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门坐在大厅里——这地方也可称之为大堂、门厅或天晓得还有其他什么称呼——大家进出医院或等待电梯时都会经过这个地方，在他们踏进门来到大厅之后，往往会发现自己忘了来医院探病的礼节，于是在这个地方购买事先忘了准备的花、甜点或平装本的三流小说。当然，也有人在面前的桌子上放杯咖啡或可乐，担心害怕地坐在椅子上等待，想要将时间拖拉得更长。
咖啡很难喝，里面又不能抽烟。我环顾四周，知道这个大厅里有一道分界线，区隔出“之前”与“之后”，而且我清楚知道分界线的位置。线就在那里，在电梯旁边。假如有人有兴趣知道，我可以拿着粉笔大步走过去在地上画出这条线，我不想提误差，但我相信最多不会超过几公分，就人生而言，这实在不算多。毕竟我四十三岁了。毕竟，我见过世面，不管在真实人生或录影带里都看过。我曾经目睹倒地濒死的麋鹿重新站起来，看过丢在船上卧铺上的绒毛企鹅，见过灭顶后湖面上鸦雀无声的沉静，也看过父亲倒在一摊啤酒——或是血水——当中，和其他的尸体紧紧贴在一起。我突然没办法记得很清楚，但是我知道我见过这一幕。
我把咖啡杯推到一边，起身从刚才进来的门走出去，然后站在入口右侧一个大型的水泥烟灰缸旁边抽烟。这里不只我一个人。我身边有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紧张地大口吸烟，他看起来很憔悴。我不想细究他究竟哪里不对。他身后有一名穿着绿色衣服的护士，双眼茫然地望着前方。
我看着静静地停在停机坪上的直升机和它的螺旋桨，现在这东西不过是毫无生命、重达几吨的金属，接着我望向我那辆和其他上百辆车一起放在停车场里的车。车子的后保险杠有个小凹痕，左侧的叶子板严重刮伤。也许我可以买辆二手车。说不定，我该找份工作。我的钱所剩无几。我不知道。最重要的，是我必须睡觉，接着一定得想出点主意。
我抽完烟，弯腰在水泥烟灰缸上压熄了烟蒂，满满的烟灰缸让人几乎要心生戒烟的念头。直起腰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身侧隐隐作痛。我不由自主地抬起手压住最下方的肋骨，我担心肋骨下是否出现了我不知道的新状况。护士转过头来看着我，尽管他面无表情，但是我仍旧怀疑他有嘲讽之意，我心里想，他一定知道某些我不晓得的事，于是我又把压在身上的手放下来。我避开他的目光，看着他身后稍远处的急诊室，一辆救护车越来越接近，转个向，将后厢门对着入口。司机走下来，绕到车后去开门，一男一女两名护士从医院里走了出来。男护士又高又壮，女护士戴着严肃的眼镜。他们从救护车里将担架抬出来，啪一声撑开脚轮，拉拉垂在脚架上的几条管子。我站在这里就看得到血，她却朝我这里看了两秒钟，身子突然显得僵硬起来。是葛林德太太，她穿着绿色的护士制服。接着她低头看表。我不懂为什么，但是她瞥了自己的手表一眼然后又朝我看，于是我也依样画葫芦。我的手表显示现在是四点半，除了时间之外，这个资讯对我没有别的意义。当我抬起眼睛的时候，他们已经一左一右地推着担架往前走。我快步走过去，经过了救护车，停在玻璃门外往里面看。我不能进急诊室，但是我看到葛林德太太推着担架迅速前进的背影，高大的男护士跟在她的身边。有个人跑了过来，把某个东西塞到她的手中。我看不清楚那是什么，但是他们没停下脚步，她侧个身接下东西，继续匆匆前进。毫无线条可言的绿色制服遮住了她的身形，看起来和其他人似乎没有两样，但其实不然，她的曲线与众不同，而且还有独特的弧度和温暖，就算我不记得自己在今天是否曾经想到过她，可是我这时仍然能感觉到她，这和半盲的动物在一片黑暗的地底下互相依偎没有两样，除了持续不停的动作，让彼此的皮肤融合成一体之外，其他全都不重要。眼镜不是必需品，反正派不上用场，绿色制服、喉咙上插管的哥哥、轰隆作响的直升机，或是寒夜里佛教禅宗的思想，全都没有必要。
但是她为什么要看表？
我回到医院的大门口，走了进去，穿过宽敞的大厅，经过便利商店，我的左手边是自助餐区的桌子，刚刚那杯半满的咖啡仍然弃置在其中一张桌子上。接着，我直接走向电梯，按下按钮等待。我听到“当”的一声，电梯门打开之后，我跨越了分界线。
