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 丹尼尔·奥弗
一般学者喜欢把心理史学的创立时间确定在1958年。这一年，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向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发表了题为“下一项任务”（The Next Assignment）的主席讲话；同年，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出版了《青年路德》（Young Man Luther）。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年标志着重大变化。威廉·兰格主席向历史学家们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在心理史学范畴开展动机研究；《青年路德》无疑是第一部优秀的心理传记，它是根据史料撰写的，文笔优美，思路清晰。自此以后，心理史学催生了许多附属学科，各种刊物和研究机构应运而生，竞相开放，还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方法。它影响了几所高等学术机构的历史教学，而且它决定性地摆脱了最初的起源（心理史学研究本来是精神分析学家工作之余偶尔为之的活动）。最后，心理史学本身还可能对文化和政治产生了影响，使得某种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意识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中风行一时。
然而，1958年绝非真正的转折点。心理史学是一项复杂而繁难的研究活动，把1958年定为它创立的确切时间，理由始终是不充分的。心理史学自称具有创新性，但历史学家经常对这一点提出异议。历史学家对动机的研究一向深入，有时他们比多数心理史学家的研究更透彻。双方的论断背后潜藏着某种地盘争夺战的心态。于是，同情心理史学家、立足心理学研究的历史学家弗兰克·曼纽尔（Frank Manuel）在1968年反驳说，弗洛伊德不是推动“新”历史的中心人物，他认为这一荣誉应该归于维柯（Giambattista Vico）。
另一方面，按照精神分析学的传统，论文的作者似乎认为，心理史学不仅始于弗洛伊德，而且始终只是对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得出的新理论加以检验而已。所以，在精神分析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除了从事精神分析的专业人士的观点，参考文献中一律排斥其他人的观点。地盘问题对明确这门学科的定义、方法、目的以及本学科适当的研究训练具有重要意义。举例来说，分析师库特·艾斯勒（Kurt Eissler）坚称，只有训练有素的精神分析从业者才有资格撰写心理史。历史学家弗雷德·温斯坦则委婉地指出，艾斯勒的立场是荒谬的。温斯坦认为，我们必须像对待其他一切建立在主观基础上的理论一样对待和使用精神分析理论。他由此含蓄地指出，精神分析师的主观倾向在实践过程中扭曲了他们的视角。最后，还有一些人整个改变了辩论的基础，对精神分析学本身能否有效地充当心理史学的理论基础提出质疑。你来我往，唇枪舌剑成了这场辩论的代名词。
心理史学的起源是个核心问题。路易斯·霍夫曼（Louise Hoffman）不久前指出，当代就希特勒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纳粹的辩论，定义了心理史学的假设、方法和风格。她最后写道：心理史学是一笔分量可观的遗产。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应用心理分析学著作却是弗洛伊德思想较晚开花的结果。早在1933年之前，弗洛伊德就已经写出了他的大部分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此外，弗洛伊德热忱的弟子们也著述颇丰，写出大量有关历史、文学、宗教和文化的著作。毫无疑问，在评论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时，阿德勒（Adler）、萨克斯（Sachs）、兰克（Rank）和其他人的理论指导承袭自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从1905到1911年间的早期会议，延续了《意象》（Imago）于1913年后刊载的文章，借鉴了各种各样的精神分析学国际大会的会议和讨论内容。
我们说心理史学创立于20世纪，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启发，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呢？最早，柏拉图就把他的政府理论放在带有鲜明的心理学特征的框架下。《圣经》里也有些故事是典型的心理传记。普鲁塔克写的那些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也在常规的叙事中探讨了意识和无意识动机的复杂性。距现代较近的政论家如托马斯·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约翰·洛克、大卫·休谟、让-雅克·卢梭和其他许多人也都常把错综复杂、难以驾驭的心理学理论纳入政治行为和政府制度中。
本章力图以反思的而不是系统的方式把握这段历史。我们两个人都不认为自己拥有漫长的西方思想史的任何特殊知识。对20世纪以前的材料，我们的讨论都从一个我们认为可以首先轻松回答的简单问题入手：在弗洛伊德之前，有没有心理史学？我们的回答是加了许多限定条件的“是”。我们发现，有些思想家具有惊人的心理洞察力，对这些分析感兴趣的人如果忽视他们的著作，是很危险的。但是，从柏拉图到弗洛伊德，说得直白一点，这中间总好像缺了点什么。这缺憾就是两者之间的界限和不完整的思想，它们为自弗洛伊德以后的思想家的特殊贡献提供了一些线索。
