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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表”法：这是墨子在《非命》一文中提出的判断事物的标准、也是立论说理的标准。所谓“三表”，即是所谓“本”“原”“用”等判断事物真假是非的三条标准，也是指写论文的三条标准。通俗地说，即写文章要有历史依据、要重视现实证据、要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这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
（2）兼爱：是墨家学派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主张，“兼爱”要求人们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人与人彼此之间不要再有血缘或者出身的差别。墨子认为不相爱是当时社会动荡的原因，只有“兼相爱，交相利”，社会才能安定富足。尽管它存在着一定的理想主义成分，但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一、庄子的生平
庄子是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又一位大师，是先秦诸子中最有影响的散文家。关于他的生平事迹的记述也不很详尽，《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关于蒙当时属于哪个国家，在今何地，说法不同，一说蒙大概在战国时属于宋，其地大概在今河南商丘。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蒙是楚地，即今天安徽蒙城。若以《庄子》书中所体现的鲜明的文化特色、文学特色及思维方式来看，庄子属于楚人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还说：“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於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这段文字虽然不长，也语焉不详，但也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庄子的社会地位、学术师承、学术思想，也反映了庄子独到的文学特色。同时，更重要的是还反映了庄子的强烈的批判精神以及与当政者的尖锐对抗。“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也反映出统治阶级对庄子及其学说的态度。
他继承并发展和丰富了老子开创的道家学说。《老子》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段话大意是说，有一个巨大无形的东西在天地还没有生成之前就有了，它独立不变、运行无穷，生成了天地，后来也生存了万物。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人、地、天三者关系中，道是最高的，它主宰着天、地、人以及万物，而道又是效法自然的。所以，《老子》第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意思是说，自然是无为的，道也是无为的，这就会使万物各得其所，自然发展，所以，这就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庄子认为，这个“道”是无所不在的，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一切事物之中的，《知北游》载：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
庄子为了回答东郭子“所谓道，恶乎在？”的问题，从在蝼蚁、在稊稗之类的野草、在砖瓦一直说到在屎溺之中，连人们最不屑于一谈的屎溺都存在着道，那可真是“无所不在”了。
庄子的生卒年代，历史没有明文记载，后世学者各从不同角度、不同的资料进行推断，所以说法很多。据任继愈1961年在《哲学研究》第二期发表的《庄子探源》一文就归纳为五种说法。各种说法的时间范围，大致上都在公元前375年到公元前275年之间。今人多从马叙伦先生的说法，据马叙伦《庄子年表》，庄子生于周烈王七年（前369），卒于周赧王二十九年（前288）。
从《庄子》一书看来，他的一生比较贫困，尝“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用绳子绑着那双破得提不起来的鞋子去见魏王（《庄子·山木》）；又曾“庄周家贫，往贷粟于监河侯”（《庄子·外物》），因家贫而向别人借粮；庄子还曾被人嘲笑“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庄子·列御寇》），是说他住在穷陋的街巷里，靠打草鞋过着穷困的日子，脸也饿黄了，脖子也饿长了。
虽然如此贫困，但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他一生蔑弃名利、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楚威王闻庄周贤，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楚威王以国相的高位迎聘他，他毅然予以拒绝。这其中当然也包含了他对名利富贵的看法，他面对楚王的使者说：“你看到过祭祀时作牺牲的牛吗？把它精心喂养数年，拉进太庙时还要给它披上锦绣，那可真是风光无限啊，可它是要被宰掉的。你赶快走吧，别赃污了我，我宁愿在贫困中自得其乐，也不愿意受当权者的羁控。”他理想的精神王国就是摆脱一切束缚而追求绝对自由，即“逍遥游”“游于无何有之乡”“以游无穷”。
