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5年9月，毛泽东离开湖南，来到大革命策源地的广州。
毛泽东是这年的2月偕夫人杨开慧、长子毛岸英、次子毛岸青，由上海回到家乡韶山冲上屋场的。半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组织、发动了以韶山为中心的农民运动。他开办农民夜校，筹建秘密农民协会。“五卅惨案”后，他以秘密农协为中心，组成了“雪耻会”，开展了“打倒列强，洗雪国耻”的反帝爱国宣传活动。6月中旬，他创建了中共韶山支部，领导人民展开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初步斗争。
毛泽东在韶山的活动，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慌和仇恨，他们诬蔑毛泽东煽动农民造反，串通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密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兵拿办。8月28日，毛泽东正在离韶山冲30多里的谭家冲开会，得到开明绅士的通报，当日即赶回上屋场，并于当夜离去。途经长沙、衡阳、宜章等地，“间道入粤”。
毛泽东在长沙曾逗留了一些日子，与中共湘区委员会、省工团联合会、文化书社的负责人谈了话，重游了岳麓山、橘子洲，并在离开长沙南下广州的前夕写下了著名的《沁园春·长沙》词：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40年后，郭沫若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为题，对青年毛泽东的这首蕴藉深沉、潇洒雄劲的佳作做过详细的解说。郭沫若断定，毛泽东的词虽只标明“1925年作”，无疑是在离开长沙的前夕作的，当时已经是“寒秋”，秋天已深，更可能已交冬令。此说已为人们普遍接受。
郭沫若认为，《沁园春·长沙》一词有着高度的政治价值，但毛泽东绝没有直接表露出来，而是运用十分含蓄的笔法，把深刻的政治内容“隐蔽得非常周密的绝好的艺术作品。作品的外表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而作品的内在又是一个更深邃的完整的世界”。对此，郭沫若做了具体的分析。他认为，作品的外表世界写的是秋天的景色，写的是往事；如果进一步把这首词写作前后的革命形势联系起来看，这个深邃的内在世界即是：上半阕讲的是在革命潮流中谁是主人，下半阕则讲在革命潮流中应该怎样去做主人。
具体来说，词的上半阕借眼前境界宏大、生机活泼的秋景，暗喻了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但是，要问：这当前的景象，到底是谁在做主，谁是真正的主人？郭沫若指出：“大地是苍苍茫茫的，它的一沉一浮，到底是谁在主宰？这苍苍茫茫的大地，我看它也是一个象征性的词汇。它固然代表着大地本身，但也代表着中国革命的形势，代表着世界革命的形势，代表着改造客观世界、改造自然的整个革命事业的形势。这形势的发展——波浪式的发展，到底谁个在主持？诗人在词里提出了这样一个深远的问题，但仅问而不答。”显然，这一深远的问题就是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由谁掌握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虽然问而不答，实际上答案是明确的：这就是革命领导权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来掌握。
词的下半阕是回忆，从回忆中透露出怎样做主人的态度。郭沫若指出：“当时新时代的新少年是想振作有为的，从旧时代的束缚中初步解放了出来，争先恐后地很想借用西方的科学文明来拯救积弱的中国。路子虽然还没有找对头，然而风采鹰扬，才华焕发，目营四海，心雄万夫，当时的爱国青年似乎全国都有这种共同的气概。在青年时代的作者，和同学游览水陆洲的时候，大家自然会慷慨激昂地一面‘指点江山’，一面又在‘激扬文字’了。”
郭沫若进一步指出，当年进步青年“反封建的潮流是汹涌澎湃的，必然的趋势当然是‘粪土当年万户侯’。……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是可取的，虽然在初是‘意气’用事，但等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这‘意气’就化而为明确的阶级斗争的意志了”。
郭沫若最后对全词的结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解说道：“这从作者的记忆来说，是在学生时代曾经和同学们到湘江的中流游泳，激起浪花来，使江里急驶着的船舶都不得不回避。但诗人作词时的心境来说，则应该以那样勇敢的精神，跳入革命的浪涛中作中流砥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种精神既是作者对于自己的策励，又是对同时代青年的期望和鼓舞。
的确，毛泽东的词寓意深刻，蕴含着改造旧中国的伟大志向和气魄；他含蓄地提出了中国的命运由谁主宰、革命领导权由谁掌握的重大问题，更是令人深思。当年，毛泽东看到了广大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和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亲自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实际上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只是由于反动军阀的迫害，毛泽东不得不离开家乡。
毛泽东到达广州后，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他在大力推进部务工作的同时，仍把主要精力放在从事农民运动上，出任指导农运的有关职务。
