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割据状态之下，各地的当政者们各显神通，治理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论其效果来说良莠不齐，人们普遍认为山西、广西较为稳定，西南较为混乱。
1916年讨袁护国之战结束后，四川省内既有本省的川军，又有喧宾夺主的滇军和黔军，滇军将领罗佩金出任督军。北京政府希望全国裁军，罗佩金决定把在四川的滇、黔军改编为中央军，使川军大为不满，因为川军对滇、黔军一直反感极大，如今变成中央军后留在四川便名正言顺了。于是川军五个师长集体抗命，与滇军爆发了成都之战。川军占有地利、人和，占据了上风。随后川、黔两军又在成都交火，黔军失败。
在四川，各派势力乘机而起，扩充武装，割据一方，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防区，军阀在各自的防区内横征暴敛，中饱私囊，扩充军队。四川农业、工业和商业走向萧条和崩溃的同时，各派的军队规模却急剧扩大，从民国初年的1万人扩大到1932年的近60万人，军费也飞速增长，由610万元增至近亿元。社会经济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护国讨袁战争期间，云南的军费支出很大，受川军打击后又无法在四川筹集，欠下900万元军饷未发。云南督军唐继尧请求孙中山的广州政府接济，但对方经济一样很拮据，无力为助。唐继尧打算准许美商在云南采矿，消息传出后受到省内外人士一致反对，筹款发饷的计划便无法实现。1921年，拿不到军饷的滇军由四川回师云南，唐继尧只好逃亡香港。
此后云南的政局几经变迁，到1927年暂告稳定，龙云任云南省主席。省政府设立了经济委员会，建立了二十多家官办企业以发展地方经济。个旧锡矿的矿石中含杂质较多，只能售与外商或广东商人重新熔炼提高成色，然后才能运销欧美。1933年，云南政府成立炼锡公司，改进冶炼技术，首次炼出了高成色的锡直接出口欧美市场，个旧“锡都”之称从此驰名中外。
云南政府利用锡出口的特殊外贸条件实施外汇管理，征收进口货特税，落实特种消费税，一方面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限制进口和畸形高消费，有效地管制外汇。云南发行的滇币实行与英镑直接汇兑，币值很快稳定下来。
民国建立后，云南成为中国最有名的鸦片产销地，烟税成为当地的财政支柱。1935年起，云南当局开始进行“以烟易烟”的经济结构调整，在禁烟中实行官方垄断经营，统购统销，拉动鸦片上涨，用价格手段迫使烟民自觉禁绝。统购统销所获得的巨额收益再投入到产业建设和农业改造上，推广烟草和经济作物，作为禁烟后的农业替代作物。通过这些种种措施，实现了“以烟易烟”，调整了产业结构，发展了地方经济。
民国时期，广西曾被称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其政治成就远远大于经济成就。广西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省份，耕地面积只占总面积的9%，生产效率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工业基础薄弱，税收依靠收取云贵通往广东的鸦片税，在内战中经常感到底气不足。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时，山西阎锡山认为大势已去，失败已成定局，便拨款40万元给桂系李宗仁，以作为他个人日后的生活费用。此时正是桂军粮饷两缺之时，这笔私人馈赠正好救急。
1931年，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重新站住脚跟后，以组织民团的方式扩充军事力量，并进而改造社会，使民团不仅作为军事组织，而且作为政治机构，承担起地方建设的使命，以便把散漫的社会力量团结起来，实行统制经济，以求自给。民团建立后的最大收获便是民团组织达到农村基层，肃清了广西的匪祸。广西省政府决定所有民团经费都由省政府支出，各县因办理民团而增加的捐税一律废止，民众得释重负。
广西政府如何能拿出这笔巨款？主要是由军费里节省出来的。1931年后的几年间，新桂系不问外事，埋头从事省内的建设工作，军队由原来40个团裁至14个团。广西空军向英、美、日等国采购飞机五六十架，当时外商出售飞机都有很大的回扣，但广西当局在采购时严加防范，杜绝中间人中饱，也得以节约了成本。
说起割据一方的土皇帝，最知名的当属山西的阎锡山，他的实力不甚强却能在民国的风云变幻中多次坐观他人争斗，自己坐收渔翁之利，维持其地盘。阎锡山为了保住都督地位，不惜以40万重金贿赂袁世凯的秘书长梁士诒，甚至将父亲送到北京作人质，以表示对袁的恭顺。他参加北伐较晚，却成为四大集团军之一并首先进踞北京。他领头反对蒋介石，却在中原大战失败一年后只身重掌山西政权，手腕可见一斑。
阎锡山自1917年任山西督军兼省长起，就在政治上、经济上自成体系，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不许外省军队入晋，对内推行“自存自固”策略，埋头经济建设，坚持相对独立。阎锡山的“保境安民”政策给山西带来多年的和平，这在北洋时期是非常罕见的。
阎锡山苦心经营山西，推出了许多政策和措施。以农业为例，从1917年开始推出“六政三事”（“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放足；“三事”：种棉、造要、牲畜）来发展农业。在行政管理上，借用日本的“村本政治”建立了行政网，选举产生村长，成为全国第一个把政权渗透到村一级的省份，甚至连乞丐也纳入管理范围。阎锡山的村政建设使得农村的社会秩序稳定，外界普遍给予较高评价。
山西早就实行了国民义务教育，到1916年，山西每万名国民中有小学生290人，居各省之首。凡毕业于国立大学的山西籍学生，省政府均资助3000元大洋出国留学。钱三强夫人、同为著名物理学家的何泽慧出生在苏州，但祖籍是山西灵石县，她靠这项政策得以赴德国学习弹道学。
阎锡山对山西工业的发展也不遗余力，他设立的太原兵工厂曾与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汉阳兵工厂和沈阳兵工厂并列。很多中央军部队到抗战末期改换美式装备时才有冲锋枪，而晋军在1930年就有了。由于弹药充足，晋军在打靶时一律用实弹，这种气派在全国军队中绝无仅有。
在阎锡山的治理下，山西在当时被称为“模范省”，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但光鲜外表下也同样有着诸多社会弊端。阎锡山用封锁政策对待一切省外的书报刊物，老百姓耳聋眼瞎，只知道阎锡山，不知其他，这也是“模范”的治绩之一。
为保证统治不倒，阎锡山花费了大量社会财富构筑碉堡。抗战后太原成为当时全国设防最坚固的城市之一，耸立起5000余座碉堡，号称是“可抵150万军队”的“碉堡城”。每修建一座碉堡需要40立方米片石和30袋水泥，仅用于修筑太原周边碉堡的水泥至少可以修盖2万间洋房，如果把耗费的劳动力投入耕种，至少可以使4000顷荒地变成良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