关于他的生平事迹的记述虽然很少，但从以上片段的材料可以看出，他生活在社会的下层，终生在贫困中度过，又始终保持着与统治阶级不合作的态度。这些，对于我们认识庄子、研究庄子都是很重要的。
二、庄子的思想
1.否定黑暗现实，“绝圣弃知”的政治观
庄子生活在社会斗争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社会变化时期，也是社会斗争最残忍、政治最腐朽黑暗、斗争的双方“道德沦丧”，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时期，庄子作为一个置身社会下层的知识分子，他当然对此就有着最深切的感受和体会。他认为这是一个“昏上”“乱相”的时代，即君主们一个个昏聩无能，国相们一个个胡作非为，试想一下，这该是一个混乱黑暗到什么样的社会？！着眼于此，他认为这种斗争是人间一切不幸的根源，因而对这种斗争给予了彻底的否定。这一点，他倒和孟子有比较接近的看法。孟子也把那些不仁不义的残暴之君叫做“独夫”“民贼”（《孟子·梁惠王下》），鲜明地表明了他对于以各种神圣的名义进行的争霸战争及权力争夺的批判和否定。
庄子不仅否定这种社会斗争，他还否定儒家，否定儒家的礼乐制度，否定儒家的圣人，“圣人出而大盗起”，他认为就是这些儒家圣人及其追随者挖空心思，运用“知识”“智慧”，把人分成等级，并制订了各种不公平的法令制度、礼仪规范，才把天下搞得大乱。因此，他进而否定“知识”，否定“智慧”，提出“绝圣弃智”，要打倒圣人，抛弃“智慧”。他在《胠箧》中就生动地表达过这种思想：
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则乡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故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
这段文字是说人们为了防止小偷和强盗，用尽智慧、想尽办法把东西捆好，把箱子锁好，可大盗来了，他扛起囊包和箱子就跑，他还唯恐你没有捆好，没有锁好。他以此得出结论，世俗所谓的那些“智者”和“圣者”都是在为强盗积累财物、守护财物，智慧和圣人也都是为强盗服务的。这里，庄子以通俗而形象的比喻说明了这在一般人看来好似奇谈怪论的道理。
接着，他还运用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
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
面对龙蓬、比干等四位忠诚贤正的人最后都惨遭杀害的结局，盗跖的门徒就问盗跖：“做强盗也有该遵循的‘道’吗？”盗跖就对其门徒说：“干哪个行当都是有所要遵循的‘道’的，作案之前，凭空就能判断出屋子里面有没有东西，这就叫做‘圣’；作案时能抢先而入，这就叫做‘勇’；撤退时走在最后，这就叫做‘义’；能否预先判断出能否成功，这就叫做‘智’；分配成果能公平合理，这就叫做‘仁’。”而盗跖还特意强调“不掌握这五种学问而想成名的强盗绝对是没有的。”在这则寓言中，庄子借盗跖之口强调了“圣”“勇”“义”“智”“仁”全都是用来造就“名”的，而且缺一不可。这里，庄子清楚地表明儒家提倡的这些东西都是为强盗服务的。这对儒家是多么辛辣的讽刺啊。
2.顺乎自然、无为的处世之道
庄子否定“知识”，否定“智慧”，要人们对自然、对社会采取“无为”“顺其自然”的态度。否则，就会违反事物的本性，违反了自然之道而会受到惩罚。他在《马蹄》中就以生动的寓言表述了这一思想：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齕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義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
这里庄子以马为喻，说马长着蹄子，就可以在冰雪的地上行走；它长着毛就可以抵御风寒；它饿了就去吃野草，渴了就去饮河水。吃饱了，喝足了它就翘足跳跃，这就是马的天性。即使给它修上高台大殿，它也用不上。后来有了伯乐，他声称自己善于管理马，他就给马修剪鬃毛和蹄子，用烙铁给马烙上标记，让它受饥渴之苦，给它以驰骤之累，还要训练得动作齐整，前面有口衔缰辔的约束，后面有皮鞭竹筴的威胁。这样下来，马就有一大半被折腾得死掉了。这都是人为的折腾，违背了自然之道，伤害了马的天性而带来的恶果。庄子同样还批评了陶匠、木匠声称自己善于制作而违背了物性，也进而指出这也是那些治理天下的人所犯的过失。
在这一节文字中，庄子进一步指出：夫马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而马知介倪、闉扼、鸷曼、诡衔、窃辔。故马之知而能至盗者，伯乐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已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悬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
