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地杂记
『那故乡的风和云，为我抹去创痕……』
乡情犹如万千游思，在我几十年的漂泊生涯中，一直扯不断，理还乱。
我的人生成熟在吴忠，我对它怀着深深地感激。
月是故乡明。中卫是我人生初始的精神家园。
枸杞之乡中宁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人民养育了我二十多个青春年华。
牛首山和青铜峡激发了我的写作信心。
我热爱故乡故地。爱是需要回报的，我为它们歌唱。
吴忠
1984年12月12日，虽值严冬，但天气晴和。晚上8点钟，****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人民文学》主编王蒙同志，在银南行署招待所会议室，接见了地市部分中学语文教师和业余文艺工作者。
当王蒙同志准时步入会场时，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起立和他亲切握手。陪同王蒙同志来的有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宁夏分会主席张贤亮同志和自治区文联的陈宝泉、马治中、高嵩、马知遥等作家。银南行署副专员张万葆同志也出席了座谈会。
王蒙同志态度和蔼可亲，向被介绍的同志点头致意。大家坐定后，王蒙同志说：“我想和大家见见面，认识认识，随便谈谈。”
张贤亮同志说：“王蒙同志是很有才华的作家，外国人称他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代表。他工作很忙，最近出来搞调查研究，想在明年全国作协会议前到外面松散松散，不想在内蒙古感冒了，现在还没好。到宁夏不但没松散，反倒更紧张。昨天在银川和一些同志谈了半小时，很受欢迎，谈兴正浓时，却戛然而止了。原因是身体很乏困，有同志开玩笑说，他的病状像布氏杆菌病。今天在银南和同志们见见面，漫谈一会儿。”
王蒙同志很关心银南的文化生活，首先问吴忠市买书方便不方便？回答说方便！他高兴地点点头说：“我从这几天观察的情况来看，宁夏的物质生活不错嘛！”
张贤亮同志说：“我们宁夏是‘塞上江南’，银南又是宁夏的腹地，条件是很好的。”
王蒙同志转向师范的几个教师说：“中小学教师工作伟大辛苦，但待遇和住房还没解决，我们应该从政策上吸引教师，社会舆论上尊崇教师。教师的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四化’就搞不成。
中国的很多悲剧，在于教育不发达。我们的人民文化水平低，干部的文化水平也低，所以在执行政策上，出现过共产风、浮夸风、极‘左’路线等问题。七几年我在乌鲁木齐过马路时，发生了一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有几个戴红袖章的工人纠察队，让过马路的男女老少把手拉起来过，我当时感慨万端。我们中国搞了几十年革命，搞来搞去搞成了‘中华幼儿园’，这是一种低级和愚昧。由于文化低，所以不懂得爱护人民、爱护人才。为什么到20世纪了还要革文化的命？这不是倒退吗？为什么剪头发、剪裤腿？到底是长了宽了容易变，还是短了窄了容易变？鲁迅几十年前写过剪辫子，为什么现在还出现这种现象？一位外国作家写过一个寓言，说英国人原来吃鸡蛋时先磕大头，因为大头有气室，好剥皮。一次，英王磕大头时，划破了手，他很生气，就下令全国吃鸡蛋必须磕小头。但是广大臣民还是习惯磕大头。这时，一些人就组织小头党保卫生命，另一些人组织大头党保卫习惯。这样，两党由争议发展到流血斗争，一直斗了若干年。
文化革命实际上是一种愚蠢的行动。我们的知识分子知识不够，作家的知识也不够，知识不够就很难接受现代化文明。
有的同志问，怎样看待对《绿化树》的评论。
王蒙同志说：“《绿化树》影响很大。一些评论家没有从整体上全面评述，只是从部分上进行了评论。因为评论家框框多，所以今后作品中穿靴戴帽的东西要减少些，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评论。当然，作家的作品应该允许别人评论。一篇作品能引起争论，说明在某一点上触动了别人，不是可有可无的，这就成功。即使评论中出现偏激，那也没关系，很可能出现冒火花的东西。孟子如果不和别人辩论，他的出众才华怎么能得到进一步发挥呢？”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学艺术的发展快慢，与这个地区的人对客观的认识、知识的多寡、科学的发达程度以及整个精神状态有着很大的关系。文学艺术与想象力关系极大，我们中国很不重视想象力的培养，自然科学需要想象，政治也需要想象。外国人对******同志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了不起的创举，这是富有想象力的。我们就是要培养学生和作家这样的想象能力。”
“文学能陶冶人们的情操，培养人多方面的想象力，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北京搞了很多草坪，都是精心培育的，但有人却翻过栏杆去踩，踩坏一次换一次，这是很让人气愤的事，但是没有办法。为什么自己家里的花那么爱护呢？我们的文学家要抓住这种细微的思想进行描述，就能教育更多的读者，提高人们的觉悟，我们的事情就会办得更好些。”
