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老的村落
大布乡是一个古老的村落，据说建于明代，至今已有几百年。她坐落在中山旧五区上游（即今三乡镇），抗战时人口约1 300人。多姓聚居，大姓有林、柯、孙、郑、黄、张，后来迁居来此的有麦、尹、苏等姓。大布乡初建时是在牛扒石下的龙岗坡。传说人们在此定居一段后，觉得龙气不佳，又举村迁至现址。大布乡背枕五桂山，面临金斗湾，岐关西路横贯村前，确是一派地灵气势。人们满怀希望，从此改变祖辈所遭受的贫穷厄运，特别当辛亥革命冲破封建锁国的牢笼后，他们更是满怀希望，各自奋发图富。除了在家耕田之外，还闯南走北。有活力的人还远渡美洲、南洋，有的闯上海、广州，有的去香港、澳门谋求出路。虽然如此，在家务农的人，却仍被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地制度的绳索上，过着贫困的生活。绝大多数人住在又潮又黑的小屋里，寂寥的村庄，饥饿的村民，毫无生机。只有寥寥几户往外闯的人家盖起新房，日子过得稍好些。其中算有运气的是闯到上海经营茶叶并稍有名气的柯凤巢，他给家乡捐了一万二千元大洋，旅美华侨孙逸山捐了—千元大洋，凑合起建立了一所学校——大布学校，为儿童提供了受教育的场所。而其余外出的均寂寂无闻。即使像孙逸山这样的华侨，也无法供养儿子在香港深造。儿子孙一之读完教会书院也被迫辍学。其时，又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国难当头，这不能不引起在贫困、黑暗中挣扎的乡里青年的思考：我们的出路往何处寻？
二、革命性的转变
孙一之在香港目睹殖民地种种黑暗、中国人饱受侮辱歧视的现实，他思绪万千，他徬徨求索；而此时日寇铁蹄已踏进了中国东北、华北……祖国正处在危急的存亡关头。他毅然回到家乡，凭借他的学识和父亲献资兴学的条件，当上大布学校校长。他一面励志延聘一批进步教师，改造教育；一面广交同行和青年知识分子。在石岐，他结识了刚从南洋逃难回来的孙康——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因彼此思想相通，很快成为挚友，共同参加了“世界语研究会”。1936年，在孙康帮助下，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大布乡第一个共产党员、中山第一个支部成员，随后又成为县工委领导成员之一。他为大布乡的历史谱写了光荣的一页。
1937年夏，一个被陈济棠通缉追捕的共产党员梁浪舟，从广州转移到中山，担任中共五区中共区工委书记的职务。为了便于工作，孙一之延聘他来大布学校任教务主任兼教员。随即在大布乡，成立了以梁浪舟为书记、叶向荣（在雍陌教书）为组织委员，孙一之为宣传委员的第一届五区中共区工委。区委积极分头活动，一边推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一边在爱国的青年中进行党的教育。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鸦岗、平岚、桥头、乌石、大布、雍陌、马溪、平湖、沙岗以至下五区的造欠、北山、南屏等10多个乡发展了党组织，建立了乡的党支部。党员人数居全县之冠，工作开展得热火朝天，一些外区人暗称五区为“小延安”。
大布党支部先后吸收了郑少康、孙道溪、黄炳南、郑世雄、张远材、郑古、林帝杰（斗森）为第一批党员，成立了大布乡有史以来第一个党支部。经过党员的工作，推举孙一之为乡长，郑世雄、黄炳南为乡警队的正副队长。从此，大布乡的政权、教育、武装以至乡中各抗日团体的领导权均掌握在党支部手中，在党领导下，为支援中山抗日武装斗争作了有力的准备，时为1939年。大概由于上述缘故，人们暗暗称大布乡为“红色的村庄”。
三、党的秘密机关的保护者
大布乡被人暗称为“红色村庄”还由于它是多届区县党的领导机关所在地。当时党处在不合法地位，倘若暴露了，就会遭到追捕杀头，所以领导人和领导机关必须隐蔽方能进行工作。大布乡由于有坚强的党支部，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还有一所完全在党支部掌握下的学校，可以自主地安排担任各种秘密职务的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因此，从1937年秋第一届五区中共区工委设在大布乡起，1939年郑少康任五区区委书记时，也以大布乡为基地。关山1940年接任中山本部县委书记后，1941年也来到大布乡，以教师名义展开工作。他领导一、二、四、五、六区党的工作。他的安全是靠了乡党支部和当地人民群众，学校只给他安排适量的工作，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党的工作，他的食宿等生活条件也是大布乡慷慨提供的。1943年以后还有县区领导人司徒毅生、肖伟华同志等均在此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像关山一样，他们得到了大布乡党支部和群众的保护、照顾。特别是1940年粤南省委书记梁广和王均予同志来中山视察工作，正值沦陷不久，敌情复杂，当时县委机关在翠亨村，在那里接待不安全，经再三考虑，最后还是选择大布乡，通过郑少康安排在大布乡后山果园内。这个果园由郑少康一家精心经营布置作为秘密工作联络点，园的周围围以带刺的杂树，园内种上各种果树，果树丛里盖了一间草屋，是一个很好的掩体。