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典。1978年，在中央高层的提议下，国务院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由胡乔木任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动员全国学术界2万余人参与，趁着老一辈专家学者还健在的时候即着手编写，完成这项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基础性工程，
盛彤笙开始拥抱科学的春天。1979年，他以在全国兽医界无可替代的地位，受命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农业编辑委员会委员、兽医学部分主编。兽医分支又分十几个学科的编写组，每个写作组又有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工作浩繁复杂，牵涉面广。同年，他还担任《中国畜牧兽医辞典》主编和审校《德汉动物学辞汇》的工作。这三大著作都是业务范围广，科学性强，中、外文字水平和专业水准要求高的著作，参与撰写的也都是全国兽医界的宿耆元老。他对参加编写联络工作的人员说：“中国现在是太平盛世，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传世之作，任务十分重要，值得我们集中精力去做。”
盛彤笙是如何主持这一工作，以确保“传世之作”质量的呢？这里我们还是引用江苏省农科院阮德成等人的精彩叙述：
“盛彤笙的健康状况不佳，但仍然以他那种一丝不苟的严谨，求实，力求文字表达准确的风格，逐字逐句地推敲，有时为一个字、一个词、一个术语竟讨论一两小时，翻阅大量中外资料求证，尽量求证无误。
比如，对人与动物可以互相感染的传染疾病可以有多种提法：‘人兽共患病’、‘人畜共患病’、‘人与动物共患病’，说法不一，大意相同，业内学者各抒己见。盛彤笙经反复权衡，认为用‘人与动物’、‘人与兽’似乎均范围过宽，且‘兽’给人以‘野’的感觉，而家畜饲养相对集中，人与畜接触较多，互相感染机会也多，似用‘人畜共患’较为切实。尽管这种定义若干年内仍可能有争论，有待逐步求得一致认识，但作为词典的编纂人仔细推敲，力求有一个较为切合实际的表达，便于领会，其态度是求实的。为了准确表达，他将有些词条与撰稿人多次商榷，书信往来达七次之多才定稿。
还有关于猪气喘病病原的讨论，一种意见称病毒；一种意见称霉形体；还有一种意见称支原体。盛先生则从微生物角度按照微生物形态、结构、生化、生物学特性来详细讨论该病原的定名。
诸如此类的研讨，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科学家治学的严谨正是从每一件细微小事上求实，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方能为人接受，而绝不可随心所欲。
盛先生治学求实的精神，还表现在另一小事上，记得有一次为了一个新的翻译名词，有人去请教他，盛先生思忖片刻，说道：‘我还未接触过这一名词，容我查查资料看看。’过了几天盛先生回答：‘实在查不到，也不好随意解释了。’身为博学之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令人起敬。再就是盛先生本人对于文字的书写，也是十分工整，横、撇、竖、捺，笔笔到位，字迹秀丽端庄，无论是撰文还是在稿件上批注修改，皆是如此，绝无潦草的涂抹。正如古语讲，文如其人，字如其人。”
弟子任继周也曾经饱含深情地谈到盛彤笙在编纂辞书时的一些往事：
“这时的盛先生年逾古稀，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为了确保著作的质量，他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在审核稿件时，必须找到各个词条的原文，一一仔细订正。刚到江苏农科院任研究员，还不太受重视，什么都要自己做，为了科学术语的准确统一，他唯恐打印工人不熟悉外文及拉丁文，他自己刻蜡版，交付油印后，又亲自到邮局投寄。当时他对我说，为了审改稿件，他前后亲手发出300多份邮件。我想最终会不止此数，每当我想到年逾七旬的老院士，自己伏案刻蜡版，自己步履蹒跚地去邮局投送那300多份邮件，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但科学巨人盛彤笙，以他那宽阔的胸怀，承受了这一切。”
他本人的记载更是直接见证了他是如何“奋其余生，为四化尽绵力”的。
盛彤笙亲属交给我们一本记事本，这是盛彤笙从1981年5月10日赴京参加中科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开始，到1985年5月22因病住院止，前后整整4年，也就是1472天中每天简要的活动记录。笔者根据这个记事本，就参加会议、接待来访、书写信件、撰写文章等方面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
