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世扬
梁奇达同志不幸去世一年了。每当想起，一股难以忘怀的思潮涌现心头。在国难当头时我就知道他，在抗日战争和建国后，曾间接或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他的革命热情，思想开放，工作认真细致，生活朴素，对同志的关怀和帮助，深深教育了我。
1935年国难当头，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各地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展开。我那时在大中中学读书，积极参加广州的救亡运动，1936年3月梁湘介绍我参加“中国青年同盟”。从梁湘那里得知梁奇达在大中读书时也参加了“中青”，现转学到江村师范，在那里领导学生运动蓬勃开展。
1939年广州沦陷后，国民党四战区在广州周围成立游击区，并在韶关举办游击区干部训练班。中共省委有计划地安排党员和动员一部分进步青年加进“游干班”。毕业后他们组成一个特别支部，黎民伟、关晃明分别任正、副支部书记。连同十多个干部组成工作队，由董世芳、陈精仪带队到国民党中山六游击区，分别在政训室或政治队任职。那时我的公开职务是政训室中尉干事，由支部书记黎民伟单线联系，党支部则直接由我党中山县委组织部长、副书记、书记梁奇达领导。梁奇达的有关指示由黎民伟向我传达和布置工作，我当时虽没见过梁奇达的面，但仍接受他的领导。
抗战初期中山的政治形势是很好的，地下党恢复较早、发展较快，领导坚强，党领导的县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和县妇协等组织，团结和教育广大群众，成为坚强的抗日救亡队伍。两次抗击日寇进犯中山的横门战斗，孙康、梁奇达等地下党领导都亲临前线，抗先队和妇协带领群众组织宣传队、救护队、慰问队、担架队等支援战斗部队，还组成武装集队，直接支援抗战，在击退日寇战斗中发挥很大的作用。由于中山县委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政训室、政治队当时也都投入支前工作。中共党员更是抗日的中坚，处处冲锋在前，如党支部副书记关晃明在带领从张家边前线撤出运粮食的民工队时，途中遭敌机轰炸，关为挽救一个慌乱的民工，壮烈牺牲。他的牺牲影响很大，在当地曾立了碑，在香港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但后来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转而积极反共，中山县国民党解散县妇协，查封抗先。我们在政训室和政治队内的同志利用关系，了解到有关情况及时向梁奇达汇报。如政治队队长陈精仪是个叛徒，后为国民党军统（蓝衣社）特务，到中山与反共头子游击区副司令吴康楠勾结。梁奇达领导支部在队内揭露他的丑恶面目，还利用关系，使他不能为所欲为。
1939年秋，国民党四战区将第一游击区与第六游击区合并，改称第一游击纵队，领导机关仍在中山石岐，原政训室主任调离，由原一游政训室主任冯镐从南海带来一位保镖和一位上尉干事郑逸雄。冯也是个叛徒，中统特务，他和陈精仪不同，陈是个大老粗，与吴康楠合伙走私，在队内没有威信；冯则摆出进步架子，自称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经常与队员吟诗作对，谈论时事以示进步，收买人心。实际上他到中山就是配合通缉中共中山县委书记孙康，抗先队孙鹏光等人，并参与布置守备队去逮捕孙康。好在事先得到通知，孙康才幸免于难。如何对付这个表面充进步，背后诡计多端的“主任”？梁奇达直接领导支部与其斗争。对他的一些表示进步的合理措施我们支持；对他的别有用心的行为我们在群众中揭露，巧妙地阻挠或反对；他在队内散布歪曲我党政策的言论，我们用各种方式予以驳斥；他的臭底子我们利用各种机会揭露。
那时国民党司令部同意在连队配备政训员，梁奇达抓住机会要支部抽调能力强的队员到实力和装备好的部队去，团结好官兵，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掌握部队准备迎击敌伪再侵犯。这样黎民伟到守备一中队、王培新到守备三中队、叶弃到守备五中队、区保龄到政警二中队、王锦鎏到集结三中队任政训员。
由于中山孤立于敌后，敌人总会再侵犯，为了准备敌人占领后开展游击战，五桂山是理想的根据地，梁奇达要求党员利用一切机会到五桂山区作调查研究，并尽力支援五桂山根据地的斗争。我们亦主动了解政训室内存有的武器，伺机偷运一些出来，我就经手拿了一支进口步枪送到黎民伟大环的老家，支持将来的抗日斗争。
