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凯明
父亲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还在眼前。
文革期间，我小学毕业，没参加什么派别，而当时父亲也在家养病，我经常陪他散散步，他时常一手拿着拐杖，一手扶着我的肩膀，走累了就在路边坐坐休息，有时，也向我讲讲过去的一些事。
1934年，在广州读中学期间，父亲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和梁湘等几个进步同学一起，用自己节省的生活费资助和掩护来粤恢复党组织的王均予同志。1936年，父亲在肇庆师范读书，假期到广州，由王均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时期一起入党的还有梁湘同志等。他们是大革命失败后，广州地区恢复党组织活动后发展的早期的党员。
听父亲说，他的入党仪式简单而又奇特。入党仪式是在广州一家茶楼举行，既没有悬挂党旗，也不能举右手大声宣读入党誓词。组织上派来一位监誓人，双方靠暗号接上头。在喧闹的人声中和周围的人不经意的情况下，他随监誓人站起来，小声读了简单的誓词，之后，监誓人先行离去。父亲一直也不知其姓名和身份。仪式虽简单，但是，父亲从那时起跟着共产党，一干就是一辈子。终时伴他离去的，是那面在他入党仪式上没能挂起来的鲜红的党旗。
父亲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们那一代从艰苦岁月中过来的人身上特有的、物质上淡泊和精神上富足在他们身上始终的合一。这个印象，是由一件件小事印在我的记忆里的，没有刻意去记它们，但是，父亲离开我们之后，这些小事却一件件浮现在我脑海里。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当时我在暨大附小读书，和当时的孩子一样，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每天吃两顿，上三次学。人人肚子无油水。双蒸饭、蕉芯糕是不错的东西了。一次，学校农场的同志给家里送来一些白菜，这些白菜即便在今天也不值几个钱。父亲知道后，马上叫农场的同志来把菜收走，还要把已经送到其他校、系领导家里的一并收回，送到食堂。父亲的理由是校、系领导不能搞特殊。我和邻居几个小孩好奇，跟着农场的同志后头，看他们到其他领导家中收回白菜，送去食堂。
文革期间，我家住在德政北的禺东二路，是我母亲工作单位中山医学院的宿舍。因为要建农讲所纪念馆，要拆掉这栋房子，而且当时是大的政治任务，限期几天内全部搬走。当时父亲下放三水南边“五七”干校，母亲尚在被“监护”中，兄姐全部下放到海南农场，家里只剩84岁高龄的祖母和14岁的我。那时可没搬家公司。我们祖孙俩能完成这个“政治任务”，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父亲财产数量之少。当时，我家的财产是两个木箱，两个手提箱，其中打着“补丁”的两个木箱和一个满是虫眼的手提箱是祖父抗战时从加拿大带回来的；再有是一个橱柜和一张小餐桌，听说是解放初父亲一个警卫员的手工作品；除此之外，最重的是几个装满书的纸箱，里面装的是马、恩、列、斯、毛等马列著作和干部必读等。他们那一代人，恐怕大家都是彼此彼此。
到了晚年，父亲的脾性还是不改。有旧的，就不买新的，旧的能用，就不用新的。有一次，我在香港给他买了一把可以兼作拐杖的伞，金属杆，轻而结实，杆端镶嵌着胶，可以防滑，想让父亲用来散步时安全些，下雨可以挡挡雨。父亲说旧的还行，一直没用，我劝了几次无效，也只好作罢，心想他用得舒坦就行。
与淡泊物质享受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父亲对信念的执著，对战友、对父母、对家乡的真情。
