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杰
内容提要：在柏拉图的《会饮》里亚里斯托德摩斯是叙述者，也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细致地读解这篇对话对亚里斯托德摩斯所作的勾勒，挖掘他与阿波罗多鲁、阿尔西比亚德的差别，将既有益于理解亚里斯托德摩斯形象本身，也有助于把握苏格拉底（柏拉图）摹仿理论的精微内涵。亚里斯托德摩斯对苏格拉底的摹仿，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所赞赏的一种摹仿活动。这种摹仿不是停留于摹仿本身，而是摹仿者要努力使其摹仿与摹仿对象相仿而像摹仿对象一样美好。
关键词：亚里斯托德摩斯 苏格拉底 爱慕 摹仿 会饮
柏拉图的《会饮》自外而内递进，共计有四层言辞。阿波罗多鲁与不知名的同伴的交谈（第一层言辞），带出亚里斯托德摩斯的叙述（第二层言辞）。在亚里斯托德摩斯的叙述里，会饮“诸君”直陈己见，苏格拉底也不例外（第三层言辞）。苏格拉底的言辞，则又回顾了笛奥提玛曾经的教导（第四层言辞）。
阿波罗多鲁的言辞是这篇对话的主要架构，可阿波罗多鲁陈述“会饮”往事的语言风格，却始终都是“他说……他说……”亦即“亚里斯托德摩斯说”。阿波罗多鲁叙述的“会饮”，在形式层面基本也就是亚里斯托德摩斯叙述的“会饮”。而与此同时，阿波罗多鲁叙述的“会饮”，在内容层面亦不曾超越亚里斯托德摩斯的言辞的广度。亚里斯托德摩斯不能记起的，他无法予以再现，而他所能复述的，总归都是亚里斯托德摩斯所记起的（178a）：
每个人都说了些什么，这全部的内容亚里斯托德摩斯并不都记得，而关于他所讲的全部内容，我也不是都记得，而是记住了其中的绝大部分，且是我觉得值得记住的。我这就把每个人的发言都讲给你们。
亚里斯托德摩斯在《会饮》结构里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会饮》里的亚里斯托德摩斯，其意义不独在此。细致地理解亚里斯托德摩斯，还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会饮》以“爱慕”（eros）为主题所申述的义理，从而更确切地把握柏拉图的“摹仿”论。
1.亚里斯托德摩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
在亚里斯托德摩斯的叙述里，当“会饮”进入“言辞竞赛”程序以后，他完全是沉默的。他的沉默，却惹起了学界的疑惑：同样列席会饮，为什么亚里斯托德摩斯没有发言？
亚里斯托德摩斯的位置是在厄里克绪马霍斯的旁边。在接待他的时候，主人阿伽通就是这样安排的（“你啊，亚里斯托德摩斯，请躺到厄里克绪马霍斯的旁边”）。但究竟是在厄里克绪马霍斯的左手边抑或右手边，这还需进一步予以明确。
会饮的发言是从斐德若开始的，沿着右手方向轮下去：“每个人都得在发言里歌颂爱慕，向右边轮着来，看看谁能做出最美的歌颂，斐德若是第一个开始的，既然他躺在第一个位置上”（厄里克绪马霍斯说）。
前三位发言者的顺序是斐德若到鲍撒尼阿斯再到阿里斯托芬，可知这也是座位的顺序。临到阿里斯托芬发言的时候，他请厄里克绪马霍斯先行发言，这就意味着厄里克绪马霍斯是在阿里斯托芬的右手方向上。阿伽通则又在厄里克绪马霍斯的右手方向，他的右边是苏格拉底。
这样，“会饮”发言者们的顺序沿右手方向依次是：斐德若→鲍撒尼阿斯→阿里斯托芬→厄里克绪马霍斯→阿伽通→苏格拉底。没有发言的亚里斯托德摩斯，要么坐在阿里斯托芬和厄里克绪马霍斯之间，要么坐在厄里克绪马霍斯和阿伽通之间。
