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硅谷模式：高技术集群创新的范例
1.硅谷地区的发展现状
美国的硅谷地区是目前仍被称为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高技术产业集群。自1965年以来，美国成立的100家最大的技术公司，有1/3在硅谷，仅1990年，硅谷的企业就出口了超过110亿美元的电子产品，相当于美国电子产品出口额的1/3.硅谷地区的众多高科技企业对美国经济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其发展速度和效率更成为各国企业、政府等效仿的榜样。然而进入21世纪后硅谷经历了其历史上最长、最严重的衰退。据《旧金山纪事报》报道，2001年硅谷湾区200家大科技企业的经营损失高达913亿美元，中心区的失业率更是从2000年的2.2%攀升到2001年的7.4%。不过，在美国经济开始恢复的2002年，硅谷也开始走出低谷。值得一提的是，在下一轮经济发展高潮中，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大科技主题，不但信息网络技术的大规模普及与利用是硅谷的绝对优势项目，而且硅谷在生物工程方面也有着不俗的表现。硅谷有着美国最大的生物科技企业群，上市公司有近80家。统计显示，近200家生物工程公司不但已经为硅谷提供着近6万个工作机会，而且正在追赶网络信息技术，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另一个火车头。虽然到目前为止，硅谷已经经历了4次大起大落，但总是能够引领世界的潮流保持不变的上升态势，其中必有内在的成功因素。
2.硅谷地区成功的核心因素探讨——持续不断的自主创新
无论是在发展初期，还是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迅速崛起、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腾飞，硅谷都始终保持着持续不断的自主创新能力，并最终在全球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因此，硅谷的成功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经验：
（1）集群内技术人才与大学和研究机构高度密集。Feldman研究表明，创新活动具有在那种产业界研究与开发活动、大学研究活动和熟练劳动力富集的区域集聚成群的空间倾向性。这与硅谷也是相吻合的。例如，如今世界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有近1/4在硅谷工作，该地区也有6000多名博士，占加利福尼亚州博士总数的1/6.区域内有著名的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圣克拉拉等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机构）和众多智力人才的地域集中，对硅谷地区的经济发展作用不可估量。
（2）区域内利于创新的特殊社会文化环境。简单地讲，硅谷文化的主要特征可归结为：鼓励冒险、善待失败、乐于合作等。首先，硅谷内的创业精神比较独特：区内的几乎每个人都具有勇于冒险、不断进取的独特思维方式。另外，冒险的创业精神还体现在区域内劳动力在区内公司间频繁的流动性。区域内的这种独特思维方式和创业文化，提供了无休止衍生公司的土壤，从而也提高了硅谷创新的持久力。其次，由于高新技术市场的高风险性，新企业的市场存活率特别低。而硅谷对创业者失败的宽容和冷静等积极态度也是硅谷保持活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后，硅谷区域内各行为主体之间令人吃惊的合作文化和精神也是十分独特的。市场竞争要求持续创新，而公司间的正式特别是非正式的合作则是创新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
（3）风险投资与硅谷的成功。风险投资业是高技术企业发展的“金融发动机”。硅谷内衍生新技术企业的能力之所以如此强，关键是成功的风险投资为区域内创造了一个崭新的金融环境。据统计，美国现有的600家风险资本公司，其中大约一半在硅谷，就连与硅谷成功有莫大关系的斯坦福大学，也积极参与风险投资，定期将一部分外界的捐款投入到风险投资活动中去。
（4）产业地方集聚优势的获得与不断增强。由于硅谷自发展的初期，就以晶体管、半导体制造业等技术行业为主导，20世纪70年代末又转向电子信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高技术产业。硅谷在完成初期的资本积累以后，由于其持续的创新能力与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是大量技术企业的快速集聚，许多国际上知名的大企业如IBM等，纷纷在此将工程、智力资本投入到硅谷或支持本地供应商活动，或将总部迁于此，或在此地设立研究与开发中心。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来此落户，它们极大地扩展了硅谷的技术构造和技术基础。因为，外地技术企业的迁入，实际上也是大量技术生产资源的进入，从而使硅谷的研究和生产范围从激光技术和微波技术扩大到医疗器械、生物技术等。
（5）集群内企业衍生能力特别强。在衡量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时候，集群内企业衍生能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硅谷从20世纪70年代不足3000家企业，经过短短二十多年就发展到了8000多家企业。例如，1997年，硅谷区内有2000家企业破产，又有3500家企业诞生，而硅谷当年500家生物科技企业，预计也会有200家倒闭，但又会有300家冒出来，由此可见硅谷的企业衍生能力是十分强的。
