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梁奇达同志是抗战初期中共中山县委的领导，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从宣传抗日救国、号召民众起来反抗侵略，到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都付出了不少心血。他在中山的战斗历程，永远载入了中山革命斗争的史册。
为救国而求索
梁奇达的青年时代，适逢祖国遭受国破山河碎的厄运，深深地爱着母亲的儿子，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而战斗的艰难之旅。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三省，广州中等学校联合举行万人示威游行向国民党当局请愿。那一年，15岁的梁奇达考上了广州大中中学，从家乡开平博建乡来到省城念书，满腔热血的他立即被卷进了抗日救亡的浪潮中。
1933年，中共中央出版部公开发行科科长王均予通过发行工作的关系，同广州勷勤大学学生麦蒲费建立了通讯联系，并通过麦蒲费在广州建立了《时代文化》读者会。梁奇达与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的梁湘以及同学潘先濂等参加了这个组织，组成“三人小组”，由勷勤大学的学生林振华负责联系。一天，他从潘先濂处借到一本《为发展五十五万红军而斗争》的油印小册子，看了之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就向家里要了些钱，欲去投考红军大学，后因红军已经离开苏区，开始长征而未成行。
翌年秋，梁奇达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35年，因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机关相继被敌人破坏，原在发行科工作的王均予转移到广州。他与麦蒲费商量后，将《时代文化》读者会改组为党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同盟（简称“中青”）。梁奇达、梁嘉、梁湘等随即入盟。梁奇达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该组织的负责人。梁湘的宿舍是王均予的落脚点。由于同乡及工作的关系，梁奇达常去找梁湘，因而，与王均予也很熟络。1935年12月12日，为响应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广州学生二千多人举行了抗日游行示威，梁奇达积极参与并发动了多名同学一起参加。他常在同学当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发动同学参加读书会，就连学生会主席，也被他动员过来投身抗日救亡的宣传行列。他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创办壁报，散发传单，揭露社会的黑暗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梁奇达的活动引起了校方的注意，以致期末考试时，操行被评为“丁”，并被开除学籍。
1936年5月，王均予接到通知，要他到天津与北方局联系。梁奇达即变卖了自己的金戒指给王均予作路费。王均予到天津后，向中央北方局汇报了广东的情况和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受北方局指示，回广东建立和发展党组织。这时，已转到肇庆师范学校就读的梁奇达仍与王均予保持联系，并根据他的布置，宣传抗日救亡和在肇庆发展“中青”组织，共发展十多个盟员。1936年10月，由王均予介绍，梁奇达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梁奇达在肇庆发展了王昌熹、关炳粦入党，建立了高要地区重建党组织后的第一个党支部，梁奇达任支部书记。虽然梁奇达是为祖国而奔走，但却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他再次被开除学籍。翌年春，梁奇达重返广州，在广州石岭小学以教师为职业，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时与中山大学的同乡梁嘉在一个党支部，梁嘉为支部书记。他与梁嘉等发动了数十名中大学生到广州市郊开展夜校教育。
1937年夏，由于身份暴露，梁奇达被当局通缉，组织安排他易名梁浪舟，转移到中山工作。
奋起抗外敌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满腔热血的梁奇达即奔走呼号，竭尽所能，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号召群众起来抗日。