会饮诸君不是共同围坐（躺）在一张餐桌旁，而是每两人各占据一张餐桌的两边。没有特别的情况，每张餐桌的靠墙方向不会有客落座。阿尔西比亚德闯进会饮，就成了阿伽通和苏格拉底共享的那张餐桌上的“第三者”，坐在靠墙的那一侧：“他坐到阿伽通的旁边，就在苏格拉底和阿伽通的中间。苏格拉底为了让他能坐下，已经腾出了地方。坐下来之后，他给阿伽通问候并给他戴上了（飘带）。这时阿伽通就说：小厮们，给阿尔西比亚德脱衣裳，好让他躺下来，正好三个人”（213a）。厄里克绪马霍斯的安排，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这些人都已经说过了，只是你（按：阿尔西比亚德），还没有说，却已经喝了酒，应该轮到你说了。你说完以后，你再让苏格拉底讲你打算让讲的，然后他再让他右边的这样，其他人也将如此这般。”（214b）
靠墙的阿尔西比亚德，左手方向是阿伽通，右手方向是苏格拉底。实际发言者们的座位顺序便调整为：斐德若→鲍撒尼阿斯→阿里斯托芬→厄里克绪马霍斯→阿伽通→阿尔西比亚德→苏格拉底。
在发言的过程中，阿尔西比亚德提到了在座诸位的名字：“我看到了斐德若，阿伽通，厄里克绪马霍斯，鲍撒尼阿斯，亚里斯托德摩斯，还有阿里斯托芬（至于苏格拉底，该说些什么好呢？），还有其他各位，你们所有人的共同之处就是有着哲学家才有的疯狂，哲学家才有的狂热。”（218b）这个“点名”的顺序恰意味着，全部餐桌不是一字排开摆放的。否则，由遥远的斐德若点到身旁的阿伽通，又由身旁的厄里克绪马霍斯点到遥远的鲍撒尼阿斯，这实在是一种不合情理的点名。
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面对面各摆放一排餐桌。这样，阿尔西比亚德就先点到对面正眼所及的斐德若，然后回到身边的阿伽通，又由这一侧的厄里克绪马霍斯点到对面的鲍撒尼阿斯，然后又由这一侧的亚里斯托德摩斯点到对面的阿里斯托芬。这样，由阿尔西比亚德的发言可知悉，亚里斯托德摩斯的位置是介于阿里斯托芬与厄里克绪马霍斯之间，在厄里克绪马霍斯的左手方向。实际发言者们以及亚里斯托德摩斯的座位便是：
[门]（苏格拉底←阿尔西比亚德←阿伽通）←（厄里克绪马霍斯←亚里斯托德摩斯）
斐德若→鲍撒尼阿斯→阿里斯托芬
而阿里斯托芬要请厄里克绪马霍斯先行发言，是由于突然遭遇了打嗝的困扰，不能正常如言。在厄里克绪马霍斯发言结束后，阿里斯托芬又立即发言。他在发言结束的时候，还直接点名阿伽通来发言：“我们还是听听剩下的人都会说些什么，准确地说，是两个人会说些什么；因为剩下的人是阿伽通和苏格拉底。”（193e）这样，如果亚里斯托德摩斯是可以参加发言的，那么，按照顺序应接续阿里斯托芬发言的他，就显然是被阿里斯托芬的腾挪剥夺了发言资格的。依着这种读解的思路，阿里斯托芬的打嗝也不过是其处心积虑的安排：让排在亚里斯托德摩斯后面的厄里克绪马霍斯先发言，然后自己接过话头，掌握话语权，再把话语交给阿伽通，从而将亚里斯托德摩斯排除。
然而，这种所谓阿里斯托芬“杯葛”亚里斯托德摩斯的厚黑论调是不能成立的。苏格拉底、阿伽通，都没有对由阿伽通紧接着阿里斯托芬发言的事情提出异议。如果亚里斯托德摩斯确有资格发言，这将是不可思议的，毕竟，亚里斯托德摩斯是苏格拉底邀请过来的，而阿伽通又是有责任以礼待客的东道主。此外，厄里克绪马霍斯可谓这场“会饮”的“酒司令”，负责维持“言辞竞赛”的秩序。最应扮演公正角色的他，不会以有资格发言的亚里斯托德摩斯的“被羞辱”为代价而爽快地顶替阿里斯托芬发言。
