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中国的新式工业大多集中在沿海和通商口岸，内地各省交通不便，小农经济占着绝对优势，现代化工业极少。战争爆发，日本资本撤出国统区，结果1938年至1939年的钢产量急剧下降到不足1000吨。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建立后方巩固的经济基础，国民政府组织沿海重要厂矿内迁。在“淞沪会战”期间，上海地区146家工厂重15000吨的设备，由2500多名工人在弹火纷飞下从上海迁往大后方。几个月内，仅通过钱塘江大桥撤退的火车车皮就高达60万节。
国民政府战前设计，在汉口至宜昌间建立新的工业中心，因此初期内迁工厂大都以这两地为目的地。不料战事的进展证明南京政府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军事实力。1938年6月武汉告急，在武汉等地的厂矿被迫再度西迁。民生公司卢作孚亲自指挥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将最重要的工业企业抢运到大后方。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中，民生公司损失船只16艘，牺牲员工100余人，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总共有600多家工厂和4万多名技术工人搬迁到大后方，其中大约四分之三的企业恢复生产，对战时后方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支撑持久抗战做出了贡献。重庆集中了大后方军工和民用的主要企业，如枪炮、弹药、钢铁、机械、化工、纺织等行业，建立起较完善的工业体系，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军工和民用物资的主要生产基地，原本落后的西部地区获得难得的产业升级机会。武汉的纺织厂申新四厂在四川的新厂址恢复营业，从此四川才有机制棉纱，结束了依靠土纱土布的状况。
抗战爆发之后，众多来自欧美、东南亚、澳洲等地的华侨司机，响应祖国号召回国参加抗战，来往于大后方各地的公路上，被称为南洋机工。这些来自异国的年轻人很多人甚至连国语也说不好，但是开朗、胆大，不畏日寇的轰炸与道路的崎岖在公路上驾驶汽车，担负起重要的职责。
南洋机工们本来薪水就可观，加上有些人不能免俗，穿着入时，出入娱乐场所，使得他们在人们眼中属于新富的群体。因为他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标准与当时国人的差异，在许多文人的笔下，他们被描述成粗鄙和庸俗的形象。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用汗水和鲜血支持着祖国的抗战，上千人因为战争和疾病在祖先的土地上失去了生命，为自己的祖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战后这些司机大多回到了侨居国，继续着自己的生活。
不仅仅是军队、政府和工厂，随他们一起涌入大后方的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东部居民和战争难民，如何度日是他们在异乡始终面临的考验。虽然社会上的薪金、工资一直都呈上升的趋势，但远远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断跌落，工薪阶层的购买力在1937年与1944年间下降了85%。
物价飞涨、钞票贬值的直接结果是：银行的存款成为废纸，中产阶级从社会中消失。社会上开始采用粮食或“生活费指数”为工资的计算标准，甚至恢复使用银元。政府机关人员本来拿的就是打了折的“国难薪”，日日为柴米油盐所苦，不能专心致力于公务，有操守的从事兼职以维持生计，意志薄弱的贪污索贿，或是向敌人出卖情报。军官要么吃空额、倒卖物质，要么作超人的自我克制，连一些少将级官员都感到后方生活太苦，想到前线去拼命，至少能吃碗饱饭。
战前大学教授待遇很高，武汉大学教授月薪1000元，生活标准远远高过一般百姓，到菜馆里都要点最豪华的酒席。但是，由于物价飞涨，昔日的上等阶层沦为了潦倒贵族。战前五口之家每月最低生活费为50元法币，到1941年10月要维持这样的基本消费就必须有1800元，到1942年11月则必须有7500元。而此时就连最高学府西南联大的教授月薪尚且不足1400元，仅为最低生活水准的五分之一。
为了补贴家用，许多大学教员在两个以上的学校任教，出卖珍藏的书籍，或典当家具、出售衣物。闻一多为人镌刻图章，夫人摆小摊出让衣衫，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和其他教授夫人一起挎篮卖亲手制作的“定胜糕”以补贴家用。很多人只有摇笔杆子挣稿费，可有时一篇文章的稿费仅够吃一碗面。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上册）出版时，稿费连从昆明郊区的家进城的车费都不够。这就是教授们不得不面对的冷酷现实。
从1941年以后，西南联大每月增发各种名目的生活津贴，每人每年补助1石大米，以保障最低生存条件。1942年8月，教育部核选西南联大任教满十年以上资深教授为“部聘教授”，每月薪俸600元，外加学术研究费补贴1000元，叫做“双俸”。但这“双俸”还合不到两石大米的价钱。在大学里，营养不良几乎成为普遍现象，疟疾和肺结核是常见的疾病，一代学术宗师陈寅恪因营养不良导致目疾失明。
教授尚且如此，那些背井离乡、奔徙几千里、辗转到大后方的学生，生存环境之恶劣、求学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大批青年学生在战乱中变得一无所有，衣衫破旧，穿着草鞋，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在艰难中继续学业，有些人连一天两餐也吃不上。政府对大学生免除兵役，实行免费上学，而且吃午饭不要钱，这对于沦陷区来的学生来说是莫大的福音。抗战期间，全国大学生人数从1936年的42000名增长到1944年的79000名，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政府力图缓解官员们和公立大学的教授们的经济窘境，为他们提供特殊津贴、廉价住房和各种低价供应的日用必需品。有门路的机关或企业都自办消费合作社，让自己的成员低价采购物资，政府雇员买到的米每斤1角，而在公开市场上米价为每斤5元。但是，政府迟迟不同意工资增长，因为那样将成倍扩大政府预算。直到1944年，公教人员工资才得以激增，但当时物价上涨正如脱缰之马，已经无补于事。
生存如此艰难，一夜暴富变成了人们普遍的梦想。1943年，国民政府开放黄金市场，市场掀起买空卖空的投机狂潮，不惜押上身家性命参加金融投机交易的人也越来越多，失败者破产逃亡或自杀身亡，报端时有所闻。作家张恨水抗战期间的小说多取材于重庆的这些暴发户，作品曾轰动一时。
在社会的另一面，却是少数人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歌舞升平，不知有亡国之危、抗战之苦。国民政府没有一套严格控制战时物资分配的措施，而让一小撮囤积居奇者、投机商和贪官污吏得以大发国难财，他们囤积工业原料及商品，转手倒卖就可牟取暴利，加剧了供求矛盾，使物价进一步上涨。1943年，市面上布的价格不断上涨，而对昆明的仓库检查发现，仅此地囤积的布就足够云南全省3年的消费。
大发国难财的高级人物对物价高涨并不在乎，照样穷奢极欲，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们衣着华丽，开着汽车到处兜风，而这些汽油是从万里之外用飞机运来。商店中的香水、香烟、黄油及其他奢侈品，无论怎样贵，依然是有许多人去买。而政府不设法向这些利用权势大发横财的投机家征税，招致民怨沸腾。
著名学者马寅初公开指出：在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1944年，西安富商毛虞岑勾结西安飞机站站长利用飞机偷运倒卖黄金，一次飞行员发现飞机超载，停飞检查，于是破获了这桩大案。站长因偷运黄金被枪决，毛虞岑捐了500根金条，又给河南灾民捐了5000袋面粉，便化险为夷，继续他的发财之道。
全国性的官员腐败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社会各界对政府的批评连绵不断。物价几乎天天上涨，造成人心不平，引爆了人民对政府的失望与怀疑，原本全国上下团结抗日的精神开始涣散，这都直接对军心士气与作战指挥产生极不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