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信息北京电（王金湘 冯奎）：中关村是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典型代表。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技术企业集群治理及演进机理”的专家调研小组，在对中关村进行了专题调研后提出：全面认识和把握中关村企业的发展与变化，首先应该立足于企业集群的视角。调研小组负责人，辽宁大学工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高闯指出，现在对中关村的评价差别很大。包括IT行业的一些著名的独立观察在内的不少“意见领袖”评价中关村正被剥离“中国硅谷”的外衣，是“一次性的中关村”、正在走向没落。而来自中关村管理机关的同志用“数字”说话，提出中关村的创业数量仍在高速增长之中，中关村的内部活力仍在继续显现。
高闯认为，中关村是典型的高技术企业集群。所谓集群，就是一组在地理上具有邻近性，在产业上具有关联性的各类机构，它们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取得不同于孤立个体的整体竞争力。从集群的视角观察中关村，能够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形成全面、客观、理性的认识，这是从事中关村研究与管理服务工作的基础。首先，要站在集群的角度，对中关村出现的“企业逃离”等热点问题进行全面的认识。任何具有竞争力的集群，都是对特定企业类型而言的。企业身处集群中，能得到集群收益（感受到集群内心力），同时也要承担集群成本（感受到集群离心力）。集群收益包括组织之间交流带来的创新机会等；集群成本包括过多企业的聚集导致的房价过高、劳动力紧张、交通不便等。对于中关村而言，一些企业“逃离”中关村，将它们成熟的产品的制造基地搬至南方或远郊，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对于一批批中小企业的不堪负重，或因感受不到创业环境的优越而纷纷“离村出走”，则要告诉警惕。
对此，高闯指出，从有利于集群整体发展的角度去看，中关村应该科学监测各类企业的进入与离开状况：应该让不合适的“村民”顺畅离开；但同时又要让合适的“村民”留下来发展。从社会舆论角度上讲，应该对何者去何者留进行分类研究。其次，要站在集群角度，对中关村发展的历史阶段性有客观的认识。以高科技集群企业的典范硅谷为例，20世纪60年代的主导产业是半导体、70年代是处理器、80年代是软件、90年代是互联网，其发展轨迹表明：硅谷也不是永远增长，整个创新过程是一个新陈代谢、时起时伏的过程。高闯认为，衡量中关村这样高技术集群的发展，一是要看集群中关键性的产业（如中关村的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工程与医药产业、光机电一体化产业、新材料产业、环保产业）在国内外的现实影响力；二是要看集群各种因素在“联结”的深度与广度上是否朝着有利于创新的角度进行。集群广度是集群中各种构成因素的数量，集群深度是各种要素之间复杂的多重对应关系。
高闯分析，从长远来看，集群广度与深度的发育是决定一个集群能否具有发展活力与后劲的关键，这一点已从美国西海岸的硅谷与东部的“128公路”的历史轨迹中得到充分证明。实践证明，短期业绩与长期业绩的取得方式是不同的，因此如果对集群发展也进行“政绩考证”的话，管理者的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要得到合理兼顾；而集群企业的实现表现与发展潜力在评价体系中都要得到相应显现。换言之，这也就是中关村是要GDP，还是想要硅谷的问题。
再次，要站在集群角度，对集群中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力量的博弈关系进行综合判断。从集群的构成来看，围绕高技术企业这个核心要素，大学、科研院所、协会、创业投资者、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律师、会计师、传媒与广告等比邻而居，在其中政府又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因素。硅谷的早期发展是和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支持分不开的，即使在现在，美国评价高技术园区的八个方面仍然包括地方政府支持这项内容。但硅谷等地发展又表明：在高技术集群企业演进过程中，政府之手的“手形”不断变化。因此，非常有必要将政府力量置于高技术企业集群之中。研究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应该视周边集群因素发展状况，相应采取何种措施。离开博弈互动这一点，讨论政府的各项干预性政策就没有科学基础，就不能以理服人。从中关村高技术集群企业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的确有必要分析政府作为公司外部治理者的角色，它的哪些政策影响了公司治理的目标设定与成本大小，从而阻碍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顺利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