更加合理而且可信的解释是，亚里斯托德摩斯是没有资格发言的，尽管他也参与了会饮。参与会饮的，远不只是实际的发言者们连同亚里斯托德摩斯，但很显然，他们与亚里斯托德摩斯一样，都是没有资格发言的。在座诸位是有等级的。
在最初商讨要把“会饮”变成“言辞竞赛”而不是“贪杯宴会”的时候，苏格拉底是很雀跃的。他甚至还“擅自代表”在座诸位表达同意之情：
没有谁，厄里克绪马霍斯啊，会反对你的，因为我是不可能反对的，我所知道的不外乎就是些与爱慕有关的事情，阿伽通和鲍撒尼阿斯不会，阿里斯托芬也不会，对他来说全部的消遣都关乎狄奥倪索斯与阿芙洛狄忒，我眼前这些人中其他的人也不会有反对的。不过，这对我们这些躺在最外边的是不公平的。可只要前面的人说得多也说得好，我们就会很开心。斐德若，祝你有好运气，你就开始赞美爱慕吧。（177e）
正式发言的人的名字都被苏格拉底点到，而亚里斯托德摩斯，连同其他不知名人员的名字，却未被提及，不过都算作“其他的人”而已。苏格拉底的这番话也就证实，在座诸位是有等级的。
亚里斯托德摩斯没有发言的资格，大抵由于他作为苏格拉底的追随者，已被在座诸位（也包括苏格拉底本人）当作苏格拉底的随从。苏格拉底在“代表”同意的时候，多半正由于此而把他也算作“其他的人”。否则，要是与座诸位集体藐视亚里斯托德摩斯，苏格拉底怎能不挺身保护他邀请来阿伽通家的这位追随者。
2.亚里斯托德摩斯：摹仿苏格拉底
既然亚里斯托德摩斯在“会饮”的场合上不过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随从，从而是没有资格发言的，也就没有必要对他的一个关于阿里斯托芬的说法过度诠释。经由阿波罗多鲁的复述，亚里斯托德摩斯关于阿里斯托芬的打嗝是这样说的——“该是阿里斯托芬发言了，可他恰好有了状况，要么是由于吃得太多，要么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这状况就是打起了嗝，根本就不能发言了”（185d）。不必把他所说的“别的什么原因”解读为他由于被剥夺了资格而对阿里斯托芬衔恨，更不必把厄里克绪马霍斯的顶替发言说成是“很不聪明的”。
同样，既然包括阿伽通在内的各位都把亚里斯托德摩斯看作苏格拉底的随从，把他看作是“属于苏格拉底的”，也就没有必要说亚里斯托德摩斯的“不请而自至”是唐突的。甚至也无需说他是不请自来的，因为苏格拉底作为阿伽通的客人，完全可以携带随从入场。只不过，苏格拉底让这位随从先进东道主的家里，而自己留在门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这倒真是让亚里斯托德摩斯很尴尬。但即便如此，苏格拉底也不至于是失礼的，至少随从可暂作他的代表，通报他的延迟到来。阿伽通也因此仍然礼貌地接待了这位随从。也正由于他知道这是苏格拉底的随从，故而他询问“你怎么没有把苏格拉底带到我们这里”，也就不是什么失礼的事情，并不像罗森所说的那样是对亚里斯托德摩斯的“不在乎”。
由此可知，亚里斯托德摩斯的苏格拉底追随者身份确是重要的，有助于校正对《会饮》的文字解读。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会饮》的这些文字，又或者亚里斯托德摩斯的言辞，与亚里斯托德摩斯的苏格拉底追随者身份是相称的。不过，这篇对话还有更深刻的文字在强调着他的苏格拉底追随者身份，这便涉及《会饮》的“两重摹仿”线索。
在苏格拉底的笛奥提玛的言辞里，“爱慕”是“精灵”而非神灵，他是“富有”和“贫穷”的儿子，他的模样是这样的：
