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集群具有网络组织的典型特征，组织之间既存在市场交易关系，适用于市场治理机制，同时又具有关系投资关联，甚至出现“类命令式”的组织联系，适用于企业治理机制或“类企业”治理机制。网络组织之间的不同治理机制具有一定的替代性。高技术企业集群的网络化组织特性也决定了其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地方化、根植性和嵌入式背景关系下，组织治理趋于复杂化。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合约的选择和演进具有独特性。我们认为，组织信息体制是影响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合约选择的关键因素，同时，制度化关联、环境扰动也影响到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合约的调适。此部分的研究包括四个方面：第一，通过解析与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有关系的几个基本问题，探寻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的特殊性；第二，分析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的多元主体、核心机制以及治理重点问题，提出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的基本分析框架；第三，从组织信息体制角度研究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合约的选择问题；第四，研究制度化关联、环境扰动与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合约的关联性和调适问题。
与实体企业相比，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有其独特性。为全面、深入把握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的特殊性，本节重点讨论与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相关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企业集群的诠释：企业网络视角
作为一种现象或一种发展方式，企业集群形式早就出现了，经济学家借助于不同理论对其产生原因和发展趋势做了解释。集聚经济理论认为，工业区位的选择是由成本费用大小决定的，当集聚带来的好处抵消或超过由此引起的运费的增加时，集群因子便会对工厂区位选择产生作用。韦伯把集群因子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因素：技术设备发展引发的相互之间依存、专业化劳动组织发展的结果、市场化因素、减少经常性开支（Weber，1929）。另外，外部经济性也是导致经济集聚的重要原因。马歇尔（1997）把企业集聚引发的外部经济归结为：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获得中间产品、技术和信息共享。交易费用理论把企业集聚现象解释为不确定情况下，基于社会资源价值的企业治理机制的选择结果。在交易频率大大增加的情况下，为减少不确定性的发生，企业借助于契约实施治理。但单纯的市场契约治理成本高，人们转而借助于建立在社会资本之上的信任和产业文化降低交易费用，集群化发展刚好满足这种需要。随着企业发展，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集群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的系统因素中，软因素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因素包括：制度、文化、法律、企业家精神等。企业集聚所形成的社会性系统使软因素系统日趋同质化，以形成相互学习机制，进而降低创新的风险，加快创新的速度（林平凡，2003）。波特利用竞争优势理论创立了企业集聚的新竞争经济理论。他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扎堆”，其结果是形成学习机制，借助于交流机制，形成产业群内部的自我加强机制，进而形成持久竞争力（波特，2003）。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企业集群的形成原因和生成机理，产生不同的理论派系，丰富了经济学理论。但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企业集群内涵的认识并不统一，主要原因是研究角度不同。
