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业坤
梁奇达校长先后两次具体主持暨南大学校政，时间不算很长，据有关方面核算，前后大概五年左右。但是，他艰苦创业、廉洁奉公、不计宠辱、能屈能伸的精神，及其雷厉风行、敢作敢为、深入实际、关心群众、使命感强烈的作风，却在师生员工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及美好的回忆。他的许多感人事迹，至今仍被人们关注，传为美谈。对我来说，他不仅是我最敬佩、最信任、最亲切的好领导，而且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好导师，从他的言传身教中，我学到了很多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和本领，还懂得了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对我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获益匪浅，终生难忘。
一
1958年秋，踏进暨南园不久，时任暨南大学学生科科长的杨惠廷同志便找我谈话，极力推荐我担任暨南大学首届学生会主席。我出身于“草根”阶层，童年时期经历过苦难的磨炼，长大后，对新中国怀有美好的憧憬，血气方刚，参与社会活动满腔热情，在中小学读书期间，都曾经担任过学生会主席，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然而，我深知暨南大学是一所海内外闻名的华侨学府，学生来自祖国内地十多个省市及海外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人才济济。还有大批工农干部学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战争年代打过仗，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科长、主任、乡镇长或书记等职务，社会经验丰富，活动能力强，与之相比，自己才疏学浅，魄力欠缺，普通话又说得不好，海南地方音浓重，口才不佳。权衡利弊，忧心忡忡，暗自思量，一旦搞不好，定将身败名裂，贻笑大方，内心极为不安。因此，直言拒绝，请求学校领导另觅更为合适的人选。
过了几天，时任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梁奇达同志，亲自出面找我谈话。他首先询问，考上大学是不是很高兴？将来有何打算和理想？我直言相告：祖祖辈辈没有人接受过正规的教育，都是文盲半文盲；家乡是个经济、文化落后、生活贫困的村庄，整条大村从来没有人读过大学。这次考进暨大，不但自己万分高兴，亲朋好友也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大学五年，一定勤奋攻读，学好本领，报效祖国人民和乡亲父老。梁校长说，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效力、为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理想，都需要丰富高深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超凡的管理能力，以及不畏艰辛、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品格。所有这些，又都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积累和提高的，不经磨炼，成不了大器。他还以亲身的经历启发教育我。他说，他在参加革命时，是年仅十几岁的中学生，什么战略、战术、部队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及规律等等，统统不懂。当时战争环境非常复杂和困难，敌我双方的斗争很剧烈、残酷，随时都有流血牺牲的可能，怎么办呢？为了求得生存，争取战争的胜利，只好边干边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摸索战争的经验及部队政治工作的规律。“实践出真知”，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梁校长最后点题说：“学校学生科杨科长经过深入调查物色，想推荐你担任学校首届学生会主席，这是磨炼意志、积累经验、增长才干、提高为人民服务本领的绝好机会，不要畏惧困难与风险。共产党人，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艰难险阻！当然，在学习阶段，社会活动过多，对专业学习会产生一些影响，要好好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既要认真抓好专业学习，又要挤出时间搞好社会活动，尽量做到两不误。”听了梁校长的一席肺腑之言，我深刻意识到学校领导对年轻一代的关怀、爱护和期待，又为先前不愿承担重大责任而深感内疚。思想豁然开朗，心情舒畅、态度坚决地挑起暨大首届学生会主席这副重担，而且一直干到大学毕业。
对学校学生会的活动及我本人的工作，梁校长都非常关心，并给予积极热情的支持。他在职期间，每年一届的全校学生代表会议，都尽可能抽空亲自参加，并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详细介绍学校近期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方面的进展情况，以及远景规划，号召全校学生代表以主人翁的精神关注和支持学校的建设与进步，深受全校学生代表的赞赏和欢迎，报以热烈的、有时是长时间的掌声。最令我难以忘怀的事情是，每次参加学生代表会议，他必定要求和鼓励我在学校领导及各系学生代表面前发表就席演说，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或回应学生代表的询问，类似现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对此“突然袭击”的场面，初始我极不习惯，心情紧张，压力很大，后经多次磨炼与考验，才逐渐适应和习惯。这时，才深刻地意识到梁校长的良苦用心——特意创造机会，让年轻人经风雨，见世面，在风口浪尖上磨炼意志，增长才干，这是他培养造就人才的一种巧妙谋略。由于此事的触动及启迪，我还懂得了另一个道理：无论干什么事情，事先都要有所准备，“有备则无患，无备必心慌”。成功或失败、显达或平庸、先进或落后，往往仅系于一念之差。
二
1960年春，经学校党委审批，由黄作才等同学组成编委会，以暨南大学学生会名义，创办了暨南大学第一份大型、综合性的学生刊物《暨南园》。学校党政领导对此非常重视，王越副校长亲自题词祝贺，题词内容为“在毛泽东时代，立大志，攀高峰，使《暨南园》放射科学光芒，开遍文艺的鲜花”。著名作家郁茹担任顾问，出谋划策。梁奇达校长对这个新生事物更是备加关注，具体指导，使我们无比兴奋，信心百倍。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曾为《暨南园》创刊号撰写了一篇议论文，题目为《漫议学习上的多快好省》。我撰写此文，并无特别用意，只是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持《暨南园》创刊号的出版发行，以及迎接“红五月”的到来，随感而发。岂料它却引起了梁校长的特别关注和重视。他非常认真地审阅了文稿，并在文稿多处做了批注，还先后两次找我谈话，充分肯定该文的优点：结构严密，层次分明，文笔流畅，注意引经据典，尤其重要的是，具有时代气息，从一个小侧面体现党的总路线精神，是一篇比较好的文章。其缺点是：内容不够充实，联系学校的实际事例比较少，因此，现实感和说服力不强，要求我认真进行修改及补充。