首先，他总是贫穷的。众人都觉着他是很娇嫩的，很美好的，但其实，他是粗鲁的，邋遢的，不穿鞋，也没有家，总是躺在地上，盖也不盖，不管是门口，还是在路上，就那么露天地睡着，有着他母亲的自然本性，总是有欠缺。可依照着父亲这一边，他也很向往那些美好的东西、优秀的东西，勇敢，冒失，热情，是一个很有本事的猎人，总是会有些计谋，很渴望有见解，而且也是很有见解的，整个一生都爱智慧，是一个很有本事的巫师、药师和智者。他既不像不朽的，也不像有朽的，而是在同一天里有时如鲜花盛开，活得好好的，有时却死过去了，但然后又会活过来，这是因为，他由于那来自父亲的自然本性而是富有活力的。他自己所得来的，又总是会失掉，于是乎，爱慕既不是困窘的，也不是富有财钱的。他介乎智慧与什么都不知道之间。（203e）
苏格拉底的笛奥提玛所描摹的“爱慕”精灵，其与《会饮》所勾勒的苏格拉底形象是相似的。凯瑟琳·奥斯伯恩（Catherine Osborne）就曾分别自“没有家”、“睡得很粗鲁”、“盖也不盖”、“总在门口”、“不穿鞋”等角度，精彩地论述了这两者的相近：
①苏格拉底当然不是“没有家”的男子，这篇对话的最后就说到他回了家（223d：“苏格拉底在把他们弄得睡着了以后，就站起身来走了。而他，就像平常一样，追随着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进了利赛宫。洗完澡后，他又像别的时候一样消遣了又一个白天。在这样消遣了以后，晚上他就在家里歇息”），然而，苏格拉底的“不顾家”是显而易见的；
②苏格拉底是不讲究睡的，“会饮”那天晚上是例证，阿尔西比亚德所回忆的苏格拉底的军旅生活却也是例证：“有些知道情况的人，在晚上，吃过饭以后，因为当时是夏天，就把铺盖搬了出来，既是想睡得凉快，也是想看着他，看他是不是会站上一夜。他就那样地站着，直到黎明来临、太阳升起的时候。然后，他作了祈祷，就走开了。他是向太阳作的祈祷”（220d）；
③在阿尔西比亚德的言辞里，苏格拉底在与阿尔西比亚德同寝的那个冬夜里是没有盖什么东西的，而只是裹着大衣（himation）：“我站了起来，什么也没有对他说，钻到他的大衣里（这可是冬天啊），躺在他这破旧的衣裳下面”（219b）；
④《会饮》特别突出了苏格拉底“在门口”的行迹（175a：“另有一个小厮进来报告说：苏格拉底站在邻居家的门口不动，我喊了他，他不想过来。阿伽通说：太奇怪了你说的，你还不去喊他，不把他带过来？”），阿伽通招呼苏格拉底到身边空位就坐的时候也很看重“门口”之事——“到这儿来，苏格拉底啊，躺到我身边来，好让我可以通过靠着你而得到你靠在别人家门口得到的智慧的东西，因为很明显你刚才得到并且拥有了智慧的东西，否则你就不会离开过来了”（175d）；
⑤“不穿鞋”必定是苏格拉底的常态，以至于亚里斯托德摩斯在看到他穿着鞋的时候颇有些吃惊：“他说他碰见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洗过了澡，还穿了鞋子，这些都是苏格拉底很少做的事情。他说他就问苏格拉底，倒饬得这样漂亮是要去哪里啊”（174a）。
苏格拉底是信奉他的笛奥提玛的“爱慕”言辞的。他明确地说：“这些，斐德若啊，各位啊，就是笛奥提玛所说的，我则完全被说服了。而在完全被说服了之后，我则还要试着说服其他的人们：由于人的自然本性使然，为了拥有，谁都不可能很轻易地找到比爱慕更强大的伙伴。所以，我要说的是，每个男人都必须尊敬爱慕，我本人就很尊敬与爱慕有关的事情，总是进行练习，敦促其他的人，我现在并且永远都赞美爱慕的能力和勇敢，尽我的所能。”（212b）就此而言，他在做派方面与笛奥提玛的“爱慕”形象的相似就不是偶然的，而是他有意在摹仿那位“爱慕”。