（6）硅谷特有的区域创新网络系统。硅谷的成功尽管离不开其拥有的智力、技术、人才、资金等大量生产要素的集聚，但研究表明，创新是一种社会技术过程、非线性的过程，一种行为主体通过相互协同作用而创造技术的过程。所以，硅谷的发展不是区内生产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区内各生产要素有效的组合，以及在区域内形成紧密的社会网络与开放的劳动市场，可以说，硅谷是一个以网络为组织基础的生产系统。硅谷中的区域创新网络主要包括区域的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人际关系网络（或称做人脉网络）等。
二、班加罗尔模式：超越劳务输出
1.印度班加罗尔地区的发展现状
班加罗尔（Bangalore）是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Karnataka）的首府，其传统产业是以丝绸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1990年初印度政府制定了重点开发计算机软件的长远战略，1991年将全国第一个计算机软件技术园区建立在班加罗尔地区。在印度政府和卡纳塔克邦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如今班加罗尔地区已发展成为印度软件之都。截至2006年3月，在印度班加罗尔软件科技园（STPI）注册的企业达1721家，仅2006财政年度，注册的企业数达到201家，其中有124家为外国企业。大量的外国公司在这里开展业务，这其中有CISCO，IBM，Motorola，德州仪器等著名的跨国公司。在班加罗尔地区可以找到几乎所有的软件技术，使得其成为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和世界十大硅谷之一，甚至被认为已具备了向美国硅谷挑战的实力。2006财政年度（2005年3月～2006年3月），班加罗尔地区软件出口达到85.45亿美元，硬件出口达到5.64亿美元，IT产业出口总值达到91.09亿美元；并预计2007年IT产业出口总值达到113.6亿美元。
2.班加罗尔地区发展模式特点——超越劳务输出
印度班加罗尔软件产业发展战略主要是：充分利用本国软件人力资源的优势，以软件服务、软件出口为主，以低成本、高质量使印度成为世界的软件加工基地。
班加罗尔为了获取更多的国际订单，采取了现场开发（on-site）和远程开发（off-shore）两种运行模式。一方面，在印度建设具有世界水平的软件开发配套环境，让国外跨国公司与本国软件企业合作，在印度建立软件开发中心，推进软件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另一方面，印度鼓励本国软件企业在海外——尤其在硅谷设立分支机构，把许多开发人员派送到用户身边以提供开发和服务，在班加罗尔和硅谷之间建立起“桥梁”或“网络”，并通过卫星使美国和印度两地的开发人员24小时连续协同工作，这增强了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班加罗尔的软件业也经历了从向国外输送人才到吸引人才回流，即“劳务输出”到“超越劳务输出”的过程。
（1）文化与社会根植性造就了班加罗尔软件人力资源的国际优势。
由于印度曾被英国殖民统治了二百多年，使英语在印度相当普及，并被定为官方语言，这使得印度对美英的软件业出口具有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印度人与中国人相同的良好的数学逻辑思维能力也使印度具有大量优秀的软件开发人才。
印度发达的教育系统为班加罗尔提供了充足的软件人才。印度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用了40年的时间，建立起了世界第四大教育体系，仅大学就有1800多所（前三位是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其教育成就以数学、计算机和通信领域最为突出。到了20世纪90年代，印度200多所工学院，每年能培养出20多万名软件技术人员，这使得印度的软件产业技术人才在世界上已明显占有数量上的优势。
印度是经济比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加之印度数量众多的软件技术人员，使得印度软件人才价格低廉，其劳动成本仅相当于美国的1/8左右。为了使自己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美国公司就开始放手使用印度软件人才。
所以说，印度的文化与社会根植性造就了班加罗尔软件人力资源的国际优势，使得处于萌芽期的印度外向型软件产业，面对世界范围内的众多潜在竞争对手，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基本优势。
（2）“留学潮”与“人脉关系”网络的建立为班加罗尔国际化提供了发展契机。