马生活在陆地上饿了吃草，渴了喝水，高兴时与同伴颈相摩，发怒时转身相踢，马很单纯，所知晓的也仅此而已。等到人们给它加上了衡扼套具，马也就慢慢地知道了破坏车辆套具，吐出口衔，偷偷地从衡扼套具中溜出来，马的聪明智慧变得和小偷一样了。人用智慧把马都教坏了，这完全是伯乐的罪过啊！对于人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由于圣人的出现，人们开始争夺，这都是圣人的罪过啊！
为了阐述以上“绝圣弃知”顺乎“自然”的观点，在认识论上庄子夸大了老子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中的一些缺陷，而形成了他的“相对主义”哲学。他认为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对的，没有确定的质的差别，从而片面夸大事物的相对性，否定事物相对之中的确定性和衡量事物的客观标准。庄子认为，所谓事物的异同、美丑、事非完全取决于人主观上怎么看待它。他在《德充符》中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否定认识的客观标准。并以此来阐述其“齐物”的观点。他在《齐物论》中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杀乱，吾恶能知其辩！”
以上这节文字的核心意思是要把一切事物、是非的差异和界限模糊化，来说明“齐物”即万物齐一的观点。庄子先通过三问三答，说明“知”与“不知”是说不清的：“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接着他又说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腰腿疼痛，泥鳅会这样吗？把人放到高树上人就会惊惧，猴子会这样吗？以此想要说明高处、潮湿之处到底好不好，也是无法说清的；再下来他说人吃肉、麋鹿吃草、蜈蚣吃小蛇、猫头鹰和乌鸦吃老鼠，这几种食物究竟哪个好，谁又能说得清呢？他还说猵狙与雌猿为配偶、麋和鹿交合、泥鳅与鱼相交，哪个最合适？毛嫱、丽姬是公认的美人，可是“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统统都吓跑了。到底什么是美？也说不清。庄子在这里摆了一大堆的“说不清”，就是想说明“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在这个没有公理和正义的社会里，什么仁义、是非也全是纷然淆乱，怎么说得清呢？既然说不清，就是一样的，就是“齐物”。既然说不清，也就别管它。因此，他反对人们去认识世界。他在《养生主》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他认为人生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穷的，用有限的人生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是追求不到的。有人如果认为能追求到，那个想法是很危险的。放弃各种想法，顺应自然之理，你就“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由“相对主义”出发，他否定事物之间的差别，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样的，也没有什么是非之分。他认为大小、长短、贵贱、寿夭、得失、是非等等都是一样的。既然天地之间的万物都是一样的、无差别的，一个君子就该明白这个道理而且努力去身体力行。如《天地》篇说：夫子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爱人利物之谓仁，不同同之之谓大，行不崖异之谓宽，有万不同之谓富。故执德之谓纪，德成之谓立，循于道之谓备，不以物挫志之谓完。君子明于此十者，则韬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为万物逝也。若然者，藏金于山，沈珠于渊；不利货财，不近贵富；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为己处显。显则明，万物一府，死生同状。”
这里，庄子先说明了道“覆载万物”的伟大作用，再说明一个君子应该涤除内心形成的那些思想观念，并提出了要明白诸如以“无为”的态度去做就是“道”等十个道理。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那就以博大的胸怀去对待万物，再做到以下十个方面：藏金于深山、沉珠于深渊、不谋财货、不求富贵、不以长寿为乐、不以夭折为哀、不以通达为荣、不以贫穷为耻、不把天下之利据为己有、不以称王天下彰显自己。总之是“万物同府，生死同状”，一切的一切都是一样的，放弃私心欲望，顺应“道”之自然。这就是其著名的“齐物论”。
哲学本来就比较抽象，由于庄子哲学特殊的表达方式，似乎更为抽象。其实，庄子哲学是最贴近社会和人生的。他讲了那么多抽象的甚至看似荒诞的道理，其目的就在于表现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的“齐物”思想，就是在表现他超然于世俗的人生态度。他认为应该以旷达的态度来对待人生，什么贫与富、贵与贱、有名与无名、得与失、成与败、苦与乐，都应该超然处之，顺其自然，违背了自然之道那是会受到惩罚的。《应帝王》中有这么一则寓言：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这则寓言是说南海之帝叫做倏，北海之帝叫做忽，中央之帝叫做浑沌。倏与忽时常在浑沌处聚会，浑沌每次都热情相待。于是他们就想对浑沌给以报答，人皆有七窍而浑沌独无，他们就决定每天为它开凿一窍，结果，七天之后七窍开凿好了，浑沌死掉了。违背自然之道，好心却办了坏事。
