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3日，报纸报道，经过全国人民一个多月的全力以赴，防治“非典”在5月下旬取得阶段性成果，争取在6月将成果稳定和巩固下来。果然，北京市新增病人锐减：
6月3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仅有2例。到6月4日、5日、6日，连续三天北京新增感染“非典”病人为零。6月7日和8日，北京新增感染“非典”都只有1例。6月9日又为零。
6月9日上午，中国作协书记处开会，鉴于“非典”松动，研究决定，主编班学员于9月初复课。留守学员在6月15日之前离校返家等候复课。也是从这一天起，我们留守学员的“禁闭”解除，可以走出鲁院上街了。
6月11日11点，鲁院常务雷抒雁院长召集留守学员开会，正式宣布中国作协书记处的决定。当晚留守师生和在京同学在《中国作家》编辑部主任方文同学联系的四川省驻京办酒楼举行告别宴会（三桌）。
6月15日，我和留守学员全部告别鲁院返回。直到9月2日我才重新返回鲁院报到入学。
2003年9月4日上午10点，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高级研讨班（主编班）复课典礼在鲁院五楼举行。除了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去中央党校学习外，其余领导几乎全部出席：王巨才、高洪波、张胜友、吉狄马加、田滋茂。
2003年12月8日下午15点，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高级研讨班（主编班）毕业典礼仍在鲁院五楼举行。我作为学员代表致《告别词》，不想令不少同学热泪盈眶。12月11日，我完成了在鲁院主编班的学习，返回《福建文学》杂志社。
刘宏伟，男，1977年生。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第二届高研班（主编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报刊社主编、副总编辑、报刊发行公司总经理、卫视节目中心主编、总策划等职。作品曾获全国冰心散文奖、全国孙犁散文奖一等奖等奖项。现居北京。
§§新芝大姐，一路走好
有人一见如故，多少年过去，依然记忆犹新；有人天天见面，寒来暑往，却不一定能准确地形容出对方的眉眼。这点，一如钱钟书先生的友谊观：“人之间的友谊，并非由于说不尽的好处，倒是说不出的要好”，好一个“说不出”！人间真情，大抵都带有此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余味吧。我与新芝大姐，便如前者。
新芝大姐走了！无论有多少疑惑萦绕心头，我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今年恰逢鲁迅文学院主编班（第二届高研班）毕业十周年，有班里热心的同学倡议让所有学员各写一篇回忆鲁迅文学院的文章，然后结集出版以示纪念，具体的联络任务落到了俊哥身上。十年光阴，物换星移，不少同学的通联方式都变了，而俊哥手头那本毕业时的通讯录早已不见踪影，电我问询，我只好照着自己留存的那本通讯录上的名单一一告知。
当我念到倒数第二人“张新芝”的名字时，俊哥突然语气凝重地告诉我：“张新芝走了！”我条件反射般地跟了句“出差，还是出国？不都是暂时的吗？”当他再次明确告知“她再也回不来了”时，我的脑子有些发蒙。致电跟新芝大姐在同一栋楼里上班的同学方文，得知已是年初的事情，大致是因肺部的问题，具体详情，他也不是很清楚。
在无所不知的网络信息时代，我在网上居然没有查到新芝大姐去世的任何消息。她就那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一幅幅关于新芝大姐的凌乱画面和她那张亲和的笑脸，开始在我的脑海中交织闪烁。
严格地讲，我跟新芝大姐在班上算不上最熟悉的同学。2003年9月的一天，我到位于东八里庄的鲁迅文学院报到，成了第二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的一名学员。在前往分配给我的217房间途中，搭乘电梯时，一名和颜悦色的中年女子冲我热情地招呼道：“你是主编班的学员吧？我叫张新芝，《诗刊》的，也是这个班上的学员，住409房……”就这样，我跟新芝大姐（曾有班里的同学不解地问我，为何不直呼同学的名字，而总冠以‘大姐’‘兄’之称呼？原因很简单，班里大部分的同学都比我年长不少，有的甚至高出一轮，才疏学浅、末学后进如我，总觉得直呼其名甚为不敬）算是有了一面之缘。
当时我是全班唯一没有办理脱产手续上学的学员，因此，除了上课外，其余的时间甚少在学校露面。即便偶尔参加一两场热闹的酒局，但也很难见到新芝大姐的影子。她似乎被同学们早早地划入了“贤妻良母”的范畴，一般情况下，都不忍去打扰。
真正熟悉起来，反而是在学习结束后，但凡有外地同学来京，多半会聚一聚。在京的十来位同学时不时也会邀约到一块儿吃顿便饭，聊聊近况。每次见面，新芝大姐总是早早地赶到，热情地张罗招呼着。告别时，又细心地关照着同学们一一离去。同学间提及新芝大姐，总会异口同声地赞一声：地道的好人！
随着我搬到郊区落脚，便很少参加城里同学聚会了，我与新芝大姐也就甚少见面了。最近的几次见面，一次是在2011年11月份召开的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在北京饭店的走廊间。
当时新芝大姐被抽到大会会务组帮忙，一同被抽调的还有班里的另一位同学郭文斌。而当时的我，负责带领一个小组在文联大楼里执行作代会的舆情预警工作，介于工作的特殊性，不便对外泄露，班里同学无人知晓那段时间我在工作组忙些什么。加上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还得数次在大楼和宾馆间往返奔忙传递简报，实在是无暇多作停留。因此，我们在走廊里打完招呼后，便匆匆告别了。尔后在现代文学馆召开的作代会表彰大会上，我们才有机会多聊了一阵子，新芝大姐告诉我她即将退休，对往后的生活似乎心有未安，而我也不知明天将朝何而去。我们都只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对不少红尘俗世难以免俗，“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情绪一直萦绕在彼此心头。
