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汉宣帝本身来说，其地位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并不是从他的传奇人生得出的结论，而是根据其当时面临的形势，以及所收获的政治遗产两方面来论断的。就汉宣帝时代来说，成就一番事业已显得特别困难，更不必说跳出武帝的政治圈子来成就政治伟业。晚年时，宣帝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以德教，用周政乎？”可见，宣帝打算，在王朝之内实施“霸道”与“王道”杂合的思想，进行国家统治。尽管如此，依然未能表现出宣帝早年个人艰苦生活与后来君临天下的人生矛盾表现出来。就这一点而论，宣帝的政治路线是极为矛盾的，带有强烈的平衡与妥协色彩。
众所周知，汉宣帝登基是依靠一支强有力的戾太子余党势力作为后盾，有条不紊地走上了政治神坛。戾太子集团成员皆为“守诚之臣”，大多是儒家子弟。按常理说，汉宣帝登基之后，会重用儒家学者，培养儒家势力，但表现在现实政治上，却是儒家学派受到打击，据理力争的夏侯胜被打入监狱，儒家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接下来，宣帝继承了武帝的一系列政治主张。武帝亲手杀害了宣帝全家，而今宣帝却坚定不移地贯彻武帝政治路线。这几乎让人难以理解，但认真观察形势会发现，宣帝是基于现实考量和长远打算。
汉宣帝时期，朝廷政治呈现出与汉武帝时期完全一样的“实用主义”思想，虽然现实中曾提出，但实际情况已表明。昭帝时期，朝廷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盐铁会议。会议上，众儒生各抒己见，纷纷要求朝廷废除“政府专卖”制度，进而开始全面否定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从此，儒生恢复批评、指责国家政策的独权。此时，汉宣帝并不支持儒生们的批判精神，而是关心儒生能为自身代来什么好处。宣帝更需要眭弘这种人才。因为他就曾说过谶言，称“公孙病已立”，后来果然实现。这无疑是确立了自己帝位的合法性。当时，眭弘说出这句话时，霍光认为是篡逆，下令将其斩首。宣帝登基之后，很快便为眭弘平反。
从小受尽磨难的宣帝，认为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因此，他对祥瑞之兆特别感兴趣，尤其喜欢凤凰。在汉宣帝时期，凤凰到处可见。清代史学家赵翼就曾评价：“两汉多凤凰，而最多者，西汉则宣帝之世。”“祥瑞”是经学理论，就这一点而论，宣帝对经学也颇有研究。在他有生之年，表彰了一批经学之士，主要表现在对《春秋谷梁学》的兴立。
宣帝之所以会推崇《谷梁》，主要是他的亲人戾太子常年研究并贯彻《谷梁》思想。早年，戾太子师从瑕丘江公学习《谷梁》，得出众多处世哲学和治国理念。在此情况之下，戾太子还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与朝廷主流思想产生摩擦。当时，汉武帝喜欢《春秋公羊学》，董仲舒是其忠实拥趸。在两方势力摩擦事，戾太子显得很镇定，并邀请董仲舒与其恩师瑕丘江公进行一场政治辩论。结果，因瑕丘江公口才不佳，并董仲舒辩败。从此《公羊》成为政治学说，而《谷梁》只能在夹缝中生存，充其量只能在民间产生微弱的影响。深入了解一下会发现，这不仅仅是《谷梁学》与《公羊学》之间的交锋，更是武帝治国思想与戾太子治国理念之间的一次大碰撞。最终，武帝胜利了，戾太子势力受到空前打击。宣帝登基之后，得知这一绝密消息之后，遂举行各种仪式和辩论会，重新树立戾太子的《谷梁》学说。在宣帝的一生中，对儒学的褒奖无一不是围绕《谷梁》进行的。例如，当召开全国性的学者会议石渠阁辩论会时，《谷梁》总是学者们的焦点论题。