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印度政府十分重视输送和鼓励高素质人才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留学，这个时间比我国早了约20年。据统计，自60年代以来，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或工作或移民的印度人累计有40多万人，“留学潮”为印度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人才，同时，这也为在印度和美国之间建立科技产业的“桥梁”和“纽带”奠定了基础。这种师徒相承的“人脉关系”网络，使印度和欧美尤其是与美国之间在高技术产业方面的市场联系非常密切。有人做过统计，1990年，硅谷1/3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属外来移民，在这些移民中，有2/3来自亚洲，而其中大多数是华人和印度人或他们的后裔。
在印度软件产业界具有启蒙性质的那些印度软件专业的留学生，大多数曾在美国硅谷工作过；而硅谷作为世界IT产业的发源地，也一直是印度IT留学生毕业后工作的首选地。1980～1997年，印度移民在硅谷共创办了565家科技公司。1997年，印度人在硅谷成立的科技公司年收入达到了32亿美元，并雇用了13664人。
在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的原始积累之后，同时随着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环境的改善，在硅谷的印度软件企业家开始兴起“归国潮”。这些“海归派”中的大部分开始在印度自主投资开办软件公司，或者受跨国公司（多数位于硅谷）的委派，回印度开设软件加工基地或软件研发中心，如TATA，INFOSYS，WIPRO等“海归派”创办的公司和HP，IBM，SUN，ORACLE，微软和英特尔等公司，都通过在硅谷工作过的印度软件工程师和企业家帮助其在班加罗尔设立海外软件加工基地或研发中心等。这些“海归派”一方面具备了从事软件开发和服务的卓越技能和丰富经验，使印度软件业的后发优势得以迅速形成；另一方面又与海外软件同行保持密切的业务关系，软件出口信息灵、渠道畅，从而促进了印度软件产业出口的迅速增长。事实证明，在硅谷的公司尤其是硅谷的软件公司工作的印度人，在建立硅谷和班加罗尔之间联系的过程中起着“枢纽”、“桥梁”或者“中心结点”的作用。
（3）从劳务输出到超越劳务输出。
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刚刚开始发展软件业时采取的主要策略是向海外输出软件服务业的廉价劳动力（软件工程技术人员）。印度政府官员率领一批批印度青年到美国硅谷“打工”，为美国客户提供了低成本、高质量的现场软件开发服务（onsite），使印度公司与现实的或潜在的客户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信用和人际关系。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增加和客户范围的扩大，它们把软件开发工程带回班加罗尔，提供远程服务（off-shore）。这种合同性的或以项目为基础的工作免去了旅行成本，也使印度软件业形成了从劳务输出到超越劳务输出的过渡。
目前的出口软件项目中，占印度软件出口比重最大的三项服务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主要是软件工程人员的劳动。产品和软件包则是高附加值的项目，是属于自有版权的产品，需要更多的初始资本，而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资本短缺的问题。因此，从软件及服务出口的结构来看，印度的软件行业主要的工作是熟练劳动密集型的，即印度软件业的发展主要依赖其丰富的技术熟练的劳动力资源，这使其避开了在物质资本上的劣势。可喜的是，印度软件行业丰富而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印度相关方面的宽松政策，吸引了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印度资本短缺的劣势。世界上许多著名的IT业公司，如微软、英特尔、苹果等，都在班加罗尔设有软件研发中心和编制加工基地。
当印度软件产业的外向型模式发生转变时，即由第一阶段的以劳务输出为主向第二阶段的以接包开发为主（超越劳务输出阶段）转变时，软件产业的推动力已不单纯由大学扮演，跨国公司和印度本土的“接包开发”型（相对于转包而言）软件公司逐渐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工程师和企业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印度外向型软件产业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是由教育界来促成的，第二阶段主要是由企业界来推动的。
“海归派”对印度传统的企业制度的质疑和否定，构成了印度企业制度变迁的动力，这也是“海归派”对印度外向型软件产业发展的一个贡献。为了吸引“海归派”回国发展软件产业，印度政府对那些传统的、陈旧的、曾经长期被认为是最好的公司制度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当“海归派”认定制度的变迁已使他们回国的成本远远小于其收益时，风险小了，前途有保障了，“海归派”才真正动身回归印度。印度“海归派”带回去的不仅仅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还推动了印度政府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公司制度建设等更多的方面进行接轨，他们构成了促进印度企业制度变迁和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企业制度的每一步宽松都意味着生产力的极大解放。
（4）政府对本国比较优势的精确定位及相应采取的持续的政策扶持。