3.充满矛盾痛苦而又追求自由的人生观
要顺其自然，就不要刻意为追求或逃避某些东西而造成自己的精神痛苦和负担，别为追求或逃避某些东西而付出太大的代价，甚至伤及自己的形体和生命。庄子甚至认为生和死都是一样的，也应该超然对待。他用“鼓盆而歌”这个具有故事性的寓言说明这个道理，其《至乐》篇说：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庄子妻子去世时，庄子非但没有表现出常人应有的悲哀，反倒鼓盆而歌，他的好朋友惠施前去吊唁，看到他敲着盆子在唱歌，就批评他的作法太过分了。庄子回答说：“不是这样，她刚去世的时候，我怎么能不伤心呢？可是我想，她原本就没有生命，不仅没有生命，也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连气息也没有。在若有若无之间，她变而有了气息，气变而成形，形变而有了生命，现在又变而为死，这种变化就像春夏秋冬的变化一样啊。现在她安安静静地躺在天地之间，我却哭哭啼啼。我认为那是不通达生命的表现，所以，我不能哭啊。”面对其妻的去世，庄子运用自己的哲学思想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一番审视，表现了庄子对人生和生命的旷达态度。当然，其中也不无人类面对生命的种种无奈和自我安慰、自我解脱。这就使庄子不仅是他所热衷的道的宣传者，而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践者。明代冯梦龙根据此节又综合民间传说，纂成《警世通言》中的《庄子鼓盆成大道》。
庄子常常用一种极端化的说理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在有的寓言中，他甚至似乎认为死比生更好。其著名的寓言“髑髅论道”就是说明这个道理的：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铖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
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颦蹙额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庄子到了楚国，看到了一个空枯髑髅，他就用马鞭敲了敲，问道：“你是因为贪生背理到了这一地步呢？还是因为亡国之事、遭遇杀戮而丢掉了生命？还是因为自己有了不良的行为怕给父母妻子丢脸而自寻短见的呢？还是因为遭受冻饿而不幸死掉的呢？”说完之后就捡起这个髑髅带回了家。晚上枕在头下酣然入梦。夜半时分，髑髅在他的梦中就出现了。髑髅问他：“听你白天说的那番话，你好像还是一位雄辩之士，不过，听你说的那些话，全都是活人的精神负担。人死去之后，这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统统都没有了。你不想听听吗？”庄子说：“可以。”髑髅说：“人死掉了，上面没有君主，下面也没有臣属，从容自得地与天地共长久，即就是南面称王的快乐也比不上啊。”庄子不相信他的话，就说：“我让掌管生命的神恢复你的形体，还给你肌肉筋骨，把你送回到你的父母妻子、故乡朋友那儿，你愿意吗？”髑髅听了之后皱眉蹙额的说：“我怎能放弃君王般的快乐再回到人间去操劳呢？”这个寓言故事的内涵是复杂的，在表现出对人生和生命的达观态度的同时，也表现了生活在那个特定时代的庄子对人生和生命无法把握的无奈，对人生痛苦的逃避和消解。应该指出的是，读庄子的文章，是不能拘泥于字面的。读庄子的这则寓言，千万不要以为庄子真的就认为“死”比“生”好，这篇文章表面上的确是庄子对人生及生命的超然和旷达，同时，也旨在说明对生命都能做到如此的超然和旷达，那么，对于那些牵累人生的势位富贵、虚名浮利能不超然、能不旷达吗？说到这里我们就会明白，庄子也是非常热爱生命的，更是把维护高尚的精神人格看得高于一切。这些正是庄子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开出的维护生命、呵护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正直人格的一剂良方。面对人生最后的归宿——死亡，庄子的态度是冷静的、理性的、也是旷达的。《列御寇》记载：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斋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如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庄子将要去世的时候，弟子们想要厚葬他，他说：“我把天地作为我的棺椁，把日月作为陪葬的双璧，星辰作为珠玑，万物都是我的陪葬，我的葬品还不够吗？哪还有比这更好的！”弟子们说：“我们怕乌鸦、老鹰吃掉你呀。”庄子说：“怕被乌鸦吃掉，埋在土里也会被蚂蚁吃掉的。从乌鸦嘴里抢来给蚂蚁吃，为什么那样偏心呢”。
