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盛彤笙以一个右派分子的“戴罪”之身，来到新成立的中国农科院中兽医研究所，回到了小西湖这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该所的研究机构设有临床研究室、病理研究室、病理生理研究室、微生物寄生虫研究室、文献资料出版与图书室，这些机构都任命有主任、副主任，而盛彤笙则被安排为微生物寄生虫研究室的一名“负责人”，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白丁”。
错划右派，撤销一切行政职务，落到任何人头上，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一些人可能就此消沉，一蹶不振。盛彤笙也一度心情懊丧，思绪万端。从担任兽医学院院长到被撤销一切职务，整整十年间，竭尽全力，夙兴夜寐，一心许国，但却戏剧般地落得了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心中实在令人难以释然。但转而一想，如今“无官一身轻”，可以重操旧业，从事研究工作了。十年荒废，需要及时跟进，这何尝又不是好事呢？他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
我们经常说唐代大诗人李白政治上的不幸是文学上的大幸。因为他没能跻身仕途，所以才产生了那光耀万古的诗篇。那么，现在盛彤笙不从政了，是不是科学事业的大幸呢？因为凭借他首屈一指的学业功底和学术水平，搞科研应该是件驾轻就熟的事情。何况在大西南那样艰苦的抗战时期，在设备缺乏，毫无经费的情况下，他都能在细菌学试验的基础上，在世界上首次证实我国的水牛“四脚寒病”，是一种病毒引起的传染性脑脊髓炎，论文还在国际权威杂志《科学》上发表；在氨苯磺胺类药物刚问世不久，他又证明此类药物对鼻疽杆菌均有显著抑菌作用，论文又是国际上的首次报道。以上两项研究仅是牛刀小试，但都走在了世界兽医科研的最前沿，现在的条件更好了，又能专一地进行研究，其成果当可预期。
但命运之神没有再次眷顾盛彤笙，他所在的单位是刚刚成立的中兽医研究所。作为一名西兽医微生物学家，在中兽医研究所实在难有用武之地。他曾多次向上级领导要求到西北畜牧兽医研究所，从事病毒性疾病的研究，却未被采纳。一个“右派”的要求，躲避都嫌来不及，又有几个人会认真加以考虑呢！
此时的盛彤笙，有一种“虎落平阳”之感。你想干的，人家偏不让你干；你干不了的，人家又非让你干不可。真可谓步履艰难，动辄得咎。同在中兽医研究所工作的他的内弟邹康南的回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盛彤笙当时的处境：
“中西兽医本是不同体系，作为一个微生物学工作者，在中兽医研究所原无多少事情可做，比较可行的是进行各种中药对细菌、病毒的抑制及杀灭效力的研究，无奈之下，盛彤笙选择了这一课题。这本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基础性工作，有助于更好地发挥中药的优势。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却被所里某些人指责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生产的‘三脱离’，没有列入工作计划，而是派他下乡调查总结中兽医治疗家畜传染病的经验。更有甚者，所里业务领导还提出用一些所谓的中兽医验方，治疗家畜几种严重传染病，如马鼻疽、牛结核病、牛布氏杆菌病、猪喘气病等课题，盛彤笙被分配搞牛布氏杆菌病的治疗。这是连西兽医也感到棘手的难题，讨论方案时，中兽医们盲无所知，面面相觑，在听说此病也称作传染性流产时才恍然大悟，纷纷开出了根本无效的安胎、保产药方。盛彤笙在选择了人医治疗布病的加味肾著汤等验方后，分组以备试验，按组员的意见，增设了一组磺胺药对照组。不料在课题讨论会上，有个负责人指责说：‘没有必要设什么对照组，设对照组是别有用心，企图用西药王牌打击中兽医。’而自己主持的猪喘气病治疗课题，却有几组使用了金霉素等王牌广谱抗菌素。这项毫无意义的研究，从1960年一直搞到1966年‘文革’前，没有搞出任何结果，却白白浪费了他几年的大好时光。”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科研工作难以如愿，光阴岁月不断流逝，盛彤笙内心的苦楚和忧虑实在难以言表。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另找出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尽力争取为人民、为国家多做一些有意义的实事。从1959年起，他开始了翻译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兽医学巨著《家畜特殊病理与治疗学》一书，在艰难的岁月里划出清晰的轨迹，留下了坚实的足印。
这是一部流行于全世界的兽医经典名著，原书为德文，1905年由匈牙利科学家胡提拉编撰完成。半个多世纪来，由于兽医学和医学不断发展，该书也先后11次进行了补充和修订，曾被译成俄文、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土耳其文、塞尔维亚文、波兰文等7种文字，发行至全世界，被各国高等院校和科研工作者采用为教科书和主要参考资料。我国在1949年初期，由于没有中文译本，许多学者是通过俄文、英文译本来学习此书的，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其中的障碍很多，希望能有该书的中译本，就成了我国兽医科技、教育工作者的一大心愿。
