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大体上跟战前一样，没有有效的政策，使有限的资金用于最紧要的需求。大部分经费用于购买战略物资和资助官营企业，很难有多余的财源资助民族工业。
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货币迅速贬值，低利放款就等于给企业补贴。所以，官营企业所需资金历年都由国家银行提供。1943年，四大银行放给钢铁业贷款5亿元，但资源委员会就分去了2.7亿元，孔祥熙的兴业公司拿走1.8亿元，剩下归民族工业的只有5000万元。当年重庆银行业对商业的贷款占其放款量的96%，而民族工矿业的贷款合计还不到其放款量的1%。
好不容易有了些民营工业，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计压榨，甚至是令其倒闭而后快。像生铁税1941年为每吨1.28元，1942年便到了90元。工业酒精1943年的税额是1939年的169倍。由于原料成本暴涨，下游加工产业自然是手头拮据，无力发展了。至于流通领域更是关卡林立、交易不畅，从重庆运货到福建要过七八十个关卡，卡卡交钱，这条路在工商界人士中得了个西天路的美名。
持久的政策歧视终于导致了大后方的战时工业危机。1943年，重庆的18家铁厂倒闭了14家，4家钢厂也倒了1家。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的不到十分之一，四川工业一半以上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于是，一方面，国军缺枪缺炮，另一方面，国统区却既不缺原料，又不缺工人，但工厂却大批倒闭。1944年的钢产量只有1万多吨，同期日本的产量接近1000万吨，美国是8000多万吨。
民族工业不振，生产普遍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来自日本占领区的输入品便成了大后方消费品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和日本双方都禁止彼此的贸易往来。然而，到了1939年7月，随着消费需求无情地增长，除少数紧缺物资外，重庆政府让所有其他物资的贸易合法化。在1943年，政府甚至设立了一个官方商业机关“通济隆”，孔祥熙、顾祝同、戴笠、杜月笙等军政要员和大亨担任董事，专门经营与沦陷区的物资贸易，把药品、橡胶、棉纱、棉布等后方缺少的重要物资内运，以供战时急需。
抗战前，大亨杜月笙包揽了上海滩的鸦片生意，获得了巨额利润。此时他离开上海后没有了收入，只好又在鸦片方面打主意，出面组织“通济隆”将四川的鸦片运往沿海地区，再卖到日本加工鸦片的工厂。当时，交通检查、战时货物运输等大权都操在戴笠手上，一般货物只要他点头放行就没有什么障碍，但出口大宗毒品必须有财政部的证明文件才能通行，而孔祥熙和戴笠的关系不好，所以戴笠一直没弄到文件。杜月笙得知后把一张500万的支票给孔送去，第二天就从财政部拿回了相关手续。仅一批47吨的货，戴笠就获利5000万美元，杜月笙也获利相当。
就日本人而言，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都宣布这种贸易为非法，但私下里也企图参与。日本人掌握的战争资源也非常有限，缺少钢铁和有色金属、桐油、猪鬃等战略物资，军火工业难以为继，而中国产有色金属的省份如江西、湖南基本上掌握在国军手里。日军“登部队”专门拨出4亿中储券作资本，成立了民华公司，与“通济隆”进行易货交易。
于是，千里战线上出现了战争史上千古难闻的奇闻，两个交战国为了使战争能够继续进行下去，竟然私底下做起了以货易货的生意。“通济隆”把大量军火工业原料运到沦陷区卖给日本人，让敌人制成军火来屠杀中国人，又从沦陷区换回在后方能赚大钱的日用必需品。
有样学样，中央政府如此，地方部队、社会团体和普通民众看在眼里，现实利益压倒了民族大义，类似的地下交易层出不穷。尤其是国民党军和伪军本来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做起生意来是水到渠成。
在前方各条战线，国军的将领们对走私的兴趣普遍超过了对军事或政治的关心。一些部队把炮弹中的火药倒掉，装上口红，把整桶的汽油倒掉，装上旗袍和高跟鞋。军队里面的车辆马匹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战事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至于缉私机构查到的走私物品，则常常被全副武装的士兵夺走，连政府官员也不敢过问。
1941年，国军两大巨头李宗仁与汤恩伯围绕安徽财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当时皖豫边区走私猖獗，桂系控制下的安徽省政府对私货一律抽税放行，每月收入数百万元，是正常税收的数倍，一向穷困的桂系的腰包鼓了不少。眼红的汤恩伯率部开赴皖豫边界，称自己持有整顿皖北事务的尚方宝剑，要接管征税事宜。结果引发了李宗仁的强烈反应，声称这样做就没法抗日，委员长的命令也不行，要带部队回广西去。最终蒋介石从大局考虑，压下了汤恩伯的要求。
后方的地方军阀也不落人后。青海马步芳见走私日货有巨利可图，由天津采购日货三千担，经宁夏回青海。宁夏的马鸿逵开始不愿得罪马步芳，将这批货予以放行。马步芳觉得马鸿逵好说话，继续由青海发来皮毛、药材三千担拟运往包头，被马鸿逵截留，就地充公拍卖，货款报缴中央，押运人员逐回青海。按战时军律，走私资敌者死罪，马步芳不敢声张。但马鸿逵自己一样是走私高手，1943年军统暗杀了为他办理走私事宜的商人，马鸿逵大怒，动用武力将政府的缉私机构压迫出境。
发国难财的行为，不论是在抗战区或是沦陷区，都无处不在。官方和有权势的人大发横财，平民百姓就靠走单帮养家糊口。在上海，由于伪政权配给的粮食低劣，很多市民都怀揣细软和值钱的东西到浦东和周边农村“背米”以换回食品。一个机灵的小商贩只要通过前线到后方走一趟就能赚到十倍八倍的利润，刺激了众多生活无着的人参加到走私队伍中。当然，天下没有白捡的便宜，遇匪遇盗，陈尸他乡的不幸者比比皆是。
畸形的经济活动，造就了众多昙花一现的繁华。安徽太和县界首镇原本只是一个位处皖豫两省交界的农村小集市，抗战期间介于国军与日军防线之间，由于交通便利、商旅繁盛，形成了畸形发展的“小上海”。双方战线之间十几公里的地区是不属于任何势力范围的无政府地带，无数商人劳工来来往往，载货的人力车络绎不绝，极为热闹。界首的常住人口约5万，流动人口约20余万，开始兴建大批新建筑。无奈正当市政建设到高潮时，日军宣布投降，贸易终止，界首在三个月内迅速败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