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为了通过礼佛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宪宗皇帝李纯决定举行规模盛大的迎奉佛骨（又名“佛舍利”）的活动。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一时间“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
当时韩愈任刑部侍郎，本来没有向皇帝进言的职责。但他觉得这种迷信透顶的对“佛骨”的顶礼膜拜不仅有损国计民生，而且无助于对健康长寿的追求。因此，他写了一篇《论佛骨表》呈递给宪宗。因为文章历数了佛教传入中国前，帝王多高寿；佛教传入中国后，皇帝多短命，刺痛了李纯希望礼佛达到长生不死的隐衷，几乎招来杀身大祸。多亏宰相裴度等人讲情，才被贬到当时的荒蛮之地潮州（今广东平远、梅县以东一带）去当地方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就是韩愈在贬官潮州途中留下的千古绝唱。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理智上清醒地意识到“服药求长生，反被药所误”，既不妄信长生，又认为服食无益健康的韩愈，偏偏是因为服食硫黄类丹药而中毒夭寿的。于是有人批评韩愈是“言行不一”的“假道学”。
第一个披露韩愈服食硫黄的人，是和韩愈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另一个大诗人白居易。作为一对朝夕相处的好友，韩愈只比白居易年长四岁，但却比白居易早去世二十二年。难怪白居易在《思旧》一诗中，发出如下的感慨：
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
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
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
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
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
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
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
唯予不服食，老命反迟延。
况在少壮时，亦为嗜欲牵。
但耽荤与血，不识汞与铅。
饥来吞热物，渴来饮寒泉。
诗役五藏神，酒汩三丹田。
随日合破坏，至今粗完全。
齿牙未缺落，支体尚轻便。
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
且进杯中物，其余皆付天。
忆旧中，诗人想起了韩愈、元稹、杜元颖、崔玄亮四位友人。大家岁数上下差不了几年，可是韩愈、元稹等都因为服药求长生，反而不得长寿。诗人对自己未曾服食延年药物，却即将迈入古稀之年，感到十分自得，并从中体悟出，一个人要想长寿，就应当顺应自然，饥时餐，渴时喝，困时睡；该作诗时作诗，该喝酒时喝酒；不胡思乱想，更不怨天尤人。
至于提及韩愈（字退之）服硫黄一病不起，白居易只是顺着思绪随手记录下来，用现在的流行语言讲，只是“跟着感觉走”，没有揭人疮疤的意思。但有些韩愈的崇拜者为了维护韩老夫子高大、端方的形象，极力辩驳说：白居易诗中的“退之”，不是指韩愈。理由是，与韩愈生活在同一时代有个名叫卫立中的人，字也叫“退之”。
这些人还同时对韩愈宠幸绛桃、柳枝二位侍妾进行了否认。在他们的眼里，一代圣人是不可能像普通人那样去亲近女色的。
其实，韩愈的这些“追星族”大可不必为尊者讳。“食色，性也”。韩愈品德再高尚，文章、诗篇写得再好，他也是人，不是神。
据五代时人陶谷的《清异录》记载，韩愈服硫黄不是为了长生不死，而是为了壮阳。而且他从来不直接服用硫黄粉末。韩愈服食的是一种名字叫“火灵库”的特制药鸡。即先让一只未与母鸡亲近过的公鸡吃拌有硫磺的食物长大，然后人再去吃这只公鸡。据说，为了壮阳，韩愈每隔一天就要吃一只“火灵库”鸡。开始时，像服“伟哥”那样确实有些疗效。但时间一长，硫黄积蓄过量，发生慢性中毒，韩愈最终因此丢掉了生命。
别来杨柳街头树，摆弄春风只欲飞。
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郎归。
这首《镇州初归》诗写于长庆元年镇州（今河北正定）发生动乱，韩愈临危受命担任宣慰使平定动乱凯旋回京的路上。后人因其对晚春家园风物的描写含情脉脉，且最后一句“留花不发待郎归”耐人寻味，猜测这首诗暗藏对绛桃、柳枝的眷恋。
我以为，将韩愈服硫黄与宠幸绛桃、柳枝联系在一起，是说得通的，也比较合理。因为，既然韩愈服硫黄是为了壮阳，不是为了追求长生不死，韩愈就不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更不是两面派、假道学。
在理智与情感的对撞中，韩愈既有清醒的理智，又有充沛的情感。遗憾的是韩愈未能将这情感的“泛滥”很好的限定在科学的界限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