抗战爆发前夕，梁奇达来到中山大布乡。当时的大布小学校长孙一之，是共产党员，他聘任梁奇达为该校的教务主任兼教师以掩护工作。这时，中共中山组织已在五区发展了一批党员，梁奇达到后，即成立五区工委，任区工委书记。他与区委委员叶向荣、孙一之团结合作，努力发展组织，积极推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五区区委工作的重心放在发动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抗日方面，组织了谷镇文化界抗日工作团到附近一带乡村宣传救亡，演街头剧，出版乡报、壁报等，还组织了壮丁队、救护队、妇女大刀队等群众组织。为发动海外华侨捐款回来支援抗日，在五区区委的布置下，办起了《大布乡报》、《桥头乡报》等，寄给海外乡亲。中山后来抗日游击队武装的武器装备，有相当部分是由华侨捐助的。与此同时，梁奇达等很注重在爱国青年中物色发展对象，发展组织。很快，在五区的平岚、乌石、大布、桥头、鸦岗、雍陌、马溪、平湖、沙岗、茅湾等十多个村发展党员近200名，成为中山发展党员数量最多的地区，并建立了多个村党支部。当时的五区被称为中山的“小延安”，这与梁奇达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梁奇达同志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1938年5月，经省委批准成立中共中山县委。8月，梁奇达任县委组织部长。在任期间，他尽职尽责，着力抓好党的组织建设，为发展、巩固与壮大党的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至1939年10月，中山有中共党员500多名，为全省之冠。在全县九个区中除七区因沦陷较早未建立党组织外，其余的八个区都建立党组织，而五区的党员为数最多。当时的县委机关设在石岐民生路太原第，由于经济拮据，常驻机关的县委副书记孙晖如，县委委员、组织部长梁奇达，宣传部长徐云同租一幢房子住。太原第是一幢华侨房屋，主人全都出外了，剩下空房子由一个亲戚帮忙照看。为了便于工作，以孙晖如夫妇名义租下了这幢房子，孙、梁、徐三人则认作兄弟，称孙晖如为大哥，梁奇达为二哥，徐云为老三。
梁奇达十分重视培养干部。1938年冬至1939年初，县委利用放寒假期间，先后在石岐莲塘街县立第一小学（校长张鹏光是中共党员）、崖口村、贝头里村举办了3期党员骨干学习班。刚上任不久的县委组织部长梁奇达从筹备开班到讲课都亲力亲为。参加学习班的党员有郑少康、曾谷、方群英、黄乐天、程志坚、杨子江、卢德耀、吴孑仁、黄友涯、黄旭、陈特、高平、简洁、郑秀等，共八九十人。这批党员骨干经过培训，回去后都成为珠江敌后抗战斗争中的顶梁柱。
广州沦陷后，战火波及中山。中山县委带领全体党员坚定地站在斗争的前线，加紧发动民众，积极作好抗击日军进犯的准备。1938年11月中旬，中山县委根据广东省委、东南特委关于广州沦陷后党组织要加紧准备武装抗日的指示，在四区西桠小学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以培养抗日游击战争骨干。与此同时，在各区开办游击训练班，并以县“抗先”和县战时妇女协会的名义，举办青年、妇女积极分子训练班以积极培训游击干部。中山县委在抗战初开办的这些学习班、培训班，为珠江三角洲日后开展游击战争作了干部力量的准备。珠江地区、粤中地区抗日游击队的骨干，大部分都是那个时期培养出来的干部。在中山县各级党组织的全体党员的努力下，1938年12月9日，成立了由国共两方人员组成的广东省抗日青年先锋队中山县队，县总队长由中山县县长张惠长担任，副总队长由中共中山县委书记孙康担任。梁奇达负责具体的领导工作。接着，又成立了中山县战时妇女协会，会长由张惠长的妻子薛锦迴担任，副会长由共产党员刘紫云担任。梁奇达参与了具体的组织工作。各区亦相应成立了抗先区分队和区战时妇女协会分会。1939年7月—9月期间，日军先后两次进犯中山横门。中山县委以“抗先”、“妇协”名义，组织别动队、民兵救护队、运输队等开赴前线，与国民党守军共同抵御侵略者。在全县军民的齐心协力下，两次横门战斗告捷。1939年10月7日，日军首次攻入石岐，时任县委书记的梁奇达亲自率领一区张溪、员峰近百民兵开赴五桂山马溪村，与五区区委书记郑少康率领的民兵汇合，准备迎击敌人。
1939年秋，中山的中共组织及革命团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次反共逆流的冲击，县委书记孙康被通缉，“抗先”、“妇协”等抗日群众团体被勒令停止活动或解散。县委机关转设在贝头里村，时任县委书记的梁奇达就住在这村的群众家里，适逢他的大女儿刚出世，生活很困难，但他坚定地领导全县党员坚持斗争。尽管自己也身处险境，仍布置安排了一批已暴露的党员转移他乡工作，安插了一批地下党员在五桂山区各村庄当教师，有效地保存了有生力量。
是年10月，省委将中山县委的隶属关系划归粤中特委。县委班子领导成员孙康、孙晖如、叶向荣、徐云、梁绮卿等相继调走，只剩下梁奇达一人。粤中区特委调陈翔南任中山县委书记，梁奇达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积极配合陈翔南，努力做好工作。中山全境沦陷后，尽管困难重重，他仍以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意志做好隐蔽党员和发展抗日武装的工作。在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政策路线教育的基础上，搞好组织整顿的建设。粤中特委指示中山县委要在沦陷区“埋头苦干，长期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梁奇达接到上级的指示，即在贝头里召开敌后工作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的精神和特委的指示。这次会议提出了中山敌后斗争的任务：各级党组织迅速恢复联系，认真搞好隐蔽和巩固工作；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继续开展对群众的抗日宣传，坚定对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建立党领导的主力武装，为开展敌后游击战创造条件。
