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曼·马斯林 普拉卡什·德塞
莫汉达斯·K。甘地（Mohanndas K。Gandhi）的神秘之处在于，他是如何从一个腼腆内向、对数不清的东西心存恐惧、极度依恋母亲的男孩，变成了被普遍视为的印度伟大的解放者。这位圣雄称得上是人类种族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但他却总是说，腼腆是他的盾牌。就连“圣雄”这个称呼也让他觉得不自在。“这个头衔常常让我痛苦，我不记得哪怕有一个瞬间它曾让我发笑。”圣雄（Mahatma，maha atma）的意思是伟大的灵魂、极不平凡的人。这个称呼是印度桂冠诗人泰戈尔赋予甘地的。我们这里不是要解释甘地的神秘性，而是要深入分析他的复杂性。我们将探讨他的自我发展，尤其是在心理上为他指引方向的理想。为此，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甘地不断演化的自我经历的心理学意义，而不是变化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状况，虽然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甘地在南非的印度群众眼中，成了当时处于大英帝国阴影之下的印度的理想领袖。所以，我们关注的是甘地实现自我转变的内心世界，而不是他登上领袖地位的历史环境。
追溯甘地的人生发展，探讨他怎样从一名普通的年轻人成为腹背受敌的南非印度人的领袖，我们的基本根据是甘地本人的自传：《我追求真理的故事》。这本自传描述了他早年生活中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虔诚的母亲、受人尊敬的父亲、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对他一生的成长和发展发挥了深刻的影响作用。甘地在生命终结之际，认为父母对他的一生起了根本作用，为他们服务是最让他称心快意的事情。
甘地于1869年出生在位于印度半岛西部的小镇博尔本达尔。他的虔信宗教的家庭属于一个名叫万什纳瓦（Vaishnavas）的部族；实际上，他们家的住处旁边就是纪念克里希纳神的万什纳瓦神庙。
甘地的母亲普特丽白（Putaliba）在大家眼中是个虔诚的妇女。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不识字，却笃信宗教，努力寻求用许愿、尤其是斋戒与上帝相通。普特丽白的一天从早上6点钟开始，她花两个小时背诵一天的祷告词。虽然普特丽白的信仰兼收并蓄，综合无类，不过，耆那教（Jainaism）的信条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强调勤勉工作和一切生命均为神圣（Ahimsa）。她严格地遵守每日的祭献和斋戒仪式；饮酒、吃肉和无故探访女人，在她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她全心全意地呵护最小的儿子甘地，表面上却几乎没有时间照顾他日常的饮食起居。这些任务落在了甘地的姐姐拉莉亚身上，后来又交给了女仆兰布哈。
常见的描述是，甘地小时候精力充沛，好奇心浓厚，很难管教。他也被描述成一个胆小的孩子，害怕贼、鬼和蛇。他害怕黑暗中的神灵，不得不点着蜡烛睡觉。他自己也承认，他更害怕权威人物的指责、喧闹和粗鲁。晚上，他的看护者不得不安抚他睡觉，有时候，她们让他反复念诵罗摩那摩的名字，驱除邪魔。上学对小小年纪的甘地是件苦差使：他放学后跑步回家，甚至课间也会跑回家。因为害怕身体受伤，他不能参与伙伴们的游戏。我们从甘地对童年生活的描述中得到了泛泛的印象：他的自我体验充满了弥散的脆弱感，还有由此导致的不能像活蹦乱跳的其他男孩那样活动的无力感。
这些故事指向了甘地与母亲和母性人物之间的特殊关系，其结果是一个缺乏果断的自我。普特丽白对小儿子在发育阶段产生的适当自大作出回应的能力显然十分有限，这可能是因为她本身事务繁忙，也可能是因为她过于醉心宗教。无论如何，年幼的圣雄放学后跑步回家，逃回家庭的避难所，这说明他的自我很脆弱，仍然需要保护。在童年的较晚时期，即使甘地的身体遭到冒犯，他也不能果断地维护自己，他的母亲很是困惑。
虽然印度的信仰体系充满神怪，但是，小小的甘地不断地需要回到家庭避难所，受到家人的保护，这种现象仍显得不同寻常。印度家庭里通常到处是肯积极作出回应的家人；孩子随意而舒适地在成年人的怀里和肩头转来转去。孩子第一次走出家门去上学不是没有心理上的挑战，但上学通常是件快乐的事情，而且要举行传统的仪式。所以，甘地明显地需要家人的安抚，说明他缺乏能让一个孩子心情平静、进行自我安抚的心理结构。
甘地总是以敬畏的口吻提到他与父亲的关系。他在晚年写道：“我跟他不多说话。我害怕讲话。”卡巴·甘地（Kaba Gandhi）40岁时娶了甘地的母亲，她是他的第四任妻子。他47岁时生下甘地。他是博尔本达尔的一位首相，后来在拉奇科特担任首相。甘地7岁时，一家人搬到了拉奇科特。卡巴·甘地是名声在外的杰出官员和法官，也被认为脾气暴躁。如果他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他在政治事务上就不会妥协。在甘地的成长岁月，卡巴·甘地的家相当于一座微型法庭，每天坐下来吃饭的食客很少少于20个，其中有家人、秘书，还有其他官员。在甘地眼里，父亲是个重要人物，是一个小圈子的首领。他替人安排婚姻、谋求职位，被人请去处理大大小小的家务事。所以，从很早开始，甘地心目中与父亲可接受的相互作用都跟服务有关：他必须为父亲服务，才能得到父亲的认可。甘地最早的记忆是父亲的书《施拉瓦纳的故事》（Shravana Pitribhakti Nataka）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本书讲述的是主人公施拉瓦纳虔诚侍奉父母的故事。有一次，一个巡回剧团来到拉奇科特表演这出戏，他们用展示立体图片的办法大大增强了它的戏剧感染力。图片上，施拉瓦纳用肩袋背着年迈失明的父母。甘地观看了这次演出，他后来写道：
