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很好喝。”我说。她微笑点头，然后继续写报告。我开始哭，站起来端着杯子走到窗边，一直到泪水停歇之后才又坐下来说：“他快要离婚了，你晓得吗，但问题不是出在这里。”
她小心翼翼地放下笔，冷静地看着我，随后我把船、火灾、哪些人被火烧死、哪些是吸入浓烟而遭呛死的事全说了出来，我还告诉她，这些人都躺在通往甲板的舱梯边，紧紧地贴在一起，仿佛成了同一具尸体，其中好多受害者用身体盖住孩子，似乎想保护孩子不被呛伤。有些人躲在浴室里打开了水龙头，但是流水完全没有帮助，大家都无处可躲，只有在酒吧里开舞会的人身上还穿着衣服，因为事发的时候是半夜，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她点点头，她记得那场火。每个人都记得那场大火，就是因为这样，事情才会如此难以启齿——大家都会点头，接着便无话可说，这就像拍打塞满羽绒的被子一样，麻木又沉默，人们只能一再地点头。然而她却为我倒了第二杯可可，我慢慢地喝，可可暖了我的胃，这种感觉太舒服了。我不知道她是用煮的，还是冲热水搅拌五秒钟的即溶可可，因为这杯可可让我想起小时候母亲为我煮的可可。我东张西望，想找出包装袋，看看上面怎么写。接着，我把哥哥和我在事后的讨论——有关我的两个弟弟和父母如何过世——告诉她，我一直认为他们全死于睡梦中，因浓烟而窒息，所以不可能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事，但是哥哥却认定他们全醒着，而且试图逃生，可是他们所在的位置火势太猛烈，烟雾太浓，所以才会求生无门。哥哥无法停止假设，不断地想象他们在当时的想法和感觉，而我则说这样想个不停一点帮助也没有。“可是他就是停不下来，”我说，“事情已经过了六年，该死，他就是没办法不去想。”
“我再帮你准备点可可好吗？”她问，随手拿起一个空壶。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这个主意好极了，因为如此一来，我就可以看到她怎么准备可可，然后坐在这里享用美味的饮料。但是我没这么说，反而说：“不，谢谢，这样够了。”
她把空壶放回原位，望着窗外。下方甘勒街上的路灯闪闪烁烁，过了街，一路往山脊延伸的空间则是一片昏暗，远处，我住的公寓就位在我称之为“鹰巢”的卫星城市里。
“如果他真的如愿，那你就只剩下一个人。”我的心跟着她的话往下沉，我认得这首老调，我不想听这些废话。而且这不是事实，我并不孤独，我的生命中还有其他人——尽管他们没有在这个时候出面关心。但是她坐着看向窗外，这句话有可能是自言自语。
“我知道怎么处理，”我说，“一向如此。”我把杯子放在她桌上，站了起来。她转过身，显然不喜欢我刚刚的话。她不想要我去应付了事，她想要我们这两个独立的个体握住彼此的手，在每个该死的星期日共进晚餐，建立一个亲密的快乐家庭；在海边有栋度假小屋，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要面带笑容。她是基督教人民党的党员，从她的用字遣词里可以听得出来。
“你想再过去看他吗？”她问道。
“不了，我明天再来。也许到了那时候，他的情况不会这么稳定。”
她一点也不觉得我幽默。
在下楼的电梯里，有个女人不停地啜泣，我不知道她刚刚从哪一科走出来，但是妇产科就在楼上。在我早一点的生命当中，我曾经去过两次，但如果她真的是从妇产科走出来而且还哭个不停，那么她一定是有个十四岁的女儿刚生下第一胎，并且不愿意说出孩子父亲是谁。她的泪水沿着脸颊往下滑，她看着我的表情，仿佛以为我有办法随口说句明智的见解。在这个节骨眼上，她最想要听到的是一番好话，让她不要继续觉得自己是个糟糕的母亲，但她实在选错了对象。我无话可说。到达一楼之后，我直接走出电梯，听着她在我身后吸着鼻子，穿过空无一人的大厅走出医院。