印度政府意识到了在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应用中印度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并及时抓住了IT产业发展的大好时机，为印度软件产业的迅速崛起提供了特殊的扶持政策。印度政府在前期采取了“劳务输出”方面的政策扶持，其中包括对软件技术人才的大力培养，重视输送和鼓励高素质人才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留学深造，赴美留学、留在硅谷创业，并带领软件人才到美国硅谷打工等，这些都为印度软件业的腾飞奠定了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接下来，印度政府为本地发展的“超越劳务输出”创造了各种条件。印度政府十分重视吸引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留学或移民的印度科技人员回国创办软件公司或在国外为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牵线搭桥、献计献策。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初开始的印度经济改革，印度对已有的企业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了自由企业制度，从而为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在印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为吸引更多的“海归派”和跨国企业到印度建立公司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三、硅谷—新竹模式：互惠地区工业化
1.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产生背景及其发展现状
中国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20世纪70年代，世界高新技术飞速发展，自动化、计算机技术大量使用，越来越多地挤压着中国台湾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随着中国台湾经济的发展，中国台湾岛内的劳动力成本逐年升高，新台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度升值，使中国台湾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下降。更重要的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欧美工业化国家在长期贸易逆差的情况下，采取种种措施增加进口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台湾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工业维持其经济发展，尤其是70年代再度爆发的能源危机，使中国台湾重化工业受到严重打击。中国台湾意识到，要发展经济，只能改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发展高技术产业。因此，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应运而生。
中国台湾新竹高科技园自1976年5月正式立项、1980年9月成立以来，经过20多年的开发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今，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有影响力的科技园区，在新竹园区所创造的效益带动之下，中国台湾地区集成电路产业位居全球第4位，其中晶元代工和IC封装位居全球第1位，IC设计则为全球第2位，信息硬件产业产值位居世界第4位。通信和光电产业也迅猛发展，在短短数年之间，中国台湾的WLAN产业位居全球第1位、XDSL客户端设备位居全球第2位、大尺寸TFT-LCD产值也位居全球第2位。新竹科学工业园区自从创办以来入区企业数和营业额也不断增长，入区企业从1981年的17家发展到2004年的384家，年营业额也从1983年的30亿元新台币增长到2004年的10859亿元新台币。
2.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国际化路径：硅谷—新竹互惠地区工业化
（1）政府主导作用为吸引硅谷人才回流提供良好平台。
中国台湾政府在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开发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通过建设一流的园区为居住者提供与美国相似的生活环境和提供各种优惠鼓励政策为海外留学生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从而为吸引大量的海外留学生回台湾发展创造了最佳条件。