1940年3月日寇全面进犯顺德和中山，顺德战斗打响，国民党当官的带头逃跑。只有共产党员组织官兵抵抗。这样日寇三天便占领中山全县。全部部队和政训室等人员最后集中到鹤山金岗，根据梁奇达传达的党的决定，全体中共党员九人，并动员进步青年撤出一游（改编为挺进三纵队），分别派到广游二支队或回中区后方和香港工作。
1940年夏黎民伟、王锦鎏、王培新和我先后被派到广游二支队。地下交通把我带到顺德西海，由林锵云分配到番禺大石后到大山以教书为名做群众工作。那时梁奇达也到二支队，担任番禺工委书记，直接领导我们的工作。二支队主要活动于顺德、番禺、南海打击敌伪，开始队伍较小。在这地区都派了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乡村小学任教做群众工作，支持部队。我们不愿用伪政府编的教科书，梁奇达决定编印我们的有教育意义的教科书，主要是语文和高年级史、地，以教育农村儿童。他在大山亲自主持编写出版工作。派我回敌人占领的广州家里印刷材料。我回到家里说我在番禺教书，需要油印材料和纸张，这样就用家里的钱买了需要的器材，到旧书摊买沦陷前的小学课本带回大山作参考。低年级的课本由我和大山小学的教师张凌霜负责编写，高年级的梁奇达也参与和审定。刻蜡板由我负责，张凌霜帮助印刷，用“教育普及社”名义出版。
我在大山除了教书外，还负责大石到灵山一带的群众工作，要抽空到那些地方交朋友，联系基本群众。大山乡也有自卫队，我也找机会接近他们，向他们宣传抗日道理。大山乡有个李公侠，大革命时参加过党，革命失败脱了党，广州沦陷后他在平州一带活动成为“捞家”（俗称大天二），但仍不忘抗日，我也联系他。大山还有个老人叫原基，他是农会的干部，大革命失败后回乡耕种，最后到大山耕种一个小果园，我也常去他的果园，向他介绍抗日的情况。这些工作都是梁奇达安排的，我也将工作情况向梁奇达同志汇报，他总是很耐心地听，并对工作提具体指导意见。他很关心我和张老师的生活，给我们诸多鼓励，直到我调去里仁洞洗地庄接郑迪年出版《抗战旬刊》的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中被合并到广东师范学院（原华南师范学院）的广州体育学院迁回原址复办。1976年梁奇达调来体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仍兼省体委副主任），他在体院工作三年多，以他大刀阔斧的魄力，把体院工作扶上正轨。他平易近人，工作深入细致，生活严谨朴素，给教工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只记几件事。
他到体院首先注意领导班子的建设。他从中山医学院要来原广东教育学院叶寒生任组织部长兼人事处长，还从原暨南大学调来曾连博（后提为学院副院长）等，将体院原有干部作一些调整，健全党委和行政的制度。他中午也不回家，就在办公室放张帆布床休息，还利用时间找干部谈话。
其次，注意清查与“四人帮”有关连的人和事。广州体院在“文革”期间两派武斗厉害，遗害甚大。梁奇达对这一清查工作极为重视，也很注意掌握政策。对“文革”中犯重大错误，又死不悔改、拒不交代，还担任重要职务的，坚决撤换；对虽有错，但能悔改交代的，仍相信任用；对一般干部教师，则强调教育帮助。这样做，使整个学院出现了团结活跃的气氛。
梁奇达很重视教学，经常到课堂听课，和教师研究提高教学质量。那时还搞开门办学，他也带着教务处副处长罗彦群到下面办学点，和教师研究教学，还找学校领导及学生听取他们的意见。每次教学实习，他都和罗彦群下去观看，并与实习学校领导座谈，听取他们意见改进工作。
另外，解决了多年来未对教师评级和提升的问题。我那时负责学院的学术委员会工作，教师的评级提升很复杂，意见很多。梁奇达很重视，抓我汇报，也常找教师谈话听他们意见，重要的会议他也参加，因此工作进行得基本顺利，评定和提升一批副教授和教授，大家基本满意。有一位从省体工队调来的教师，他原是游泳老教练，在体工队培养过国家级运动员，训练工作很有经验，但他对教学是陌生的，没有上多少课，也没有写出什么论文，更不懂外语，他申请当副教授，在学委没法通过，他很有意见。我跟他解释并提议向国家体委为他申请国家级教练，梁奇达很支持，用学院名义申报，可惜国家体委一直没有批复。
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复办暨南大学，梁奇达便离开体院接受新的使命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