亚当·斯密从分工的角度描述了企业集群现象。他认为，企业集群是由一群具有分工性质的中小企业为了完成某种产品的生产联合而形成的群体。韦伯从产业集聚作用形成角度分析了集聚的两个阶段，指出高级阶段的企业集聚就是企业集群，即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实现地方工业化，也就是说，在韦伯眼中，企业集群是企业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马歇尔把企业集群定义为产业区。在产业区内，集中了大量的相关的专业化分工的中小企业，对内生产活动不是自给自足，而是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生产能力迅速提高，促使区域与外部经济空间建立持久与广泛的联系。威廉姆森突破了组织形式划分的两分法，把组织形式分成三种。他认为，介于纯市场组织和科层组织之间，存在大量的中间性组织，这些中间性组织存在的意义在于节约交易费用。遵循这一分类方法，实际上，威廉姆森把企业集群视同为中间性组织。迈克尔·波特在1998年发表的《企业群与新竞争经济学》一文中给企业集群下了定义。他认为，企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处在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因为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这些企业的集聚形成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
从以上学者们给企业集群下的定义可以看出，虽然给出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学者们普遍认为，企业集群是相同企业或相关联企业的集合体，是企业的集聚。不同的是，有的学者强调企业集群的地方性特点，有的学者强调企业集群的产业关联特征。而实际上，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集群既可能表现出地方性的联结，又可能表现出产业化的联结，并且单纯的地方性可能导致集群的封闭性和退化性，也不利于企业集群的长期发展，但过宽的产业链联结可能会使企业集群概念过大，不利于人们把握企业集群的本质特征。基于以上的想法，我们认为，遵从威廉姆森的观点，把企业集群看成一种网络化的组织形式更有利于把握企业集群的本质特征，也更有利于研究企业集群的治理问题。所以，本书把企业集群定义为一种企业网络组织形式。
二、高技术企业集群的组织学习
组织的发展需要组织不断学习，其原因是社会经济价值不断变迁，企业的生存环境不断发生较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改变是企业竞争态势和竞争深度的变化。换句话说，组织学习是对市场信号的响应。
面对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企业必须不断学习，并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那么，组织如何学习呢？从组织学习理论视角看，组织学习过程可以概括为知识的鉴别、创新、扩散、整合、行动，通过组织学习过程实现组织知识的累积和组织记忆。
组织学习分个体层面、小组层面、组织层面和组织间层面。过去，企业提高学习能力主要借助于个体学习能力的提高和改变。无论是行为学习理论，还是推理学习理论，都反映了个体学习的方式和方法问题。随着人们对学习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集体学习方式的不断探索，人们普遍认为，建立在一个集体交互记忆基础上的集体储存知识的能力超过了个体储存知识的能力，进而基于专业分工和分散化信息储备的搜索信息优势，使得集体学习具有较高的学习效率和结果。也就是说，基于社会认知基础上的集体学习可以使社会聚合体比个体拥有更多的知识，且产生更高的学习效率（迪尔克斯等，2001）。无论组织学习主体是哪种，可采用的组织学习类型包括“边干边学”、“搜索学习”、“科学学习”、“边使用边学习”和“知识外溢学习”五种。通过这五种学习类型的综合应用，企业可以实现组织自主知识创新。其中，边干边学、搜索学习和边使用边学习更多地应用于组织内部的学习，知识外溢学习更多地应用于组织间的学习，而科学学习既可以应用于组织内学习，又可以应用于组织外学习。
创新是组织学习的根本。从现实创新的情况看，知识外溢对不同组织层面的学习都是十分重要的。同时，组织学习效率不仅取决于学习方式和学习资源富余度，而且建立、创造和培育相互信任的文化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
高技术企业集群的空间积聚和通过长期合作形成的信任文化加速了知识在组织之间的外溢，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和知识的创新。研究结果也证明了空间因素对知识外溢的影响。Keller（2000）选取了14个OECD国家的数据，研究了知识扩散和知识外溢是否与组织的空间距离有关联。回归结果表明，技术的扩散和知识的外溢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换句话说，技术的扩散和知识的外溢具有很强的空间局限性。Walter等人（1996）分析了美国生物技术中的知识积累问题，得出结论为：当一个行业的知识基础复杂并处于不断发展中，并且其专业知识来自于多种渠道时，技术创新将不会由单个公司完成，而会在一个知识积累的网络中实现。作为一种网络的高技术企业集群具有知识积累的先天条件和优势，并且网络式的高技术企业集群中企业间长期合作易形成信任和细致的信息传递，进而形成信任文化，进一步促进了知识和技术的交流和积累。日本的企业网络表现出来的信任关系和由此引发的超文本化隐性合同及较少的信息扩散控制，使企业边界扩大，同时降低了交易费用（马克，2005）。
三、嵌入式关系及其悖论