1.参加的各类会议如全国政协会议4次73天，第四次中科院学部委员大会1次13天，国务院学位评议小组会议4次47天，全国性的学术会议3次15天；参加江苏省的有关会议7次19天；院内各种学术会议、活动15次13天，总共34次180天；
2.主持和参加的“百科全书”和“辞典”的撰写人会议、主编联席会、撰稿人碰头会、联络员会、定稿会等10次22天；
3.拜访中央有关部委的领导、老朋友、老同事75人次；在家中或会议期间接待来人435人次。时任江苏省省长顾秀莲、江苏省委副书记孙晗、甘肃省省长李登瀛、副省长王秉祥、农业部长何康、副部长刘瑞龙等都多次在京、宁两地登门拜访，畅叙快意；
4.发出各类信件1132封。其中仅与任继周讨论切磋“大畜牧业”思想和发展黄土高原畜牧业的信件就有35封之多，与辞书的编写人员信件来往更是多达800多封；
5.给全国性会议、中央有关部委、中国农科院、江苏省政府等撰写书面发言、工作建议、有关学术文章、学科设置评议意见、科研鉴定意见27篇。
前面说过，盛彤笙此时“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健康状况不佳”，具体到什么程度呢？他本人的记事本也作过记载，这几年因重病住院就5次、赴连云港疗养1次，共82天。他原本就体质较弱，加之多年的劳形案牍，平时需服用大量的安眠药方能入睡，有时还突然晕倒。圆园世纪70年代先是糖尿病，后是出现“尿渗低于血渗”的尿崩症，虽经治疗，效果甚微，到80年代，病症更是频发，很多时候禁水禁饮。众多的社会活动也使他不堪重负，他曾经在参加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后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这次会议真是‘疲劳轰炸’，我这个多病的瘦老头实在难于招架，简直精疲力竭，近于崩溃的边缘”。
“壮志不随华发改，羸躯偏与素心违。”这是民族英雄林则徐63岁暮年之时在贵州所作的诗句，既表达了自己为国为民的雄心壮志不因年老而改变，但也叹息羸弱的身躯已事与愿违的心情。这两句诗也颇能反映盛彤笙晚年的境况。此时的盛彤笙疾病缠身，但对三大“传世之作”却强支病体，辛勤操劳，一丝不苟，善始善终。他多次在北京、南京、上海主持“百科全书”及“辞典”的撰写人会议、主编联席会、撰稿人碰头会、联络员会、定稿会；几乎每天都要接待撰稿人或联络人员，许多时候外出开会一下飞机或火车，在家中还没有坐稳，他们就找上门来；即使因病住院，病榻前也来人不断。辞书的副主编胡祥璧、何正礼、许绶泰、于船、刘瑞三、郑庆端、谢成侠等，以及编委王洪章、冯其辉、赵辉元、陈北亨、袁昌国、蒋次昇、汪世昌、陶金、熊大仕、陈振旅、韩正康、蔡宝祥、宋保田等更因商议工作，你来我往，登门就教，定夺编务。
更多的是通过信件切磋一些学术观点，或是讨论其中的条目，很多情况下一天要写四五封信，最多时八九封，或寄出数十份印刷品。仅仅因为“狂犬病”一个条目，他与老同事胡祥璧就通信12次，而且一写就是四五页甚至七八页，不亚于一篇论文的分量，许多信件在写好后，还要誊写一份留底备查。这几年，由于会议、审稿、写信、接待，他经常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加之他又是事事严谨认真，件件亲力亲为，这几年几乎耗干了他心血，以至于任务还没有完成，就将他彻底放倒。但这三本“传世之作”就是他的丰碑，其中主编的《中国畜牧兽医辞典》，全书收入词目8000多条，释文200多万字，成为一部经典辞书，更是他和许多专家学者心血凝成、造诣精深的学术财富。随着全国性学术活动不断增多，盛彤笙作为一个学部委员的价值和分量也日益显示出来。他先后多次参加了国家科委、国家农牧渔业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大批科研成果鉴定会议，特别是一些重大鉴定项目，更是不可或缺。当时国家科委科技司的费开伟司长曾专程来南京，请他主持鉴定会，并说：“畜牧兽医这个行业的成果鉴定会，一定要有您老先生参加。”江苏省农科院在80年代初期，科技成果鉴定不很规范，在盛彤笙的指导下走上了正轨，该院科研处处长孙颔非常钦佩他的大气度和大手笔，感叹地说：“对科技成果的评审一定要像盛老先生那样评”。孙颔以后历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江苏省委副书记，江苏省第六届政协主席。
盛彤笙主持对畜牧兽医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和职称的评审，不仅任务繁重，其中还不乏登门说情者，他都坚持标准，细致严谨，不容半点弄虚作假。但对确因学术发展需要授予的学科点，他都力挺解决。有一年评审博士点，南京农大兽医专业动物生理生化因为只有一个教授，不够评博士点的条件，但他认为南京农大是以畜牧兽医专业为基础办了几十年的老学校，这个专业连个博士点都没有说不过去，很不利于今后人才培养和学科的发展。关键时刻他出手相援，1984年在南农设立了动物生理生化博士点。从这件事可以看到他对畜牧兽医教育事业的高度关注和保护，也倾注了他的感情。