那本书和那些画面在我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一个你可以效仿的榜样，”我默默地对自己说。在我的记忆中，施拉瓦纳的父母在他死后哀恸不已的场面仍然历历在目。它那婉转动人的旋律深深地打动了我，有一次，我用父亲给我买的六角形手风琴演奏过那支曲子。
派雷拉（Pyarelal）说，甘地歌颂子女孝顺父母的理想图景，他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可能因为甘地全心侍奉父母、尤其是服侍父亲，就能获得一定的赞许，也可以让他努力接近杰出的父亲设定的标准。不过，即使在他深受感动的记忆当中，最生动的部分也始终是施拉瓦纳的父母在儿子死后的哀恸，这反映了他在服侍父母时也渴望被爱。甘地40岁时给第二个孩子曼尼拉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孩子一到懂事的年龄，就必须学会以全心负责的态度做事，坚持不懈地、有意识地努力塑造自己的性格……我记得我还不到你的年龄时，最大的快乐是照顾我的父亲。12年来我从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让我快乐和欢喜的。
也许可以说，甘地积极地孝顺父亲，从他13岁时缔结包办婚姻开始。在父亲的保护下，他步入了婚姻生活：“我父亲当时的一切所作所为，给我留下了无可指摘的印象。”卡巴·甘地匆忙赶去参加婚礼，路上发生了车祸。他的马车翻了，卡巴·甘地受了重伤，后来，他的身体再也没能彻底康复。从这时起直到卡巴·甘地3年后去世，甘地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端水洗脸，扶助父亲上厕所、洗脸、洗澡、给伤口换药、给父亲吃药。晚上，他给父亲按摩双腿，只有父亲不需要他时，他才回到自己的公寓，回到妻子身边。他认为自己这么做是爱的表达，说明这些看护活动在他看来是有意义的，他可以借此与理想化的父亲建立紧密的纽带。
甘地15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揭示了他们父子关系的特殊性。甘地和一位朋友从他哥哥的一枚臂章上偷了一小块黄金，拿去还债。过了一段日子，先是偷东西，后来又隐瞒不告，他背负着越来越沉重的思想负担，他决定向父亲忏悔。他战战兢兢地把悔过书交给了父亲，本以为父亲会勃然大怒，末了会敲打他的脑壳以示惩罚。没想到父亲没有打他。父亲哭了，甘地也哭了，忏悔场面变成了爱的宣泄。甘地41年后又谈起过这件事，在他的记忆中，这件事依然是值得称道的。脾气暴躁的父亲表现出崇高的宽恕精神。父亲把他搂在怀里，没有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他说：“这种崇高的宽恕精神不是我父亲的天性。我本以为他会很生气，说些严厉的话，敲打我的脑壳。”
甘地的自传还透露了记忆中一件戏剧性的往事，这件事与他父亲的临终场景有关。那一年甘地16岁，他被剥夺了与父亲最后亲近的机会。卡巴·甘地是在他的弟弟、也就是甘地的一位叔叔怀里死去的。甘地透露了这件事，因为当天晚上是他唯一一次没有照顾父亲，让叔叔接替自己。叔叔显然想让这个年轻人休息一下，暂时解脱晚上给父亲按摩双腿的乏味差事。在印度家庭，孩子——尤其是儿子守候在临终的父亲身边是十分重要的，不亚于临终的父亲由孩子们陪护。这是印度的传统，老辈人最后赐予下一代、下一代最后汲取老辈人的智慧，就发生在这个时刻。（马里奥特描写了印度的世界观和它在人际交往中的表现，认为它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渗透的流动的系统）。父母的死亡威胁到代际传承。
父亲去世之后，甘地为自己沦为肉欲的奴隶自责不已，因为当天晚上，他急于离开父亲的病房的原因是赶回去与妻子嘉斯杜白做爱。这中间的间隔很短，他只跟妻子待了5分钟，立刻被叫回父亲的病房。然而，就在这短短几分钟，父亲已经死了。甘地在自传里痛切地回忆了他当时的悲伤、懊恼：
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我只有绞手的份儿。我满心愧悔，痛苦极了。我跑进父亲的房间。我明白，如果不是动物的本能激情迷惑了我的眼睛，我本来不必承受如此痛苦，在父亲临终时刻没能陪在他身边！我应该给他按摩，他应该在我的怀抱里死去。可是现在，拥有这个特权的是我的叔叔。他对哥哥忠诚爱戴，他赢得了最后服侍他的荣耀！
甘地没能得到与父亲最后相通的“特权”，他就被剥夺了在临终时刻与理想化的父亲交融的权利。整个一生中，甘地都把这件事看做是他与妻子肉体结合的可耻愿望的证明，却忽略了他的被剥夺感和随之而来的自恋式的愤怒，因为他长年渴盼着自己的孝顺能赢得最后时刻的回报。换一种说法来描述这件事，我们可以说，虽然父亲是甘地从童年起就被理想化的人物，甘地却没能从临终的父亲身上得到最后的力量传承和倾注。他后来与父母的宗教展开斗争，极有可能是他最后对父亲失望的表示。父亲是甘地童年时代的上帝，直到父亲临终的那一天，甘地一直渴望与他融合。甘地一家信奉印度的一个主要宗派毗瑟奴派的信条，他一向对这种宗教不感兴趣，他对牧师和信徒们的真诚也表示怀疑。甘地常常向母亲抱怨宗教的虚伪，因为它们成系统地把一部分人排除在信众之外，比如毗瑟奴把“贱民”排除在外。他对家人信奉的宗教的批判延伸到一切宗教组织；他对大肆侮蔑印度人的基督教传教士也持批评态度。他埋怨和质疑宗教和宗教实践，是因为他自己深感失望，他从来没有产生过适当的精神体验，没有读过“几本好书”。说到宗教教导，他说：“我可以说，我没有从老师那里学到什么，他们本来不必费力就可以教给我的。”甘地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他的父亲，但他一定认为，父亲也是这样一位老师，父亲也没能把甘地需要的东西教给他。