再见面时，记得是在文联大楼的走廊里，我当时已受聘楼里的一家单位。当她得知我的近况后，很是替我高兴，同时叮嘱我过来值班时一定记得找她拿饭卡，她每月的饭卡都吃不完。随后几次见面，每次她都如此叮嘱我，总担心我吃不饱。其实当时我已办理了楼下食堂的饭卡，所以一直也就没去找她拿过饭卡。但世态炎凉、自顾不暇的当下，她的这份关心，对于常年漂泊在外的我而言，内心的感动可想而知。真情稀缺的年代，一句无意中的话，尚可温暖一颗心，甚至一段漫长的人生，何况是如此谆谆叮嘱、切切关心？！
我同新芝大姐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文联大楼一层大厅前的梯坎儿上。我手里拎着一大包东西，急匆匆地要赶往东土城路作协交差，彼此笑着打了声招呼后，我便朝马路边跑去。我在路边上车回望时，看见新芝大姐还在看着我，见我回头，冲我挥手告别……其实，那天也是我决定离开新单位的日子，蝇营狗苟、争权夺利实在非我所长，世风日下，但求一个独善其身，图一个眼不见心不烦。没想到，新芝大姐的这一挥手，竟成“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
新芝大姐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诗刊》社。从一名普通员工到办公室主任，到总编室主任，始终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为杂志、为诗人们提供各种后勤服务。自打她进入《诗刊》社工作以来，出版的每一期杂志，刊发的每一行诗，都饱含有她的一份心血。而她本人，却永远被掩映在鲜花掌声的背后。倘若没有一颗淡泊名利之心，倘若没有豁达开朗的胸襟，怕是很难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她没有留下满屋金银，也没有留下鸿篇巨制，她只做好了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人中的好人，但她用她的善良、勤劳和谦和，在人间大幕上留下了一个大大的“人”字！
此刻，凝望着窗外月朗星稀的夜空，我的脑海中浮现着新芝大姐那张无比亲和的笑脸，耳畔回荡着那句“宏伟，我饭卡吃不完，你过来上班时千万记得找我拿卡哦”，泪眼婆娑之余，一缕“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的哀愁突然涌上心头……
新芝大姐，一路走好！
鲁二届学员徐虹。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曾获2012年小说选刊奖、第二届老舍散文奖、第二届冰心散文奖、人民文学观音山散文奖。已发表小说散文80万字。
现任《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编。
§§十年
一、别处
都说时间像金钱，可是时间也像金钱一样不经花，一不留神就流失一大把。生命一边欢叫一边蜕壳，蜿蜒旖旎地蛇状消失，记忆却总在后头忙不迭地收拾生命的残骸，似乎存心要捡拾一些异样的玩意儿做成标本，才能依稀复原从前的样貌——比如记忆文字、照片或者日记。因为人们是那样的不甘心，总想着在行进的船上做个记号，留住过往的时间的流水。
鲁院果然出现在十年以前的一个下午。雨天，北京东四环城乡结合部，十字路口可见半空中悬浮了很多根凌乱的电线，车子一走一停，远处近处一派喇叭声就是司机们旺盛的咒骂。路边尽是复印打字、鱼头泡饼、金凤成祥、成都小吃等各色小店。一座四层老楼，围墙外写着触目惊心的大大的“拆”字。女人们撑着雨伞跳跃坑坑洼洼、沟沟坎坎。也有的以纱巾蒙在头脸，背朝着风的方向……远远看去全都是都市里的乱世佳人。
鲁院里面倒是安静的。大铁门吱呀呀一关上，把车子熄了火，人一下子从里到外安静下来，安静得似乎有些不大适应。我还延续着某种热闹的惯性，而这里启动了另一种与热闹无关的生活——虽然它也是喧闹的，骚乱的，多姿多彩的，但更是孤独的，深邃的，一个人的。孤独是必然的，因为它通往别处。它是一条秘密通道的开端，它带着近半个世纪的历史，那些响当当的名字全与它有关。而它的终端山重水复，雾失楼台，深不可测。我似乎正站在这一条通道的门口激动惶惑又流连忘返……那天是怎样开端的我倒是忘记了，或许印象也因为时间久远而加了幻象的虚化……雨天，我的行李，放在房间门口，然后一大堆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高声笑闹着敲着饭盆走出来。
二、M、Q和Y
这些人注定与我有关。他们不仅成为我记忆的一部分，并且他们的故事也成为我经验的一部分，像茶与水在互相交融中酝酿成混合的味道。在鲁院生活似乎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梦想中的海市蜃楼——先是那些不寻常的女人们，妖娆的，绰约的，伶牙俐齿的，异样的，在各种酒桌中被聚光灯一打，亮得晃眼。我记得M在喝酒以后是要跳舞的，像那些华丽的藏族姑娘，在乐曲和眼神的喧嚣中，没完没了地跳，没完没了地笑，长睫毛，低垂的眼帘，神情里带着陶醉和痴迷和忘我。她的身姿是很西化的，胸是西洋式的胸，跳起舞来无论多么纵情都带有纯情的味道。现在过了近十年，我仍记得她跳舞的样子。女人与女人的交往靠的不是故事，是嗅觉。因此我判断她的心性是宽和的，存善的，柔软的，但我从来没对她说过。当然那几位姐姐也各有美处，都是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段有身段，要性格有性格的，要才情有才情的。
M时常来喊我，到五楼来学跳舞吗？我心向往之却从来没去过。她对我说，我看那么点小人儿，小说倒蛮老道的。她又说，人和人不过那么几下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毕业后几年间我们也不过见过仅仅三五面，每一次她都处在是不同的命运处境。奋斗；两个人奋斗；一个人奋斗；接着奋斗。当然我也是，任何人都是，谁又不是呢，甚至更处于惊险的境地而不为外人知……最近一次见M是在一个饭局上。鲁院当初有多少饭局啊，简直层出不穷！又常常饭后小饭，再喝到深夜。谈人生和文学，谈所有的喜怒哀乐，善恶恩仇，毫无掩饰地为一点点感动而哭泣，似乎在为各种各样的人性找一些依据。当时大家都处于一种人生恍惚中，好像全都醉了，也以为生活就是恍惚的，艺术化的，醉态的，和带着酒味的……现在同样的人，同样的面孔，体体面面地坐下来，一桌人彼此一环视，真有触目惊心之感——就仿佛电影上常见的蒙太奇画面：黑白的照片是少年；咖啡色的照片是中年；彩色的照片反而是老年。真的，因为我们在彼此的脸上，真切地看见了时间。时间已经一晃过去快十年了么？青春正像华丽宫殿一隅的一尊金属器皿，固然是曾经璀璨的，紧实的，鲜亮的，但是终归随着岁月渐渐黯淡下去。而鲁院却在生命的光芒与黯淡中一直恒久地存在。
