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治理是指集群的组成形式、基于权力及权力分配属性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立和维持集群整体竞争优势的目的性明确的集体行为。集群治理的关键是效率，这是集群获取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一方面，集群治理结构是集群内各种主体（包括上游供应方、集群企业、下游买方，以及政府、协会等）共同博弈的结果（Propris，2001），各种主体基于动力机制的力量均衡决定了集群治理结构的质量和效率水平（Langen，2003）。从另一方面来看，良好的治理结构可以促进企业生产的灵活性和集群系统的弹性专精，也可以提高动力机制的运行效率（Gilsing，2000；Propris，2001）。正是因为集群的中间性组织性质，导致集群内部的大量交易行为，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成为维持集群内企业共生的有效治理机制，因此，民间商会的公民社会性质得以积极有效地发挥。共生总是生存成本最低、生存快乐最高的生存方式。
一、共生及权威共生的诠释
“共生”（Symbiosis）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共生的概念首先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在1879年提出，指不同种属生活在一起的状态。在现代生物学著作中，共生被认为是一种相互性的活体营养性联系。在大多数社会科学的文献中，共生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共存共荣的状态。社会科学中，常有不少类似或雷同的概念用来表达这一生存状态，比如共在，共存，共处，协同，共同，协作，合作，等等，但似乎只有共生才能确切而全面地表达其深刻的内涵。共生至少有三个基本层面的含义：一是两个以上独立主体的共同存在；二是这种共同存在是相互需求的、动态的、活生生的；三是共生包含了合作与竞争。因此，本书使用“共生”这一概念，以便更清晰地阐述我们将要表达的思想。人类基本的共生结构可以分为以下六种类型；生理共生、两性共生、血缘共生、权威共生、交换共生及宇宙共生。本书将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共生界定为交换共生，而民间商会与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共生界定为权威共生。
二、共生治理的主体——民间商会
企业科层制下治理结构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谁拥有企业的权威。根据西蒙（Simon，1951）“如果W（工人）允许B（老板）选择X行为，我们将说BW行使了权威”，对于谁拥有企业权威这一问题，赵农通过分析认为“成员一般会根据企业经营失败时各自可能遭受的损失相对大小来配置初始权威，如果权威因子交易双方能够就权威因子的价格达成一致，权威因子的买卖就能成立，企业权威关系就能形成，由于其在分析时抽象掉了人力资本的沉淀成本，认为企业的权威关系是‘资本雇用劳动’，即物质资本所有者权威原则”。由于社会的进步，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治理结构中的权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不忽略人力资本的沉淀成本的条件下，得出了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的结论，即权威由物质资本所有者向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过渡。吴飞驰提出了权威共生的企业治理原则即企业家原则，由于企业生存在充满竞争的不确定的环境中，又要统一组织指挥成规模的劳动以获得规模收益，如何开展卓有成效的行动，是企业生死攸关的大事。按组织原则，这一重任必须落实到一个最终的负责人的身上，这就是企业家——企业资本权威和企业能力的双重代表。与科层制企业不同的是，企业集群是多个企业的集合，企业集群作为一个中间性组织，权威关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集群内企业自组织到购买民间商会权威的过程，也是根据企业经营失败时各自可能遭受的损失相对大小来配置权威的。
企业集群按照存在状态分为焦点式企业集群（朱嘉红、邬爱其，2004）和联赛式（青木昌彦，2002）企业集群，不管在哪类集群中，民间商会都充当着权威治理主体的角色。结合是商会成员最自愿的行为，商会组织的权威是平等的成员自愿授予的产物，每个会员企业即共同体的成员自愿把管理行业的权力赋予商会的领导层，以便能够共同行动维护会员企业和行业的权益。商会领导人接受会员企业的委托和授权，按照商会章程和民主的精神协调管理商会的内部事务和行业发展的相关事务。民间商会作为一种非营利的行业性社团组织，绝大多数是由那些对促进自己的利益表示关切的民营企业家，经由体制外的途径“自下而上”地组建起来的。民营企业家们在一种原初平等地位上订立契约（商会章程）或接受已有的商会章程，自愿入会、自愿退出，加入商会的所有会员企业都拥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首先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通过对本行业企业发展现状的调查研究，参与制订有关行业发展的规划，并向人大、政协和政府提出有关行业发展方面的政策性建议，参政议政，以颇具中国特色的方式，参与到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之中。商会作为企业的一种联合体，如果说它们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它们得以开拓发展空间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则是它们的生命线和存在的根本意义所在。
三、权威共生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从商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来看，商会是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克服负的外部性、获取正的外部性的一种俱乐部式的制度安排；从商会与政府的关系来看，商会主要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基础上的委托代理机制。如果一个商会组织的职能倾向于前者，它更多的是一个民间商会；如果倾向于后者，则更接近于官方协会，两者可以相互转化。商会组织不是致力于分配利润给股东或董事，而是在正式的国家机关之外追求公共的目标，它以小型而又灵活的方式实现着公众的愿望。正是包括商会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团体，带来了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并因此改变了国家和公民的关系，使得社团推动和影响下的社会运动得到了发展。在企业集群中，存在着双重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与商会的委托代理关系，企业与商会的委托代理关系。