亚里斯托德摩斯曾特别提到，入座以后有小厮要让他洗一洗——“他说有个小厮让他洗了洗，以便去坐（躺）”（175a）。这个有趣的细节，就提示了亚里斯托德摩斯的没有穿鞋的特点。在《会饮》里，关于其他前来参加会饮的人，都没有说到入座后要洗一洗的事情。即便是晚到的苏格拉底，也只是直接写他坐（躺）下来，然后交谈、入席。穿着鞋走路，他们的脚是干净的。阿波罗多鲁也很明确地说到了亚里斯托德摩斯不穿鞋的“风格”：“亚里斯托德摩斯，家住库德雅典，小个子，总是光着脚丫子。”（173b）
很显然，亚里斯托德摩这是在摹仿他所追随的苏格拉底，摹仿他的做派，一如苏格拉底对笛奥提玛的那位“爱慕”的摹仿。有趣的是，没有穿鞋的亚里斯托德摩斯，原是在摹仿着苏格拉底的做派，这一次却是穿着鞋的苏格拉底带着光脚的追随者赶往阿伽通家。
3.亚里斯托德摩斯：因爱慕而摹仿
第一层言辞的陈述者阿波罗多鲁，也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依着阿波罗多鲁的坦承，格劳孔曾说：“你就[按：把那场会饮的事情]讲给我吧，因为凡是讲述你那位朋友[按：指苏格拉底]的言论，你是最合适的。”（172d）与阿波罗多鲁交谈的那位不知名的同伴说：“你啊，总是这样子，阿波罗多鲁啊！因为说起你自己，说起别人，你总是说得很难听，我觉得你啊，坚决地以为一切都是很差劲的，只有苏格拉底除外，连你自己都要算在内……只要是说起话，你总是这样子，把你自己，把别人都说得很难听，只有苏格拉底除外。”（173d）这就意味着，阿波罗多鲁对苏格拉底的追随可谓是相当热切的，而他本人也认可这种说法。
阿波罗多鲁还说起了亚里斯托德摩斯对苏格拉底的追随：“他是苏格拉底的爱慕者，而且是最最爱慕的，在以前那些爱慕者里面，我是这么觉得的。”（173b）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所谓亚里斯托德摩斯属于“以前的爱慕者”的说法。
阿波罗多鲁是在与苏格拉底的真实交往中追随苏格拉底的，这是《会饮》和《斐多》都已指明的。按照《斐多》的叙述可知，阿波罗多鲁是见证了苏格拉底最后时光的，斐多还特别说到了阿波罗多鲁当时的情绪化——“我们这些在场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时而欢笑，时而悲泣，特别是我们中间的那位阿波罗多鲁，你是知道他的为人的”，“阿波罗多鲁原来一直在啜泣，这时悲痛得放声大哭，使大家都哀痛欲绝，只有苏格拉底例外”。这般热切地追随苏格拉底的他，当然能够算得上苏格拉底的爱慕者。
“以前的爱慕者”的说法，也就有了两种可能的意味：或是阿波罗多鲁把苏格拉底的爱慕者笼统地区分为“以前的”和“后来的”（他显然隶属“后来的爱慕者”），或是阿波罗多鲁把所有在真实的交往中追随苏格拉底的人都称作“以前的爱慕者”（这就表明，《会饮》第一层言辞的叙事时间是在苏格拉底辞世以后）。
阿波罗多鲁的追随，远在亚里斯托德摩斯之后。在亚里斯托德摩斯作为追随者一道参加那场会饮的时候，阿波罗多鲁还只是“孩子”。可阿波罗多鲁与亚里斯托德摩斯是有交往的，“会饮”的故事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然后再找苏格拉底这位当事人作了核实）。这样，尽管亚里斯托德摩斯是较年长的，但在某个时间段里，他们同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