尽管当时头上还顶着个“右派”的帽子，在小西湖的中兽医研究所一处潮湿阴暗的小院里，在冬天生着火炉还要穿着棉衣御寒的土坯房内，常常是盛彤笙拿着德文原著，飞快地口译；夫人邹东明则伏在一张小学生用的旧二斗桌上，准确地笔录。这期间，他的学生姜恒明去看望他，曾经目睹了这一幕：
“走进家门，只见那简陋的平房里到处堆放着书籍，桌上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沓手稿，盛先生正伏案疾书，他的夫人在另一张桌子上抄写书稿。当他见我进来，连忙招呼我落座，说他正在翻译这部匈牙利胡提拉的著作，工作量很大，经常要干到深夜，以后想再总结自己的经验编写一些东西，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多做点事。我被先生的赤子情怀深深感动，他的一颗心都用在祖国的畜牧兽医事业上。看着眼前的景象，不由想起我在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学习时，他担任我们的兽医细菌学和组织病理学教授，时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教学设备和图书仪器极度缺乏，为解决学生没有课本和图书的困难，他日以继夜地翻译了《兽医细菌学》一书，而且边译边教，于1944年出版发行。他还亲自编写了《细菌学实习指导》一书，均被同学们视为珍宝。我后来到了延安，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什么身外之物都丢掉了，唯独《细菌学实习指导》珍藏着，对我的工作一直起指导作用。今天，又见到了先生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连声请他多多保重身体。告别先生出门，他送我到院中，顿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不敢回头再看。”
姜恒明，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43届毕业生，1945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历任西北军区制药厂厂长、兽医处处长，兰州军区军马部副部长、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兽医学校校长等职。在解放区因研制破伤风类毒素、破伤风抗毒素成功救治了大批伤病员，为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被陕甘宁边区卫生部授予甲等“人民功臣”荣誉称号。
从1959年到1962年期间，盛彤笙还到国家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实际花费了两年多时间，在我国首次将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翻译成中文。该书约200多万字，分上下两卷出版，上卷名为《家畜传染病学》，下卷名为《家畜内科学》。他虽然在1960年摘了右派帽子，好像“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但仍脱离不了右派的阴影，无形的“摘帽右派”又悬在他的头上，所以出版社对译著的字数也打了很大的折扣。译著的三年，恰好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生活艰苦、处境困难的时期，别人都在为果腹而奔忙，他却埋头书案，潜心著述。196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金善宝院长来兰州视察，特地到中兽医研究所探望盛彤笙，见他一家蜗居在两间狭小阴暗的土坯屋里，联想到他在这样的环境里翻译出皇皇巨著，连连摇头叹息，但也爱莫能助，唯有感慨而已。
据不少学者评价，这部译著的翻译水平很高，它结构严密，语言流畅，文字精练，专业用语准确，既是学习兽医专业知识又是学习翻译技巧的一本好教材。他的译著被科学出版社誉为“信、雅、达”的典范，也就是翻译的最高三境界，即忠实、美好、通顺之谓。从这部译著中，也可以看出盛彤笙的博学和严谨的学风。这是一部浸润知识资源的巨著。员怨56级兽医专业学生、原甘肃农业大学教授陈怀涛认为：
“细读该书，有一种资料特别丰厚的感觉，它将1957年之前世界各国动物疾病的主要文献资料和科研成果，几乎都搜集其中。全书计有各种畜禽疫病100多种，每种疾病都详细叙述了病原、流行病学、发病机制、剖检变化、症状、诊断、治疗和预防。当我国兽医科技工作者及医学工作者参阅到这一巨著时，真正感觉到它的科学价值和分量，是对我国兽医学术的重大贡献。书中纠正了过去兽医界错译的一些病名和寄生虫名称，对我国兽医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该书以后又多次再版，但到1972年12月，科学出版社应社会要求第四次印刷时，译者姓名由“盛彤笙”改成了“兰州兽医研究所”，书前加印了毛主席语录，而且还附加了“出版说明”，提示读者要按毛主席的教导，“洋为中用”。很多人为盛彤笙不平，但盛彤笙却说：“只要对国家有用处，用谁的名义并不重要。”科学家的广博胸襟和高尚的情怀令人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