从父亲死亡直到甘地走向生命的终点，甘地一直在不断地追求神旨，遗憾的是，他的追求与另一股持续终生的动力纠结在一起——即他对神旨的抗拒。实际上，甘地在谈到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里的插曲《薄伽梵歌》时说：“我始终感到遗憾，我不够幸运，没有在那个时期读到更多的这类好书。”保姆兰布哈鼓励甘地背诵宗教名言，但他没有提到父亲或母亲跟他一起阅读或者把这些名言读给他听过。也许是甘地身处的环境提供的理想往往自相矛盾、前后不一，让他处于一种不确信、不肯定的状态。为了适应这种环境，他养成了专门关注抵牾矛盾之处的敏锐洞察力。他在中学读书时，有一次上级来视察学校，老师让他抄袭同学，以正确地写出“Kettle”这个单词；母亲也告诫过他，遭到攻击时要“奋力回击”。大人对他的这些教导让他察觉到，他们本质上是言行不一、前后矛盾的，他进而想要羞辱那些认可这类矛盾观点的人。青年时代发生的这些事情和甘地对它们的认识，让我们看到了正处于萌芽状态的甘地，他愤怒地反抗逆境，好像是为了弥补他的脆弱感。他不断尝试，一次次试图主宰自己的环境，以此检验自己和自己的力量。
在我们看来，甘地发牢骚说他没有得到老师的引导和指点，他为此感到失望，这是他内心深处始终强烈关注自己的个人能力的表现。于是，正如他写的那样，他害怕引起老师的不快，每天急于回家，避免跟同学们简单接触。他害怕老师，这种心理激励他在准备功课时一丝不苟，但他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总担心他不把功课做好，会被老师抓住。在与权威打交道时，他小心翼翼地做到绝对诚实和顺从，这常常让他的同学感到懊丧。他的自我怀疑显然影响到了他对自己的学业和社交的评价。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在学校的成绩一点也不能让他感到安慰：“每次赢得奖品或者奖学金，我都非常震惊。”在学生时代，这个问题始终缠绕着他，即使去了伦敦的法学院也没有解脱。所以，我们看到，年轻的甘地在许多方面都是个痛苦的人，他害怕黑暗中会冒出隐藏的鬼怪，担心自己冒犯别人和别人冒犯自己，他被贬抑的自我不断地需要得到支持。
甘地害怕高中的男同学，他需要一位保镖来保护自己，以免受到骚扰。一个名叫谢克·梅赫塔博（Sheikh Mehtab）的穆斯林男孩成了他的保镖，梅赫塔博成了甘地的第一位老师和可能的精神领袖，这类人物的名单可以列一长串，甘地整个一生都想依恋他们。这份名单后来还将包括拉斯金、托尔斯泰、他的印度导师梅赫达博士和莱查德拉，还有他的英国老师奥德菲尔德博士和艾利森博士。甘地青少年时期的领袖梅赫塔博的性格跟他截然相反。甘地害怕鬼怪、贼和蛇，不敢到黑暗的地方，梅赫塔博则吹牛说，他能“手抓活蛇，敢当面跟贼对抗，不相信鬼怪”。短时间内，梅赫塔博还带着甘地去吃肉，这是反抗毗瑟奴教派信条的重要例子。由于耆那教的影响，在印度，可能再没有其他地方、其他人像古吉拉特州的商人那样把吃肉看得那么可怕。是的，甘地完全服从于这位年轻的老师，他甚至允许梅赫塔博带着自己、一个15岁的已婚男人去嫖妓。甘地与梅赫塔博的关系一直持续到父亲去世以后。
卡巴·甘地去世后，这一家人与受人尊敬的朋友马吉达夫（Mavji Dave）商量甘地的前途问题。马吉达夫建议甘地到伦敦学习法律，律师职业可以让他作好充分准备，将来当上帝万——印度邦政府的财政部长或者高级官员，他的父亲以前就担任这个官职。现在，甘地18岁了，他受哥哥保护，后来，母亲也勉强同意了，哥哥帮助甘地去了伦敦。这时候他已经结婚5年，有了一个儿子。甘地不忍离开妻儿，离别母亲更让他觉得是一场悲剧。
这个从印度殖民地来的年轻人，适应伦敦生活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他没有足够的英语知识，也不懂英国礼仪和着装规范。受到一位新的导师P。J。梅赫塔（P。J。Mehta）博士指点，这些困难比较容易解决了。梅赫达博士在许多问题上提携、告诫他，包括安排住处、置办衣物、注意仪态等。在伦敦岁月里，甘地开始了持续终生的对印度教原则的研习。也是在伦敦，甘地在学术研究、公共服务和社会交往方面逐渐表露出果决的一面，虽然他仍然怀有强烈的恐惧心理。
阅读甘地对伦敦岁月的叙述，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印象：他不懈不休地为自己的每一次活动寻求指引。这一点与他早年寻求引导和指点不无相似之处。他学习法律，最初得到了家庭顾问马吉达夫的指引，到达伦敦以后，马吉达夫的角色由梅赫塔博士取代。他追求宗教，也受到几位顾问的指点，包括几位神智学会神学说教体系（Theosophy，指杂糅西方神秘主义和印度婆罗门教、佛教教义的神学学说）的老师；也是在这一时期，他第一次与另一盏指路明灯《薄伽梵歌》发生关联。他信奉素食主义，得到了善待他的英国物理学家艾利森博士和奥德菲尔德博士的帮助。尽管他的内心承受着自觉愚笨无能的失败感的噬咬，其实他很能干，尤其是在奥德菲尔德博士的支持下，他不断肯定自己，在素食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实际上，他在当地的素食主义刊物上发表了10篇短文。甘地在即将离开伦敦时已经完成了法律学习，得到了进入法律界的许可，还可以说他从几个方面扩展了自我，虽然他说：“我的无助和恐惧从来没有停止过。”