庄子的思想表现在人生观上，不可否认的是带有一定的消极色彩。比如，在《知北游》中，他认为“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对于生死、寿夭、贫贱、富贵、得失等等，在他所生存的封建社会里，正直的知识分子是无能为力的，要去追求这些东西，就会成为人生的精神负担，也是造成人们精神痛苦的根源。要摆脱这些痛苦，就要“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其中的消极层面是不能否定的。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作为一个正直的、孤独的知识分子，面对强大的社会现实、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及根深蒂固的僵化的思想观念，他的确是无能为力的、是无奈的、内心是充满矛盾痛苦的。这些在《庄子》一书中几乎是随处可见。《庄子·山木》尤多，其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然：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乡乎！”
庄子游玩于山中，看到一棵树因为不成材而安然生长，而另一棵树却因为成材而被砍伐。后来到了一位朋友家，朋友要宰雁招待他，选了一只不能叫的雁杀掉了。第二天，庄子的弟子问庄子：“昨天那棵树因为不成材而享受了自然的生命，那只雁却因为不成材而被杀掉了。请问先生，到底该怎么自处呢？”“成材”有“成材”之忧，“不成材”有“不成材”之患，真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庄子笑着回答说：“那我就处于‘成材’与‘不成材’之间吧。”这是一个多么无可奈何的选择！当然，庄子也深知，这也绝非是最佳选择，太难了！有聚合就必有分离，有成功就必有损毁，锐利必然遭遇挫折，崇高必然遭到颠覆，有为一定会遭诋毁，贤能也会遭遇算计，不肖当然还会被人欺辱。难啊！难啊！看来，还是放弃一切欲望，顺其自然吧！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庄子内心的痛苦和无奈。
庄子是热爱生命的，更崇尚人类高尚的精神和人格，他为此做过痛苦的思考。他的《养生主》就是谈在他极度反感的那个时代如何使人的形体、生命、精神不受伤害的。他一连用了五个寓言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庖丁解牛》：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而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这个寓言故事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如果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寓言，人们尽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而在《养生主》里，它有特定的寓意。庄子以超现实的、极度夸张的手法描述了庖丁解牛的技艺之高，解牛时看也不看，动作合乎舞蹈的节奏，声音像音乐一样优美。所解牛已有数千头之多，别人一年，乃至一月就要更换的刀子，而他那把刀子却已用了十九年，却还像刚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文惠君说：“听了庖丁的讲述，我明白了养生的道理。”这养生的道理即顺乎自然，不去触及各种矛盾，从而做到游刃有余。试想，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面对那样黑暗强大的现实，又能怎么样呢？这里的确是表现了庄子思想的无奈和消极的一面。
然而，庄子的思想是复杂的，也是非常清醒的。《庄子》书中也表现了他在黑暗中的挣扎和反抗。其《逍遥游》就表现了他要摆脱一切束缚而对“逍遥游”，即绝对自由的追求。在《逍遥游》中，庄子首先煞费苦心地运用了大量的寓言和比喻，说明万物都是“有待”的，是不自由的，都是受到别的事物的约束和制约的。人当然也是这样。但他却偏偏要追求“无待”，即“逍遥游”，也就是绝对自由的境界，他认为这是可以追求到的。他在“有待”和“无待”之间，也就是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这就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万物都有牵累，人人都有牵累，而庄子从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的眼光来看，对知识分子最大的牵累莫过于“功”与“名”，这对于广大的封建知识分子来说，得之谈何容易，这正是造成他们思想痛苦和精神负担的根源。要从这种思想痛苦和精神负担中解脱出来，别无选择的就是放弃对所谓“功”与“名”的追求，这当然也就意味着放弃与统治阶级的合作，惟其如此，才能摆脱这些缰锁的牵累，维护自己的人格与尊严，恪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获得精神上的解放而“逍遥游”。至于“至人无己”，那只是说明，连自己都能忘怀的人，还能汲汲于对“功”与“名”的追求吗？这体现了庄子可贵的叛逆精神和反抗精神，这其中也包含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精神人格，这些对后来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影响非常深远。
三、庄子的批判精神
庄子思想突出地体现了强烈地批判精神。首先，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给予了极其猛烈的批判。《山木》篇记载：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絜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王独不见夫腾猿乎？其得楠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徵也夫！”
