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4年，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三百年前的甲申，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3月19日，京师内城失守，崇祯皇帝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下，吊死在煤山（今景山）。中午，李自成率部由德胜门浩浩荡荡开进了北京城，朱明王朝灭亡。
为纪念甲申三百年，郭沫若写下了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3月19日起，重庆《新华日报》第四版“新华副刊”连续四天，登载了这篇波澜壮阔的雄文，随即就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毛泽东在延安很快读到郭文，立即给予了高度的赞扬。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他在会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结合当时的革命斗争实际，语重心长地指出：“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在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推荐下，4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并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同时，该文作为整风文件印发，供党内学习。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指出了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毛主席最近号召我们放下包袱，正是此意”。
与延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重庆，郭沫若的雄文却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万分惊恐。3月24日的《中央日报》上，国民党反动派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一篇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指责郭文“为匪张目”，“影射当局”。其后，4月13日、4月21日、4月26日、4月28日，《中央日报》又连续发表社论。他们以民族救星的姿态自居，大肆攻击郭文在“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指名道姓要“共同纠正这一种思想，毫不姑息，毫不放松”。
御用文人陶希圣是攻击《甲申三百年祭》的急先锋，3月24日《中央日报》社论即出自其手。紧接其后，叶青在4月20日的《政治月刊》上，抛出了长篇专论《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评议》，一方面对《中央日报》社论妄加吹捧，另一方面对郭文恣意诋毁。同年8月，由叶青主编的《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一书，由国民党特务控制的独立出版社出版。
（二）
《甲申三百年祭》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并不奇怪，因为郭沫若本来就是有为而作的。
一年前，蒋介石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做思想和舆论准备，授意陶希圣执笔，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该书以宣扬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为中心内容，攻击共产主义，公开与国际法西斯主义相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讲了一大堆历史，别有用心地搬出朱明王朝，说什么“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能够征服中国呢？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三百年的明室，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在这里，蒋介石并非是要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而是借这段历史为其反对共产主义、实行专制统治作根据，所谓“党派”、“流寇”，显然是影射共产党的。书中大肆诬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诬蔑抗日根据地为“新式武力割据”，“这种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就一日不能终结”。于是，蒋介石狂妄叫嚣，要在两年之内“解决”中国的命运问题。字里行间，杀机四伏。
对于蒋介石的反共阴谋，毛泽东曾一再指示南方局，利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党的报刊，揭露和批判《中国之命运》的法西斯叫嚣。郭沫若的先秦诸子系列文章中最早写成的《墨子的思想》，就是当时的《新华日报》记者乔冠华（于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向郭沫若组稿的。
1944年恰逢“甲申三百年”，《新华日报》开展了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活动。这是一场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反击。1月15日，《新华日报》委派乔冠华，约请了翦伯赞等人，来到了郭沫若天官府4号寓所，具体商讨此事。郭沫若当仁不让，承担了主要文章的写作任务，其他还约请了一些撰稿人。他们还准备约请有“南明史泰斗”之称的柳亚子撰稿。