晚年使盛彤笙尤感欣慰的是在恢复了与德国兽医同行的联系后，亲自向他当年的同学写信，推荐了“二承”去德国留学。“二承”，即山东农科院的杨承谕、南京农业大学的陆承平，他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承”字，故称之。他们分别赴德国的图宾根联邦动物病毒病研究中心进修和慕尼黑大学攻读博士，造就了两位英才。
在大西北，有一件让盛彤笙萦绕于心，一直难以释怀的事，这就是国内唯一的兽医学院。他将自己半生的心血都倾注在这所学校上，在他离开这所学校时，师资力量是国内兽医界顶尖的，仪器设备是国内同类学校最好的，其学术水平，也可以和当年社会主义阵营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兽医学院相媲美。但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甘肃省委为了实施“文化西流”的战略，先是将学校迁往河西走廊的武威黄羊镇，后又不顾条件的许可，贸然决定把西北畜牧兽医学院与一无房舍、二无图书设备、三无教师，还处于筹备阶段的甘肃农学院合并，扩充为甘肃农业大学，一哄而起地成立了10多个专业，多数“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结果“文化西流”的战略流产，学校身陷大漠戈壁，远离省会的科教文化中心，学术交流活动很难进行，有关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困难重重，加之人才大量流失，使兽医专业的学术水平每况愈下。当得知这些情况后，他十分痛心地说：“甘农大弄得如此凄凉，令人伤感。1958年的这一做法，名义上是发展，实际上是使兽医部分受到削弱，终致骨干教师纷纷离校而学校濒于瓦解，这是我终生一大憾事。”
这何尝又不是广大教师的憾事呢？原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教师、后调中国农科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的宗恩泽研究员曾经说过这样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话：
“5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头看学院最大的损失就是摘掉了兽医学院的帽子，戴上了甘肃农大的帽子，把一所国内唯一的兽医学院办得没有了。”
“文革”结束后，盛彤笙利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其他各种会议的机会，在提案中和讲话中，多次提出应恢复并增设兽医学院。他的疾呼终于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国家农业部早在70年代末就力主另办一所兽医学院，让甘肃省拿出意见。鉴于当时的形势，虽然最终未果，但却成为甘肃农业大学回迁兰州办学的先声。经学校广大师生的不懈努力，省上终于决定将甘肃农业大学回迁兰州，1981年底获得国务院批准，挽救了一所在大西北有重要影响的综合性农业大学。
甘肃农业大学的回迁，国家农业部、教育部的态度十分关键。由于有盛彤笙、朱宣人等在高层的奋力陈词，两部的领导旗帜鲜明地给予了支持。当时的学校领导拿着省政府的文件到农业部汇报时，何康部长说：“甘肃农大从历史上到现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成绩的。1958年迁入黄羊镇办学，多年的实践证明，在那个地方办学不行。我们同意并支持农大搬迁，实质性的问题是经费，农业部给予一定的支持”。之后，农业部起草了一个文件，转请教育部会签，让教育部对农大的搬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听取了学校的汇报后说，“我查阅了你们学校的历史档案，农大的前身是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是教育部管理的高校，部里对农大的搬迁是支持的。”两部的态度，促成了国务院1981年很快批准了学校的回迁。农业部还每年给农大投资150万元，连续给了3年；教育部也尽其所能，给予了一定数量经费的支持，在学校的基建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盛彤笙在高层的极力呼吁，没有两部在态度和经费上旗帜鲜明的支持，农大的回迁之路，将更加艰难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