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泉林同志1945年入党,在党的教育下,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了40多个春秋。1982年离休前曾任暨大党委统战部长、董事会副秘书长、华侨研究所副所长。他是我校校部行政干部中学历最高的一位。1941年就获得研究院的毕业证书,是中山大学著名教育家尚仲衣教授的研究生。
一、勤奋编书
离休时泉林同志已是71岁高龄,退下来尚未喘息一下,就接受学校给予的编写《暨南校史》和主编《当代中国华侨教育》的任务。《暨南校史》是作为80周年校庆科研项目之一。他任编写组组长,在有关编写小组同志的参与及华侨研究所的协助下,积极开展工作:首先是向国内外校友征集史料,派人到全国各地有关单位调查校史文献,先后汇编成《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一、二两辑,在这基础上编写成《暨南校史》。成书资料详实,论点明确,还收集了不少珍贵的历史照片。在1986年9月,我校80周年校庆前与校友见面,深得众人好评。学校给予的这项科研任务他胜利完成了。
《当代中国华侨教育》是国家教委给学校的任务。1984年开始筹备,王越同志任顾问,泉林同志任编写组组长,成员6个,独他一人是脱产的。他要从每个编写大纲草案中选出最佳的一个,要统一思想,统一观点,搜集资料,工作量甚大。初稿完成后又逐章审阅,从观点到材料核实及文字修正,工作极其繁重,但他始终以高度的工作热情和严肃负责的态度进行工作。从1984年筹备到1989年出版历时5年,其工作艰辛可想而知。书出版后获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二等奖,为学校争得荣誉。
《尚仲衣教授》一书的编写工作是受广东省党史研究会、党史征集委员会委托,泉林同志任编辑组长,1989年出版。他和连珍、洪流合写的《尚仲衣教授传略》一文,获广东省党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审三等奖。
已经完稿送审的还有《教育大辞典》中《华侨华文教育·港澳教育》分册。《辞典》是国家教委“七五”计划的重点科研任务。该书约30万字,1 000多词条,参加编写的人员100多人,散居香港、澳门、福建、广西等省区及本省各有关单位。没有一个专职的助手,全凭他的组织才能通过书信、电话、个别拜访、请求支援等方式征稿。许多杂务如发信打电话、经费报销等等,都集于一身。后来请了一位同志帮忙,才使他能集中精力去组稿。初稿收集后,又和四位副主编逐条修订,开了3次审稿会,共费时5年。泉林同志任《教育大辞典》编委兼《华侨华文教育·港澳教育》分册主编,在《辞典》前言里,暨南大学受到了表扬。
二、壮心不已
泉林同志现已年80,属耄耋之年,且已编完6本书,很该休息休息了。但他却认为一个共产党员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尽量多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现在他又制定了一个比前八年更为艰巨的著述任务。
他生平写了60多篇论文,散登于各个时期的报刊。他正着手挑选其中30余篇对振兴我国教育有意义的篇章,拟审订编辑成册。
拟撰写鸦片战争后到20世纪中叶,即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达100年的教育问题,并写了提纲。其中关于“教会教育”一稿的部分,解放前已写了初稿,只可惜在抗战时期丢失。同时他已积累了两书架资料,并加以分类,订阅有关报刊和选购有关参考专著,已做了大量的初步编著工作。
三、俏不争春
泉林同志一生勤奋为党工作,为研究教育问题费尽心思,却从不考虑个人名誉地位和家庭问题。他儿子来校工作了13年,又毕业于我校行政管理大专班,但至今仍是以工代干。前年,他生病住院,由于病情重,要儿子天天守护,单位扣发工资和奖金,生活比较困难,对此他从不计较,这个问题后来还是学校老干所出面为他解决的。
平时他对衣食住毫不讲究,家人为他做什么,他就吃什么,穿什么。“的确良”初上市时,爱人和孩子想为他买一件,说什么他也不依。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是十分吝啬的。当我到他家时,看到他卧室里除了一个古老陈旧的衣柜外,都是书架,三张书桌摆满了报刊和要读的书。厅里陈设更为简朴,除了一套藤椅和茶几别无他物。住房原来怎样,现在还是怎样,他未向组织提出过维修。
但在订购报刊书籍方面却肯花钱,只要需要,10元、20元一本的《中国教育年鉴》他年年都买。报纸涨价时,不少人退报,他却大小报6份一份不减,每年订报费达200多元,购买杂志书籍的花费则难以计算。
对家乡南海县的精神文明建设他十分关心,慷慨馈赠,一次就给南海电视大学赠送1 100多本图书,不少还是珍贵的名著。其中就有《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等,受到县委的赞扬。
他虽办了离休手续,可身心并没有离休,人离志不离。每天除了花一个多钟头锻炼身体,其余时间都在书房里工作,剪报、分类整理资料、读书、做笔记、写稿、审稿等。他年高80,近视达1 700度,耳渐失聪,工作起来,远不像常人那么轻快,需付出加倍的劳动才能获得常人的工作效率。但他并不退缩,仍是艰苦奋斗。倘没有立志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献身的坚强意志是不可能办到的。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的爱人叶孟贞及对他关怀备至的姑妈在1985年后相继去世,这对他精神是极沉重的打击。按常理论,精神上的重创,轻的要一年半年才能消除,重的甚至一蹶不振。但他凭着共产党员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很快又振作起来,投入更繁重紧张的工作。他编著的6本书都是1984年后陆续完成的。我们为自己的队伍里有这样的老同志而引以为荣。
他组织观念强,守纪律,对党分配的工作从不推卸,日常积极参加组织生活,支持支部的工作,从不因工作忙或离休了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离休后,为了保持身心健康,完成写作计划,他非常重视健身活动,心情愉快,最近还参加老干所举办的“中老年迪斯科健身舞”学习班等活动,参加老干部歌咏队,每日还坚持做健身五功,常年不断。
泉林同志还有一个可贵的品德——从不炫耀自己的光荣历史。远在30年代在中山大学研究院时,提出撰写《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问题》的论文题目,他的导师尚仲衣教授担心此类论文观点国民党教育部(陈立夫任部长)通不过,后改为写《论干部训练》。泉林同志在论文中提出干部训练有3种类型:一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和鲁艺等校;二是国民党的各级训练团;三是由李克农等领导支持、由地下党员杨东莼任教育长实际主持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一、三两类干校均为共产党领导的。该论文送教育部审查,部里提出要删改有七八处之多,但泉林同志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拒绝删改。结果读了4年研究院,只得了一张研究院的毕业证书,国民党教育部不肯授予他硕士学位。当年还不是共产党员的他,就显示出一副傲骨正气,但这样的历史他极少对人提及。又如离休后8年来他主编了6本书,有一百多万字,获得两个奖项的事,也不在人前讲过,因而鲜为人知。平心而论,我校华侨教育研究得以发展,他是起了带头与推动作用的。许多和他共事过的同志,一致公认他为人谦逊、生活朴素、工作勤奋、不计名利、不以权谋私。综观他大半生的言行,这样的评价是切合实际的。
泉林同志离休以后,虽然不在领导岗位上,不在工作第一线,但仍然十分关心暨大的振兴和发展,关心华侨教育事业,很希望继续把自己的智慧无私地奉献出来,要为党的事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自己晚年的光和热,这种积极性是很可贵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99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