十年以前我初到鲁院，看见一个粗壮、大胡子、未语先笑、说话有点结巴的人，原来就是Q。我想起以前人家拆解大胡子，不是画家也是书法家，至少是个导演吧，但他为人低调、谦和、亲善、寡言少语，还带三分懵懵懂懂。在鲁院半年，我记得他永远穿一件酱紫色半旧上衣、牛仔裤，戴副大框眼镜——即使换了季节，衣服颜色也从没鲜亮过，所以给人感觉他总是兀自行走在生活的边缘和暗处，睁着一只观察的大眼睛，搜寻一个故事。花枝招展的女同学摆个POSE，在Q面前一撒娇，他好像全没懂似的，哈哈一笑，一下子破了气场，完全没有接受信号的意思。但他是我们这群人中间的大哥，一帮人每晚歌舞升平，谈古论今，也抓住青春的尾巴制造最后的浪漫。但基本很少见到Q。Q呢？屋里写东西呢。有人说。也许他喜欢在喧闹的背景音中，进入自己的梦想世界。他在任何人群中也不挑头，不显山露水。我只记得有一次，几十桌一摆开，十几箱啤酒下肚，大家就疯了。好像四面传来的字只有一个：干！东北来的几位在酒桌中间翻蹄亮掌、撒了欢儿，合唱“大姑娘美来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的酸曲。Q淹没在人丛后部，手舞足蹈，完全进入半痴状态，闭着眼睛扭起秧歌来。也许他自己都忘了，我却记得他没有顾忌、没有警惕、没有思考的一刻。
我记得他们在酒桌上唱五十年代的民歌，在雨天的大巴上吹口琴，在乒乓球桌上孩子一样大呼小叫，在宿舍里吊一盏很中国很古典的灯，每晚过着中国士人的歌舞升平的生活，每天爬山，看电影，开舞会，参观展览，去书店，指评江山，也传播小道消息。如果谁拿来一本文学刊物，说上面“有他的东西，请批评”，那真是最令人艳羡的——有时候，我觉得这场景仿佛在上一个世纪，50年代的支边部队战士，60年代的北大荒知青，70年代的回城青年，或者80年代的文学青年。总之与新世纪的进程完全的不搭干，仿佛一下子晚了二三十年。也许是时间过得过快了，而我们还愿意停留在过去……我们一直在生长，在鲁院的时光，是我们生长最快的也是最茁壮的。在这里，人们以特立独行、超凡脱俗、离经叛道为荣。可以推想，那时法国的左岸派的生活是多么激动人心。现在时过境迁，难免为当时的造作哂笑起来，但彼情彼景时却是真诚的，动人的。生活本是平缓的河，却在鲁院的转弯处激流奔涌。
我也记得Y在我们从十三陵回京的大巴上唱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我爱海岸耸立的山峰，俯瞰着海面像哨兵一样……啊……海军战士红心向党，严阵以待紧握钢枪，我守卫在海防线上，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我从没觉得这首歌这么好听。Y的声音，昂扬、忧郁、向上、怅惘，又有着说不出的内蕴，正是那天昏昏欲睡的集体的情绪低调。大巴行进时是飞速的，窗外平庸的树被拉成横线条。口琴声忽然想起来了，断断续续的，有些不熟练、跟不上趟似的。但在歌曲节奏的极限处，又贴切地跟上来。是一位羸弱的诗人吹的。这个幽怨的人，把对世界的热爱放在幽怨和沉郁里。有人头歪向窗口，或者，靠向另一个人的肩膀，沉沉睡去。空气里带着好闻的雨后的泥土气息。
这群人里不乏勇敢大胆的女孩子。现在中国都市的女孩子都过于精明乖巧了，世事洞明。跟男人跳一场舞，下来还要解释：我本不想去的，是他非让我跳的……或者一味地追求口腔快感，将同性的心事一边信誓旦旦的守诺，一边毫无顾忌的散播。这些女人都过于聪明了，而一个女人是不能太过于聪明的。女人多少是应该有些丈夫气。鲁院的女孩子们非常透明，任性而纵情。任性是郝思嘉式的，纵情是伊丽莎白·泰勒式的，却让我感受到不受污染的异域之风。仿佛不是生活在现在都市，而是来自一所世外桃源，没有来龙去脉繁复的那些心事，因为非常超常，所以非常健康。而现在，人们习惯于把健康的人诬蔑为疯子。那是因为，世界在上界手中颠倒了一个个，秩序全乱了。正常的人们不断修正自己，分身做了几个人，时刻转换开关，日趋刻薄与邪恶——人们已经习惯于病态，而疯子们，只是因为更期待正常。带着这个评判看一看路人，就觉得这世界上满是荒诞的逻辑。
三、在一粒米上雕梁画栋
这个世界，有很多人——那些要赚取敬意和威望的人，那些将好意随时挂在嘴头的人，还有那些忽然热情似火忽然又冷若冰霜的人。王国维对哲学思考中曾有“可信者不可爱，可爱亦不可信”之纠结，记忆中的鲁院有着别样的逻辑：可怕的女生全是可爱的；可爱的女生全是可疑的，她们前前后后的人生各有可怜之处。这里自然有可敬可佩可亲可感的人，当然也有嬉笑怒骂之下包裹的互相揶揄。正如这世界上有飞鸟和蝴蝶，自然也有细琐的虫子，都如小孩子手中的玩具一般，过不得心的。这时候我坐在房间一角，读他的人生和心事、沉痛与激动、过去与未来，冷冷地朝向地毯上的某一朵花，过往和现在重叠而奔突，即刻会陷入人生的最迷局，眼里的世界在瞬间呈现一种荒诞和变形：人的中部宽大，四边向后退去，一个个方脸凸起眼睛变形，分明是怪异的表情。
而这时候，2003年，中国的文学正在“为文学史写作，为内心写作，为市场写作”的纷争中。因而文学更加多元多义。大师们努力在一个时代的核心部分刻苦工作，然而80年代的巅峰时刻终归风光不再，衰退与萎缩如阴霾无所不在，只剩下以数字考量艺术的市场规则。或许，人们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涂炭、道德的蹂躏、信仰的毁灭，加之改革开放30年的超速发展，那些被束缚的筋骨得以舒展，但也在自我重构和外来影响中消化不良、变形夹生。或许，但凡社会转型阶段，总会经历一段精神的兵荒马乱、信仰的分崩离析、道德感文化感的无所适从。因此，旧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健全，在一个文化空气稀薄状态中的人们难免迷失而东突西奔——而鲁院，虽然是中国坐标系上的一个小圆点，是庄稼中的一粒米。但它在这一个点上，上承历史下接未来。因为它是文学的襁褓。文学是什么？或者，它是每一个平凡灵魂的不同凡响的人生经验，在艺术化的通道中经过浸染、过滤与修裁之后呈现的精华与真相；它是对心灵由表及里的深层触动，也是灵魂深处曲折表意的长线传达。它代表自己也代表他者，在自我发现中也可以发现他者。它在一个人、一个时代的核心处雕梁画栋——如一粒米中间的山重水复——那些代表性的人物，是树丛中最高的那棵树上的最高的那根枝条……这个世界，有人是朝向外部世界的，有人是朝向内部世界的，而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同样是无限的。文学所辐射的光可以同时穿透两个世界，它吹来的风漫天遍野，把世界也给刮蓝了！鲁院就在这里，兀自泛着暗金的沉重的光芒。