“有些书不让人看，怕污染，这要区分情况。古时抬诗歌、散文，贬低小说。《红楼梦》上的贾政不让家里人看‘闲书’，要贾宝玉每天练蝇头小楷，目的不是要求练习书法，而是不让贾宝玉接受新信息，不让他有欲望，让他循规蹈矩，安于现状，好做统治阶级的驯服工具。据说旧社会河北省的地主大都让自己家的男孩抽鸦片烟，一抽鸦片就不会****，不能出国留洋，离不开乡村，没有其他向往，只好在家守财，这样家产才能守住。这是封建地主的落后愚昧。新中国成立后地主消灭了，但那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封建落后习俗，却不能随着地主的消亡而消亡。我们的精神文明就是破除封建习俗，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精神文明。”
“《创业史》上说，劳动使人联合，财产使人分离。劳动和财产是分离的。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清贫是崇高的。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确实写得很感人。古人说饭饱生余事，饥寒落安然，富了不好，为富不仁。‘十二大’以来，我们既讲物质生产，也讲精神文明，都要发展。当然，我们中国的发展变化是个长期过程，我们的文学艺术反映这个发展变化，要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吴忠的羊杂碎很好吃，盖碗茶也别有风味。我想，吃的东西也是一种文化。我们中国不少小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小吃，在这里吃就很有风味，很有名气，换个地方就不行了。风味小吃还有祖传，哪怕别人做得再好，也敌不过祖传的。常常见到风味小吃，就会使人自然而然地想到产地或故乡。”
王蒙同志很关心群众的文化生活，他问当地群众喜欢什么文艺。有的同志说群众喜欢唱秦腔，山区的回民喜欢唱花儿。王蒙同志请会唱花儿的同志唱唱。张贤亮同志唱了《绿化树》中海喜喜赶车时唱的调子，王学礼同志唱了祖母心烦时唱的歌儿。
王蒙同志接着说：“我听过许多少数民族唱的花儿，《站在高山望平川》很好听。不少花儿唱的虽是一种实现不了的向往，但很美。花儿非常好听，很能陶醉人。回族老年人很会讲故事，同一个故事你讲的和他讲的不一样，就争论，这已进入了民间文学的领域，争论往往就是评论。”
“我在新疆呆了16年，认识很多维吾尔族群众，他们常来我家，认为我可靠，与他们关系好。我爱研究他们，所以我的一些作品里就写了他们。”
“短小的作品角度很重要。可能大家都有那种生活，但关键是最能触动人感人心的那一点是否被你抓住了，就你一家抓住了，被你很好地表现出来了，这就成功了。有的人会编完整的故事，有的人侧重人物性格，常常是瞬间的感觉就把故事串起来了。善于写瞬间的感受这是一种流派，在某种特定的时间、地点、环境中能够抓住当时的悲凉、高兴、思虑、焦急等情态，并把它深刻细致地描述出来，这就是好作品。作家的工作有点像弹钢琴，不知何时弹一下，马上把你触发起来了，像诗人的激情一样，你所要的那种思想和表现形式就突然出现了。短篇小说的角度有点可遇而不可求。”
“《风筝飘带》那篇小说的创作是这样的。一次我在车上听两个妇女讲话，说的事情很激动。当时我觉得没有多大价值，后来又听了几件事，忽然想到了那两个妇女的谈话，就把这几个故事串起来，变成了那篇《风筝飘带》。”
“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得有一个周密的计划。不过有时写着写着就变了形，有的掌握不住，有时候却歪打正着。总之，写作是很难有一种固定格式的。最近我还写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我想让常规的和古怪的互荣互爱，不要单纯地去争高下。问题是要写好，关键是要有真货色。有了真货色，不怕没有好的表现形式。当然说老实话，形式新颖是能吸引人的，但最根本的还是离不开内容。”
“作品的体裁不同，风格不一，语言自然也就不同。巴尔扎克的语汇非常丰富，在世界上很有名。海明威的词汇虽少，但很朴实，他能用最朴实的词意表达最深刻的思想，这同样是很好的。表现激情，特别是把最高的激情能够情真意切地表现出来就是好文章，就能感动人，激励人。我最不喜欢的是那种口口声声说很激动，其实这恐怕是最不真实的感情。”
有的同志说，王蒙最近发表的作品一篇比一篇好，很耐人寻味。王蒙同志开玩笑说：“听到有人夸奖，我的布氏杆菌好了许多！”在座的同志都笑了。此时，王蒙同志咳嗽不止，张贤亮同志说：“今天的座谈会就到此为止吧！”
时间过得真快，已10点钟了，大家兴犹未尽，但为了王蒙同志的休息，都鼓掌表示致谢，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去。
《银南文苑》1984年第4期，未经王蒙同志审阅，王非凡记录整理。
注：银南地区原辖吴忠市、青铜峡市、中卫县、中宁县、同心县、灵武县、盐池县。后调整区划，银南地区撤销设吴忠市，辖利通区、红寺堡区、青铜峡市、同心县、盐池县。中卫市辖中宁县、海原县、沙坡头区。灵武市划银川市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