武帝是第一位将儒学提升到政治议题上，并确立其地位的皇帝。但在武帝时期，儒学还未处于政治思想上的绝对权威地位。当时，法家地位远远高于儒家地位。汉武帝喜酷刑，用酷吏，世人皆知。在武帝时期，权臣大部分不能善终，或被处死于工作岗位上，或亡于政治斗争。但到宣帝时期，政治思想显得更加柔和圆融，几乎使用的都是“中庸之道”。单单从权臣的任命安全上就能看出。宣帝期间的权臣，个个都能功成身退，安享晚年，与武帝时期产生鲜明对比。学习儒学出身，而且在宣帝朝担任丞相、御史大夫等高级职位的儒生比比皆是。
宣帝已开宗明义地表示，朝廷坚持“霸道”与“王道”并用的治国理念，绝不纯用儒家学说，但在宣帝时期，儒学思想和地位受到天下人普遍敬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这一思想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正是从宣帝时期开始，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化真正实现了。到宣帝晚年，在确立继承人问题上，更确立了中国传统社会全然儒学化。
《汉书·元帝纪》里曾如此记载：“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高宽饶等坐刺讥词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必太子也。’”
可见，宣帝认为太子，即后来的元帝，是个柔弱无能之辈，才会单纯坚持儒家思想，认为汉室江山必会毁于其手中。事实不然，宣帝早已走上一条戾太子渴望走的政治道路，戾太子是绝对的儒家思想追随者，完全承认儒家地位是早晚的事。虽然宣帝未曾意识到，但他的追随者——汉元帝必然要全盘认可儒家的绝对政治地位。就这一点而论，元帝只是贯彻了宣帝的政治思想，宣帝才是真正创造儒家思想绝对政治地位之人。因此，纵观西汉历史，宣帝是在很正将西汉王朝送进坟墓的皇帝。作为继承人，元帝并无何等政治手段，只是一味地顺从，并实现当年戾太子的政治理想。其实，元帝不能改变局面，主要还是因其自小生活在妇女之间，成长在一个安乐窝里，缺乏刚强的一面。因此，元帝无意识地跟随了宣帝的政治路线，将儒家政治扩张到极限，影响了整个古代中国。
元帝柔和、亲儒的性格一直是宣帝的一块心病，使他越来越不喜欢元帝。据史书中记载，宣帝更喜爱淮阳宪王刘钦。《汉书·宣元六王传》中说道：“淮阳宪王钦，元康三年立，母张婕妤有宠于宣帝……而宪王壮大，好经书法律，聪达有材，帝甚爱之。太子宽仁，喜儒术，上数嗟叹宪王，辅曰：‘真吾子也！’”宣帝看到宪王刘钦，就想到了自己当初。可见，宣帝是多么赏识宪王刘钦。
事实上，宣帝并未打破常规，将太子废除，迎立宪王刘钦，主要原因是宣帝已到晚年，政治思想的政策上越来越远离“霸道”，倾向于全儒化治理；另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宣帝身边聚拢着一批大儒学者，是儒学在汉朝发展的黄金时期，宣帝见到儒学的重要性，不敢排斥。此时，朝廷大部分儒家学者都围绕在元帝周围，意味着元帝的地位越来越巩固，无人撼动。
公元前49年十二月，汉宣帝刘询驾崩于长安城未央宫中。临终之前，宣帝召来外戚大臣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少傅周堪三命大臣，要求他们好生辅佐元帝执政。三位托孤大臣挥泪与宣帝诀别。萧望之本是一名大儒，宣帝在民间时就闻其大名，登基之后，萧望之辅政，但因政见不合，萧望之被外放，做了地方官，萧望之不满，怀才不遇十多年。这次，宣帝临终再用萧望之，是因其在儒学上的造诣和社会声望。就此也能窥见，儒家学派在宣帝晚期已形成独立的社会影响力，无人撼动。
在三位托孤大臣中，萧望之与周堪是大儒，而乐陵侯史高是外戚大臣。两者势力很快对西汉晚期政治产生影响，形成以儒臣与外戚互相攀援的西汉晚期政治局面，皇权一再失控，导致西汉皇权彻底崩溃。正是汉宣帝这次托孤，为西汉晚期政治势力的形成和斗争埋下伏笔，成为西汉王朝衰亡的主要诱因。汉宣帝口口声声说元帝会断送汉室江山，殊不知，在他托孤之日起，汉室江山已被她自己亲手断送。
第十四章 儒学地位蒸蒸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