十年，我在时间的这个端头遥望时间的那个端头，而世界全是变的，耳边是呼呼的风声。在荒天野地里的那些有爱有激情有责任有心肝的年轻人们，又冷，又慌乱，又奔跑，又激动，又不甘，嗅着血腥味的野兽出没，只有他们相互依存，让心在这个叫做鲁院的地方暂时安歇，他们的拥抱与性无关，人们管这笼统叫热爱——这也是我们十年以后才意识到的。这年头什么是持久的？什么也不是持久的。然而在这里我们却可以找到并接近那个叫作持久的存在。
鲁二届学员曹雷，四川武胜县人，毕业于原南充地区师范学校高师班，结业于鲁迅文学院第二届高级研讨班。历经小学和中学教师，文学报刊编辑，专业创作，文学组织等工作，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四川南充市，现任《嘉陵江》主编。
十年最忆是鲁二
鲁迅文学院第二届高级研讨班（主编班）十年啦。
接到王童，红孩，刘俊等同学这一内容的电话和短信提示时，正是2013年的夏天，大半个四川下着连天暴雨，浑浊的洪水在嘉陵江河床上肆意咆哮，撒野，之后才从距警戒线0.5米处一涌而过。窗外这个城市喘着粗气，重压下慢慢舒缓过来。夜幕中，我拿出手机翻读起同学们的短信，当年鲁二主编班那些丝丝缕缕，点点滴滴又汇成一股股清流，撞开了我的脑门，我似乎已无法抑制动静，无法掌控节奏，只能任由其自由流淌……
十年，感觉真是太快了，快得让人有点不知所措，感觉不过是打了一个嗝，眨了一下眼，它就过去了。而鲁二主编班的所有过往，依然清晰得纤毫毕现，恍若刚刚送走的一个昨天。
我又一次打开那个印着白色字体“鲁迅文学院”的蓝色帆布书包，里面装着我从鲁院带回家的七零八碎，蛛丝马迹：褐色封面的通讯录，墨绿色的学生证，红底金字的条形校徽，学员表，分组住宿一览表，课表，学员参考书目，课堂笔记，研讨会邀请函，同学们探讨报刊改革和发展的论文，预防“非典”工作值班表，“非典”时期的健康证，复课通知书，电话费收据……所幸这十年我没有搬迁之遇，这些都不曾丢失。时间愈久，愈是视为珍藏，得以时常和它们聚会一起，一次次梳理回忆。就像今夜，拎着这个书包，我仿佛在去往八里庄南里27号的路上，走进了那个梦绕情牵的鲁院校园。
一切都没有忘记，什么都还那么熟悉。
我没有忘记教学楼大厅内，正面是鲁迅先生铜像，两边是嵌入式浮雕，进门右侧是：郭沫若，巴金，张天翼，丁玲；进门左侧是：茅盾，老舍，艾青，赵树理。大师巨匠环列壁立在这里，每天注视着我们的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把鞭策和鼓励的目光落定我们肩上，感觉到使命一样的重量。一个人经过时，我常常下意识地把脚步放得轻轻。
我没有忘记院中那座古色古香的“聚雅亭”，它那拱角翘檐上，一定还缭绕着我们吟唱的尾声，心语的余音。从四周围拢过来的花卉草木们，我也还能一一叫出名字来：榆叶梅，丁香，紫薇，木槿，玉兰，早园竹，棠棣，碧桃，绿叶小檗，迎春，黄杨，龙爪槐，银杏，冷杉，水杉，旱柳，泡桐，梧桐，雪松……那一年，它们敞怀迎进我们，最后又挥手送我们离去，是全程陪同的亲友团。
我没有忘记可敬可爱的师长和教职员工们：雷抒雁常务副院长，白描副院长，胡平副院长；班主任高深老师，秦晴老师，王彬老师，张晓峰老师，王歌老师，井瑞老师；行政处王俊峰老师，教务处小齐；食堂高师傅，电工颜师傅……那一年，我们在前台的顺心惬意，全靠他们幕后尽职尽责的布景，尽心尽力的支撑。
我没有忘记鲁院为我们精心设置的课程：张伯海老师的《中外期刊发展简介》，欧建平老师的《古今同辉雅俗共赏——世界舞坛精品导读》，雷达老师的《寻找当代文学的位置》，李敬泽老师的《世纪初的文学创作》，秦大河老师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对策》，张召忠老师的《新军事变革》，金兆钧老师的《流行音乐与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谢飞老师的《影视与文学》，尹吉南老师的《中国当代美术的文化观察》，田青老师的《中国佛教音乐浅谈》……光看看这些课题，这些授业者大名，就愿意来当一回鲁院的学生。四个月数十堂这样的课听下来，似有气流周身萦回，二脉被打通，七窍被开启，心中已是天空的高，海洋的阔，有了仗剑远游，江湖行走的勇力。
我更没有忘记鲁二主编班亲如手足的同学们！时至今日，讲到任何一个同学的名字，眼前就会浮现出他们的音容笑貌，甚至感触到他们的气息体温。48位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大多是各个重要文学报刊的中杠掌门，其中还不乏创作成果瞩目的知名作家。大家为着文学梦想而来，为着文学报刊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聚在了一起。他们暂时搁置下工作压力，避开人事纷扰，也不考虑油盐柴米，从繁忙回到悠闲，从复杂回到简单，去掉了装饰，放下矜持，不存芥蒂，不设樊篱，朝夕相处，友爱相待。不再是主编社长，不再是名家大牌，只是一个个返璞归真，至情至性的大儿童，是一个大家庭里的亲兄弟，好姐妹。轻松自在的时光，只有幸福，只有欢喜。做过这样的同学，分别后，想忘都是忘不掉的。这十年，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一听到哪个同学的名字，我的耳朵就立刻竖起；只要一看到哪个同学的名字，我的目光就马上停留在那里。说两个例子吧：在我省的一次文学会议上，有发言者给大家推荐一个刚发表的短篇小说《杀瓜》，说作者叫董立勃，我插话这人是我们鲁二主编班同学，还替他在会上很是骄傲了一把；又一次，当听说到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里有一个叫郭文斌，我也马上补了一句：他是我的同学，是在鲁院修炼出的功力。