经济生活通常被认为受到标准、规则、道德和其他风俗习惯的约束，并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深深根植于社会，因此，对它的分析不能脱离决定社会如何运行的那些标准或惯例（明示或默式的）（索达，2005）。
早在1922年，马克斯·韦伯就强调在社会中人文因素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包括公司）的行为受大量因素的共同制约，而不仅仅是简单地遵守社会系统（或部分）中由法律所确定的一系列规则的问题。经济行为主体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往往还要考虑一些诸如社交、声誉和权力等非经济因素，这已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Granoveretter，1992）。经济行为根植于一个复杂的包括各个层面、各种类别和内容的关系网络中（索达，2005）。社会关系对经济活动具有什么影响，人们争论不休。Polanyi（1957）用嵌入概念来描述现代市场的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嵌入社会结构中的观点使这种争论变得更加复杂。从总体上讲，大部分组织理论家认为社会结构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许多经济学理论家则坚持认为，社会关系或者极少影响到经济交换，或者阻碍了来自市场的交换而造成无效率（Peterson和Rajan，1994）。Granoveretter（1985）的嵌入理论不失为连接经济学与社会学方法和组织理论的桥梁。
现实中，人们认为，交易可以通过两种形式的交换关系实现：一是非私人化的市场方式；二是关系型的社会方式。这两种形式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交换关系的结构和质量。新古典主义框架主张交换过程中私人关系是淡漠的和原子式的，保持一定距离的市场交易会促进企业的表现。而现实中，交换是个连续体，在这连续体的另一端是嵌入式关系。许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嵌入式交换可以通过信任和私人化关系使期望更可预测，减少监控成本，并促使隐性知识的信息交流和促进知识交流和学习的协调机制的形成。换句话说，嵌入性创造出了很难通过市场、契约或纵向整合进行复制的经济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主义经济学框架试图通过交易成本理论、代理理论或博弈论理论解释嵌入问题。但由于这些理论的基本偏好和人性定位的局限，只能是模糊地认识到社会结构对于经济生活的影响，关于嵌入的属性和过程影响经济活动的深层次解释并不十分清晰。
Brian（1997）采取实地研究和民族志式的分析，从影响交换和行为的三个因素：信任、高质量的信息传递和关于共同解决问题的安排入手，分析了公司间网络的社会结构的影响，即嵌入关系及其对企业交换的影响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嵌入关系为资源配置提供了一个价格体系的替代品，可以解决单纯的市场配置资源产生的调整时滞。并借助于对支付公正性的预期避免契约成本，联合问题解决机制可缩短解决问题的时间，与熟人合作减少了投资风险，促使投资增加。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界限内，嵌入可以提高公司间网络的业绩，特别是对于合作要求强、组织间协调复杂、投资风险较大、需要较强适应能力的网络更需要建立嵌入关系。
嵌入一方面带给网络企业正的外部效应，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公司变得太过嵌入，那么随着网络关系只指向几个特殊的交易伙伴、网络内部的同一性使多样性降低、只与少数几个网络伙伴进行的集中的交易减少了多余的信息和接触新机会的可能时，嵌入将可能成为负债（索达，2005）。
能够导致嵌入关系从一种资产转变为一种负担的原因主要有三种：存在一个不可预见的、核心网络成员的退出；制度力量导致市场理性化；过度嵌入成为网络的特征（Brian，1997）。网络中一个核心组织的丧失将会对整个网络的生存能力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并且核心组织丧失所产生影响的强度随着其规模以及网络中嵌入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在极端情况下，一个“灭绝效应”将会发生，不稳定的经济交易的有害作用将会波及整个网络，并且引起广泛的甚至是网络中间性组织的失败。如果制度的变化从根本上理性化了新嵌入关系的基础，或是阻碍了新嵌入关系的形成，就有可能使通过运用嵌入关系建立起来的具有竞争优势的组织承担更高的失败风险。
嵌入关系具有悖论。嵌入丰富了企业的关系资本类型，同时整合了企业网络的结构，产生了网络层面的正向叠加效应，给企业带来正的外部性。一个组织与其网络相连的最好方法是通过嵌入关系，它为获得网络中流通的好处提供了比市场关系更好的机会。但过度的嵌入导致负债，影响企业的发展。最佳网络结构是市场关系和嵌入关系的结合。
四、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