郭沫若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积极搜集资料，精心研究，认真分析，反复思考。其间的2月8日，他曾给翦伯赞去函，请教有关明亡的一些问题，集思广益，以便写好这篇文章。3月10日，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终于脱稿。郭沫若又精心修改了几天，送请驻重庆的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审阅后，即在崇祯死难之期的3月19日这天，开始见报连载。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二天的报纸上，郭沫若文章之前用大字排上了一段毛泽东的名言：“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这表明，该文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而写成的。
郭沫若在文章中紧紧抓住一代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和农民革命运动，从崇祯腐朽的统治与农民起义主帅李自成起事始末的对比叙述中，揭示了朱明王朝的必然灭亡和李自成起义军兴起的根本原因。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明王朝的统治极端专制和腐败。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好刚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因而在其统治下的明室，“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结果只能是“纵贪横于京畿”，吏治败坏到极点。这样的王朝是必然要灭亡的。
郭沫若在文章中同时指出，明末的所谓“流寇”，一方面是因灾荒而起，另一方面更是朝廷和各级贪官进行镇压和趁机打劫造成的。“流寇”都是铤而走险的饥民，朝廷不但不以分毫赈灾，反而倒行逆施，连年用兵“剿寇”，结果逼得更多的人铤而走险。郭沫若引用了《明季北略》中的一段记载：“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当时的明智之士建议“收拾人心”，安抚百姓，但崇祯根本不听，反而加剧用兵“剿寇”，而民间却是在望寇“剿兵”。在这剿的比赛上，起初寇是剿不过兵的，然而有一点占了绝对优势，便是寇比兵多，也就是民比兵多。这样，官逼民反，“寇”就越来越多，官家与寇家的优劣渐渐易位：官家在征剿中搜刮民财，残害百姓，与人民对立，战斗力越来越弱；寇家在转战中得到训练，在散财发粟时大获人心，战斗力越来越强。失民心者失天下。在甲申这一年前，崇祯的王权统治只存在一个形式而已。
郭沫若在文章中更以沉痛的心情，深刻总结了李自成领导的这支革命队伍，在轰轰烈烈干了一番事业后，短时间内却陷于失败的历史教训。这就是，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上下竞相争官，把明室的专制和腐败接受过来，杀害功臣李岩等人，终于酿成大悲剧。文章痛心地指出：“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己陷于绝境。假使免掉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文章最后明确地指出：“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郭沫若这一雄辩的论述，抨击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对明亡历史的歪曲；同时也是警告蒋介石，像崇祯那样专断和腐败的政权是必然要灭亡的，国民党政府如果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置大敌日寇于不顾，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挑起剿共的战事，继续推行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统治，消极抗战，搜刮人民财富，大发“国难财”，必将成为“种族的罪人”。
郭沫若的警告，击中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要害，这就难免不引起他们的惊恐，诬蔑郭沫若在“影射当局”。在《甲申三百年祭》的“附识”中，郭沫若说：“二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专门写一社论，对我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的确，郭文引来了一批反动文人的围攻。但他们对郭文的所谓“纠正”，只不过是在重复《中国之命运》的陈词滥调。如叶青，他在《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它》的前言中就大肆宣扬，明朝灭亡、清人入关的根本原因，是陕北的李自成大乱，它能亡明而不能抗清，以致李自成变成了为满清开辟来路的另一个吴三桂，客观上的吴三桂，因而李自成是民族的罪人。
不过，反动派的诬蔑却从反面告诉人们，郭文有着重大的现实价值。叶青在其《前言》中说，郭沫若“把已成为历史陈迹的三百年前的甲申，从故纸堆里抽取出来”，“回味甲申，暗示新亡国的危机。这种回味的宣传，不过是应用联想的心理手段，来引起国人的悲观情绪，完全是一种为敌人作伥的战败主义”。的确，回顾历史，联想现实中的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外族入侵，人们所深深感受到的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怎能不忧急万分！国民党不可信赖，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就是历史的结论。叶青清楚地知道郭沫若文章的宣传价值，他说：“这篇文章对共产党的宣传十分和合，共产党要反对政府，这篇文章就尽力指责明朝，企图唤起人民的联想作用。共产党要煽动人民叛乱，这篇文章就根本以明末大乱为题材，希望三百年前的甲申重演于今日。共产党要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以延安为根据地来‘取天下’，这篇文章就歌颂流寇，尤其那‘同隶延安府的李自成、张献忠’（郭沫若语）而陈述其胜利。”叶青主观上是要指责郭文的，客观上却“宣传”了郭文的现实价值，其效果只能是激发起人民群众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愤恨情绪。