这十年中，施晓宇，盛丹隽，王童，董立勃，马宝山，郭文斌，张庆国，马青山，王曼玲，梁琴这十个名字常常会引起我的特别关注，那是因为和他们多了一层战友的意味。在“非典”肆虐北京时，鲁院不得不宣布停课，学员去留自由。同学们像被驱赶的鸟群，带着恐慌纷纷逃离了京城，最后剩下我和这十位同学选择了留守。我们要同北京人民一道共御劫难；我们要守住鲁二主编班这一建制。记得在送走全部离去同学后的4月27日夜晚，施晓宇、盛丹隽和我满心失落地聚在宿舍，一块喝酒至两点半，干掉了整整一大瓶二锅头，互相鼓励一定要坚持。那些日子，春天提前枯萎，凄惶的北京，满城只有捂紧口罩的脸在匆匆忙忙晃动，无人乘坐的公交车在空寂的大街一路狂奔，世界最大的天安门广场杳无人影，沙漠一样荒凉，满地悲意。面对如此景象，十一个鲁二留守同学抱团共度，你给我温暖，我给你信心，一起走过了这段特殊时期。结束长达一个多月的封闭留守后，同学间的感情中，已融入了不可替代的亲切成分。
迄今，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已连续举办了共二十届。由于遭遇“非典”，我们鲁二主编班也就成为了历届高研班中，唯一一届办学过程最跌宕（经历了开学—停课—复课，进行过两次开学典礼），办学时间最长（从2003年4月11日至12月9日），办学过程中更换学员最多（复课后退学七人，然后新补七人），身为其中的学员，恐怕一生中都很难第二次再遇上这样的班。
如果鲁二主编班永无毕业那一天，该有多么安逸。我和同学们也就一直不会分开。这个念头在离校那一刻冒出脑海，十年来从没有消失过。如果真有时光隧道，我愿意穿越回去，重温旧梦：杨晓敏同学还当我们的班长，只要他朝大伙儿一笑，肯定会有什么美好的事物正在降临；盛丹隽同学还得让我住隔壁，他是我进校第一个认识的同学，乐于助人是他的天性；施晓宇同学足智多谋，有他在身边，摊上什么事都能够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刘阳同学是我川渝不分家的老乡，我俩继续做共进退，相呼应的铁哥们；王雁翎同学和我是同桌的你，她学习认真，做人认真，干什么都很认真；刘元举同学打乒乓球跟他写的作品一样，有种逼人的气势，个性十足，此番定要和他决出雌雄，分清伯仲；王怀宇同学还是我的乒乓球搭档，他球风绵韧，我俩想的就是蝉联鲁二的男双冠军；郭文斌同学爱在花间练一种功，动作缓慢，优雅，像一只鹤在水面走路，很有观赏性。还有鲁顺民同学领唱的《小亲疙蛋》，野得像一团火，一挨就着；刁斗同学美妙绝伦的口哨，蛇一样在空中游，来无形去无踪；王曼玲同学美得让人迷醉的舞蹈；王山同学形神毕肖的新疆大叔买买提；王童同学炉火纯青的朗诵……无一不叫我在分别后的十年里屡屡回味无穷。要说我们鲁二主编班，真还是藏龙卧虎，什么样的人精都有，个个身怀绝技，人人都有闪亮之处，或书法或绘画，或歌或琴。如果你以为他们只会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只会办杂志编报纸，那就完全错了。他们平常低调内敛，深藏不露，静水深流，到了忍无可忍，那绝技就会袖箭一样飞出，让人吃上一惊。和他们在一起学习生活，时间越长，你会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大气和丰富。一群重情重义，率性真诚，不涉功利，筛去杂质的人聚集在一起，营造出来的这份透明单纯的快乐，恐怕也只有在鲁院，在鲁院的同学之间还能找到吧。正因为如此，到了毕业离校之际，同学们才显得那样的难分难舍，依依惜别。在12月8日下午举行的毕业典礼上，施晓宇同学代表全体学员台上致告别辞，数度哽咽，台下更是一片泪湿衣襟。
告别鲁院，告别师长，告别同学们后，大家从此天各一方。我也回到川东北嘉陵江边的南充，回到原先的生活轨迹里。一转眼十年已过去，但这份深情厚谊并没有因光阴的流逝淡化，而是像我家乡的地窖酒，深埋的时间愈长，味道愈浓烈。十年里，许多同学我再没见面，甚至没有过联系，但没见面不代表我已把他们忘怀；没联系不代表我不想念他们，今生今世，每一位老师，每一个同学都在我的牵挂和祝福中。当然，我也和不少的同学有过重逢，保持有联系。每一次的见面或每一次遥远的问候，那丝毫不减的师生情，同窗情，都让我分外感动，也让我倍加珍惜。2006年9月我去内蒙古路过北京，王童同学特地来机场接我，还随车陪送到天津和王爱英同学聚会。那一次的草原之行，我一点不觉得冷寂，心中只有一路的暖和。2010年7月我去西藏，在拉萨河畔，白拉同学竭尽地主之谊，临别送我她刚出版的诗集《最初的印象》，全藏文，我一个字都不认得，却又分明能从字里行间感触到诚挚的情谊，有比高原积雪还要深厚的洁白，有比纳木错湖水还要干净的深蓝。2012年8月我去新疆，在乌鲁木齐，董立勃同学赠我两瓶特制酒，我和同行一路醉入美景，赞不绝口。2012年9月我去北京，独自重返鲁院，王俊峰老师陪我打了一个上午的乒乓球，陪我在当年的院子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2013年3月，为了一位值得扶持的文学新秀，白描老师还专程来南充，带给我关怀和欣喜。这些年来，或因出差绕道，或因约稿组稿，或因参加文学活动来四川，来南充与我重逢过的同学还有盛丹隽，刘元举，王童，红孩，王怀宇，张懿翎，张春燕，徐虹，王玉芳，王剑冰，王曼玲。每一次的重逢都是主编班友谊的续写，是鲁院真情的又一层加深。岁月老去，只留情谊永恒。
我常常想，自己能够成为鲁二主编班的学员，真的是一种缘分，是一种福分；更是上天的一种恩赐，让我收获了这次人生中不可多得的上学经历。因为，如若按鲁院招生的要求“第二届高级研讨班的入学对象，为中央和各地重要文学报刊，出版社的主编或副主编（社长或副社长）”，怎么说都应该由我省的《四川文学》《星星》《当代文坛》派人去，而当时我所在的《嘉陵江》杂志，只是一家市级内刊，我去了岂不是降低了鲁院的成色，在人家眼里被视为南郭？所以，对此事我也就没上心。但四川省作协的领导们几次三番电话我，解释说他们的三家杂志因故抽不出人来，要我一定得去参加。好在鲁院也善良，网开一面接纳了我，不然，我也就错过了此生一段梦寐难求且无法复制的学习时光。回忆到这里，我想到了仓央嘉措的一个句子：“为了今生遇见你，我在前世，早已留有余地。”从鲁院回来后，我不断告诫自己要好好珍惜，好好生活，好好去爱从身边走过的人们，修出缘分，留下余地，说不定来世还能成为鲁二主编班的学员，还能跟大家再做同学。
鲁院毕业十年了，今夜属于回忆。我陷入美好往事带来的激动中，这样絮絮叨叨，拉拉杂杂地想到哪说到哪，也不管是否符合文体，就让开闸的思绪一如正从嘉陵江过境的洪水，任其宣泄，任其汹涌。十年了，我的人生改变微小，只是不再参与刊物编辑工作，换了岗从事文学组织，其他的一如从前，尤其是鲁二主编班打在我身上的烙印，丝毫没有褪色。
今夜，就请窗外拂过的阵阵清凉江风，捎去我的思念：亲爱的母校，老师和同学，我想你们。不论你们的容颜是否改变，不论你还在奔赴还是已经退隐，也不论你们在命运的河流是上浮还是下潜，我都要为你们祝福。我期待与你们重逢，我在嘉陵江边等着你们。为着那一天的到来，我要你们多多珍重，一切安好。