首先，是一流的园区设施与服务。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有国际一流的工业区（包括标准厂房、自建厂房和实验室）、住宅区（包括公寓宿舍及篮球场、网球场、游泳池等运动设施）和公园绿带区（包括景观公园、湖畔绿地等）。一流的园区设施为园区居民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空间。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当局还为进驻园区的公司提供了全方位的周到服务，包括：投资服务、劳工行政、工商服务、工程建设、地政管理、公共福利、医疗保健、仓储服务、环境保护、消防救灾、安全防护、基础设施服务（水电、电信、邮局、石油等）以及园区信息的自动化和网络化等。为了解决园区内员工和海外回来学者子女的就学问题，园区于1982年创办了实验中学。学校内设有高中部、初中部、小学部、幼儿园和双语部。这些良好的设施和服务，为区内创业者解除了后顾之忧，吸引并留住了大批高科技人才。
其次，是优惠的投资政策：税收优惠。园区内企业进口的自用机器设备、原料、燃料、半成品、物料及货物，免征税捐；园区货物或劳务外销者，免征货物及营业税；在园区内购买厂房及有关建筑物，免征契税；园区内企业前5年免税，或可以享受机器设备的加速折旧，企业正式营业前9年内选定连续5年免缴盈利所得税，以后每年缴付的所得税不超过盈利的22%；对于战略性的关键产业，投资回报的200%均可免税，其余部分以10%的减低税率征收。土地厂房优惠。园区内提供规划完备的设施和厂房，并以低廉的价格出租给厂商。被认定为对台科技有特殊贡献的工业投资，可减免土地租金5年。金融奖励政策。为发展某些重要产业，中国台湾在必要时会用直接投资该产业或优先给予长期优惠贷款等财政金融手段予以扶持。凡符合园区引进条件的科学工业，厂商可以申请当局参与投资。中国台湾出资最高可达总额的49%，投资者日后可以购回部分或全部股权。投资者如以技术作为股份投资，其最高可以拥有总股份的25%。中国台湾交通银行还可向园区厂商提供利率低于一般银行2%的中长期贷款，并可依贷款者的需要，允许在贷款后1～3年内开始偿还。
最后，是鼓励创新的政策扶持。注重研发是园区的重要特色之一。为鼓励园区内公司的科技创新，园区管理当局设立了一系列研发奖助基金，其中有：创新技术研究计划奖助基金，该项基金已成为园区公司提升技术竞争力的重要资源；研究开发关键零部件及产品计划奖助基金（1992年7月设立）；研发投入奖；创新产品奖，以鼓励厂商研究开发新产品。政府为鼓励新竹科学工业园的创新所提供的这些政策扶持大力促进和激励了高科技企业的聚集以及企业技术创新的热情。
（2）硅谷—新竹互惠地区工业化。
由于中国台湾政府为新竹科学工业园搭建好了发展平台，大批人才从硅谷回流，这为硅谷—新竹互惠地区工业化成功地奠定了基础。这些从美国硅谷回来的技术人员通过硅谷—新竹两地跨国技术团体的建立，用硅谷的信息与技术带动新竹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跨国技术团体不但为硅谷地区的高技术企业在海外提供了低成本生产基地，同时也给新竹科技园提供了大量的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机会，为新竹高技术企业集群成功嵌入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创造了机会，使硅谷—新竹两地形成了互惠地区工业化。
新竹科技工业园被称为硅谷模式在世界各地孵化的案例中成功的典范。对于新竹成功的原因，萨克森尼安认为：跨国团体的形成和发展加强了新竹与硅谷间的联系。这种跨国团体跨越边界的旅行不仅实现了新竹和硅谷间的信息、信用和关系的共享，而且促进了中国台湾与美国间“人才流动”的形成。而且大量工程师的两地旅行带动了技术、知识、关系、资本的机会和新市场的信息的流动，使得两地间的信息传递几乎同在硅谷或新竹内部一样快。按宏基公司前CEO的话说，新竹和硅谷间技术互动已形成了“多重的正反馈”。总之，这种不断增长的技术团体一体化，生成了跨地区协作的新类型。同时认为，新竹和硅谷间跨地区协作并相互升级。1989年，美西玉山协会的成立使新竹和硅谷间的联系逐渐制度化，这进一步促进了两地间技术和技能由单项渠道变成双向渠道，更加便利了两地间相互协作，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并互相补充。
新竹高技术企业集群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中主要历经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体现出了“硅谷—新竹互惠地区工业化”。
第一阶段，从底端的OEM做起，高科技标准化生产主导阶段。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硅谷的一些公司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对其生产业务进行外包。在硅谷—新竹两地跨国技术团体的联系下，硅谷的一些公司选择了符合低劳动力成本要求的中国台湾新竹地区，硅谷的技术和资本开始向中国台湾新竹转移。中国台湾新竹通过OEM建立了与硅谷IC产业的跟进机制，密切了新竹与硅谷的各种联系，同时也是依靠OEM的规模优势，使园区成为硅谷IC产业的支援和加工体系。向园区的联电、台积电等中国台湾一流的IC厂家就是依赖于美国的英特尔、AMD英特尔等公司的OEM订单而成长起来的。通过在低附加值端嵌入产业价值链，新竹成功地嵌入了全球价值链。