心理史学的发展在接近当代时遽然深化。文献浩如烟海，参考资料也急剧增多。我们给心理史学的发展设定了时间顺序，这个顺序也许更符合我们要求的连贯性，而非真正反映了文献所呈现的模式。此外，我们想用插图的形式，重点突出心理史学领域部分重要作者的著作，其他作者的文章则一笔带过，或者只在脚注里略略提及。这一章内容不是参考书目的综合，我们也无法公平地宣称人人都有发言权，就像法庭辩护那样。我们写的是历史，历史总是有选择的，否则它毫无意义。
一门新学科的成熟需要时间。书中谈到的作者各辟蹊径，创造性地推动了它的发展。我们想详细描述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独特而精辟的洞见。有时候，当下看来十分新鲜的东西，其实古已有之。举例说明，心理传记不能是个案史，这是个从20世纪50年代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以至于令人生厌的陈旧观点。这个观点本该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辩论之后就寿终正寝的（协会成员在1907年4月17日到12月11日间，定期在弗洛伊德家里开会）。但是我们也敏锐地意识到，没有兑现的承诺和已经错过的机会必须被一一指出，否则我们就会停滞不前。
这里要定义一下“学科”这个词。一般来说，可以把心理史学定义为一种历史，它系统地使用心理学的概念、原理和理论，以加强我们对历史上某个具体人物、某些特定事件的理解。这个定义泛泛地涵盖了对历史应用的精神分析或者心理学理论、政治心理学（也许具有历史意义）、正统的心理史学、心理学基础上的社会学或人类学，还有对已故的文人墨客的心理剖析。这个定义排除了对文学艺术的心理解析。它把心理史学纳入了更大的历史学范畴。
心理史学是认识过去的一种方式，但它不是筛选历史资料的唯一工具。比如，现代国家的演化史不一定是一部心理史学的发展史，虽然就领袖和普通公民的生活而言，其中最有趣的很可能是民族—国家的心理学意义。
不过，本书探讨的是领袖问题，不是通常的心理史学。许多观察者争论这两个问题的区别，他们同意唐纳德·B。迈耶（Donald B。Meyer）的意见：“一个观点要直截了当地指出：精神分析史是以传记为核心的历史。”毫无疑问，领袖研究的重心放在传记上。传记研究自从它因弗洛伊德而正式诞生之后，就一直主导这个领域。大量著作呈现“病史”的形式。早期维也纳学派用“病史”这个词来指把研究重点放在领袖的病症上，看领袖怎么把个人的矛盾和困惑转化到公共事务中。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把这种观点变成了政治法的形式。不过，关于领袖的学术研究背后，大多隐含着公共和私人之间特定的病理联系。弗洛伊德和布利特（Bullitt）笔下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66[1923]）是个念念不忘自己父亲的人物，历史给威尔逊提供了一条自我宣泄的途径，让他希望自己像基督一样伟大的幻梦通过行动表现出来。沃尔特·兰格（Walter Langer）笔下的希特勒（Hitler）（1967[1943]）实在是普罗大众心目中的希特勒：一个精神病患者，昂首阔步地走在德国的土地上，把自己巨大的问题强加给一个刚毅顽强的社会。近几年，还有布鲁斯·马兹利什笔下的尼克松（1971），他用危机来检验岌岌可危的自我感觉；“水门事件”后，详细阐释尼克松心理问题的研究还有更多。用这种方法来研究领袖问题，可说的很多。许多领袖并不隐瞒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这一点尤其容易授人以柄，让人总结出他们的病态。
然而，上述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从精神病学的角度，病态很容易扼杀创造力，这实在是精神病的一个可悲的特征。而且，仅仅因为对领袖的心理学研究容易指出他们心理病态的一面，就给所有的领袖扣上精神病的帽子，这简直是荒谬之至。此类研究不该只限于这种方法。我们还有亚伯拉罕·林肯的例子呢。就连希特勒也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多面统一体。实际上，领袖经常表现出鲜明的心理病态特征，这一点也许纯粹是出于偶然。最后，心理史学也像日常的趣闻一样，喜欢用恶棍而不是英雄大做文章。这就在我们所指的历史的意义上歪曲了神经症或精神病的意思。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领袖自身的心理病态制约了他的成长和他巧妙地适应历史的能力。
本书旨在通过对领袖的研究，消除把心理病态和心理正常一分为二的说法。个人是在历史背景下活动的，迄今为止，关于领袖问题最有趣的心理史学著作都是想要准确地指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在历史上某个独一无二而又意义重大的时刻，究竟存在何种性质的相互关系。除非我们说整个社会都“病了”，否则，病态基本上是个不相干的问题。因为我们对姑且称之为“追随”现象的心理学研究，是作为领袖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必要对应物而出现的。怎样逐步认识到这一点，是接下来要讨论的核心主题。此外，我们还想解释一下精神分析学自身的理论发展如何一步步推动了致力于领袖研究的学者对这二者联系的理解。
一个人要想探讨别人的主观世界，就不能不正视自己参与这项研究的私人动机。当然，斯特罗齐尔和奥弗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尽相同，详细讨论我们两个人的回答无异于自我沉溺。不过，我们经常讨论自己对某些领袖的独特兴趣，并且注意到，把领袖理想化是个常见的问题，这问题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两个人以不同的方式渴望理想人物的存在，渴望把理想化看做一个过程，也许，我们还渴望不失却自己内心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