“文革”中，家里来了两位军人，找父亲搞外调。他们来自南京海军学院，要调查时任该院院长的谢立全将军（《珠江怒潮》一书的作者）的“罪行”。他们要父亲站到“革命路线一边，积极配合革命造反派，不要包庇黑帮”等等。父亲当时身体很虚弱，我陪着他，不时要给他擦些万金油。父亲耐心向他们据实说明当时的历史情况。由于不合其意，来人很恼火，勒令父亲要写出书面材料。父亲动不了笔，只能口述，由我记录写出材料。父亲在材料中说，谢立全同志是当时中央从延安派到广东指导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的几位经过长征的红军指挥员之一，政治素质是很高的，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没有他们，南（海）、番（禺）、顺（德）地区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不可能打开新局面；中山五桂山游击根据地不可能建立和迅速发展。抗战时期，珠江纵队很多漂亮仗都是在谢立全等同志直接指挥下打的。谢立全同志是红小鬼出身，比我年轻，但是，我是很佩服和敬重他的……这样的材料显然不合来人意，他们对父亲咆哮一大通，想让父亲改写，但父亲坚持说，他尊重历史，历史是这样，他必须照实写。来人无法，嚷嚷累了也只能悻悻而去。
1970年，谢立全同志患肠癌，手术后来广州养病，我随父母及曾和谢立全同志抗战的郑少康同志去探望他。劫后战友再相逢，自然万分喜悦。期间，谢立全同志说，奇达是敢说实话的人。
父亲是独子，而他青年时期就离家参加了革命，直到解放初随大军南下回到广东才把已年迈的祖父、祖母接到身边。祖父去世早。父亲晚年时几次对我说，他对不起祖父，一是解放初的几年实行供给制，他未能请祖父上过茶楼“叹”过一盅两件，祖父曾对梁湘同志的父亲发过“牢骚”；二是文革动乱中，祖父的坟被迁，不知下落。这两件事使他一直不能释怀，觉得愧对祖父。
父亲把祖父的照片放在祖母的骨灰盒上，把他们“合葬”在一起，并亲手写上他们的姓名和生卒年月。每年清明，他都带上白酒（祖父喜饮些白酒）、果点等，和我一家三口一起去祭拜。每次他总是摆好果点，燃点烛香，静静地坐在祖父母的骨灰盒前，等一炷香燃尽，再把白酒洒在地上，带我们一起三鞠躬，之后再离去。直到他病逝前，年年如此，风雨无阻。
父亲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家乡开平度过的，并在月山博健学校读完了小学，尔后到广州等地求学，并参加了革命，可谓少小离家。但他一直没有忘记家乡。
文革前，他亲力亲为，出钱出力，买书、买体育用品和乐器，帮家乡办起文化室。离休后，惦记着家乡的乡亲吃水难和行路难（全村只有一口井，经常干枯；到墟上也只能走田间小径，十分不便），他主动捐资，并到处募捐，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全村的乡亲户户用上了自来水，水泥路从村口通到了墟上。家乡的乡亲不忘父亲的辛劳，刻碑记述他关心家乡的善举。
离休后，父亲同样对他的母校博健学校倾注很多心血，他和德高望重的梁嘉伯伯等一起，为学校的发展出谋划策，四处奔走，募集资金，支持办学。他还为学校写了校歌歌词。最后一次病重入院前，他又一次回到家乡，走访乡亲邻里，郑重其事地拜祭了祖先，又回到学校看望师生员工。
家乡的乡亲、学校的师生也敬重和爱戴这位热心的老人。父亲病重时，他们推举代表来医院探望，将家乡和学校的新变化告诉他，使病重的父亲得到宽慰。父亲逝世后，乡亲和师生们要求把父亲部分骨灰安放在家乡。我们一起在校园中种了一棵树，让父亲能与家乡的乡亲和母校的少年学生在一起，永远那么年轻、那么朝气勃勃。
父亲在遗嘱中说，死后不要开告别会，不要烦扰他人，把眼角膜捐献给需要的患者。
淡泊物质享受，坚守信念，一生都关心他人，像蜡烛一样，燃尽自己而把光亮留予人间。这是我的父亲和他们那一代人丰富的精神世界，也是他们留给我们后辈最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