1926年2月5日，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名，国民党中常委第三次会议照准，林祖涵（伯渠）、毛泽东、甘乃光、陈公博、宋子文、谭植棠、萧楚女、阮啸仙、罗绮园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林祖涵为主席。同日，农民部还决定，开办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3月16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详细研究了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问题，并讨论了所长人选，决定由毛泽东担任。会议还研究了农讲所教员的聘任工作，汪精卫、林祖涵、陈公博、甘乃光、张太雷、萧楚女、熊锐、黄平、邓中夏、刘一声、高语罕、张伯简、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等国共两党要员都在聘请之列。
毛泽东为办好农讲所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国民党“二大”刚闭幕时，他就把宣传部的部务工作委托给沈雁冰办理，向国民党中常委请病假两周。毛泽东所谓“因病”请假，实际上是秘密前往韶关，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并为农讲所的开学做准备。
3月30日，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林祖涵、毛泽东等出席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三项提案：
一、任命高语罕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
二、变更在广西招生的办法。前次会议确定在广西招收学员40名，其中30名由南宁广西省党部选派，旅费均自给。昨日接到有关报告，据称：宣传员养成所学生系广西各县平均派送，而广西农民运动宜从梧州附近数县着用，请将前次议决略为变更。
三、民众运动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如赣、直、鲁、豫诸省。
毛泽东的三项提案均获通过。
经过周密的筹备，3月末各省学生陆续来到广州。4月，举行入学考试。第六届农讲所的招生条件是最严格的，规定：学生必须经过严格考试，具备下列四项资格：（1）决心于农民运动，并无他项异想；（2）中学程度，文理通顺；（3）年龄18以上，28以下，身体强健无疾病；（4）富勇敢奋斗精神。严格的招生要求，保证了学生的质量。
5月3日，第六届农讲所开学。农讲所校址选在广州市番禺学宫，因课堂为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借用作会场，实际上课延迟至5月15日。此届农讲所收录学生327人，是第一届农讲所收录学生的10倍，分布全国20个省市，是历届学生人数最多、生源区域最广的。
农讲所开设25门课程，理论教学13个星期，252个小时，另赴海丰实习二周，共四个多月。
农讲所还将学生按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贵、两广、福建、江浙、山东、奉直、豫陕、三特别区等13个地区，成立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每星期开会一至二次，研究各省实际的农民问题，如租率、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平粜风潮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民歌谚语等各个方面，极为丰富。
毛泽东十分重视学生研究能力和从事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他经常印发一些调查表给学生，要求学生将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如实填写。通过这些活动，既提高了学生分析研究问题的能力，又获得了全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丰富的资料。毛泽东对这些材料亲自修改整理，并将其中一部分编入《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
毛泽东在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介绍了他编辑出版该丛刊的初衷：“说到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种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才能日即于丰富，目前除广东外各地农运都方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贫乏。这回尽可能搜集了这一点，印成这一部丛刊，作为各地农运同志参考。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300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该省农民问题研究会内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农民问题丛刊》原拟出版52种，至1926年11月，已出版了17种。毛泽东为编好此套丛刊，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毛泽东重视学生从事农运实际工作能力培养的又一个方面是，组织学生到基层农民中间去实习。7月，他组织50多名学生赴韶关实习一周。8月，又委派彭湃等同志组织全体学生赴海丰实习二周。效果是显著的。据《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记载：“赴海丰实习在将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培养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心极大。”