我跨出电梯来到走廊另一头的加护病房，推开房门。也许力道有些猛，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认识躺在病床上的男人。不管怎么说，他都不是我哥哥。他的脸部受了伤，头上和身上好几个地方缠着绷带，双脚打了石膏，脖子上围着一圈护颈。有个铁架箍着他的头颅两侧，他只有眼睛还能转动。我冲进病房时，这双眼睛睁得老大，十分害怕地瞪着我看。我在病房中间停了下来，身后的门发出一声巨响关上，我说：“对不起，我走错病房了。我马上离开，喔，真该死。”最后几个字可说是针对我自己而发的。我朝门口倒退。他的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话。我停下脚步，回到床边弯下腰对着他，他吹在我脸上的气息十分微弱。
“什么事？”我说。
“拜托。”他喃喃地说。他的眼睛先是含泪，接着泪珠一股脑地顺着他的脸颊滑下来，伤口的包扎全湿透了，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多眼泪。他低声说：“拜托，拜托。”
“天哪，我没打算伤害你。”我说，同样压低了声音。我感觉到自己开始恼怒，这种情况太没有意义了。我直起身，再一次走向门去。
“我会找个人过来。”出门时，我回头对他说。
我背靠墙站在走廊上，上气不接下气的，好像刚跑了一段路。接着我走到护士值班室，敲了敲门框，把头探进打开的门里。在里面的是昨晚那名护士。
“嗨！”我说。
她转过头，认出我来。那叠报告或笔记之类的东西还在桌上，右边放着一壶可可。喝太多可可对身体不好。她放下手上的笔。
“你的哥哥转到楼下的病房了，”她说，“他现在清醒了。你好吗？昨晚有没有睡个好觉？”
“好得不得了，像个婴儿一样沉睡。但是加护病房里的那个男人可不太好。”
“我们知道，所以他才会在里面。”
“我觉得他想找人说话。”
“他不能说话，他必须好好休息，这很重要。”
“那好，”我说，“这样就解决了，由你当家作主。那么我最好下楼去了。”
“对，你下楼去吧。”
她又转头面对桌子上的日志，拿起了笔。我该发表些有关定力的话，但是想不出该怎么说。
我没搭电梯而是走楼梯，从楼梯间出来后要经过一扇玻璃门才通向病房。他的病床停在走廊上。这太突然了，我还来不及为自己做好准备，无处可躲，也不能转头就跑，因为他并不是躺着，而是坐在床上交抱双臂还一边大笑。他的妻子兰蒂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她看到我，挥手打招呼。我已经有好久没看到他这么有精神了。我慢慢地走向前去，深深吸气然后缓缓地呼出来，接着我也抓了一把椅子，坐在兰蒂旁边。她看着我，轻轻地耸耸肩，看起来并不觉得有什么趣味。
“你终于来了，”他说，“来探望你哥哥。所以啦，现在不缺别人了，对吧？我们家全员到齐。”他放声大笑。
“我昨晚来看过你。”我说。
“是吗？”
“对。”
他安静下来，靠着墙微笑，但是这个笑他不是对我——或任何我看得到的人——接着他又笑出声来，说：“我刚刚才讲给兰蒂听，那次我们明明知道不可以，还是去阿朗斯湖水源区去钓鱼，我们在那里遇到一个流浪汉，他躲进森林里，为的是想避开卖啤酒和红葡萄酒的专卖店，以免自己喝醉。结果呢，他每天傍晚只能坐在湖边观察水狸，靠罐头食物维生，我还告诉兰蒂这流浪汉怎么帮我们拉那尾大狗鱼上岸，我们把鱼带回家，但又不敢给任何人看到，因为我们违反了水源区严格禁钓的法律。最后我们只好把鱼放到地下室，任凭鱼肉烂到臭气冲天。”
他喘了一口气，然后继续说话。重点是，他说的事没有一件是真的。我曾经把这个情节写进小说，我把它和雷蒙德·卡佛[19]的某个故事结合在一起，我知道他读过卡佛的这篇故事，因为我要他读，事后也一起讨论过。那不过是一两年前的事而已。
“你还记得他的味道吗？”哥哥说，“记不记得营火、松针和沼泽的味道？我们太喜欢那个味道了，也想要过和他一样的日子，但当年我们太年轻，不是吗？还得上学，结果我们气得要命。”他带着微笑，他根本在胡说八道，我实在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说话，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分享过这样的经验，也没说过这些话。但是我清楚记得自己在少年时期曾经动过这种念头，当然之后也经常发生，但是我从来没听哥哥提过他有同样的想法。这是我的秘密，全部都是，在多年以后，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才有人知道。
