题与时任社科部的副主任张慧君副教授交流、探讨，经过近四年时间的反复思考、反复修改，于1996年8月完成了论文《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新课题及其对策》，此文在《惠州大学学报》像我们这一类学校的讲师发表的论文能够被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是不大容易的，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从事理论研究的兴趣和信心。我开始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产生浓厚兴趣，从此，我在理论探讨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张慧君兄长对我的鼓励和支持，他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一到惠州，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他这位客家人就十分认同我、关心我这位湖南来的小同事，在教学科研和做人做事方面给了我许许多多具体的指导。
进入21世纪之后，我的研究重点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提出后，我就更加执著地学习、宣传、研究这些理论。
在我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道路上，中山大学哲学系刘歌德教授给了我许多细致和具体的指导。刘教授是一位学术思想活跃、科研创新能力强、和蔼可亲的长者，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深入独到的研究，在不同时期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观点，其中一些观点被党代会报告采纳。如1987年在《生产力标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1988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关系》、1990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与唯物辩证法》三次提出和论述了“三个有利于”标准观点。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与刘歌德教授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研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论文集结出版，一是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三十年，二是对我们十多年来的研究工作做一次回顾和总结。收入本书的论文大多数是我与刘教授这些年来公开发表的论文，有我们分别独立写作的，有刘教授与其同事、朋友合写的，有我与刘教授合写的，有我与以前的同事张慧君、江菊莲合写的，有我与朋友金泽平、龚建文合写的，还有6篇是我指导政法系学生的毕业论文（系本人主持的科研课题的成果）。所收文章大多是原文收入，仅对错别字进行了修改，对注释进行了校正。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历程，我认为自己是十分幸运的，我充分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我要感谢惠州学院纪委书记赖美琴教授、原惠州学院副院长杨小清教授、原惠州学院副院长李靖国教授、惠州学院副院长彭永宏教授、原惠州大学社科部主任叶洪添教授、原惠州大学社科部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张慧君副教授（现任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民营党委副书记）等领导多年来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在他们的悉心指导下，我的行政工作经验逐渐丰富，学会了怎样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感谢胡仲初（惠州报业传媒集团党组书记、总裁）、宋素琴（惠州学院思政部教授）、金泽平（惠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黄文新（中共惠州市委党校副校长）、盛瑛（惠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等师兄师姐师妹，给我学术方面的指导、精神方面的鼓励以及做人做事方面的指点；感谢我过去和现在的同事罗惠雄（东江航道管理局党委副书记、人教科科长、党办主任）、江菊莲（中共博罗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惠州学院的成晓军、雷吉来、陈璐、吴恒亮、杨桂森、金伟、陈少玲、李富明、李金利，李牧、纪望平、黄岳文、黄晓霞、曹仓、李远、蔡昭权、王国莉、韩新忠、赖悦，汤富华、伍世昭、郦伟、曹建忠、刘桂林、安贞元、赖常青、杨中华、岳晓云、邬强、庄容坤、杨子怡、肖向明等诸君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感谢罗川山（惠州市文广新局局长）、蒋勤国（惠州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罗显波（中共惠州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金潜星（惠州市公安局高级讲师）多年来对我的关心、支持和鼓励。还要感谢我的妻子曾润玲对我工作的默默支持，尽管她以前在建行工作，上班时间长、任务重，但为了我的事业，她承担了教育女儿、家务的职责，使我能够一心扑在教学科研以及行政工作上。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惠州学院出版资助基金的资助。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暨南大学出版社的吕肖剑编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系本人与中山大学哲学系刘歌德教授十多年来学习、宣传、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果，最后由本人修改审定，虽经多次修改校正，但肯定仍有许多疏漏之处，敬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罗恢远
2008年10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