鲁二主编班，你在我的生命里。
鲁二届学员张春燕：兰州军区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散文集、诗集、纪实文学等10部。作品被多种选刊转载、收录，还有作品被介绍到国外。作者原任《西北军事文学》副主编、文职大校。
§§像河水一样流
时光如梭？不对，梭，有形有声，时光呢，谁能看见听到？
十年一瞬？不对，瞬，稍纵即逝，十年呢，有生有死，有缘牵手，人群中只看见你；无缘离散，近在眼前陌生无视。其实，幸福和忧伤在一分一秒，在一个个昼与夜，在每一个人心里渗透，个中滋味只有自己体悟和熬历。所谓浅相遇，薄相知，淡相守，终难忘，就是对生命中回眸所有相识相聚过程的，一种最本真最纯善的守望。
在西藏期间，看到一种深水冷鱼，黑黑的颜色，嘴唇出奇的白，鼓动的眼睛寂寞忧伤地看着你，似有千言万语等待诉说，仰或唯此无声胜有声，谁能读懂它海枯石烂的水中深情？游弋的姿态是那么端庄淡定。据说，这种鱼十年生长一厘米，一百年才生长十厘米，我见到的这位鱼老人有近二十厘米吧，它的古老犹如让自己看到了前世，心中不免惊叹，人鱼相比，我们的生命何其脆弱和短暂。
十年一厘米，这一种生长令人敬慕。
十年前，我们走进鲁迅文学院，那个静谧优雅难以忘怀的小院，参加第二届主编高研班，沐浴文学的春风。也是这一年，国家经历了一种叫“非典”的灾难，国人在最初的恐慌与之后的抵御奋争中，顽强面对自然予人的苦痛。
十年承载着我们很多重岩叠嶂、云雾缭绕在生命中的东西，与历史长河相比，十年或许不算漫长，去鲁院学习的时候，我们大多都是奔四奔五的年龄，老师比我们年长不了很多，生命正值勃发旺盛的阶段。当然，一切与年龄无关。
2月14日，浪漫的情人节，天空弥漫着玫瑰芬芳的甜蜜气息。但是，2013年2月14日这个情人节，却是一个让文坛哀伤的日子，天堂带走了一位睿智激情的诗人，我们的雷抒雁院长永远闭上了那双慈爱的眼睛。他重病期间想得最多的是：一定要活着！他和小学生种植了一棵纪念树，牌子上亲笔写下三个字：要活着。雷院长所期望的是健康勇敢直面困难磨砺地活着，更是要让强大坚韧的精神永远活着——鲁院的心悲泣着送别这位良师益友：大雁去矣声犹在，小草萎兮春又生。
春去春来，生死相息，是人类前行永不停歇的目标。
痛，是一种送别更是迎接另一种诞生。你毫无选择，痛离谁都很近。
鲁院学习结束后，两位才情大美女同学幸福喜悦地做了母亲。一次活动与徐虹相遇，年轻的她少了学习期间小说家的冷峻，脸上洋溢着母性柔美的光辉。记得学习期间，她给我的印象就是匆忙，也许是家在北京的缘故吧，课余时间很少见到她，她的快节奏与我的慢半拍从来没有碰撞过，记忆中我们或许都没有聊过天。活动中我们合影、回忆、谈天说地，看得出她的柔美不仅在脸上还在心里。她说，出来就失眠，想女儿想得睡不着觉，想她粉嘟嘟的小脸和笑容，胖嘟嘟的小手和脚丫，温暖着她可以放弃一切——她甜蜜的描绘让我看到了她甜蜜的生活。是的，谁也离不开生活，离不开生命历程中独自行走的任何一个阶段，无法逃避内心自尊、孤寂或者脆弱等诸多因素的情感，但徐虹的甜蜜和自信让我看到了，人是自己的大陆，人更是自己的天空，飞翔其中只要自己的翅膀强大有力。
还有初为人母的唐韵，在一篇抒写高原的文章里，字里行间流淌着浓郁甜美的母爱亲情，对孩子揪心的思念同样让她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站在高原的夜空下，全部的爱情世界都在那个牵动她生命的小人儿身上。记忆中在鲁院学习时我们逛过一次街，我们共同需要添置一双新鞋。我以惯性的审美挑选着冬靴，黑色牛皮、直筒坡跟。估计唐韵是忍无可忍了，直言道：别那么老土好不好，何况你又不老，那款式60岁穿也不迟呀。在她的指点下，我挑选了一款棕色鹿茸皮，靴腰有邹褶，靴边小流苏，几乎是小平跟，上脚后果真眼前一亮。关键是我记住了她说的话：做人穿衣一定要与众不同。而此前，我是一个多么中规中矩以求得大众认同为目的的人。一双鞋的选择，让我明白了，不必在意大众的目光和看法，坚持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受最重要。她打动我的是她身上的那股韧劲，哭的时候彻底，笑的时候开怀，说的时候淋漓，做的时候坚定。多次行走青藏高原的唐韵特立独行，一直是那么的自强，哺育了小生命之后的她，内心柔软的千情百感，是什么俘获了她如此单纯的爱恋？
时光，浓淡相宜；人心，远近相安。爱，不动声色地紧跟着你，你的思绪，你的心跳，你沉醉或者心疼，一切因缘都蔓延在所有的日子里。我们不知不觉爱上了文学，不知不觉爱上了编辑文字的职业，又在生命岁月的“非典”那一年走进鲁迅文学院，不知不觉爱上了这个学养气息浓厚的学堂，以及与50位同学在120多天建立起至亲至爱的亲密关系。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都有注定等待你的人和事，爱情，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迎面而来。施小宇和张艳茜是深受大家喜欢的人，文好人品更好，他们居住的城市一南一北，福州和西安，都是被称为“火炉”的城市。或因如此，他们的内心更加热情和真挚，他们经历过伤痛的爱所以更珍惜今天的爱。张艳茜金属般的笑声和施小宇孩子似的率真，让我在浮躁的生活中懂得，有些人如茶，需要细致品茗，有些人是树，值得终身依靠，有一种遇见是擦肩而过，有一种遇见是刻骨铭心。所以，他们今天的生活阳光而幸福，事业上更是比翼齐飞。学习期间，我们的交流往来最多，一起看电影，一起购图书，一起郊游拜谒了京城的名胜古迹。因为相近的脾性，我们几乎没有隔阂像孩子一样随性，彼此信任地吐露心声，那是一段难忘和值得收录的日子。以致后来听到他们眷侣相伴的消息后，有些同学以为我是“桥梁”。其实，两颗心走近了，多么复杂的内因外果都会变得单纯热忱，也更容易获得爱与幸福。张艳茜是深情在心的人，也许一年没有音信，忽然有一天就会接到一条短信，问候最近心情好吗，提醒马大哈的我看看邮箱，同学们最近有新的信息传递。每一个字都温暖亲切，她做同学都这么贴己，做妻子更像春雨。那个一双眼睛藏在镜片后面，因为南方口音常常将“河南”说成“荷兰”，总在勤于观察和思考的施小宇教授，其实是个彻底的色盲，他在色彩的边缘，说出的颜色让你啼笑皆非。当你告诉他色彩的真相时，他会瞪圆两眼一脸学究的样子，极其认真地质疑道，怎么可棱（能）？不可棱（能）！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事物深刻的认知。鲁院学习，收获颇丰的应该是施小宇和张艳茜，有忠贞的爱和深情相伴，有心领神会读懂彼此的人生，歌一曲茗一杯，静观风雨，仰望星空，敞开心扉，灵性俱足。现在，大家无论在各自的岗位上多么辉煌，同学相聚称呼依旧是亲切的“同学”，唯独对出双入对，恩爱无尽的施小宇和张艳茜，都要认真地加上“伉俪”二字，祝福与羡慕都在其中。