毛泽东是我党最早从事农运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他与彭湃同被称为“农民运动的王”。
（二）
郭沫若是在1926年3月23日到达广州的。广东，正是郭沫若当时“希望所寄系着的唯一的地方”（《创造十年续篇》）。
一年前的“五卅惨案”，激起了郭沫若的无比愤恨。下半年，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国家主义派”进行了论战。针对那些痛骂科学社会主义者为“穷汉”，在“国家”美名之下煽动青年，骂郭沫若是“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的灵光之流，他也连续在《洪水》杂志上发表《穷汉的穷谈》《卖淫妇的饶舌》等文章严正驳斥。
论战促进了郭沫若的思想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他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国家，他还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就要“推倒政府以攫取政权”。可见，郭沫若对于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认识是很早的。正因为此，他对毛泽东《沁园春·长沙》词中“谁主沉浮”的发问有着深刻的理解。也正因为此，郭沫若以一介书生奔向广州，义无反顾地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中去。
郭沫若的广州之行，是在瞿秋白的援引下实现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在蒋光慈的陪同下，于1925年冬日的一个下午专程来访。郭沫若对这位同是“书生”的政治家心仪已久，他后来在《创造十年续篇》中回忆了见面时的情景：
“只记得是在午后一点钟的光景，是颇阴晦的一天。我正坐在楼下的小堂屋里看书，他们突然进来了。光慈在前，秋白在后，秋白戴着一副药片眼镜，一进门便取了下来。
“秋白的面孔很惨白，眼眶的周围有点浮肿。他有肺病，我是早晓得的，看到他的脸色却不免使我吃惊。他说，才吐了一阵血，出院才不久。”
他们虽是初次见面，相互间都很了解。郭沫若滔滔不绝地向瞿秋白谈论着与国家主义派论战的情况，瞿秋白始终默默地认真听着，并时而点头赞同。在这场论战中，郭沫若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热情和非凡才华，已经引起了瞿秋白的注意，他这次显然是为革命物色人才而来的。
两人分手后，瞿秋白到了广州。郭沫若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不久，他接到了广东大学聘请为文科学长的信件，欣然同意。郭沫若后来从友人处得知，到广州的事出于瞿秋白的推荐，但秋白却不曾对他谈过。
瞿秋白的推荐，推动郭沫若从纯文艺活动中解放出来，走上了现实革命斗争之路。假如没有中共党人的这一引荐和推动，郭沫若是否能到广州，以及后来参加北伐等举，都不好说，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郭沫若与瞿秋白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但他们心心相通的感情交往却终身相伴，表现出革命战士高尚的友谊和情操。1935年瞿秋白被捕，关押在福建汀州国民党狱中。在英勇就义的前夕，瞿秋白给逃亡到日本的郭沫若写下最后一封信。信中说：
多年没有通音问了，三四年来只在报纸杂志上偶然得知你的消息。记得前年上海的日本新闻纸上曾经说起西园寺公一去看你，还登载了你和你孩子的照片。……最近你也一定会在报纸上读到我的新闻，甚至我的小影，想来彼此有点同感罢？
我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了，这在国内阶级战争中当然是可能的事。从此，我的武装完全被解除，我自身被拉出了队伍，我停止了一切种种斗争，在这等着“生命的结束”。可是这些都没有什么。使我惭愧的倒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远在被俘以前——离现在足足有四年半了——当我退出中央政治局之后，虽然是因为“积劳成疾”病得动不得，然而我自己的心境已有了很大的变动。我在那时，就感觉到精力衰退甚至于澌灭，对于政治斗争已经没有丝毫尽力……
这期间看见了你的甲骨文研究的一些著作，《创造十年》的上半部。我想下半部一定更加有趣。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对于“健全的”现实主义的生长给一些阻碍，然而它确实杀开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而后来就像触了电似的分解了。时代的电流使创造社起了化学的定性分析，因此解体、风化。这段历史写起来一定是极有意思的。时代的电流是最强烈的力量……
还记得武汉我们两个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吗？当年的豪兴，现在想来不免哑然失笑，留得个温暖的回忆罢。愿你勇猛精进！
当年，这封信辗转了两年多才到达郭沫若手中。信中有问候，有回忆，有感慨，有勉励。瞿秋白是把郭沫若当做知己而交心的；郭沫若也在1937年把《创造十年续篇》写了出来。就是在《续篇》中，郭沫若较详细地回忆了他与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期间的密切交往。