在谈话过程中，梁校长有答有问，时而引证，时而评论，谈笑风生。他强调指出，我们所说的“多快”，是指时间和数量而言，“好省”则是对质量和成本而讲，即从量中求质，以质带量，都是相对而言的。也就是说，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任务完成得尽可能多一些，更快一些，更好一些，时间及成本更少更低一些，国内外的许多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绝非空谈，更非诡辩，只有懦夫懒汉才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存在。针对我的那篇文章，梁校长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多快好省地搞好学习，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要真正达到目标，首先必须认清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以及时代的要求，发愤图强，克服妄自菲薄、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懒汉懦夫思想，立志为祖国的繁荣、民族的复兴作出不懈的努力。另一方面，要树立崇高、远大的科学理想，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勇攀科学文化高峰。其三，端正学习态度，认真解决为谁而活、为谁而学的人生观问题，排除各种干扰与诱惑，专心致志，勤奋攻读，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要讲究学习方法，注意勤学与巧学相结合，广博与专精并举，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要“见贤思齐”，善于向古今中外的先进经验学习，取长补短，并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脱颖而出……
我当时还是“初出茅庐”的二年级大学生，对世事风云、学海奇观，虽然兴趣很浓，勤学苦思，毕竟是涉世不深，寡闻少见，对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争论，似懂非懂，知其一不知其二，有点茫然。梁校长的谈话，胜似一堂生动精彩、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大课，启迪人们的心智，鼓舞、激励人们求知的欲望，对我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古人有言，“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当时确有这种感觉和体会。
三
197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在广州原址复办暨南大学，梁奇达同志被任命为学校党委副书记，兼任常务副校长，再次具体主持暨南大学校政，广大教职员工闻讯，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争先恐后从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广州外语学院、广东化工学院等大专院校返回暨南园，准备大干一场，重振暨南雄风。我从广州外语学院返校后，荣任外语系党支部的负责人，协助曾昭科主任复办、振兴外语系，成为梁校长的直接部下，经常当面向他汇报、请示工作，聆听他的指导和教诲，比以前有更多的机会近距离观察了解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办事风格和领导艺术，深感荣幸和快慰。物换星移，时过境迁，时隔四分之一世纪，许多往事已经逐渐淡忘，然而，梁校长关于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团结、信任、爱护新老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办好新型的华侨大学的谆谆教诲，却始终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文化大革命”期间，暨南大学被迫停办，“五马分尸”，人员、财产损失惨重。1978年复办初期，百废待兴，困难重重。当时，暨南园内的绝大部分房舍仍被第一军医大学暂时占用，教工住房最为紧缺。我清楚地记得，明湖边上的“老六栋”教工宿舍（相当破旧，现已全部拆除），是第一军医大学退还给暨大的第一批房舍之一，学校划给外语系4个套间，由我们自行分配。外语系有一位从广州外语学院返校的老教授，解放前当过全国海关的关长，英文很好，年纪又比较大，经再三研究协商，我们安排他入住二楼两房一厅的套间，并直率地对他说，这是我们目前所能拿出的最好的教工住房，是对他老人家的关怀和照顾，希望他尽快搬迁入住。出乎意料，他对此项“特殊关照”，不但不表示高兴和感谢，反而极为不满，大发牢骚说，解放前，他住的是山东省青岛市最大最好的海滨别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到青岛避暑，还住过他的别墅，现在分配这么狭小、破旧的住房给他，不是什么关怀和照顾，而是对老知识分子的蔑视和虐待。气氛和关系突然出现紧张。我很快将此事报告梁校长，请求指示，以便尽快化解矛盾。梁校长首先批评我思想不解放，工作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对老知识分子的同情与信任，并心平气和地反复强调，在学校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所采取的很多措施，都是临时性的安排，一旦情况好转，条件成熟，教工的住房就会逐步调整。所以，教工的思想工作，重点应该引导、鼓励大家同甘共苦，渡过难关，而不应该当面对人家说，这是特别的照顾与关怀，那样很容易引起人家的反感和误会。然后，他又循循善诱地指出，做政治思想工作，切忌一刀切和一般化，要区别不同对象，既要坚持党的政策与原则，更要从关心人、爱护人、理解人的立足点出发，真正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使人既看到当前的困难，更看到美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心情舒畅地去完成教学科研任务。另外，做政治思想工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要有鲜明的针对性。对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更加注意尊重、信任、团结他们，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虚心地拜他们为师，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办好新型的暨南大学、培养造就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急需的人才服务。听了梁校长发自肺腑、切中要害的谈话，我如梦初醒，既十分内疚，又无比欣慰，从内心深处感激梁校长的谆谆教诲及亲切关怀，并遵照他的建议，回去找这位老教授谈心，作深刻的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工作方法简单、生硬，指导思想偏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请其批评与原谅，并进一步深入了解他的实际困难及其意见要求，想方设法尽快妥善解决，使紧张关系迅速缓和，矛盾迎刃而解。
梁奇达校长是名副其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专家和教育行政管理专家。他善于抓苗头，树典型，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地做好师生员工的思想教育工作和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引导大家同心同德，不畏艰辛，迎难而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把暨南大学办得有声有色，饮誉海内外，不辱党和人民所赋予的神圣使命，其功业、其精神、其风格、其爱心，定将永垂暨南青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