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泉林
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奇达同志和暨南大学联系起来。1956年全国高校统一考试，华侨学生被录取的很少。当时广东归侨领袖认为：侨生的水平比国内学生要低两年，最好成立华侨大学（后改为暨南大学），先办两年预科，逐步举办本科。这个建议得到赞同。
1958年春节期间，广东足球队和前苏联足球队预定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比赛，港澳知名人士大都来穗观看。暨南大学筹委会利用这个机会，于正月初七（即公历2月24日）召开扩大会议。首先决定预科和本科一起招生，秋季开学；在人事上除了推定学校董事会董事长和校长外，需要物色一位学校实际负责人进行筹备工作。经研究，认为奇达同志最合适。他当时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书记，又是著名侨乡五邑的开平人。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便决定下来。当晚筹委会副主任饶彰风把当天扩大会议的决定向奇达同志传达。他很干脆地说：“服从调动。”并表示一定把要办的事办妥，当全力以赴。
1958年5月间，省委文教部组织直属有关单位负责人前往京、沪等地参观学习大跃进的经验和教训。参观回来后，奇达同志把教育厅的事安排好，便于7月搬到筹委会所在地——华侨补校原学生课室居住。他把几张学生课桌拼凑起来作为睡床，在这里他亲自指挥筹备工作。经过整整7个月，便于9月24日举行暨南大学重建开学典礼。在典礼之前，筹委会召开结束会议。省委书记、暨大校长陶铸正式宣布奇达同志为暨南大学副校长、党委代书记。这样，奇达同志就正式和暨南大学联系起来。
开学后，书记、校长开会，安排全校教学和其他日常工作。学校首先响应广州党政号召，决定由奇达同志挂帅成立筑路大队，开往从广州火车站至筹备中的广州钢铁厂铁路支线路基工程工地劳动。为使师生集中工作，学校还配备厨工帮助搞好伙食。由于大家积极劳动，只花了十多天，便把原定任务完成。
这是1958年的事。翌年学校已有1 000多名师生和教工家属，挤在原华侨补校校园，教学和生活都感到不便。党委决定：向校园南面发展，建教工宿舍（即后来人们称之为“老六栋”的教工宿舍）。那时在“北校区”（即华侨补校校园）和“南校区”之间是一片稻田，只有一条狭小的行人路。师生往来和运输建筑材料都感到十分困难。党委又决定由奇达同志挂帅成立挖湖建路工程组。师生分期分段把行人路两旁稻田里的泥土挑到行人路上。经过几个月日夜奋战，最终建成通往南北的大道，把南北校区连成一片，成为一个整体的校园，行人路两旁的稻田便成两个蓄水湖。学校公开征求师生命名。中文系杨嘉教授建议用“明湖”这个名称，他形象地认为：两个蓄水湖，一个像“日”字，另一个像“月”字，合起来便成为“明湖”。这个建议得到多数师生赞同，学校同意，这样便有了“明湖”这个景点。至于通往南北的大道就很少人提到了。这样一举两得的事，是和奇达同志细心策划分不开的。
1960年国家处于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学校受到一定的影响，师生体质有些下降，水肿、肝炎相继蔓延。这是关系全校的大问题，党委多次开会研究，决定：“保障师生健康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并采取两手抓：一手抓生活，一手抓生产；抓生产是为了把生活搞得更好。学校成立生产生活办公室，主持其事，并抽调大批干部到第一线工作。奇达同志身先士卒，亲自到教工和学生饭堂调查研究，和工人一起劳动。其他同志有的到外地采购副食品；有的举办农场，生产猪、鱼、牛和蔬菜、豆类等，供应饭堂搞好生活。在外地采购副食品较为丰富时，就先照顾学校里的高级知识分子。
根据我们侨校的特点，进行两方面工作：一是开办服务饭堂，把师生中持有的侨汇证集中起来，用侨汇证到市场购买较好的副食品，经过加工后，供应他们用膳。二是响应省政府号召，发动师生，动员他们海外亲属捐赠化肥，共得20多万公斤化肥，支援广东农业生产。由此获得中山、番禺等四个县大力支援我校采购副食品。经过上述措施，促进了师生健康问题的解决。同时国家经济逐步好转，学校得以进行正常的生活和教学。
奇达同志在暨大重建初期三年做了三件大事：为地方建设服务，建成整体校园，保障师生健康。其功绩深刻地印在师生脑海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