在庄子与魏王的这段对话中，庄子针对魏王因他衣着破烂说他“疲惫”而说这不是“疲惫”而是“贫穷”，他认为读书人有理想而不能实现这才是“疲惫”，这就叫生不逢时呀。猴子生活在大树林里攀缘跳跃，自得其乐；让它待在荆棘丛中，它困顿，战栗，这也是没有遇到好环境。近而他指出自己处于昏君乱相的时代，想不疲惫，那怎么可能呢？当着魏王这位大国之君的面，这样的批判不能说不大胆、不猛烈啊？这种猛烈的批判、深刻的揭露、尖刻的抨击，在庄子中可谓比比皆是。
在《盗跖》中庄子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以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
这里他描述了上古时代人们行为迟缓，不动心计，与麋鹿共处都可以安然共处而无相害之心。而后来的黄帝道德达不到这样的高度，他与蚩由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再后来尧、舜出现，设立群臣，管理天下。接着商汤流放了他的君主，武王杀了纣王。从此以后这个社会，就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商汤、周武王以来，都是些祸害人民的家伙。把儒家的“圣人”及其儒家所讴歌的功业否定得一毫不留。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是“昏上”“乱相”的社会，也对当时没有公理、没有正义的强权政治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挞伐。
其次，庄子还对儒家的虚伪性给以幽默而辛辣的嘲讽。在《外物》篇中，“儒以诗礼发冢”的寓言故事对儒家虚伪性的揭露则可谓入木三分：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庄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在政治腐败天下黑暗之际，儒家的虚伪性也就表现得最为彻底。白天把自己装扮得盗貌岸然的两个儒者晚上却去干人间最卑鄙的盗墓勾当。大儒生在上面指挥，小儒生在下面卖力苦干，等级是多么分明。天快亮的时候，两人展开了一番对话。一问一答，全是整齐的四言诗句，盗墓的时候，都不失温文尔雅之风度。说完，就以贪婪之心、野蛮的动作向死者伸出了罪恶的黑手，用锥子撬出了死者口中的珠子。
庄子对儒家的批判常常是通过一些杜撰的故事对儒家的圣人如尧、孔子等人的嘲讽、揶揄、贬损来表现的。《山木》篇即杜撰了一个关于孔子的故事，那是孔子先向子桑雽自道其四处碰壁、众叛亲离的狼狈：“我两次被鲁国驱逐出境，在宋国受到去砍伐树木的屈辱，在卫国被禁止居留，在商、周走投无路，又被围困在陈、蔡两国的交界处。我连连遭受了这么多的危难，亲戚朋友疏远了我，连学生故旧也离开了我。”接着他就向子桑雽讨教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于是，子桑雽对他又是一番启发、开导、批评、指责，为他指点迷津。孔子对此恭恭敬敬、欣然从命。他徐徐而归，放弃了学业，扔掉了书籍，学生也不再给他行作揖叩拜的礼节，而对他的态度却亲近了起来。在庄子的笔下，儒家的圣人表现得是这样的狼狈、可笑、猥琐、窝囊。不仅孔子是这样，连尧、舜到了庄子的笔下也是那样的猥琐、无能、低三下四。如《逍遥游》中“尧让天下与许由”，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他在许由面前是那样的恭恭敬敬，把许由称为天上的太阳、月亮和“及时雨”，而自喻为小火把和人工的灌溉，结果还是遭到了许由的拒绝。“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杳然丧其天下焉”，尧为治理天下辛辛苦苦一辈子，最后，到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拜见了四位得道的高士之后，竟然是心绪茫然，忘记了自己身居天下，自己一辈子到底干了些什么名堂！在“藐姑射之山的神人”的故事中，庄子对藐姑射之山的神人给予了无以复加的赞美，并拿她与尧、舜相比，说了一句非常幽默、也非常尖刻的话：“是其尘垢秕糠犹将陶铸尧舜者也”。在庄子看来，“藐姑射之山的神人”身上搓下来的污垢都可以捏出尧舜来。这对儒家及其圣人是何等辛辣的嘲弄。
再次，庄子蔑视高官厚禄，蔑视名利之徒，不愿与之同流合污，拒绝与统治者合作。如《秋水》篇所记的故事：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子知之乎？夫鹓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乎鸱得腐鼠，鹓过之，仰而视之曰：‘嚇’，今之欲以子之梁国嚇我邪？”
惠子是庄子的好友，但两人的在人生观及处世态度上却大不一样。庄子到大梁（即今河南开封）拜见惠子，他怕庄子此行是来取代他的国相位置，就在大梁搜寻了三天三夜，庄子见到他之后就给他讲了“鸱得腐鼠”的故事，南方之鸟鹓高洁至极，不是梧桐树它不栖息，不是竹子结的果实它不吃，不是甘美的泉水它不饮用；一只猫头鹰得到了一只死老鼠，见鹓飞过却怕被抢去。庄子借此表达了相位之尊在他眼中也不过是一只死老鼠而已。同时，也表达了对他那位痴迷于权势地位的朋友的辛辣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