都说活得糊涂的人，容易幸福。活得清醒的人，容易烦恼。这是因为，清醒得人看得太真切，事事较真，生活中就会烦恼遍地；而糊涂的人，计较得少，生活的简单粗糙，却也因此觅得人生许多的情致和滋味。
可是，我的糊涂却有些不近人情，这一种糊涂没有情致，有的只是恼人和没心没肺的滋味，即使自己都不能原谅。十年来，我始终在想一个本该最深刻，却怎么也记忆不清楚的人。
因为孤寂和脆弱，我在心里时常回望那个小院和小院里结识的人与一切故事，感恩人到中年还能收获那一份纯粹的宁静和友爱；感恩这里的一切让我懂得冷静思考，克制欲念，简单就是幸福，人生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感恩鲁院陪伴我走过那一段很短但很美的时光风景。尽管现在的鲁院已经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做了邻居，有气势有魅力，但我依然固执地怀念那个静谧优雅的小院子，那个坐落在八里庄南里27号的小院一直在我心里，念念不忘。十年过去，许多事情不是淡忘，而是记忆犹新，尤其是独自在一个陌生遥远的地方时，往事像江水翻涌在你眼前——突然，一个电话把我从遥远的回望中拉进现实里。那个像邻家小弟一样亲切，貌若大男孩实则有情怀的红孩，温暖地问道，还好吗，最近忙什么呀？
这些年，在他的激情引领下，大家总能团结在文学的旗帜下，相聚在某个地方，心永远都没有远离。红孩问我是否能去新疆建设兵团写一位老兵，我恰好被公务拴着去不了。末了，他问我：“想起谁是你同桌了吗？”记得问过他一次知道我同桌是谁吗？他一脸愁苦地说：你的同桌你都不记得我更没操那心了，只记得我的同桌是某某。记不得离你最近的那个人，这可是个伤人的问题啊，呵呵——曾经，我也问过坐在我后面的刘俊，他用温和的招牌笑容说：我记得你坐在我前面，挺直的脊背说明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把军人比喻成钢铁长城。上课时，我还用笔捅过你的背，看看是软的还是硬的，你记得吗？刘俊说话的声音充满着柔和与关爱，这与他高大的身躯一点也不相配，他的回答等于没答。我还问过班长杨晓敏，这个视事业如生命的人，他统领全班熟悉情况，或许比我记得清楚。杨晓敏的确认真地想了想，先是一脸严肃接着很宽厚地笑着，很有些意味地说：你的同桌，是——反正——反正不是我啊。呵呵，肯定不是他，他的座位被美女环绕，他的思想都在小小说的天地里，时过境迁的问题无异于为难班长。
对着话筒，我遗憾地说没有。红孩很认真地说：“那你得好好写一篇散文，题目就是，我的同桌是谁。”我默然了，忽地就有一股酸楚的东西直冲眼眶，这一种莫名的情感让我心慌意乱。那些天，我一直在努力地回想着，教室的样子，老师的样子，同学的样子，甚至我们挎的书包和笔记本，想到前排至最后一排的同学，谁和谁是一排，谁在谁的前面或后面，谁和谁是同桌——然而独独想不起我的同桌。难道，难道我是一个人坐着，没有同桌？不，不可能。
同桌是离你最近的那个人，是交流最多彼此用钢笔看笔记最多的人，是上课最方便交头接耳、传递纸条、评价老师、甚至给同学起个不俗不雅开心绰号的人——如果有矛盾甚或不理不睬不说话，那影响更应该深刻呀，即使那是一个将自己包裹严实的人，我也不应该淡忘的想不起一点点细节来。
这十年你过得好吗，我的同桌？
对于离自己最近的人，却成为记忆中的空白，这真不是我的个性和为人，我的心里时时有着歉疚和罪责感。人很奇怪，对于越是想不起来的事情，就越加固执地去追怀，甚至到了折磨自己的地步，思想是个摸不着也无法控制的东西，情感便成为它繁忙的传递者。这十年，随着年龄的增大，看着身边有亲朋离去，担忧和害怕的事情越来越多，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生命无常，珍视今天。这十年，潜移默化中自己改变了许多，学会了让舍得和舍不得都随遇而安，不去争斗。这十年，生活告诉了我，人与人之间亲近与否，除了血缘，重要的在于心与心的交流和牵念。这十年，我懂得了一个温暖的词汇：小确幸。这个从日本舶来被中国台湾人心领神会在生活中的小幸福小满足小温馨，就是人海中的一个眼神，午后的一杯咖啡，过马路时有一双牵你的手，一个久未联系的朋友突然打来问候电话，下雨的早晨可以赖在床上侧耳倾听，冬日的夜晚去看一台慕名的话剧——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你和我都是这样感恩着走过岁月。
我和我鲁院的二期同学相识相知，他们都是我生命旅程中的亲人。亲人，就是茫茫人海中，我只看见你！
还有让我至今难忘的是我快乐无比的女同胞们，她们的灿烂笑容和爽朗笑声，没有惆怅，没有忧伤，没有尘世的纷繁与酸楚，丰富而充满金属般的质感。我被这笑的激情感染着，笑声所诠释的意义有着丰富的内涵，那就是将自己的快乐与集体的快乐融为一体，并将这种快乐变为一种有形而具体的东西释放出来——健康快乐。
我想，文学和爱情一样。文学是那个深植于你心中相伴终身的东西，爱情是两个相爱的人白头偕老，走一条叫一辈子的路，跨一座叫连心的桥，做一种叫深情的事，写一部叫生活的书。也许会累，会倦，却从没想过放弃；沿途会有迷人的风景考验你诱惑你，但彼此保留最初的感觉与温暖；也许会起争执，有分歧，却依然会默认和执著；也许不是分分秒秒在一起，却是心中最重要和最放不下的永恒。
那一段时光的幸福于我，就是拥有了鲁院二期的你们——像河水一样流经我的生命！
鲁二届学员王雁翎，女，1963年生，籍贯河北。文学硕士。《天涯》杂志副主编，资深文学编辑，所编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等。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及散文随笔写作，有作品《〈天涯〉故事》《开启动物保护的“天眼”》《乡愁何处》等多篇发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到鲁院去？到鲁院去！