瞿秋白信中对创造社的一段话很精彩。革命斗争促使以浪漫主义著称的创造社后来转向现实，变得更为成熟起来。郭沫若本人从1926年开始，在“时代的电流”的感触下，也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是十分明显的，熟悉他的人也都说他变了，特别是这一期间与他朝夕相处的周全平，说他“渐渐变成现实了”。
郭沫若这一人生的重大转变是从广州开始的。
（三）
广州之行，在郭沫若的人生道路上是一大转折。他以一介书生，投身到火热的大革命的洪炉中去，他改造中国的个人抱负，终于找到了一条实践的途径。
广州之行，对郭沫若人生道路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是，在这里，他和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祖涵等人相识，使他继瞿秋白之后，找到了一批政治上的知音和同志，而且相伴终生。
郭沫若是在收到广东大学托林祖涵的兄弟林祖同带来的正式聘书和旅费后，于3月18日由上海乘“新华”轮南下的。同行的有郁达夫等。
有缘千里来相会。毛泽东与郭沫若颇有传奇色彩的第一次会见，恰恰印证了这句俗话。
他们的第一次相见，是在郭沫若踏上羊城的第一天。3月23日晨，经过5天的航行，“新华”轮终于抵达广州。途中5日，竟发生了两件大事：北方段祺瑞政府镇压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南方蒋介石在广东制造的“三·二〇事件”（中山舰事件），郭沫若到达广州时，这里还处于戒严中。
在码头已经等候了3天的成仿吾，见到郭沫若他们十分高兴。当天上午，他们去拜访林祖涵。林祖涵是中共党员，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在林的寓所，郭沫若却意外地见到了毛泽东。一代政治伟人和文化巨子的手第一次紧紧地握在一起。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篇》中，对这段奇遇有着具体的描写：
在船上住了五天，是二十三的早晨到的广东。……先是落到了一家旅馆，接着便去访问林祖涵：因为聘书和旅费是由他的兄弟所手交时是叫我们到了广东后最先和他接洽的。
到了祖涵家时，他却不在，在他的书房里却遇着了毛泽东。
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
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委婉。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
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实在低，加以我的耳朵素来又有点背，所说的话我实在连三成都没有听到。不过大意是懂到的，所谈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
当时的广州因“三·二〇”之变还在戒严期中，在市面上虽然看不出有什么动摇，但在政治圈中是还呈着发酵状态。
不一会林祖涵回来了，那位高长的老大哥，背有点穹，头发已经有点斑白，态度是异常的明朗，声音虽然像在嘴里含的一个汤团，但很宏大。他似乎是一位彻底的乐天家，什么忧虑都是不挂在眉梢上的。
林一回来，毛泽东和他商量了一会，便先告辞走了。
如此的相识，简直是太碰巧！太有缘分了！郭沫若的心情是亢奋的、奇妙的。多少年来，他始终记挂着与毛泽东初次结识的传奇性经历。跟随郭沫若数十年的王廷芳在《光辉的一生，深切的怀念》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回忆，可以作为郭沫若当年描写的补充：
郭老生前对我讲，当时林老（祖涵）约他去广州，这是林个人的意见呢，还是党组织的意思？郭老晚年认为，他的去广州，是党组织的安排。陈抱隐先生曾告诉郭老，此事是瞿秋白同志推荐的。据阳翰笙同志说，郭老去广州，是秋白同志的推荐，由组织上安排的，虽然细节不知道，但这两点是没有问题的。
另一个问题是，他到广州的当天就见到了毛主席；郭老也认为这可能是有意的安排，而不会是巧合和不期而遇。郭老晚年说，只是估计如此，因这些老人都不在了，没法证实。
毛泽东对于初次与郭沫若相识也是十分高兴的，热情地向他介绍广东的革命运动情况，尽管郭沫若因年轻时患中耳炎导致两耳重听，对毛泽东的热心介绍能听懂的还不到三成。
在广州期间，郭沫若事后又多次与毛泽东相见。据王廷芳的回忆：
第二次是毛泽东专程到郭沫若家里，邀请他到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担任第六届农讲所的教员。
第三次是毛泽东亲自陪同郭沫若去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
第四次是毛泽东与郭沫若一同应邀，去东山青年会演讲。当时应邀演讲的还有一个马伯援，他是东京中华基督教会会长。原来安排的演讲次序是：郭沫若、毛泽东、马伯援，到演讲时，马伯援以有事为借口要先讲。他在讲话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肆意的攻击和诋毁，然后扬长而去。郭沫若满腔义愤，登台痛斥和批驳了马的谬说。
实际上，在广州期间，毛泽东与郭沫若的会见当更多。如郭沫若曾出席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的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纪念马克思诞生108周年大会，并发表了讲演，时间是5月5日。
郭沫若在广东大学还结识了前来演讲的周恩来；在广东大学主持欢迎中华全国工农代表团大会时，首次与刘少奇会面。
在郭沫若心目中，自从登上马克思主义这艘“宝筏”，他已把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他自己把为共产主义奋斗当作终身目标。在广州期间，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直接交往，更坚定了他的这一抉择，实现了由激进的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