正是在伦敦的岁月，甘地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学习能力很强，他可以不受煎熬地完成主要课程的学习。的确，他甚至超出学业要求的范围，修习了拉丁语的罗马法，这是不必要的、艰巨的任务，他以克服逆境的勇气欣然接受了这个挑战。而在不久以前，他还认为自己是印度萨玛达斯（Samaldas）学院愚笨无能的学生。我们不会忘记，甘地早年的学习遇到过各种困难，一切家庭作业包括乘法表、几何和梵语都让他痛苦。读书只是他的学习任务，还没有成为他的常规活动；在伦敦，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还开始主动学习《薄伽梵歌》。甘地的自我发展还有一个证明，他参与素食运动，在运动中成了当地素食社团管理委员会的优秀成员，他还写了几篇论文。虽然在伦敦期间，有时候自我表现的焦虑依然折磨着他，但他第一次表现出了领袖能力；他发起成立了当地的素食俱乐部，甚至安排组织了自己的告别晚会。
虽然他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果断，但是，在伦敦期间，他继续始终与梅赫达博士保持着联系。梅赫达博士为他安排了许多事情——住房、学业、衣服等。他看重的其他顾问还有奥德菲尔德博士和艾利森博士，梅赫达博士介绍他了解素食主义、加入素食社团，艾利森博士则充当他的学术指导。因此，甘地继续与理想化的父亲角色交往，这表明他仍然需要或者仍在追求规范性的心理结构；他对外在指引和支持的需求正是这种内心需求的表现。不过，他继续追求理想化的领袖，在此背景下，他成功地让自己当上了领袖，当了律师，虽然他心里仍然觉得自己不称职。我们可以说，这种自我结构逐渐变得坚定，他开始把这些“父亲”的某些方面内化到自己身上，构成他自己长大成人的自我。
回到印度后不久，甘地得知，受人爱戴的母亲已经在几个星期前去世。于是，甘地年轻的生命再一次被剥夺了与临终的母亲交融的机会。他悲痛万分，不过他的代偿机能没有失调。他回到了印度，可是从一开始就满怀失意和消沉。甘地回来以后，想尽快在孟买为自己树立律师声誉。然而，他在一次小额索赔案的法庭辩护中第一次露面就遭到失败。当时他过于紧张，无法进行指定的听证。这次失败以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与代理官司的机会失之交臂，于是他去了拉吉科特，到了哥哥身边，在那里，他基本上从事律师文秘工作，直到两年后，他离开印度前往南非。甘地的自我再一次明显地处于脆弱状态，他又一次想要跟一位理想化的对象融合。
我们所说的这个对象指的是梅赫塔博士哥哥的女婿、诗人兼商人莱查德拉，一位耆那教信徒。甘地在印度的两年里，莱查德拉成了他知识和精神上的理想。甘地用下面的话来描述莱查德拉对自己的影响：“三个现代人给我的生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让我着迷：莱查德拉与我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托尔斯泰的著作《天国在你心中》（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和拉斯金的《给那后来的》（Unto this Last）。”莱查德拉是一名成功的珠宝商，但他把经商看做精神生活的边角补充。甘地写道，莱查德拉不仅拥有深奥的知识，他也是伟大的印度宗教领袖古鲁的化身。莱查德拉以身作则、言传身教，鼓励甘地研习以非暴力信条为根本的耆那教思想体系。两年来，作为莱查德拉的门徒，甘地“从近处认真细致地检视了老师的生活”。然而最后，甘地放弃了让莱查德拉做自己的古鲁：“但是，我虽然对他评价很高，却不能发自内心地给他戴上古鲁的桂冠。我心中的这个位置始终是空缺的，直到现在我还在继续追寻。”
与派雷拉谈话时，甘地评论说，自己对莱查德拉的失望源自一些事实：莱查德拉把生意与宗教混同起来，他无视一般的健康法则，还认为遵循正统的种姓规矩是对的。甘地又一次察觉到了矛盾，又一次体验到领袖的不完美引起的幻灭，他不得不拒绝让莱查德拉做自己的古鲁。甘地在自己与莱查德拉的关系中不能克制论争、质疑和批评，简而言之，他不能接受一种古鲁—门徒的关系。
根据印度教的教义，古鲁制度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甘地明白，没有古鲁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古鲁是大师，他要求门徒彻底放弃自己。所以，在古鲁—门徒关系中不能有怀疑和质询。门徒一旦做到了彻底放弃自己，就可以被塑造成古鲁的样子。因此，得出的结论是，甘地否定了莱查德拉的生活和信条某些方面，他无法接受莱查德拉做自己的古鲁。也许甘地认真分析了自己与其他人称道的莱查德拉的知识和德行，事后，他似乎情不自禁地开始抵制与这位商人建立一种深层的关系。实际上，理想化的对象过去曾经让他失望过，所以，他不可能不假思索地接受这种关系，而他的不安和疑虑最终得到巩固、加强，变成了彻底弃绝。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追寻”注定会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因为他不能克服自己的抵制。虽然他整个一生中多次与他人缔结了淡化的理想关系，他却从不允许这些关系加深加强。甘地在56岁时写道：“我仍在继续追寻”。甘地因此成了他自己的受害者，他不断地寻找理想化的父亲，这位父亲能够赐予他力量，能让他的自我变得坚定。他不得不从众多渠道谋求“点滴”指点，却不能完全接受任何一个渠道的教诲，不管这个渠道是宗教、宗教人物、社会领袖还是哲学家。这些人注定要被抛弃，只是早晚和程度不同而已。所以他后来承认：
我相信印度的古鲁理论和古鲁对精神升华的重要性。没有古鲁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知识，我认为这条教义很有道理。世俗事务中可以容忍领袖的不完美，精神事务则不能。只有无所不知的人才配坐在留给古鲁的宝座上。所以对完美的追求必然是永无休止的。因为一个人只能得到与自己相称的古鲁。不懈地追求完美是他的权利。