原国家经贸委于1999年颁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工商领域协会的若干意见》中规定行业协会的职能如下：开展行业、地区经济发展调查研究，提出有关经济政策国家和立法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经政府主管部门同意和授权进行行业统计、收集、分析、发布行业信息；创办刊物，开展咨询；组织人才、技术、职业培训；组织展销会、展览会等；经政府部门同意，参与质量管理和监督工作；指导、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受委托组织科技成果鉴定和推广应用；开展国内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制定并监督执行行规行约，规范行业行为，协调同行价格争议，维护公平竞争；反映会员要求，协调会员关系，维护其合法权益；经政府部门授权和委托，参与制订行业规划，对行业内重大的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投资与开发项目进行前期论证；参与制定、修订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组织贯彻实施并进行监督；参与行业生产、经营许可证发放的有关工作，参与资质审查；参与相关产品市场的建设；发展行业和社会公益事业；承担政府部门委托的其他任务等。
从性质上来看，以上职能可以归类为：俱乐部产品的提供；负外部性的克服与减少；基于信息不对称基础上的委托—代理机制。俱乐部产品的提供可以被看做是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效应的内部化，它主要在企业与商会之间进行，减少和克服负外部性的职能也主要发生在企业与商会之间。所以，商会就是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克服负的外部性、获取正的外部性的一种俱乐部式的制度安排，或是一个外部性内部化的俱乐部组织。而从商会与政府的关系来看，商会主要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基础上的委托代理机制。
首先，商会具有“俱乐部式的组织”和“代理人”两重属性。前一种属性反映的主要是商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后一种主要反映的是商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行业组织偏重于前一属性，那么它更有可能是一个民间商会，如果偏重后者，它更近似于一个官方协会。这样一种判别方式改变了以前主要从行业组织的发起者（企业或政府）、行业组织的主管部门（总商会或政府职能部门）等方面区别行业协会与商会的方式，从而更具科学性。因为，行业组织的发起者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而行业组织的主管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出现变动，温州甚至已经出现一个组织同属于工商联（总商会）和政府部门两个主管单位的行业组织。商会的这种界定方式既反映了民间商会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异同，又具有一定的深度。
其次，提供俱乐部式组织是充当代理人角色的基础和动力，前者做不好会影响后者的发挥。但这绝不意味着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是单向的，反过来，代理人角色履行的好坏也会影响行业组织的权威和资源获取，从而影响俱乐部组织这一职能的履行。温州有不少商会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两种角色的关系而得不到很好的发展，使行业组织处于“维持会”的境地。不少商会负责人在接受我们访谈的时候曾经明确提出：“如果商会自己运作不好，即使政府把职能转移给商会，商会也未必能接过来。”
再次，商会组织的双重属性使它们必须在企业和政府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俱乐部组织与代理人的双重属性这一矛盾集中在商会这一个主体上面，使得商会在履行它的职能的同时不得不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以便在企业与政府之间保持某种均衡，久而久之，商会逐渐成为具有独立利益和行为规则的独立主体。这种状况使行业协会成为继企业与政府之后的、独立于两者的第三极，从而改变了以往的“市场（企业）与政府”的二元结构，使商会成为地方治理中的重要一极。
最后，商会的这种定义方式可以看出商会等社会组织存在的意义及其限度，也就是说，它不可能解决所有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问题。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最基本的资源配置方法。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市场是提供私人物品的有效手段，但由于种种原因市场也会出现失灵现象，如由于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国民经济的宏观总量平衡、长期发展和产业结构问题；不适应于公共物品的有效生产；难以解决外部效应问题；无法防止垄断；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市场本身易受破坏。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由，但人们随即注意到政府也并不是全能的，政府的失败主要表现在：公共决策失误；政府扩张或政府成长；官僚机构的低效率；寻租。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是同时出现的，而且原因是多元的，而商会作为“俱乐部式组织”和“信息不对称基础上的代理人”的角色并不能弥补上面诸多原因造成的失灵和失败。所以，在现实中，不应该人为地赋予商会太多的职能和寄予太多的期望，商会应该尽可能做好分内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