兰蒂咬着嘴唇看我，想知道对哥哥如此口若悬河作何感想，但是我帮不上忙，其实我也不想帮她。于是她瞄了自己的手表一眼，然后说：“大卫一个人在家两小时了，我该走了。”
大卫是他们的儿子，和我的大女儿同年，生日只差三天。哥哥听到他儿子的名字立刻眨了眨眼，脸上的表情显得不太自在。兰蒂没有注意到，靠过去很快地拥抱了他一下。当她站起来的时候，哥哥的脸色依然僵硬。
“好好休息，”她说，“明天见。”接着便穿过走廊走到玻璃门边。从背后看，她相当时髦漂亮，踩着轻快又坚定的脚步离开这地方，她也许会走得更远，踏进一页崭新的生命当中，而我却独自一个人留在病床边，身边还摆了张空椅。哥哥瞪着椅子看。
“我好累。”他说话的时候没有抬起眼睛。他躺下来，拉起被子盖到下巴边，先闭上眼睛，然后又睁眼盯着天花板看，我好想知道他在天花板上看出了什么东西，但后来我发现自己不是真心想知道。人在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都会说这种话。
走廊上来来去去的人经过了我的身边，现在是探病的时间，其他人大声说笑，我转头看，这些人全穿着体面而且整烫过的便服，手上带着花和巧克力，胳膊下甚至夹着平装本的蹩脚小说。我坐在椅子上，转过去观察这些人，不想把头转回来。我无话可说。接着，我说：“这么说，你觉得你可以就这样撇下一切，丢下我一个人，是吗？”
带着巧克力的几个人在走廊的另一头说话。有人打开一扇病房门，然后又关上。那间病房里有人在哭。除此之外，这里很安静。也许哥哥睡着了。我希望是这样。我看着他。
“你没办法的。”他说。他的声音空荡荡的，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我。
“好吧。”我说。
“我想睡觉。”他说完话，把脸转向墙壁。
“没关系。”
我坐在椅子上凝视他的背和后脑勺，他的鬈发越来越稀疏，秃了一小块。我不记得自己看过这一小块秃头。
“好，再见。”我说。
“再见。”他对着墙壁说。
我起身离开。当我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我回过头去看。一名护士推了一面隔帘过来，放在他的病床前面。
我不想等电梯，所以直接走楼梯，病房大概在六或七楼吧，说不定八楼，我没认真数。我几乎一路跑下楼，这种感觉像是往下沉，整个楼梯间难得看见人。我只碰到两个并肩慢慢上楼的男人，他们彼此对望交谈，我不想从旁边绕过去或改变自己的行进方向，那未免太麻烦了，我只好瞄准两人之间的空隙。但这个空间着实不够大，于是我大声嚷嚷：“妈的，让路！”伸手将其中一人推向左边。他出声咒骂，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停下脚步瞪着我的背后看。不过，我仍然没有停下来。
到一楼我不再跑了，但是我依旧快步前进，只要我想要，我可以走得比其他人快。进到了大厅，我才放慢脚步，让自己的速度和旁人一样。大厅里挤满了人，所有的桌边都有人。不过这没关系，反正我要出去。
我走到医院外，这时正在下雨。直升机不在停机坪上。我又开始跑，冒雨穿过柏油路跑到了停车场，但我突然忘记自己把车停在什么位置。我在成排的车阵中来回奔跑，现在的车子比刚刚我来的时候多，而且有好几排新车。我不懂为什么有人负担得起这种新车，******，全都该死，我大喊：该死，我的老车在哪里？雨水着魔般的不顾一切倾泻而下，不能再继续了。我再也受不了。我得离开，去一个新的地方，忘掉这里的不幸，去看看崭新的事物，去到处都是外国人的国家。啊，出现了，我那辆左侧带着刺眼刮痕的白色马自达。我打开门锁坐进车里，头发和肩膀都湿透了。我开始冥想一段海上的旅程，那个时代的船还只是船，不是航行的赌场，船只随着波浪起伏——船本来就该这样——风拂过甲板，所有我梦想的地方都离我很远，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