为迎击日军，惩治汉奸，稳定民心，梁奇达指示大布支部、上栅支部立即调动民兵袭击雍陌、大金顶的敌军。郑少康、郑吉等带领大布民兵分两路袭击驻守雍陌的日军，打响了中山沦陷后抗日的第一枪。上栅民兵也同时发起袭击。事后，香港《今日中山》头版登载了这一消息，使广大群众和海外同胞对共产党仍在沦陷区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感到鼓舞，纷纷表示要支援和抗敌。随后，他亲手组建了中山县第一支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小队，安排党所掌握的武装——长洲乡警队和崖口乡警队转移到九区进行缜密的隐蔽，为发展中山的敌后武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建立根据地
梁奇达同志见证和参与了五桂山根据地开辟、建立的全过程，并为之付出了不少心血。
他重视武装斗争，自1938年11月中旬中山县第一次武装工作会议确定中山的工作中心是加紧备战，如日军入侵，即在中山就地打游击，准备以五桂山作为将来的游击根据地起，梁奇达就有意识地为建立五桂山根据地作铺垫。1939年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派董世芬（国民党党员，中校）、陈精仪（军统蓝衣社社员）、黎民惠（中共党员，政训室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关晃明（中共党员，中共特别支部副书记）等21人到驻中山石岐的第六游击区司令部政训室，组建政治队。政治队的中共特别支部的组织关系转为隶属中共中山县委，梁奇达代表县委负责领导这个特别支部，与黎民惠单线联系。他曾布置黎民惠带领政治队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队员到五桂山一带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中山沦陷前夕，国民党中山县政府和军队不战而逃，黎民惠把大批的枪支转移到长命水、石鼓挞一带村庄收藏，为日后发展中山抗日武装作了条件上的准备。
1941年8月，中心县委派谢立全和梁奇达到中山，对建立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可能性进行调查。两人经过1个月的深入调查研究，了解了五桂山的地形地貌、社情民情，向中心县委作了详细的汇报。中心县委根据他们的调研结果，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认为可以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遂提出了“发展中山”的方针。1942年1月，谢立全、梁奇达到中山九区牛角沙召开抗日游击武装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心县委关于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会议决定把在中山九区活动的中山人民抗日游击武装逐步转移到五桂山区活动。会后，由罗章有带领18人作先遣队，到五桂山区的石门村建立据点，接着，欧初、卫国尧、谭桂明也先后带领部队进驻五桂山、合水口、白企、贝头里、关塘埔、长江、长命水一带。同年4月，成立了中山人民抗日游击大队。谢立全代表中心县委驻五桂山区，直接领导中山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梁奇达奉命以广游二支队政治特派员的身份，调到中山协助谢立全做部队的政治工作，事实证明，谢立全、梁奇达的调研结论是正确的。中山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依靠中共中山地方组织和当地群众的支持，解决了部队的给养；以五桂山为依托，不断向周围平原地区出击，杀敌除奸，扩大游击区，使五桂山成为珠江敌后抗日游击中心；1943年9月—10月间，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领导机关从禺南迁到五桂山；1944年10月1日，中区纵队于五桂山槟榔山村古氏宗祠成立；同月，珠江三角洲首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中山县督导处在五桂山石莹桥村成立；1945年1月15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在五桂山区公开宣布成立。梁奇达任第一支队政委。
梁奇达同志善于做党员、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教育。如给交通员训练班上课，他就有所侧重地进行爱国主义和气节教育；跟部队战士上政治课，则侧重于形势任务、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抗战、团结、爱国”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教育。
他关心爱护战士。数百名的游击战士曾到过他于五区大布村设立的伤病员总站及各分站疗伤治病。战争年代，条件十分艰苦，给养缺乏，不少指战员都患上夜盲症和疟疾，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指挥部把为战士们治疗夜盲症的任务交给梁奇达负责。由于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视山区的群众如父老乡亲，而山区的大爷大娘也待他如自己的儿子，因此，梁奇达一下子就在五区大布、平湖、乌石、平岚、鸦岗、雍陌、沙岗、白石等村动员了一批基本群众，腾出房子接收病员，找来民间医生为他们诊疗，部队也想方设法改善给养以提高夜盲症的治愈率，使部队的战斗力明显增强。