公司治理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人们普遍认为，公司治理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促使其长久发展，但人们对公司治理的概念认识却并不统一。由于研究问题的侧重点和理论基础不同，不同学者对公司治理下了不同的定义。最具典型意义的公司治理概念有：哈特的不完全合约下的决策机制概念。他认为，只要存在代理问题和合约不完全的情况下，公司治理问题就必然在一个组织中产生。治理结构被看做一个决策机制，而这一决策在初始合约下没有明确地设定，公司治理结构将决定公司非人力资本剩余控制权的分配（Hart，1995）。钱颖一的处理公司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制度安排概念。他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制度安排中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主要应包括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人员，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钱颖一，1994）。张维迎的广义的企业所有权安排概念。他认为，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所有权安排几乎是同一意思，或者更准确地讲，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具体化，企业所有权是公司治理概念的一个抽象概括（张维迎，1999）。费方域的基于交易费用的产权关系合同概念。他认为，公司是一组合同的联结体。这些合同治理着公司发生的交易，使得交易成本低于由市场组织这些交易时发生的交易费用。为了节约合同成本，不完全合同常常采用关系合同的形式（费方域，1998）。青木昌彦的制度博弈均衡观下的参与人策略互动的自我实施机制概念。他认为，制度是参与人相互博弈均衡的结果，并作为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公司治理结构是治理参与人策略互动的自我实施机制。也就是说，公司治理结构是在公司组织域控制利益相关者相机行动决策的自我实施规则（青木昌彦，2001）。
特定类型的组织结构面临特定的内在激励和治理问题。对于经理集中占有物质资产所有权安排的哈特—穆尔式企业，无论从组织的系统性信息加工任务，还是从现代企业物质资产互补性特性看，解决谁拥有剩余控制权问题是公司治理的首要问题。无疑，在这类企业中，把物质资产所有权（剩余控制权）与层级协调的一体化赋予雇主兼经理，是最优选择。但当单一所有者因无足够金融资金进而无法独占整个物质资产时，组织结构发生变化，同时治理结构本身及其内涵也发生相应变化。信息共享以及组织内参与人的相互协作和影响，以至于组织收益很难清楚地分解为个人的贡献，可能导致参与人在积累和使用人力资产时会萌生“搭便车”的动机，解决“搭便车”问题成为主要的治理问题。那么，单纯的物质资产所有权一体化不再是解决治理问题的有效途径。事实上此时资本所有权的安排并不重要了。霍姆斯特姆（1982）给出了如何解决这类企业的治理问题的方法。他指出，如果第三方（委托人）能够观察到团队的联合产出，而且能够对业绩不佳的团队行使严重的惩罚，则可以实现一个近似的最优结果。“霍氏策略”的问题是如果第三方和团队某成员秘密合谋，则原有治理机制失效。为避免“霍氏策略”面临的问题，必须给第三方监督者提供适当的激励，关系—相机治理结构的第三方机制可以在特定制度环境下解决这一问题（青木昌彦，2001）。引入外部资本的创业企业治理有其独特特征。创业企业与哈特—穆尔式企业的不同在于他们当中大多数在一开始缺乏足够的金融资产，必须依靠创业资本家从外部融资，作为交换，他们放弃剩余控制权，则物质资产不构成企业的主要“黏合剂”。并且单纯的股票期权也只能在赢得缝隙市场上的竞争时才能兑现，而许多企业在产品尚未开发完就被竞争逐出市场。这类企业治理更多地依靠联赛式的治理实现，即第三方——风险资本家——出面把两个从事同样研究开发的企业捆绑在一起，支付两份投资金额，并采取分段投资策略，输者出局，赢者通吃。
组织治理的目的是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和效益的提高。原有组织分类方法为两分法，即市场和企业两种形式。现在，人们的组织分类形式从两分法过渡到三分法，即市场、网络组织和企业。企业集群可以看成一种中间性网络组织形式。对应于这三种组织形式的治理方式为市场治理、网络治理和科层治理。企业集群治理与一般企业治理的主要区别表现在：治理运作基础、制度化关联程度和治理机制的差异。具体而言，市场的治理运作基础是价格，企业的治理运作基础是权威，而企业集群的治理运作基础是信任。企业集群的地域集聚和文化根植的特性，导致更多地借助于社会嵌入和制度捆绑的方法，形成不同形式的制度化关联，进而使其组织间的联结更趋复杂，治理形式更趋多样。企业集群的治理机制与一般组织的治理机制也有明显不同。一般组织的主要治理机制是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传统，而企业集群治理则更多地表现出与信任有关的社会机制。当然，这并不是否认企业集群治理机制也包括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而是说，由于社会嵌入原因使得原本不可能产生的治理机制成为可能，同时组织的治理重点和目标发生变化。作为企业集群的一种特定类型，高技术企业集群的治理也表现出网络组织治理的特征，与一般企业集群治理不同的是，高技术企业集群中组织之间会表现出更强的信息传递和组织学习的内在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