甘地去了南非，避开了曾经在职业和社交两方面让他感到屈辱的环境，他觉得如释重负。事实证明，他从事的法律活动令人失望，社交生活也无论如何谈不上令人欢欣鼓舞。总而言之，环境——尤其是母亲去世以后——没有为他提供支持和引导，就像他先前在伦敦那样。此外，他与莱查德拉交往的结果是两个人陷入了令人不满的僵持状态；一段时间内，他仍要接受莱查德拉的宗教指引，但是如他所说，配得上他心目中古鲁宝座的人选——理想化的父母——注定是空缺的。从事实来看，在印度的短暂逗留似乎重新激活了甘地早年体验过的自我的痛苦。
甘地踏入南非社会的经过颇具戏剧性。几乎刚一上岸，他就卷入了与敌对环境的纠纷。他坐头等舱去比勒陀利亚，要去那里当出庭律师，这时，一位气势汹汹的铁路官员突然命令他离开头等舱，因为他发现甘地是有色人种，却占据了白人的包厢。年轻的律师拒绝离开，于是，保安强行把他拖了出去。后来，还是在这趟前往比勒陀利亚的旅途中，甘地又在马车上挨了打，依旧是因为他没有坐在“苦力”该坐的地方——也就是专门给在南非生活的印度人指定的位置。这就是甘地最早介入南非印度人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的故事。面对着被认为低人一等、屈服于压迫的人民，甘地与他们的身份认同很快就成了他的Dhruv Laksha，促使他行动起来。
当时在甘地身上发生的变化，后来被认为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甘地后来回忆说，我开始思考我的职责。我该为自己的权利斗争或者回到印度呢，还是不理睬自己所受的侮辱继续前往比勒陀利亚，或者打完官司后返回印度？不履行职责就返回印度是懦弱。我所遭遇的困难是浅层的——它不过是深刻的种族歧视社会病的一种症状而已。我应该试试看能不能根除这种社会病，并在这个过程中忍受痛苦。
因此，用承受痛苦来改造自己是至关重要的。道理一样，就像印度人向来明白，高温可以把黄金跟其他杂质分开。
于是，甘地好像一夜之间变得果敢起来，他肯定地宣告了自己不愿辜负为社会服务的崇高理想，他愿意接受这种奉献所包含的苦难和牺牲。下了决心以后，他开始与“比勒陀利亚的每个印度人”接触。他开始了解同胞们的社会和工作状况，掌握印度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第一手资料。他很快就组织了一次印度同胞的公开大会，在会上，他作了论商业道德的鼓舞人心的讲话。（我们想起上一次甘地在孟买的法庭上公开发言，结果是一场灾难：他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还建议成立申诉协会，必要时还自愿投入了大量时间，代表印度人向当局提出抗议。他的活动并不止于这些公众事务，他还主动提出为愿意学习的印度人教授英语。通过这种种活动，甘地很快结识了比勒陀利亚的大批印度人，被印度人视为他们的申诉问题调查员。他的活动营造了一种氛围，遭受迫害的印度公众不可避免地把他当做可贵的领袖。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我们认为甘地建立的这诸多关系使他空虚的自我得到了必要的支持，他对赞赏和肯定的需要也由于追随者认可他的领袖地位而得到了满足。
在另一条战线上，甘地通过了解人民疾苦和阅读书籍，继续为确立可行的理想而孜孜追求。他与以前的导师莱查德拉继续保持联系，大半是通过信件。他还开始与一位法律界的同事、坚定的非神职布道师会面，甚至开始在这位朋友的教堂里参加基督教的每日祈祷仪式；每日祈祷成了甘地持续终生的仪式。此后不久，他遇到另一位基督徒、一位贵格会教徒，并与之成为朋友，后者引导他学习基督教神学。甘地每个星期天与这位朋友见面，把自己写的“本周宗教日记”给他看，日记是他对指定的阅读内容所作的笔记。这样，甘地牢固地建立了另一种关系，他成了隐身的门徒。此外，他本人的阅读门类庞杂，也成了他吸收知识的渠道，他指出，他贪婪地渴望知识，“几乎不知餍足”。他日益强烈地受到印度教的吸引，从前体验到的抗拒渐渐消失了。
甘地在工作之余从事了3年多公共服务活动，后来，他决心当一名所谓的全职公务人员。1897年，他返回印度，把家人全部接到南非，此后更加积极地为人民的需要而战斗。他创立了一份期刊《印度舆论》，开始全心全意地投身于社会活动。1904年，他受拉斯金的著作《给那后来的》影响，建立了自己的社团“凤凰社”（Phoenix settlement），强调把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的重要性。这个以“托尔斯泰农场”而闻名的社团再次认可了禁欲和利他主义生活的理想。
这一时期发生的两件事对甘地的一生具有重大影响。他成了无欲的修行者，还衍生了自己的不合作主义原则。在甘地看来，禁欲的誓言限制本能的宣泄，比如施虐狂和性欲，可以用它来准备把不合作主义确立为针对印度同胞受压迫的反抗和斗争手段。不合作主义的字面意思是相信真理的力量，在行动中，它渐渐指向非暴力而不仅是被动的反抗。禁欲和不合作将在甘地的一生中占据主导地位，直到最后的日子。
去世之前的甘地
甘地后来说，他从1900年起就专注于禁欲，但他宣誓自我克制并成为真正的禁欲信徒，则是祖鲁战争期间他在救护队服役之后。换句话说，直到那个时候，他才真正成了禁欲主义信徒，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追求禁欲的一种生活方式或一套行为举止规范。
在甘地看来，一个努力实现自我的人必须遵循五种肉体仪式，它们都源自一首祈祷歌曲“Vaishnava Jana to tene Kahiye”[由纳尔辛哈·梅赫塔（Narsinha Mehta）演唱]。它们分别是：非暴力（不可摧毁）、真理、不占有、不偷窃和禁欲。在印度禁欲主义的意义上，要想“动摇压迫者的王位”，积极努力的人必须发誓自我克制，尤其是反对性欲的发泄。我们认为，甘地的这些教诲和相关印度教义的实践被转化成了内在的自我结构，持续为他提供了平和与抚慰，它们充当了他的理想，指引他走上一条同情他人的命运之路。这些仪式强调生命禁欲苦修的一面——每周的“静默”、斋戒和对自然疗法的尝试——它们为甘地提供了心灵安宁的另一个永久的渠道。
