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清初时是6000万，到晚清时已达4亿多，几乎增长了7倍，而这一时期耕地面积只增长了30%，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加剧。长期的战争和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大量的破产失业人群，他们大批出海谋生，海外华侨的人数日渐增加。
几百万华侨到南洋谋生，解决了自身的衣食问题，也为当地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华侨多系只身出洋，怀念父母妻子，把省吃俭用节余的银钱汇寄回国，赡养亲人，使得相当部分的侨眷得到温饱，这在客观上起着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1906年中国驻德大使估计，南洋侨民每年寄给亲属的钱在白银1000万两以上。
华侨久居海外，但思想深处仍以中国人自居，渴望祖国恢复富强与威望。清朝政府为建设海防和应对战争，派人到南洋向华侨募捐，华侨也是慷慨解囊。左宗棠在福州创办造船厂，资金不足，泰国华侨陈金钟捐银1万两，被清朝授予道员衔。较长时间内华侨以接受清朝的封赠为荣耀，印尼华人官员出行还学清朝官吏，命人在身后打伞，以表示身份和威严。
长期以来，孙中山把领导起义的实际工作交给黄兴等人，自己长期居留国外，工作重心便是募集起义经费。由于长期在海外，他的筹款方式也有些与众不同，很有“挟洋自重”的味道：钱依靠向华侨募捐，枪依靠向帝国主义国家购买。这样，起义地点只能选择在边境和沿海一带，以利于运输和宣传。广东地区的起义虽屡遭失败而仍然战略不变，原因即在此。
一开始孙中山打列强的主意，希望这些财大气粗的洋人政府出手帮助，但没有成效。1900年6月，孙中山会晤法国公使，希望得到军火和法国参谋的帮助。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提出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人大面积租界。1910年，孙中山在洛杉矶同美国人布恩等多次会谈，要求布恩向纽约财团洽商贷款。孙计划在17个月之内筹足350万元，分4期摊付，以东北矿权作为回报。
但是，列强政府都奉行实力至上的观点，不愿意来摘这个虚幻的桃子，这些计划都未能实现。反倒是香港、横滨和新加坡的华侨首先从财政上支持孙中山的活动，随后逐步扩展到南洋和美国，来自华人的捐款和成员源源不断。
1894年春，孙中山北上路经上海时，与宋氏姐妹的父亲宋耀如相遇。两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宋耀如后来在经济上积极支援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成为孙中山的司库，并冒杀头危险为孙中山秘密印制革命宣传品，宋家的命运和孙中山从此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1900年前后，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会势力在海外扩张，康有为打着“帝师”的旗号大肆宣扬“勤王”主张，要救光绪皇帝复出，吸引了华侨的眼球。与主张“犯上作乱”的革命派相比，保皇会似乎更名正言顺，在募款方面更为得心应手。有如此一说，康有为一次就获得新加坡侨商30万元赞助。梁启超于1899年底到了檀香山，游说华侨出资出力加入保皇会，仅半年时间便募款10万元。很多原兴中会会员加入了保皇会，连孙眉也误入了其中。
与打着“保皇”旗号的康梁相比，孙中山是个“来路不明”之人，在争取民众方面处于下风。在动员同盟会积极与对方打宣传仗的同时，他决定转变策略，把美国本土和加拿大的华侨作为工作重点。随着加州金矿和铁路建设的加强，美国聚集了大量华工，孙中山选定旧金山与萨克拉门托为主要舞台开展活动。
孙中山的革命鼓动从演讲开始。一开始所能召集起来的人并不多，听众经常寥寥可数，让他也不禁感到悲观。这些人理解程度相当低，甚至还有人不知道现今统治中国的是满族人，必须采用连三岁小孩也能理解的方式进行说明。
海外洪门组织在当时是秘密性的组织，代表着很大一部分平民。美洲的洪门组织致公堂成员有20万之多，在华侨中极有影响，而且一直坚持其灭清复明的信条。孙中山很重视洪门组织的工作，于1904年冬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到美国进行革命宣传，得到当地洪门人士的迎接和协助。
有了洪门弟兄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的大力支持，孙中山得以顺利推动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演讲在各地陆续展开，受感动的华工经常动辄捐出一个月或两个月的血汗工资，来帮助和拯救大洋彼岸的同胞。
1911年1月，孙中山到加拿大为即将到来的广州起义筹款，此时加拿大华侨约4万人，其中温哥华有华人5000名。孙中山来此演讲时，竟有3000人冒雨赴会听讲。孙中山感慨道：“人心如此，革命必成功矣！”各地华侨积极认捐，各处致公堂纷纷向银行典押会所，借款相助，最终加拿大华侨筹款7万余元，是美洲各地华侨捐款的第一位。
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反清革命思想在海外华侨中逐步深入人心，无论是南洋华侨还是欧洲华人都积极捐助。20世纪初期，南洋华人华侨约600万人，占全球华人华侨人口的八成。孙中山走遍东南亚各地，每到一地，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到处讲演募捐，当时超过半数的革命经费来自南洋华侨的捐助。挑水工捐出辛苦所得的铜子，种植园工人拿出沾有汗渍的钞票。
在欧洲，富商张静江把巴黎的茶店卖掉，所得六七万元全部捐出。张静江出身浙江南浔富商世家，一向有狂热的革命信念。他在欧洲遇见孙中山后主动提出捐助，让孙到美国纽约领取第一笔资助经费3万元。孙中山告知黄兴，黄兴并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了纽约，果然拿到了钱。从那以后，每当孙中山来电，张静江均如数支付，以捐助革命最慷慨而著称。
当然，并非所有的海外华侨都对“造反谋逆”感兴趣。总的来说，华侨支持革命是清末短暂时期的事，从长期看，华侨对中国近代化的政治改革所起作用并不大。但就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而言，没有华侨的支持就没有历次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也就不会有日后万人响应的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