陶希圣在攻击郭沫若时说，“郭沫若反把流寇夸扬为革命，把策应敌寇，断送国家的流寇夸扬为革命”。他还指责郭沫若，“将明之亡国的历史影射当时的时局，最无耻的是他以‘李公子’自命，说李闯王如果听从李公子的话，必能得有江山，不致败亡”。事实上，郭沫若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自然要歌颂人民革命；而作为李自成起义成败的关键人物之一的李岩的悲剧，郭沫若也是深表同情的，这种同情贯穿在文章之中。郭沫若在写于两年后的《关于李岩》一文中，曾明确表示，对“他有一定的同情”。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一书（初版于1947年）的序言中说：“《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特别是以仕宦子弟的举人而参加并组织了革命的李岩。”他还说：“关于李岩，我们对于他的重要性实在还叙述得不够。可惜关于他的资料是毁灭了，我们可以坚决地相信，他一定是一位怀抱着人民思想的人，须知他是主张‘均田’的。惟其这样，所以他能够与李自成合伙，他的参加农民革命是他自己的必然性，并不是单纯的‘官激民变’。”郭沫若对李岩的偏爱，乃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的，陶希圣谩骂郭沫若“最无耻的是他以‘李公子’自命”，简直是无稽之谈。
（三）
当年，郭沫若的雄文强烈地震动了山城重庆，震动了全国。对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等没落势力的国民党蒋介石，它是匕首，是投枪，击中了他们的要害，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惊慌。
相反，郭沫若的雄文对于革命者和人民大众，它是良药，是忠告，告诫人们以史为鉴，在取得革命胜利的时刻，不要“纷纷然，昏昏然”，重蹈历史的覆辙。因而，人民群众欢迎它。毛泽东向党内推荐作为整风文件，是对郭沫若最大的支持和肯定。《解放日报》在转载时加了编者按，称赞郭文“充满了爱国爱民的热情”；编者按同时反击了发起围攻的国民党反动派，“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
其后不久，林伯渠从延安来到重庆，亲口告诉郭沫若，毛泽东和党中央已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并已经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普遍印发，供党内学习。这些消息，给郭沫若带来了极大的快慰。
时间到了8月下旬。一天，当时正在延安的周恩来托人捎来《甲申三百年祭》和《屈原》的单行本。郭沫若用微微颤抖的双手，抚摸着出自边区人民之手的书籍，心情格外激动。书是用淡蓝色马兰纸印制的，显得那样的朴实而本色，它寄寓了革命领袖和根据地人民的一片深情。当天晚上，他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给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在延安的其他朋友一一写信。特别在给毛泽东的信函中，他非常感谢毛泽东对自己的热情鼓励，高度颂扬了他领导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伟大业绩，由衷表达了对人民领袖的崇敬之心。
夜深了，郭沫若躺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睡：他想起从初出夔门第一天起，就已立下的“为救国救民而寻求真理”的决心；想起了在广州与毛泽东的会面与畅谈；想起了北伐战火中的兴奋与激情；想起了南昌起义的愤怒与仇恨；想起了与毛泽东在武昌的依依惜别；想起了在受蒋介石通缉的那些恐怖的日子里，来自苏区的关怀与鼓励；想起了抗战烽火中又一次地与毛泽东遥相呼应、休戚与共；他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壮大，感到无比的自豪与骄傲……他想得很多很多。在这一个激动难眠的夜晚中，毛泽东的音容笑貌时时浮动在眼前，他的心已飞向了延安。
不久，郭沫若收到了毛泽东发自延安的亲笔回信。见到那挥洒流畅、气度恢弘的“毛体”笔迹，如同见到了毛泽东本人，一股暖流顿时由内心涌起，他不由地拿起信大声诵读起来：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
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廿一日，于延安。
郭沫若再次激动起来。确然，一篇史论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如此高度的重视，这在党的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郭沫若清楚地知道，自己旺盛的写作源泉，来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自己的文章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是因为为人民讲话，做“党的喇叭”。而毛泽东日理万机，肩负历史重任，却又是那样的谦虚和谨慎，“我虽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对郭沫若又寄寓了多大的信任。
毛泽东的信郭沫若一直珍藏着，激励他不倦地努力为党工作。当友人前来看望他时，他时而还取出来与大家共享。毛泽东在信中所谈关于研究太平军经验的问题，郭沫若始终放在心上。在重庆时，他曾想动笔，但因资料不足，未能实现。60年代初，他积累了一些资料，准备动手，由于各种原因，计划又未能实现。郭沫若生前不止一次地说过，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件极大的遗憾。
