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学院举行了一次报告会，有位讲师给学生作学术报告，盛彤笙在下面听了一会儿，很不高兴，转身而出，抱了一摞书回来，走到这位讲师的面前说：“你看看你在胡说些啥？”
1951年，《国立兽医学院校刊》上发表了一位兽医内科学教授的学术论文，他在文章中形容马患破伤风，两耳紧张竖起时，说成是两耳“垂起”。盛彤笙看到后，在这篇文章的旁边批了一句话：“垂者下也，起者上也，请问垂起是什么意思？”
以上两件事在国立兽医学院初创时期广为流传，从中可以看出盛彤笙在学术上的严格要求，他决不允许那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不懂装懂、浅尝辄止的学术行为。虽然搞得当事人下不了台，很伤自尊，一时难以接受，但对所有的教师都是一个警示：做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和粗心，必须严谨认真，孜孜以求。否则，兽医学院的讲坛上就没有立足之地。
在治学上，盛彤笙自己就是典范，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1941年在成都时，他撰写了《兽医细菌学实验指导》一书，初稿出来后，他没有立即付印，而是先让助教朱晓屏按“指导”全面做了一遍，感觉没有什么问题，方才定稿，于1942年印刷发行，同行称这本书“是我国第一部高等院校兽医专业自编教材，可与人医细菌实习媲美。”在以后的12年中，三次进行修改，方才成为农业院校兽医专业正式教材，真是“十年磨一剑”。难怪有的教师说，不要看现在写的书厚厚的一本，里面有用的东西不多，真正做起来，还得找过去的老教材。
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有一句这样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实以是为共同学术之机关。”著名学者胡适先生也曾经说过：“学问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自己。”民国时期的教育大家都认为学术是个人自立、国家富强的根本，一个人不研究学问，就难成大器。所以，国民政府的《大学法》，将大学定位在“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盛彤笙和这些教育界的宿耆一脉相承，坚持以学术研究为使命，惟学是求。
办学伊始，兽医学院没有任何物质基础，但没有降低盛彤笙对教学的要求，他与兰州大学医学院建立了教学关系，共同商定生物化学教学合作办法，教师相互兼课，仪器设备共同使用，这样两校的学生都能享受到最好的办学资源。兰大的杨浪明教授一直上兽医学院的生物化学课，而盛彤笙、郝逢教授兼授了医学院的微生物课和生物化学课，他们的讲课大受学生的欢迎。
建校初期，社会动荡，人心不安，但盛彤笙心如止水，坚持每周三举行一次学术报告会，千方百计请国内外的学术大家和国际名流来校讲学，培植深入研究学问的风气。
下面是新中国成立前三年邀请学者来院参观并讲学的部分记录：
1948年3月3日，联合国卫生工程师毛里尔博士学术报告会；
同年，卫生部细菌学专家汤飞凡博士来兰视察，在学院作“兽医与人医关系”的报告；
世界卫生组织防痨专家劳礼博士、前卫生部长刘恒瑞、美国医药援华会会长格古森等来院参观，和师生一起交流学术，并赠送相关书籍；
在1948年7—8月间，组织学生参加听取了兰州大学医学院举办的“药物治疗学之最新进展”“中国之疥疮”“霍乱之免疫及预防注射问题”等10场学术讲座，称“主讲人均为医界名流，内容极为精湛”；
1948年8月9日，大学者顾颉刚来校作学术报告，并赐字留念。顾颉刚，历史学家，历任中山、燕京、中央、复旦等大学教授；解放后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
1948年8月19日，美国军事顾问团上校兽医尤礼博士、国防部马政司崔步青副司长来甘检查马政工作，盛彤笙将他们请到学校，向师生作“美国之畜牧业与马政概况”的报告；
1949年3月，国防部西北军马场场长王善政、石庭桂、朱俊杰来院参观，和师生们座谈交流，返回后给学校提供了不少实习材料；
还有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专员兰士英及中美农村复兴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主任萨汉民来院参观座谈，并表示愿意对本院在沪、渝器材运输加以帮助。
解放初期，盛彤笙先后邀请中央大学草原学家王栋教授、兽医学家罗清生教授、生物化学家郑集教授、畜牧学家于大新教授等来兰讲学。
这些大名鼎鼎的学者将他们的学术思想带进了校园，开阔了师生的眼界，浓厚了学术氛围。当年教师们个个都潜心学问，晚上几乎都在教研室备课，搞研究，编教材，指导学生做实验。环境虽苦，但心情愉悦，激情尚存。秦和生编写教材时，常常是在家一吃完晚饭，就提上一壶开水到教研室，一写就是一个通宵。由于外科书籍很多操作需要绘图说明，而一本书中甚至有上百幅插图，都是他在硫酸纸上用绘图笔细细地描绘出来的，一幅插图，不知要花费多少工夫。由于盛彤笙要求严，教师和学生都感到压力很大，伏羲堂每晚都灯火通明，教师中很少有人在12点以前回家的，连周末也不休息。当年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教师都有这样一个很深的感受：“要当这里的教师，肚子里没有一点货色，在这位置上就坐不住。”
学术机构是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渠道和途径。兽医学院创办不久，盛彤笙就考虑到兽医学与畜牧、草原之间的紧密联系，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牧草专家麦康基博士共同商议，在国立兽医学院的筹办下，成立了西北家畜及饲料改进协会，这是大西北第一家大型学术机构。该协会后来因战事虽然开展的活动不多，但国立兽医学院却以此为发端，在全国首开草原学科的先河，并打出了一片草业科学研究的新天地，被称之为“草业黄埔”。时至今天，草业学科仍然是甘肃农业大学在全国独占鳌头的优势学科。
在办学秩序稍事稳定后，盛彤笙办起了《国立兽医学院校刊》，其宗旨为“旨在报道教学研究各项消息，载录我校措施与动向，辄用检讨策励于吾人，并兹乞教就正于高明。”并为之题写了刊名，使新成立的学校有了一块学术交流的园地。1949年1月1日出版的创刊号上，盛彤笙亲自撰写了《创刊词》，指出：
“原夫科学之发达，由于分工，文化之交响，盖亦由斯；而人类之进步，莫不自粗而精，自疏而密焉；分工细则其学也专，精而密则其交融也和；学专而文化昌明，和谐而矛盾以去，人类文明之幸福基于此，科学真谛之原则亦肇于斯。”
这本校刊开始每季度出版一期，院长、教授亲自写文章，研讨学问，训育学生。每期校刊的清样盛彤笙都要亲自审看，不允许出现一点错误。校刊先后出版了12期，其中盛彤笙的“和新生谈谈畜牧兽医”、草原学家王栋的“西北之草原”、朱宣人的“对于今后兽医教育的意见”、许绶泰的“论新民主主义的兽医教育”、蒋次昇的“新时代兽医的认识”、崔堉溪的“新西北的畜牧事业和本院的畜牧系”、任继周的“用牧草轮作来改造中国的农业”等重要文章都在院刊上发表，一直到1953年出版最后一期。这些文章立论高远，中西融通，准确地把握了学科的发展和战略走向，成为我国畜牧兽医现代教育不断完善的重要标志。其中的许多学术文章、研究成果、病例报告，更是各级政府及业务部门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其指导意义非同寻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