该阶段一直持续到1990年左右。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园区的基础设施初具规模，企业数量增长迅速，但企业活动主要以高科技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为主。在1990年以前，园区的研发总经费基本上处于一个数量少、增长慢的时期。少量的研发活动也主要由当局支持的科研院所承担。跨国公司在园区内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们把园区作为它们在东南亚的生产或销售据点。由于企业数目的增长，新竹科学园区开始对周边产业结构产生“竞争—排挤”和“外溢—关联”作用。“竞争—排挤”作用主要表现在园区内新兴产业的工资福利比原先的传统产业高出许多，使得后者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而被迫外迁。“外溢—关联”作用则表现在随着园区的发展，地方原有厂商与园区内厂商形成日益密切的委托加工，原材料供应等协作关系。由于园区的技术外溢，园区附近新设立的高科技企业也逐渐增多。新竹地区原来的主要工业部门有照明设备业、玻璃业、陶瓷业、纺织业和化学材料制造业，这些部门的布局基本上都跟当地的自然资源密切相关。到了20世纪90年代，微电子关联产业集中了大量资本与劳动力，成为区域制造业中占绝对优势的主力，其他工业部门几乎无一幸免地面临衰退。在“竞争—排挤”和“外溢—关联”的作用下，新竹科学园逐渐形成了高技术产业集群。
第二阶段，研发与生产平分秋色阶段。此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直到90年代末。由于90年代后更多的硅谷工程师回到中国台湾新竹，新竹就源源不断地获得了新技术，使得新竹园区的企业总与现代高科技最发达的地区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这也就保持了新竹园区企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
此时跨国公司在台策略也较先前有明显的改变，不再以寻求廉价的劳动力与相关优惠政策为主，而是把重点放在寻求当地技术合作资源，加强本地化进程等方面。园区内已成熟的技术与资金也开始输出国外，与硅谷等地的公司进行各种跨国联盟合作，形成了一种技术研发上的新型互惠工业化。1996年，园区岛内专利数为226件，岛外专利数为0，1999年园区岛内外专利数合计为2536件，这表明新竹科学园区的自主创新能力日益增强，已经步入了研发与生产平分秋色阶段。
第三阶段，力图研发活动为主的阶段。经过20年的迅速发展，园区基础资源已不敷使用，企业的综合生产成本也相应地不断提高，为了解决土地“瓶颈”，高科技园区开始向新竹园区外部扩张。同时，中国台湾也在反思过去过分强调“制造”导向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转而倡导研发设计类产业的发展。中国台湾力图通过南北两个核心园区的建设，使中国台湾成为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科技岛。新竹科学工业园为了保持竞争优势，必将进行新一轮的产业升级，最终实现以研发设计、人才培训等高附加值产业活动为主的格局。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IT人才从美国带着技术、经验和合同回到中国台湾，进驻新竹科学工业园，新竹将成为美国硅谷最成功的越洋克隆版本。
四、国际成功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启示
1.国际成功高技术企业集群的特征归纳
综观国际成功高技术企业集群，其成功国际化的关键因素均为集群内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其具有国际竞争力都源于集群具有如下特征：集群内的产业集中、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程度相对较高。三个企业集群的支柱产业一般都集中为2～3个方面的高技术领域。企业集群内的协作配套体系完善。无论是集群内的中小企业之间，还是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分包关系，都表现出高度灵活的合作关系。这就说明了成功的高技术企业集群其组织基础都是界于市场和科层制之间的网络关系。当地大学或研究开发机构的集中，且自主开发能力强大；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率高。不同的研究都表明，在推动高技术发展中，需要的是那些特殊的大学，那种与工商业发展有着一整套特定联系的大学或研究机构。需要注意的是，大学或研究机构要成为高技术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并不是由其科研实力直接决定的。虽然地方化的智力资本是新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但是新产业与地方化智力资本并不存在必然的地理锁定效应。而突破这种地理锁定性的唯一途径即是与这些地方化的智力资本之间形成有效的外部网络联系。那种建立在共同基础科学之上的不同产业在同一地点的集聚所形成的交叉性产业集群才是地方保证持续发展和获取更高竞争优势的根本所在。当地政府部门对于企业集群的发展给予大力扶持，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但政府部门严格遵循市场竞争规则，并不参与企业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比较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特别是金融、中介服务、劳动力教育和技术培训等体系比较完善。比较充裕和自由开放的当地劳动力市场，特别是高素质的管理者和高技能的工程师的可获得性十分重要。有一个鼓励创新、创业精神和新企业形成的商业环境，区域内信任度较高，集群内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低。区域内拥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完善的信息通信设施，即地方企业集群发展的硬环境建设完善。