你一定看得出来，本文题目套用了“到延安去，到延安去！”的名句。这样套用，我想并不为过。就如同延安是当年国统区青年学生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一样，鲁院又何尝不是当今众多文学青年和作家的神往之地。鲁院和延安一样，固然不复有数十年前的辉煌神圣，在此混一个经历，如同现在去延安接受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与工资、职称、级别甚至名声都没有了什么关系，即便勉强算镀金，那三个月的一层薄膜，含金量也低得可怜。但对于鲁院，文学同人还是趋之若鹜，引以为荣——君不见，许多作家简历中都有“曾就读于北京鲁迅文学院”的字眼吗？我们这些后来者，沐浴在曾经的辉煌里，也许能得到一点心理上的充实和满足？落日的余晖能胜过朝霞的灿烂？也许罢。
但我从来没有想到鲁院与我的生活会有什么联系，因为我不是作家，我只是文学期刊的一个编辑，充其量能到鲁院约约稿，顺便瞻仰一番。至于到那里读书学习，压根没想过。
没想到天上还真掉馅饼。2003年4月，鲁院第二届高级研讨班居然就办了个文学报刊主编班（足见鲁院对我们这些文学编辑的重视，据说鲁院四五十年的历史上也只办过一期文学编辑班）。我们的主编工作忙走不开，我这个副主编一不留神，竟成了鲁院的学生。
欣喜之情可想而知。于是，打点行装，安排家事、公事，心里像长了草似的，盼着早日去报到。弄得我家先生也有点起疑：你就那么想离开家？
只有我自己知道，到鲁院去满足了我一个隐秘的愿望：那就是从日常生活中出逃。我一向以为，有时从已成定轨的日常生活中出逃是有益的。它可以使人麻木的感觉得以活泛，枯萎的心灵得到滋养。出逃的方式有多种，比如：凝视花蕾绽放，静听残荷雨声；一次海边的眺望，一次山中的寻觅。现在，还比如：逃往鲁院！是的，是逃，逃往鲁院是日常生活出逃之一种。
如果是出逃，鲁院是最好的目的地了。不是吗？这里不仅食宿无忧，而且条件优越。每人有自己单独的房间，电视、电话、写字台、书架、卫生间等一应俱全，洗澡有热水供应，卫生有专人打扫；写作、上网有专门的电脑室；就连预防“非典”，也有学校统一发放的口罩、煮好的中药。吃饭有配餐丰富的食堂，消过毒的不锈钢餐具，吃完饭连碗也不用收，自有食堂的工作人员收拾清洗（这项待遇因非典肆虐、分餐制的实行很快就取消了，令大家叹惋不已，以后多次争取都因中国作协领导对大家安全的考虑而未获批准），隔三差五地还有各个文学期刊社请大家出去打牙祭，还有免费的旅游——社会实践活动。至于当学生嘛，鲁院的学生也要算世界上最轻松、最幸福的学生了，每周只有一、三、五上午有课，请的是各行各业专家，讲国情、战争、政治、经济、宗教、气象、音乐、舞蹈、影视、文学等等，都是大家关心的事，还可以提问，与老师讨论。下课也没有作业，没有考试，自由时间自己支配。终于可以不再看稿子了；终于有整块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了；终于可以不再买菜做饭洗碗了；终于可以不再辅导孩子的作业了……工作了十几年，终于又可以回到校园当学生了，当学生的感觉真是好啊。
刚开学那几天，我有轻飘飘的失重感。发困，没课的早上可以睡到九点，午觉可以睡到三四点。我以为只自己如此，一天傍晚在楼道碰上《延河》副主编张艳茜，一副睡眼蒙眬的样子，见到我不好意思地一笑，说：“怎么总是睡不醒嘛？”我顿感遇到了知音：彼此彼此。
大家初来乍到，名字熟悉，面孔陌生，彼此还有些拘谨，也就不大串门。一天在食堂晚餐，兰州《西北军事文学》主编任真迟迟疑疑地问：“你们每天都在屋里干什么呢？我咋没事干啊？”饭桌上一片笑声，任真真是坦率得可爱，起码很多人听到他的话心里得到了印证：原来不只我一人如此啊。
4月的北京，鲁院小院里的柳条已经见绿了，迎春花也是黄灿灿的一片。傍晚时分，大家三三两两地在院里散步，在“聚雅亭”闲聊。一次听班长杨晓敏感慨：我都多少年没有这么闲过了，在这里真是轻松啊！立即引起施晓宇等同学的由衷响应：是啊是啊。大家一时间好像都被春风熏醉了。我这时大胆地以自己之心，度众人之腹：我们都是日常生活的出逃者啊。我的话引来一片赞同，可见人同此心。
可惜好景不长。4月的北京，“非典”的恐怖日甚一日，我们这个班暂时停课了，何时开课另行通知。鲁院的领导和老师建议大伙儿回家，实在不愿回去的，可在院里等，但要实行封闭管理，不许出门。大家的心情很复杂，不甘心啊！想想看，好不容易把家里的事安排好，铆足劲要在鲁院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好不容易刚刚把同学们的人和名字对上号，又要回到原来的工作里去，这一别，还能再见吗？还能再来吗？眼里和心里都是问号和不舍。最终大部分同学还是仓皇逃出京城，只有施晓宇、董立勃、曹雷、郭文斌、马青山、王曼玲、梁琴等十个同学选择了留下，从4月下旬一直坚持到6月中旬，鲁院决定推迟到9月初再开学，这些同学才悻悻离去。
6月、7月、8月，经过三个月漫长的等待，大家终于又在鲁院相会了。这次相见，就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了，亲热地打着招呼，甚至紧紧拥抱，从“非典”的极度恐慌中走出来，谁也没有觉得这样的举止有什么夸张和矫情。
9月4日，鲁院第二届高级研讨班重新开学。开学后不久就是中秋节了。中秋联欢晚会上，大家不约而同唱起了《同一首歌》：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甜蜜的梦啊，谁都不会错过，终于迎来今天这欢聚时刻……
是啊，欢聚了，我的这篇小文也该结束了。至于那以后三个月的鲁院生活，那有趣和令人感动的点点滴滴，自有别的同学用生花妙笔传达，不用我赘述了。
最后，我要请鲁院的老师们原谅，我居然把鲁院当成了出逃之地，同学们也未必认同我的奇谈怪论。说到底，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是我一个人的鲁院罢了。忽然想到，鲁院的前身是文学讲习所，当年主持讲习所的丁玲，就是从上海出逃到延安的左翼作家。她逃到延安，改变了自己后半生的命运。我们逃到鲁院一次，短短三个月，能改变什么呢？也许什么都没有变，也许会变一点点，谁能说清楚呢？
2003——我的出逃之年。
何时能有再一次出逃？
巴一，本名巴毅。1965年11月生于安徽阜阳市太和县，大学法律本科，现居重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二届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
曾获“老舍文学奖”，“华夏散文奖”，团中央首届“鲲鹏文学奖”，“中华文学人物奖”，第一届、第二届“重庆文学奖”等。现为重庆长风药业集团董事长。
与鲁院有关的幸福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