就其全部意义，甘地的变化说明，他由来已久的对老辈人教诲的抗拒渐渐软化，他同样受到了本国遗产、尤其是禁欲价值的吸引。出现这种转变以后，甘地追求价值的一个方面似乎即将到达终点：现在，他允许自己与印度的价值观实现部分的融合。因而，他还是无法彻底接受任何道德或者道德法则的教诲。但是，即使我们认可他的勉强心理，他自动向印度价值观靠拢的自我发展仍然表明，他越来越能够接受老辈人的价值观了，虽然它们是他从童年时代就弃绝的，尤其是父亲去世的情形引起了他深深的失望。不过，在重归老辈人价值的过程中，甘地被迫放弃了与西方价值的认同。他开始避开一切方面的现代化，包括作为他生命组成部分的社会变革。他舍弃现代医疗而采用自然疗法，舍弃磨房和工厂而采用手工纺织，舍弃现代科学而采用古代工艺，舍弃英语而采用方言，诸如此类。他对理想偶尔狂热的追求有所削弱，他与象征父母的兴趣和教诲的事物发生关联渐渐成为可能。此外，正如他37岁以后的人生所表明的那样，他似乎发自内心地接受了这些价值：想想他为了自己没能在生命晚期的工作中实现这些价值所产生的耻辱感吧。甘地发生转变的另一个关键侧面是，他重新发现并认识到，母亲的价值是他人生的指导。他的脑子豁然开朗，“妇女是非暴力的化身”。
总结：在追求价值和精神领袖的漫长岁月里，甘地后来转向了老辈人的价值，这些价值也正是他在长期的撤退（或者反抗）中从同胞身上摈弃的。他的转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母亲价值观的理想化。他渐渐开始从内心接受这些价值观，把它们变成他自己的。这样，甘地完成了他的自我治疗，其表现形式是坚定他的价值观，扩大他整体的自我和谐。接下来，他就能够在印度的政治和道德战斗中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讨论
这篇文章研究了甘地的自我发展的历程，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理解它怎样日益坚定，最终让他成为印度大众伟大的解放者。与他追求精神领袖，追求赖以安身立命的宗教、哲学和社会信念的过程相联系的，是他的不满，他对自己接触过的许多老师和宗教政治观点满怀腹诽。他准备欣然接纳，却一次次感到失望。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甘地自童年时代起就开始与周围呈现的大多数事物作斗争。我们讨论的核心是甘地追求结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伴随他的整个一生。
我们认可甘地对童年经历的整个叙述是可信的——他担心受到别人和超自然力量的攻击，他对身边事物的恐惧心理使他无法生机勃勃、勇敢果断地融入周围的环境。他所描述的自我充满了脆弱感：小甘地觉得自己不是环境的主人。在我们看来，钦佩和支持的镜像功能没有发挥作用，甘地得不到力量，不能对他独特的体格需求作出回应，所以他觉得自己“懦弱”是可以理解的。自我的两级包含一个人的雄心抱负——从早年的自大表现到成年以后的自我肯定——它要求自我与充当钦佩镜像的自我客体是统一的。自我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内化现象，要求一个人反复体验所谓适度的挫折，这种体验使处于萌芽状态的自我镜像功能变得强大，达到成为永久滋养渠道的地步。正常情况下，这个过程由紧随适度的挫折出现的“外形内化”完成。就甘地的例子而言，最适合展示夸大自我的这种古老的自我/自我客体关系始终没有建立；也就是说，他的表现欲的镜像肯定存在缺陷。所以，小时候从学校跑回家的小甘地没有体验过童年时代过分自信的快乐，没有体验过游戏、奔跑或者淘气的快乐。他似乎没有机会因过分自信而得到肯定的反馈，而一个孩子要感到自信、积极，正面的反馈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个孩子的自我总是能够得到镜像支持，那么我们可以猜想，他的一生会以放弃为主，因为他很早就获得了幸福的内在来源——内化的钦佩感，它是和谐的核心自我保持活力必不可少的。甘地在整个童年时代都觉得自己无力应对环境的挑战，当他试图从身边获取所需要的镜像支持以充实自我时，这种愚钝无能的感觉却始终萦回不绝。他没有得到这种支持，我们还知道，甘地一生的大多数时光都备受这种感觉的折磨。
也许我们从甘地的生平描述中得到的唯一最鲜明的印象是，他热切地追寻领袖，并对他们感到失望。甘地在57岁时谈到了他对精神领袖的追寻，承认“这个宝座至今还空着”。这句沉痛的话隐含着甘地对一位人生导师的迫切需求，他要与导师一道、从导师那里汲取他所需要的力量，以实现他强烈渴望的内心和谐。遗憾的是，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不能牢固地树立理想化的形象。所以他沉痛地说，“这个宝座至今还空着”，表示他抵制与这些理想人物的融合，而他原本可以经由他们补足自己缺失的自我结构，提升他的自我评价。甘地抗拒融合，他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向每位导师身上的瑕疵和缺点，哪怕他们看起来好像可以充当理想化的自我客体。最后，甘地在上帝面前停了下来，上帝是完美的形象，他必须和上帝“面对面”。