2.国际成功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国际化路径
前文探讨的三种高技术企业集群，其国际化路径各异，但归纳起来，其基本路径均为：先发展集群的国际竞争力，寻找机会嵌入全球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
（1）硅谷：市场引导，自发形成的高技术企业集群。前期主要发展晶体管、半导体制造业，20世纪70年代转为以电子信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高技术产业为主导。由于硅谷在主导产业上的持续的创新能力，使其在主导产业上具有不可比拟的国际竞争优势，带来硅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硅谷开始吸引大量技术企业和许多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在此集聚，使硅谷在成功地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其产业范围也扩大到高技术产业的各个领域。随着硅谷在地区的集群效应的不断加强，其国际竞争力不断自我强化，硅谷占据了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主导地位，使硅谷的企业主导着高技术产业领域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即主导着全球价值链各个片段和点在全球范围内地域上的分布。所以，硅谷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法，是“引进来”与“走出去”并用，并且其在高技术产业领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的主导地位。
（2）印度班加罗尔：与硅谷不同，印度班加罗尔高技术企业集群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其主要产业为软件开发。由于软件产业自身的特点，因此班加罗尔采用了先“走出去”，再“引进来”的策略嵌入软件产业生产的全球价值链。其“走出去”策略主要为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走出去”，包括输出劳动力到美国硅谷进行现场软件开发服务，为硅谷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服务；还包括鼓励学生到美国留学，在硅谷学习现今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走出去”的策略使印度公司、印度留学生与现实的或潜在的客户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信用和人际关系，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增加和客户范围的扩大，他们把软件开发工程带回班加罗尔，开始提供远程服务。由于此时印度软件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和印度政府宽松的政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落户于班加罗尔，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使班加罗尔成功地实现了“引进来”的战略目标。所以，班加罗尔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法是，以一个优势产业软件开发业为主导，通过“走出去”的战略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当牢固地嵌入全球价值链后，用优势政策“引进来”跨国公司，为其提供资本来源；随着自身软件开发技术的成熟与不断提高，班加罗尔的软件业成功摆脱了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级加工阶段，向概念设计、模块设计靠拢，开始开发拥有自有版权的产品，成功完成价值链内部的产业升级，占据了软件开发产业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地位。
（3）中国台湾新竹：新竹也是由政府主导建立起来的，以制造为导向的高技术企业集群。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为利用硅谷与新竹两地之间的跨国技术团体，发展和强化两地之间的联系，在两地之间实现信息与技术的共享；并通过大量在硅谷的台湾工程师给新竹带来生产机会，使新竹嵌入全球价值链。新竹在起初嵌入全球价值链时，是从整个全球价值链附加值最低的生产制造环节做起，为硅谷提供了低成本的OEM。通过高科技标准化生产阶段的锤炼，新竹的一些企业成长起来，在此过程中完成了在全球价值链中工艺流程的升级和产品的升级，使新竹在全球高技术产业的制造领域具有足够的竞争力，成为硅谷高技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代工时的首选地。接下来，新竹开始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功能升级阶段，从过去过度强调制造导向，向以研发为主方向过渡，通过升级，开拓了自有的国际知名品牌，并获取了更高的附加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