领导同志来了，就由郑少康一家和一个专管果园的党员轮流放哨，郑少康妈妈送饭。前后两次任务均安全、胜利地完成。这任务对中山工作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时，原中山县委正受上级个别同志的指责，说县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时还怀疑县委领导混入托派和叛徒，县委的正常工作受到干扰。粤南省委到来了解情况后，明确地肯定了县委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怀疑县委不纯是无根据的。这对统一党内领导思想，正确指导抗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布乡党支部及郑少康一家对此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四、学校是藏龙卧虎之地
大布学校在孙一之任校长后，从1936年起，领导权就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在党领导下，聘请了一批进步教师进行教学工作。先后有县区党的领导同志孙一之、曾谷、梁浪舟、郑少康、关山、司徒毅生、肖伟华等同志，还有一批30年代末入党的老党员如高萍、许纯、谢月珍、温若萍等，此外还有从延安回来的张扬、陈雪，从香港聘来的美术家陆无涯、从广州聘来有音乐特长的陶亦夫等到此任教。他们不仅政治素质好，文化素养也较高。以这所学校为阵地，他们传播抗日救国的思想，宣传共产主义理想，传授文化知识，培育了一批有文化有理想的爱国青少年。先后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有60多人，光荣献身的7人，先后参加共产党的10多人。他们经过残酷的战争的锻炼，成为解放后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在大布乡任教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不少人到部队工作，成为革命军队的指挥员；也有很多人，成为党政各部门的领导骨干。梁浪舟到军队做政治工作；郑少康先任珠江纵队第二支队队长，广东抗日武装北撤山东成立两广纵队后，他被委任为后勤部部长；关山同志任后勤部政治委员，随军南征北战，迎来全国解放的胜利；曾谷同志先任五桂山抗日民主政权党组书记，日本投降后，任命为坚持五桂山斗争的政治特派员；孙一之同志先到香港担任统线工作和华侨工作，兼任《今日中山》报主编，香港沦陷后回乡任谷镇区抗日民主政权秘书长；司徒毅生同志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办公室副主任；张扬到澳门任《澳门日报》副总编；陆无涯先生回港后从事美术创作和战地记者工作，曾到惠阳沙鱼涌采访“东纵”北撤的情况，向海外同胞介绍广东人民子弟兵对抗日的贡献和北撤的政治意义；高萍、谢月珍等女同志回到五桂山担任抗日民主政权的骨干；肖伟华同志离开大布学校后，在执行任务时，不幸落入敌人魔掌，最后英勇就义，为革命、为祖国、为人民献出宝贵的生命。
长达10年之久，在激烈、复杂的对敌斗争中，到大布学校的各级领导及党员同志从未发生意外，都能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不能不归功于大布乡的党支部、大布乡人民对国家对党的事业的赤胆忠心。
五、对抗日的贡献
由于国民党疯狂地推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中山于1940年沦陷了。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军队统统逃到后方去，中山人民惨遭野兽般的日寇的烧杀、抢掠、奸淫。一部分群众害怕敌人的兽行，纷纷逃往港澳或后方，无法逃难的惶惶不知所措。中共中山县委为了惩治汉奸和日寇，稳定民心，组织民兵积极行动，特别向大布、上栅党支部发出指示：立即调动民兵袭击雍陌、大金顶的敌军。
大布党支部接到县委的指示后，立即调动民兵30余人，由郑少康、郑吉、郑世雄率领，兵分两路，向驻守雍陌的日军进击。一路袭击公路的敌人岗哨，一路袭击敌师部驻地。大布民兵打响了中山沦陷后抗日的第一枪。枪声一响，敌人的哨灯灭了，敌哨兵被打伤了。攻打敌师部的一路枪声轰鸣，吓得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盲目还枪，消耗大量弹药，更使敌人彻夜无眠，乱作一团。上栅民兵在大金顶也同时发起袭击。事后，我们发出“快报”，群众闻讯大快人心，香港《今日中山》用头版转载。海外同胞对党仍在沦陷区领导人民抗日感到快慰和鼓舞，纷纷表示要支援敌后抗战。
在抗战期间大布乡又是五桂山抗日部队的后勤基地。五区伤病员总站设在大布乡，潘仲任总站站长，下属有桥头、乌石、平岚、鸦岗、雍陌、平湖、沙岗以及白石等乡。据不完全统计，经过总站再分到各分站的伤病员有百余人次，大布本身也设有9个点，分布在孙茂康、林康彩、容国庭、汪玉华、朱杰光、朱文化、林石卢、柯汉生、梁豪等家中。此外还有交通站，郑少康家是部队联络站，张萍（莲村）家是党的秘密联络站。这些站遭受到敌人盯梢、抄查、恐吓，但他们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勇敢机智地去完成任务。粮站、税站、情报站也在这里设有分站。他们成为部队坚实的后勤基地。