有鉴于这一背景，假如阿波罗多鲁是把亚里斯托德摩斯决然地归入“以前的”而把自己算作“后来的”，那么，这一区分就绝不单纯是时间层面的，而是在强调追随理念的差别，阿波罗多鲁必定认为自己的追随是有别于亚里斯托德摩斯的追随的。
而依着第二种可能的意味，亚里斯托德摩斯既然是爱慕者中“最最爱慕的”，也就是比阿波罗多鲁的爱慕还要多的。顺理成章的疑问也就是，亚里斯托德摩斯在追随方面究竟如何表现得让阿波罗多鲁自叹弗如呢？很显然，这里的阿波罗多鲁也还是认为，自己的追随与亚里斯托德摩斯的追随是有区别的。
在前一种可能性里，阿波罗多鲁更有可能是以此“区别”而自豪（或可谓“差别”）。而在后一种可能性，他更多地是为此惭愧（或可谓“差距”）。然而，这两种可能性都意味着阿波罗多鲁自知在追随方面是有别于亚里斯托德摩斯的，这一点倒是真切的共同点。这里不欲判断阿波罗多鲁的说法究系哪种可能性，而更愿意以这一共同点为起点。
由此可知，阿波罗多鲁的“以前的爱慕者”的说法，必定关联着对亚里斯托德摩斯对苏格拉底的追随特点的解读。《会饮》对亚里斯托德摩斯的追随未作更多的描述，然而，他的对苏格拉底的摹仿已然意味着，他把对苏格拉底的追随落实到了作风层面，像苏格拉底一样平常是不穿鞋的。阿波罗多鲁的追随，恰不曾有着这样的特点。
阿尔西比亚德对苏格拉底也是怀着爱慕的，会饮与座诸位在听完他的发言后就明白了这一点：“在阿尔西比亚德说完这些以后，由于他的这番直言而笑声一片，因为大家都觉得他仍然爱慕着苏格拉底”（222c）。
凯瑟琳·奥斯伯恩敏锐地指出，阿伽通家的聚会，与笛奥提玛所说的那个聚会也是有相似性的：借着阿芙洛狄忒诞生的契机，“爱慕”诞生了；借着阿伽通荣获悲剧大奖的契机，苏格拉底奉献了“美本身”；“贫穷”是不请自来的，亚里斯托德摩斯和阿尔西比亚德也是不请自来的。但她把亚里斯托德摩斯也算作“不请自来的”，这就意味着她不曾考虑到亚里斯托德摩斯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不过是客人苏格拉底（邀请）带来的随从而已。阿伽通宴会上的不请自来者，只是阿尔西比亚德。
这两场宴会最值得比堪的，也就是这位不请自来的阿尔西比亚德对参加宴会的客人苏格拉底的爱慕，与同样不请自来的“贫穷”对客人“富有”的爱慕。可是，这两者的反差也是显而易见的。“贫穷”对“富有”的爱慕结出了“爱慕”的果实，阿尔西比亚德对苏格拉底的爱慕却一无所获，阿尔西比亚德没有得着他所期待的智慧，苏格拉底则唯恐避他而不及。
实际上，在阿尔西比亚德与苏格拉底交往的过程中，苏格拉底就已然颇有些奇怪地在消解阿尔西比亚德对苏格拉底的智慧的渴望。这里无法展开探讨其中的道理所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阿尔西比亚德固然向往苏格拉底的智慧，却不曾依从苏格拉底的智慧而去做苏格拉底所期待的事情。这一点也是阿尔西比亚德本人明确承认了的（216b）：
我只在这个人面前感到羞耻，因为我感觉到，在他面前我不可能反驳说不必去做他要求做的那些事情，可是只要从他身边走开了我就会又屈从于众人给予的荣誉。这样，我逃离了他，逃走了，只要看到他，我就会由于曾经同意的事情而自感羞耻。
阿波罗多鲁坦承，对苏格拉底的追随彻底地改变了他的生活：“在这以前，我到处瞎忙活，觉着有了出息，其实我比谁都要差劲，跟你（按：指格劳孔）现在的样子差不多，觉着在一切事情上都必须要靠做，而不是靠哲学思考”（173a），自这以后则“每天忙活着弄清楚他（按：指苏格拉底）都说了些什么或是做了些什么”（172e）。