很显然，甘地与母性人物——普特丽白、他的姐姐和保姆——的关系没能充分填补他的心理结构的两极，这两极调节一个人的抱负心，所以他后来无法成为他所仰慕的那一类活力迸发的人。他觉得自己是有缺憾的，他害怕一切针对身体的暴力和周围环境的破坏性，包括想象的蛇、贼和鬼怪。所以，甘地迫切地需要获得补偿力量，弥补他不充分的自我。根据科胡特的理论，我们知道，患者如果受到低能的镜像自我客体的折磨，那么，他就会用理想化的原始自我客体来巩固其自我评价，方式是由理想化的父母来充当具体的自我客体。那么，就甘地所处的环境而言，什么或者谁可以被他视为理想化的目标呢？谁能充当他的理想化的父母，让他体验到古老的自我/自我客体的融合呢？因为只有通过融合，他才能认同这位理想人物的教诲，得到安宁和抚慰，也才能从这个人身上汲取力量。表面上，许多人物都可以充当理想化的对象。除了父亲，他还有几个哥哥、姐姐、母亲和保姆。向外界寻找，他有各类宗教和世俗的老师，再向外扩展，还有宗教本身和克里希纳神，甘地也可以跟它们结盟。
父亲是帝万，所以他们的父子关系变得特殊：他是受宠的小儿子，偶尔脾气暴躁的父亲从来没有打过他，实际上，父亲对他一向疼爱。甘地对父亲的忠诚爱戴有详尽的记录；同样记录完好的还有，他认为父亲是个卓越非凡、受人敬慕的人，但父亲其实没能给他留出多少时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甘地的父亲不能充当理想化的对象和力量源泉，使甘地与之融合。甘地明白，他可以为父亲服务，以此换得父亲的呵护。父亲对甘地的教导就是父亲本人在生活中的榜样作用，它的首要特征是力量和诚实，即对家庭的和社会的责任感。如果甘地不是一个因自我怀疑而倍感困惑的孩子，那么甘地的父亲完全可以充当理想化的父母角色。可是，对于年幼的甘地，父亲的帮助不够有力。不过，很显然，甘地在几个重要方面能够与父亲认同：当然，他的确养成了高标准的习惯，形成了严格得几近苛刻的良知。他无疑认同于父亲要当公仆和人民领袖的使命。
至此，我们对讨论加以总结：“圣雄”在自我发展的镜像阶段经历了失败，在建立理想化的父母形象时进一步遭到失败。这种与自我客体的“补偿”关系是为了弥补他与镜像自我客体的关系中所存在的主要缺陷的，但它不足以填充他有缺憾的自我结构。于是，甘地早年才会绝望地寻找自我结构，同时却又抗拒——由于先前的失望——全身心地接纳新的也许能够弥补这种缺陷的自我客体。
还有一些人可能为年轻的甘地充当理想化的对象，他们的情况又如何呢？母亲、保姆和姐姐都很关心他，她们作为自我客体却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甘地的几个哥哥显然也很照顾他，但他们悉心看护甘地的能力是有限的。从甘地衷心信赖的这些人身上，他既没有得到充分的内心指引，也没有获得足够的力量，不能以此作为基础，弥补他自感欠缺的活力和自信。我们已经指出，甘地也无法进一步让自己沉浸在他从小受熏陶的那种特殊的宗教氛围当中。
在随后的青少年时期，甘地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这时，他的护士角色成了生命的主要内容。父亲去世，甘地却不在场，没能获得最后与父亲交融的力量，他的反应不仅是绝望，而且彻底弃绝宗教教诲。他没有理顺自己对父亲的失望，于是迁怒于他人，接着表达了对老师的愤怒，因为他们不肯把那些很容易赐予他的东西教给他——“特殊的知识”，用他的说法。父亲去世了，甘地对这件事的反应凝固成了他对特殊品质的追求，他觉得自己身上缺少这种特殊品质，尤其是活力迸发和不受自我怀疑侵扰的自信。他的这一追求将持续终生，直到他离开南非，那时他已经50多岁了。
我们指出，甘地在伦敦期间开始追求一种生活方式，追求一种可以安身立命的理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与能为自己提供支持和引导的人建立了关系，这种经由他人来建立自我结构的模式到那时日渐稳固。甘地与素食协会的成员及其领袖奥德菲尔德博士的关系特别有益，使他能够以出众的表现完成法律学习，虽然他此时仍然受到愚钝无能感的煎熬。
接着，甘地又回到印度，他的运气开始转向：母亲去世，他的律师前途没有进展，他开始感觉到严重的自尊丧失。他的视野中出现了另一位也许可以理想化的领袖，这个人就是学者兼商人莱查德拉。甘地再次小心翼翼地试图建立自我/自我客体，结果在理性分析之后，让自己摆脱了这种关系，他认为导师的精神生活受到了世俗利益的污染。这时候，甘地似乎彻底抛弃了印度的宗教教诲，虽然他在伦敦期间就已经开始学习《薄伽梵歌》。
去南非当律师的建议是甘地在印度逗留两年后提出的，当时，他很高兴能离开故乡。可是，几乎从他踏上南非土地的那一刻起，戏剧性的、持久的自我改变就开始发生：甘地成了领袖。甘地宣布他要领导战斗，捍卫在南非生活的被肆意侮蔑的印度民众的权利，这时候，他的变化的外在表现是，他努力成为一位令人景仰的领袖。我们可以理解甘地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他对前不久遭遇的打击的反应，即母亲去世对他自尊心的伤害、律师事业的失败以及他与伦敦的循循善诱的导师的别离。我们可以猜想，甘地对他在南非遭遇的第一次侮辱——火车上的冷遇——的反应是愤怒的表现，长期以来，屡次失望所产生的愤怒在他心里蕴蓄，既有不久前的，也有过去的。换句话说，甘地到达南非时很容易被触怒，他对在火车上遭到的侮辱所作的第一反应具有移情反应的成分——它是又一次缺乏同情的冷遇所激发的自恋式愤怒的表达。甘地能够用目标明确的方式采取行动，从这一点看，显然，他这时候可以把自己的攻击性能量发泄出来，并表现为适应环境的自信。