大布民兵还协助主力部队侦察打仗。从1937年“七·七”事变起，他们就开始活动，人数常保持20人上下。1941年起，直接配合五桂山部队执行战斗任务，重要的有：
1943年协助侦察伪联防大队长郑东镇。在“珠纵”副司令谢立全亲自主持下，到大布柯凤巢大屋和村后果园研究敌情和侦察。民兵为他们放哨，先后两次分别由郑世雄、郑世杰引路到茶楼，察看郑东镇的相貌，孙一之还亲自到郑东镇家里“拜访”他观察内情。这次行动，对后来打入郑东镇住所、谢副司令亲自在他的地窖里认出并活捉他，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以大布为主联合三乡民兵组成有30多部车子的自行车队（后来人们称之为土机械化部队），协助主力部队远道奔袭古鹤伪军。他们以娴熟精炼的骑术，将战斗部队的指战员及轻重武器，像天兵一样神速地降落在伪军面前，把敌人一个多排，连人带武器全部解决。并没收伪军一批稻谷，由单车队运回，一半给部队，一半分给群众。此消息不胫而走，传到附近伪军，他们人心惶惶，每当夜幕一降，他们无不提心吊胆，唯恐不知何日大祸会降临到他们头上，果然事隔半月，我部队又以同样方式奔袭肖天祥，取得全胜，大大鼓舞了群众。
1944年秋，敌人分四路围攻五桂山，此时正值上级领导同志在石门开会。战斗一开始，司令部为确保领导同志安全，派了一主力连，把他护送上五桂山靠五区的顶峰上。事后，部队正拟下山向五区转移。不料时至晚八点，驻马溪的敌人仍不撤走。这时五区部队联合马溪、大布民兵，一边送饭给部队同志吃，一边侦察敌人，安排部队同志安全撤离五桂山。领导同志研究后，同意这一行动，决定在天亮前转移到丫髻山，由五区部队和大布派出民兵警戒岐关西路两端，同时派向导引路绕过马溪敌人，径直从大布村旁经三乡转移到丫髻山。结果天亮前上级领导干部和连队以及非战斗人员安全到达目的地。这一次行动，马溪、大布民兵立下了功劳！
六、抗日民主政权成立
1943年至1944年间，五桂山武装斗争取得一连串的胜利，解放了四、五、六区一大片土地，人民迫切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权，保卫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随着谷镇（即现在的三乡镇）抗日民主政权的成立，大布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孙一之同志被选为谷镇区抗日民主政权的秘书长，兼大布乡乡长，郑世雄被选为集结队队长。这标志着大布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多年流血战斗，第一次赢得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硕大果实，世世代代受尽封建专制和国民党专横压迫的大布人民，第一次获得真正的人民权力，为自己的乡民服务，公开地、更广泛地为抗战服务。
乡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第一件事是发动群众减租退押，从封建地主手里夺回被剥夺去的利益，同时，抗日民主政权还向伪政权发出警告，以后再不准在抗日民主政权辖内征收伪军谷，伪政权果然不敢妄为，群众又得到一个实惠。
乡里的民兵改称集结队，在区政权统一指挥下，随时准备接受战斗任务。此刻是首先保卫好部队，在这里设置各种后勤站，特别是伤病员站，保卫伤病员的安全。
1945年“五·九”大扫荡开始，他们的工作更繁重。如保卫粮站，及时将粮食送到部队，保障部队的给养。又如协助五桂山区疏散非武装战斗人员到平原各地隐蔽，减轻主力部队的负担。还有配合区集结队在平原区牵制敌人，骚扰敌人驻地，使敌人无法集中力量到山区攻击我主力。
这个政权一直到解放战争期间仍然发挥作用。他们组织以朱杰光为组长的一共8个成员，建立兵站，专输送新兵到山区去。同时还建立交通站、粮站、税站，接受人民向部队缴纳爱国粮和各种税款。此外还有情报站等。他们先后动员了16人参加五桂山武工队。在这段时间，光荣牺牲在战场的就有5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部队北撤。国民党跑回来抢摘抗战的胜利果实。这个人民政权也就被扼杀了。政权存在时间虽不长，却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又经受激烈残酷的“五·九”大扫荡的严峻考验，民主政权的干部不仅坚强，而且取得人民民主执政的经验，为解放后建立人民新政权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时间如流水，弹指间40多年过去了。我有机会重到大布乡，看到星罗棋布的新房，像鲜艳的花朵点缀着村庄，使她变得这样美丽。当年的革命摇篮——大布学校也改建了，崭新的二层校舍建起，课室增加了一倍，礼堂也改建一新。村前有引人注目的三间工厂，一座现代化的宾绾——乡泉别墅座落村侧，为乡人提供就业机会。据乡干部介绍，这里人均收入已达1 300元，接近全县人均分配水平，一个经营肠粉的乡人，还自购一部客货两用的新车。据说，这样的万元户已不是个别……大布乡的新面貌使我高兴万分。我想，老一辈的流血牺牲换来了人民的富裕和幸福，烈士们有灵，也可含笑九泉了！
祝大布乡的文明、富裕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