在此期间，梁奇达参与了不少战斗。如三乡战斗，他组织观战团助战；翠微战斗，他协助林锵云、谢斌在中心阵地指挥战斗；敌人发起对五桂山区“十路围攻”时，他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组织村民疏散；日军向五桂山发起报复性的“四路围攻”时，他带领指挥部机关的后勤人员和妇女训练班的学员从田心村向丫髻山转移，在大布、马溪村民兵的协助下，机智勇敢地摆脱了敌人的搜索围捕；白石岗防御战中，他带领民兵及时赶到增援，配合主力部队打退了前来攻打驻白石村珠江纵队司令部的日军……
踏上新征程
1945年初，日本侵略者为挽救太平洋战场上连续失利的危局，指令中国派遣军以华北、华中和华南沿海地区为防御重点，企图挫败美军登陆和中国军队的反攻。日军调整兵力部署后，在中山的军队增至3 500人，并继续对国民党及其军队采取诱降勾结，对人民抗日武装采取进攻消灭的策略。从是年5月9日起，向五桂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扫荡”。梁奇达与周伯明、欧初、罗章有、杨子江带领一支队，在根据地群众的支持下，勇敢地坚持战斗，采用小部队打麻雀战杀伤敌人。为保存实力，周伯明与欧、梁商量后，决定带部队转移东江作短时间的休整以避敌锋芒。1945年5月下旬，由周伯明、欧初、梁奇达带珠江纵队第一支队的民族队、交通站、爆破排以及珠江纵队司令部全体机关工作人员200多人的先头部队，从五桂山出发，分7艘帆船向东江进发。先头部队到达东江后，周伯明、梁奇达指挥的攻打沙井战斗告捷，声威大震。随后，根据省委指示，一支队分批战略转移东江。
不久，日本宣布投降。珠江纵队第一支队配合东江纵队收复铁路以西全境，进驻宝安南头执行对日军受降任务。期间，梁奇达负责处理将日本驻澳门的特务头子黄公杰引渡回澳门案件。他安排欧初夜审黄公杰后，叫阮洪川将黄引渡回澳门交给澳门政府处理。
1945年10月下旬，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划归东江纵队，梁奇达任江北地委委员兼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率部挺进博罗、龙门一带，随后，北撤山东，执行新的任务，为解放全中国而继续战斗。
情系五桂山
全国解放后，梁奇达回到广东工作，先后任珠江地委常委、宣传部长，珠江公学校长，粤中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党校校长，广东高教局党组织书记、副局长，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书记、副校长。尽管公务繁忙，但他依然深深地眷恋着五桂山，怀念根据地的父老乡亲，关心中山革命老区的建设。
他对老区的人民一往情深，每到中山来，都到槟榔山村看看古氏宗祠，看看村里的老百姓，也常常去探望革命母亲杨伯母等堡垒户，找老战友叙话家常。每年的清明节，必然到中山烈士陵园扫墓，缅怀为祖国独立而流血牺牲的战友们。他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为孙子静、孙海筹、周守愚等一批过去支持过共产党抗日的爱国华侨、民主人士的平反而出力。1983年，梁奇达任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广东省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顾问。他利用休息时间，到中山寻找过去在五桂山参加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和民政局老区办的同志了解中山老区的建设情况，又到革命老区五桂山镇、南蓢镇、南头镇等调查研究后，亲自动手写出了《中山老区建设的情况与问题》等调查报告，为中山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教育和文化等建设提建议出点子。
他不遗余力地支持党史工作。为了搞好党史，他亲自动手撰写党史材料、回忆文章，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问题。1987年，中山市委、市政府决定重建中山革命史迹陈列馆，他把这视作革命传统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此十分支持，从组织落实，展览大纲的整理、审定，征集革命文物到展览形式，展出时间都一一过问，还多次到中山烈士陵园现场与工作人员研究具体事项。珠江纵队成立50周年之际，珠纵的老领导一致认为要拍一部反映珠江纵队战斗历程的片子，梁奇达不顾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亲自布置筹备工作，并在暨南大学新闻系组织了一个拍摄组，把珠江纵队成立50周年的纪念过程全部拍摄下来，为《珠江怒潮》文献片积累了大量资料。他襟怀坦荡，公而忘私，在他所提供的资料中，甚少提及自己，认为这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
梁奇达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风范、高尚品德、优良作风、公仆形象和群众观念却永远留在中山人民的心中。中山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忠心耿耿为祖国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的革命老前辈。梁奇达同志楷模犹在，风范长存。
（郭凌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