这就是说，阿波罗多鲁出于对苏格拉底的智慧的向往而抛开了现实的生活追求，专心于哲学修炼（通过追随苏格拉底）。然而，阿波罗多鲁所能做到的这些，却是阿尔西比亚德不能够做到的。他不曾由于对苏格拉底的爱慕而实际地改变自己，而不过是要套取苏格拉底的智慧（即使也包括德行）以益于对荣誉的爱慕。
对比出现在《会饮》中的这三位因着仰慕苏格拉底的智慧而与苏格拉底亲密地交往、爱慕着苏格拉底的青年男子，可知亚里斯托德摩斯这种源自爱慕的摹仿是一种独特的追随。
4.亚里斯托德摩斯：摹仿之为效仿
《会饮》既清晰地描绘了亚里斯托德摩斯、苏格拉底、笛奥提玛的“爱慕”这“两重摹仿”，又把亚里斯托德摩斯的以这种摹仿为表征的爱慕同阿波罗多鲁的爱慕、阿尔西比亚德的爱慕作了含蓄的对比。亚里斯托德摩斯的“摹仿”，也就确实成为《会饮》的一个重要细节。
柏拉图的《理想国》曾尖锐地批评了诗人的“摹仿”：“摹仿者对于自己摹仿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知识。摹仿只是一种游戏，是不能当真的……摹仿不是和隔真理两层的第三级事物相关的吗……”但对于另一种摹仿，《理想国》却是赞赏有加的：
人性好像铸成的许多很小的钱币，它们不可能成功地摹仿许多东西，也不可能做许多事情本身。所谓各种摹仿只不过是事情本身的摹本而已……假使我们要坚持我们最初的原则，一切护卫者放弃一切其它业务，专心致志于建立城邦的自由大业，集中精力，不干别的任何事情，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参与或摹仿别的任何事情。如果他们要摹仿的话，应该从小起摹仿与他们专业有正当关系的人物——摹仿那些勇敢、节制、虔诚、自由的一类人物。凡与自由人的标准不符合的事情，就不应该去参与或巧于摹仿。至于其它丑恶的事情，当然更不应该摹仿，否则摹仿丑恶，弄假成真，变为真的丑恶了。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只要人们从年轻时候起坚持下来，摹仿活动就会变成习惯，变成自然本性，表现在身体方面，表现在声音方面，表现在思考方面？
亚里斯托德摩斯的“摹仿”，大抵就是《理想国》的苏格拉底所赞赏的那一类摹仿。他摹仿有智慧、有德行的苏格拉底，并至少已在“身体方面”形成“习惯”。
《理想国》的苏格拉底批评诗人的摹仿，要旨就在于诗人只是简单地再现摹仿对象而不具有与摹仿对象有关的知识或技术。他以荷马为例指出，荷马史诗是兼有叙述与摹仿的，而单就其中的“摹仿”而言，荷马摹仿过种种人的“事迹”，譬如将军对战争的指挥，工匠对武器的制作等等。这些被摹仿的，不论将军抑或工匠，能够留下“事迹”并供摹仿，是由于他们在这些事情上有一定的知识，亦即这位将军懂得战争指挥的知识（技术），那位工匠懂得制作武器的知识（技术）。可苏格拉底指出，既然荷马不曾留下这样的事迹，这位诗人在摹仿这些事情的时候，也就是不具备相关知识或技术的。
《伊安》的苏格拉底也有过相仿的论证，得出相似的推论。只不过，他在那里批评的是诗人的摹仿者的摹仿亦即说书人的摹仿，其所得的推论也就是，说书人的摹仿是不具备知识或技术的摹仿：“伊安啊，如果你头头是道地说你是凭借着技术和知识而能够称赞荷马的，你这是在欺负人，你向我许诺，关于荷马你是知道很多美好的东西的，还说可以展示，那么你这是在欺骗我，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你展示不了的。”（541e）