所以，甘地刚到南非时亟须得到自我的支持，他的自我由于丧亲和事业失败而变得十分脆弱。我们看到，他因此很容易因被人拒绝和侮辱而受到刺激，并作出激烈的反应。南非被剥夺权利的印度民众对甘地脆弱的自我发挥了重要的自我客体作用，他们不断地对甘地服务大众的自我表示钦佩。甘地几乎立刻成了一个受人崇敬的人，成了南非备受尊崇的印度人，这给他日渐衰弱的自我注入了一支振奋昂扬的解毒剂。这位年轻律师日后的所作所为让我们相信，在南非，甘地完成了他的“自我修复”：他不久前失去了母亲，也失去了其他自我安慰的渠道，现在突然事务缠身，忙于领导和教育被剥夺权利的、景仰他的同胞。这种自我修复就是健康自尊的巩固，民众需要一位可以拥戴的领袖，甘地对此作出回应，由此实现了他的自尊的巩固。在欣然承担这个角色之前，民众为他脆弱的自我注入了必要的尊严，心怀感激的民众因此浓缩成了一个镜像的自我客体。所以，甘地的自我转变在于，他成了一位充满领袖魅力的首领，这位首领满怀着坚定的使命感，人们天天对他表示仰慕和敬爱，正常情况下这种尊崇只有杰出的领袖才可能拥有。此外，我们还认为，甘地精力充沛，一心为困苦的民众提供服务，这个自我的具体活动是他与父亲很早以前的交接的再次上演（也就是说，移情）。我们回想起来，当甘地全心全意地照顾父亲时，父亲用感激回报他。南非的印度人民对甘地的爱护所作的回报也是感激。
可是，甘地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没有因为他服务于南非的印度同胞而完全得到满足，就像在印度时，父亲也没能完全满足他的需求一样。受到印度民众衷心拥戴的领袖甘地始终不能释怀的是，他在寻求“自己”的力量源泉时屡屡受挫。这种状况很像移情模式，常常出现在一些对原始的自我客体感到失望的人们身上，他们不断地主动与潜在的自我客体建立纽带；可是纽带一旦建立，他们就会立刻把它打破，因为他们在移情过程中感到失望，有真正的受到威胁的失望，也有假想的失望。
所以，甘地在当上领袖的同时，仍在不断地追求可以被理想化的领袖，聆听他们的哲学和宗教教诲，避免全心接纳单独某位被理想化的自我客体或者某一种被理想化的宗教。到1906年，甘地已经成了几个大陆的重要人物，这一年他接受了禁欲教义，确立了不合作政治运动。虽然他宣布，禁欲是他可以奉行的自我节制原则，但它们其实是他的特殊版本的禁欲理想。甘地仍在与理想化的领袖或理想化的宗教建立关系，这个过程仍然满怀抗拒，他的政治活动、他对完美的精神领袖的追求也还在继续。哲学家、虔诚的教徒、朋友和顾问不断地进入他的生活轨迹，其数量之多令人感叹。甘地最终选择《薄伽梵歌》作为他的指路明灯，这不是巧合。抛开《薄伽梵歌》是备受尊崇、最有影响的宗教文本不说，它还是年轻的勇士阿尔诸纳在陷入抑郁之后奋发图强，终于找到了精神导师的典范。《薄伽梵歌》是勇士阿尔诸纳和他的导师薄伽梵歌之间的对话，克里希纳不能说服阿尔诸纳参加反对同伴的战争，最后，他只好让阿尔诸纳亲眼目睹自己现出神形（Vishwarup Dorshan）。然后，薄伽梵歌请阿尔诸纳抛开一切恐惧和依恋，与自己融为一体。与上帝交融成了生命的最终救赎，成了自我实现的最终手段，这个强有力的信息无疑是吸引甘地接受《薄伽梵歌》的原因。
那么在甘地重新进入印度社会时，他的自我又是什么情况呢？当时，他的自我已经得到充分的巩固，他能够接受和表达自己的雄心，雄心成了他的自我的可靠特征。这种新的能力要想充分而持续地施展，唯一的条件是他登上南非的领袖地位。他的自我的另一级，即理想，过去经常纷纷扰扰地反映在他寻求和抛弃一连串可能的精神领袖的过程中，现在，它变得相当（甚至绝对）稳固，以至于他担任人民公仆的理想——他父亲的理想——变得更加可行。他试过接受莱查德拉、梭罗、托尔斯泰和拉斯金的理想和教诲，现在，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印度教禁欲的教诲——不过是他自己的版本，尤其是自我节制与保持活力和生机并存的观念。最后，甘地接受了禁欲教义，他接近了印度苦修者的自我价值，比如他早年的导师莱查德拉和他母亲自他童年时代起就赞颂的宗教人物。
甘地经历了戏剧化的自我转变，但是显然，他仍觉得不完整。在他的自白里，他谈到他还在继续追求真理，即使他没能抵达可以“亲眼”看到上帝的地方，他也不气馁。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他的这种努力与他永无休止地追寻理想化的父母等同起来：“我想要实现的是自我实现，亲眼看到上帝，得到莫克萨——这30多年来我一直在为此努力，为此心神憔悴。”
参考文献
G。M。Carstairs，The Twice-Born：a Study of a Community of High-Caste Hindu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57）。
S。Kakar，The Inner World：A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Childhood and Society in India（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second edition。
Wendy O。O'Flaherty，Asceticism and Eroticism in the Mythology of Shiv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Wendy O。O'Flaherty，Women，Androgynes，And Other Mythical Beasts，Chapter on Sexual Fluids（Chicago：University Chicago Press，1980）。
The Bhagavadgita，trans。S。Radhakrishnan（New York：Harper&；Row，1948）。
A。Roland，“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s on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n India，”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1980），VII，pp。7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