外面很冷，一出了医院前庭的路灯光晕范围之外，立刻进入一片黑暗。紧急救护直升机停在稍远的停机坪上，看起来像只拖着长影子的大昆虫。当我转个弯，走到甘勒街的人行道上之后，我听到有个男人大声吆喝，直升机的引擎发动，螺旋桨嗡嗡作响。我回头看着直升机提起机尾起飞，绕过医院建筑，把探照灯对着欧斯特玛森林、大湖和再过去的森林，然后消失在山丘的另一侧。
我沿着甘勒街的电线杆爬上第一道斜坡，这段路不算太陡，两边虽然暗，但是我熟悉路面的起伏，知道右手边延伸过去是一堵高高的山脊，也晓得最后一段斜坡才是最具挑战性的路程。突然间，路上出现了一辆往下驶来的汽车，大灯照得我头晕目眩，于是我只好停住脚步，站了一下。车子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看到车里的灯是亮着的。车里挤满了说笑的人，其中有个人拿着一瓶酒，他们都相当年轻。汽车音响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司机对着我这个徒步走在黑夜当中的中年男人按喇叭，此刻，这群人对这个世界一点也不关心。我回过头，盯着车子明亮的车内和红色的尾灯看，车子在教堂前转个弯，迅速地在我面前消失，一直到最后，我还能听到从半开的车窗里传出来的隆隆重低音。
我继续往前走。到了这时间，四处都很安静，结着霜的柏油路闪闪发光。我虽然穿着厚呢短大衣，但依然忍不住发抖，于是我加快脚步，想找出个不至于累坏自己的速度。当我走到最后一段坡道的时候，我开始有了暖意，不但冒着汗，也有些狂乱，我放弃了沿着山脊的步道，选择穿过松林的小路，这条路虽然比步道陡上两倍，但近得多。走到一半，我不得不停下来。我不晓得哪里出了问题，但是我一步也跨不出去。我的双腿发抖，腰边剧痛。我先是靠在树上喘气，接着躺在地上，用双脚抵住树干以免整个人往下滑。透过一株株松树的缝隙，我看见了下方山谷里医院的灯光和甘勒街的路灯，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我闭上眼睛，听到风吹过了树梢，这个声音真是美好。我在夏天和冬天都听过这个声音，父亲带着我走过好几百趟的越野滑雪健行，当我们休息的时候，我的呼吸并不是我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有时候，从树梢掠过的风会带来最美好的声响。偶尔，在往里洛塞特和席诺伯的森林陡坡上，风声实在太悦耳，父亲会站在我们面前的滑雪道上，大大地展开双臂，深深地吸气然后才吐气，把气息传给我们——他的儿子们。我们穿着滑雪板，排成一行站在坡道上，不管是否心甘情愿，全跟着敞开双臂。父亲把厚重的手套挂在雪杖上，然后说：“闭上眼睛深呼吸，然后慢慢地吐气，你们会发现这很有帮助。”于是我们像是合唱般的大声吐纳，环绕着我们的森林越来越安静，当我们憋住气的时候，世界也跟着屏息，当我们再次吐气的时候，一阵风卷动了所有人，数年如一日，直到风势再也载不动我们为止。我从来没自问过原因，从来没有回头看他是否仍然站在山上。但这会儿，我坐在不上不下的陡坡，置身在奥斯陆东北方的山脊上，伸出双脚抵住松树的树干底部才不至于往下滑。这时候的雪不深，但是温度仍然冻人，我伸开双臂，吸气屏住，随后才缓缓地吐出来，我重复了一次又一次，直到找回了自己的节奏才停下来。我缓缓地将空气打进胸腔那处收缩了太久的空间里，让体内的幽寂和周遭的静谧融合为一体，然后，再次躺在松针上，呼吸冷冽的空气。我抬起头，仰望树干之间的天空，清朗的夜空上挂满了星星，天空缓缓旋转，全世界都在缓缓地转动，这个空间辽阔又宽广。四周阒然无声，我和群星之间没有任何障碍，我试着思考，却什么也想不出来。最后，我闭上了眼睛，对自己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