同样在摹仿勇敢的将军，卫士的摹仿是值得鼓励和赞赏的，诗人的摹仿却是被痛斥的。按照苏格拉底的逻辑，这当然是因为卫士能够坚持不懈地进行这种摹仿，试着把自己历练成将军那样的人，而诗人的摹仿则不过是短暂的，诗人也不曾想着要学着成为那位将军。这就是说，面对同样的摹仿对象，一种摹仿活动如果是好的，只是由于这种摹仿者试着成为与摹仿对象相仿的人（前提则是摹仿对象是“勇敢、节制、虔诚、自由的一类人物”），拥有与之相仿的知识或技术，而另一种摹仿活动如果是坏的，则是因为这种摹仿者仍然停留于自身，而不曾往摹仿对象方向有所变化，纵然他很真切地知道摹仿对象是多么地美好。
阿尔西比亚德是深知苏格拉底的美好的。他提醒会饮与座诸位，苏格拉底的言论里藏着很多隶属于德性的“小雕像”：
他的那些言论与西勒诺斯被打开了之后最相像。要是谁想听听苏格拉底的那些言论，开始的时候，那些言论会显得很搞笑，总是用这样一些名词和动词，就像过分的萨图尔身上总披着什么皮。他谈驮东西的驴，铜匠，鞋匠，皮革匠，总是用同样的方式讲同样的东西，于是乎，就连没有什么经验的蠢人，都会取笑他的那些言论。那些言论要是被打开了，就会看到它们的里面是怎样的情形，首先发现，这些言论全冲着里面，然后发现，里面都是一些个最神圣、最伟大的小雕像，都属于德性，其中绝大多数的小雕像，毋宁说，所有的小雕像，对于每个想变得美且好的人来说，都是值得仔细琢磨的。（221e1-222a6）
然而，这位阿尔西比亚德终究不愿意为他所“眼见”的苏格拉底的这些美好而作出实质性的改变。他所说的“在他面前我不可能反驳说不必去做他要求做的那些事情，可是只要从他身边走开了我就会又屈从于众人给予的荣誉”（前引），便折射出了这一境遇。阿尔西比亚德在与座诸位面前对苏格拉底的美好所作的这番介绍，也就类似于诗人的“叙述”，恰如《理想国》的苏格拉底所界定的那样。
不难看出，这位不愿意朝着苏格拉底的方向真切地改变的阿尔西比亚德即便偶有摹仿苏格拉底的言与行，也不过是《理想国》的苏格拉底、《伊安》的苏格拉底所批评的那种摹仿，不过是为摹仿而摹仿。
亚里斯托德摩斯摹仿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摹仿精灵“爱慕”，这“两重摹仿”则显然是另一种摹仿。他们不是为摹仿而摹仿，而是为成为被摹仿者而摹仿。
苏格拉底是笛奥提玛的追随者，他接受这位女先知关于爱慕的教导。他要摹仿女先知所喻示的精灵“爱慕”，大抵就是由于这位精灵“整个一生都爱智慧”。决心爱智慧的苏格拉底摹仿他，就是要与这被摹仿的“他”一样。
苏格拉底要调动阿尔西比亚德或者其他青年的爱慕，大抵也就是想要让他们由爱慕而摹仿，进行改变，追随苏格拉底的美好，而不要再继续奔走在原来的轨道上。
亚里斯托德摩斯摹仿苏格拉底，像他一样不穿鞋，这俨然就是象征。对苏格拉底的“外部”的摹仿，恰象征着他对苏格拉底的“内部”的摹仿。这种要与苏格拉底内外一致的摹仿，直可谓“效仿”。亚里斯托德摩斯的摹仿，固然有迂腐之嫌，但有鉴于其对苏格拉底的“内部”美好的向往，他确可算作苏格拉底所期待的那种摹仿者。
孤立地来看亚里斯托德摩斯对苏格拉底的摹仿，或可觉察出其中的滑稽。甚至连苏格拉底对精灵“爱慕”的摹仿，也难脱此印象。然而，关联着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摹仿理论，则可体会出这不无滑稽的做派里的严肃的内涵、深邃的意蕴。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