在当时，许多友人建议把《甲申三百年祭》写成剧本。郭沫若也曾打算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剧本，毛泽东信中对他史剧的肯定，又一次鼓舞了他。为此，他在心中酝酿了两年，后因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颇有困难，最终未能写成。不过，郭沫若的许多朋友已经做了此事。如“击楫词人”（李一氓化名）创作的京剧《九宫山》，由苏北出版社出版，主要就是根据《甲申三百年祭》改编的。郭沫若在《关于李岩》一文中说：“作者让红娘子劫狱之后，向李岩求婚不遂，遂拔剑自刎。这虽也是一种处理法，但觉得未免太干脆了。主要该由我负责，因为在我写《甲申三百年祭》时还没有看到《祷杌近志》。”其他，如阿英编有话剧《李闯王》，马少波编有京剧《闯王进京》，等等。这些剧本在抗日根据地的上演，是对《甲申三百年祭》内容的一次大普及。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心是密切相通的，他们向往着再次见面。在信的最后，毛泽东又一次表示了这一愿望。其实，这正是郭沫若心想已久的。然而，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的。郭沫若的行踪，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甚至每当暑季日军大轰炸，他被迫到距离重庆市区才几十公里的赖家桥避居时，国民党特务便立即放风说：“郭沫若要逃跑”，“要出青木关造反啦！”当时，他只能翘首北望，却奋飞不得。为此，郭沫若曾无比感慨地说：“此乃无望之望也。”
好在周恩来11月10日夜已从延安飞回重庆，直接带来了毛泽东的问候，带来了延安的近况，带来了党中央的最新战略部署，鼓励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为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多做贡献。周恩来还给大家带来了延安的秧歌剧。郭沫若诙谐地说，秧歌剧是随周恩来飞来重庆的。
周恩来从延安飞回重庆的第二天，就立即来到天官府郭沫若的住处。那天，郭宅挤满了友人，为刚从桂林抵渝的柳亚子洗尘。周恩来的突然到来，大家尤其激动。周恩来畅谈延安近况，件件振奋人心的消息，顿时给小小“蜗庐”带来了光明。从来不跳舞的郭沫若，也兴致勃勃地跟着周恩来扭起了秧歌。郭沫若在事后追述道，由于周恩来的参加，“朋友皆甚热烈狂欢”。他并赋诗以纪念当夜的欢聚，纪念周恩来的归来。诗中称喻周恩来为手持火炬的人：
顿觉蜗庐海样宽，
松苍柏翠傲冬寒。
诗盟南社珠盘走，
澜挽横流砥柱看。
秉炬人归从北地，
投簪我欲溺儒冠。
光明今夕天官府，
扭罢秧歌醉拍栏。
是的，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袖就是那手持火炬的人，照亮了中国人民、也照亮了郭沫若前进的道路。而在延安，在整风运动中，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对共产党的思想建设、政权建设，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抗战结束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国统区和解放区做了生动对比。当时，中国共产党已是拥有19个解放区近1亿人口的局部地区的执政党。在这些解放区里，他们的官吏艰苦奋斗，以身作则，禁绝贪污，人民自己动手，发展生产，有饭吃，有衣穿。与此相对照，国民党内实行独裁统治和反对人民的政策，官吏腐败，贪污成风，廉耻扫地，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毛泽东的分析，实际上从党风方面深刻地提示了国共两党盛衰的根本原因。
正是这种鲜明对照，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奔向解放区；也正是这种鲜明对照，推动着中国共产党由在解放区局部执政的党走向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这一点连帮助蒋介石反共的美国人也看清楚了。1949年司徒雷登对国民党的司令们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是廉洁，以及廉洁换来的民心。”美国在蒋介石战败后的“白皮书”中又说：“蒋介石军队其实早已败了，不败于战场而败于官场，败于官场无所不在的腐化。”
执政者由骄傲而腐败，最终丧失政权，这是一个历史规律。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失败如此，国民党也不例外。因此，毛泽东十分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就是出于这些考虑。
当时的一些中间人士，也非常重视郭文提出的问题。如1945年，黄炎培赴延安参观访问，曾与毛泽东讨论过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周期率问题。他说，历朝历代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然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放松了，控制力也不免趋于薄弱。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跳不出这种由盛而衰的周期率。他尖锐地质问毛泽东，中共诸君能跳出此周期率吗？
毛泽东自信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说，共产党只有发扬民主的联系群众的作风，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才能经得起执政的考验，跳出历史的轮回。当时，黄炎培看到解放区的廉政建设和民主作风，对于毛泽东的话深为信服。
自此，中国共产党一直把避免胜利时的骄傲和反对腐败的党风建设，作为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她保持了党的肌体的健康、纯洁，所以战无不胜。国民党反动派则相反，肮脏腐朽，很快就结束了在大陆的统治。
当着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彻底打败了蒋介石，中共中央离开河北的西柏坡迁赴北平时，毛泽东又一次想到了李自成。临行前，他与周恩来兴奋地谈笑着。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同志回忆、描写道：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
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毛泽东“希望考个好成绩”的愿望，已经在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历史中得到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