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流传着“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的说法。人们广泛相信，中央银行是孔祥熙的，中国银行是宋子文的，交通银行是CC系的，农民银行是蒋介石的。1949年，撤到广州的立法院甚至全体提议向孔、宋两大家借款10亿美元共度难关，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
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一文首次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概念，并估算这四个家族有200多亿美元财产。类似的论点直到20世纪的80年代在美国还非常盛行，有人称宋家是世界第一富有的家族。但是事实究竟如何呢？
蒋介石发迹时间过快，从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到成为全国领袖不到三年，根本来不及建立稳固的权力基础，无法做到对这个国家的有力掌控。从现有资料来看，他个人名下的财产并不算多，下野时身边卫士的生活费也很拮据。晚年的蒋介石生活平和、淡泊，越来越像一个平民化的普通老头儿。
陈氏兄弟长时间把持国民党党务，掌握的金融、企业、事业势力强大，但在财产上也较为清廉。和孔祥熙、宋子文不同的是，这些机构中他们的个人股份非常之少，其收入主要是薪金而不是资本收益。陈果夫最终经济上陷于窘境，和法币的大幅贬值有直接关系。到了1948年发行金圆券，而随后金圆券也贬值，他的积蓄变得一文不值。
去台后蒋介石改组国民党，“二陈”即被开刀，重权尽失。陈果夫久有肺病，于1951年去世。陈立夫基本未攒下什么钱，1950年赴美国，蒋介石在他临行前赠了5万美元，他到了美国后的主要生活费是台湾每月支付的薪金。由于美国生活费用高，他很快坐吃山空，只能自办养鸡场来贴补家用。
四大家族中真正有钱的是孔宋两家。有关宋美龄出身豪门、生活奢华的传闻很多，实际上其父的财产后天得来，她本人少年生活寒酸，与蒋介石结婚后只拿了娘家一幢别墅，并无雄厚的嫁妆压箱底。结婚后宋美龄积极参与政务和妇女界活动，也有自己的奢华方式。她喜爱吃巧克力，在重庆时专门有几十台冰箱专门储藏进口巧克力。不过社会上盛传的宋美龄“用牛奶洗澡”之事并不存在。
1943年宋美龄访美归来，动用“驼峰航线”的军用飞机运回大批化妆品、珍宝服饰，引起美国飞行员公愤。行李中还包括一架大钢琴，驾驶员在快飞到终点的时候就报告说引擎失灵，需要抛掉货物，这架钢琴就此在群山之巅翻滚跳跃，奏出一长串哀音。
后来，宋美龄协助孔令伟把持中华航空公司多年，但她本人一生不赚钱、更不管钱，身后仅留下12万美元存款。可以说，她维持了老式的美国富豪的体面，和中产阶级的财产水平。
国民党政府的整个财务系统可以说是宋子文建立起来的，他做事富于朝气，一手推动建立标准化的货币，改进关税和税收，创设中央银行统一全国金融，在1932年实现了政府预算平衡，为国民党的天下出力很多。
宋子文出身牧师家庭，在美国受教育，他的精神气质、文化素养、行事风格更接近美国人，而与中国传统的社会氛围格格不入。很多人认为宋子文度量小，见识少，个性太骄横，一个看中文都吃力、书信都用英文写的人怎能对国情有很深的了解？宋子文热衷于接见商人，不耐烦与官员谈公事，博得了官架子大的名声。
这个“财神爷”是国民党高层中极少数敢在蒋面前拍桌子的人，曾多次与蒋介石闹翻，1928年到1933年，宋子文先后四次辞职，几乎都与财政有关。
1932年6月，蒋介石提出每月军费由1300万增加到1800万，以支付“剿共”费用。而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紧，宋子文认为抗日大计更为重要，主张立即对日作战，但蒋一意孤行，蒋宋矛盾尖锐化。宋子文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到美国进行访问。
蒋介石任命孔祥熙接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为其鞍前马后筹备经费。孔强迫银行家购买公债，以此缓和国内财政危机。宋子文回国后闻讯十分不满，进言要求限制军费，甚至力劝蒋介石停止“剿共”。蒋介石大为恼火，互相争吵起来，最终蒋介石煽了宋子文一耳光，宋子文愤而辞去财政部长职务。
抗战爆发后，宋子文又重回权力中枢，作为蒋介石的特别代表前往美国寻求援助，美国人对他有着浓厚兴趣，称他是中国人与西方合作的象征，是最会做生意的东方人。“珍珠港事件”后，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他周游世界，参加重要的盟国会议，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成了一个外交家。
与宋子文相比，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则是单纯的商人。孔祥熙早年取得了山西全境的壳牌石油经销全权，同时还经营日常用品贸易，“一战”时卖给欧洲交战国战略物资，之后又涉足上海的股票期货，在1925年已经成为当时全国有名的富豪。
1933年宋子文辞职后，孔祥熙接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抗战后被任命为行政院长。孔祥熙稳定了国家的金融秩序，把财政收入转为盈余，同时和列强就历史外债问题达成了共识，建立了法币体系，为抗战打下了较好的财政基础。但在抗战的艰难时期政府里无官不贪，孔祥熙也不免俗，更带头钻政策的空子，富得流油。
在大后方的街头巷尾，流传着很多关于孔家的故事。孔祥熙长女孔令仪结婚，孔为其准备的嫁妆装了8只集装箱，可给黄河沿岸的40万难民过上十年。后来飞机失事，又在一个月内紧急补办了6个集装箱。
最著名的就是“飞机洋狗事件”。日军进逼香港，重庆政府派专机去香港抢救那里的一批元老，结果班机被孔祥熙等人垄断抢运私家财物，连二小姐孔令伟的洋狗也占了飞机座舱，由此引发一场“倒孔”运动。昆明学生大游行，高喊“打倒孔祥熙”，一向书生气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站在游行队伍前列，一致“倒孔”。
1942年，为缓和通胀，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发行“美金储蓄券”，规定每20元法币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而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私囊，仅此一项获利3亿多元。
除“美金储蓄券”外，政府还推出“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即储蓄人按当日牌价在银行存款，到期取得黄金。这项存款因每日牌价不同，导致投机之风猖獗。1945年3月28日，孔祥熙决定从次日起，黄金储蓄价格从原来的每两2万元提为3.5万元。这时各银行已过下班时间，第二天又是黄花岗起义纪念日，各单位停止办公，所以并不担心出漏子。但有人泄漏了消息，当晚各银行、企业、机关互相串通，连夜办理黄金储蓄业务，因时间短促筹不到现金，竟用空头支票订货，一夜之间售出黄金万余两。
此事轰动全重庆，蒋介石迫于压力下令彻查，揪出了几个小角色判刑。“傅大炮”傅斯年连连发炮，指出孔氏的家族经营把中央银行变成了个人金库。加上美金储蓄券舞弊案、黄金买卖舞弊案等问题，孔祥熙失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从此不问政治。
1947年秋，孔夫人宋霭龄在美病重，孔祥熙就此赴美居住。后来有记者请他捐出3亿美元以加强台湾防务，孔祥熙眼中流泪，自称是流亡的难民，看病、生活都非常困难，怎么可能有3亿美元捐出来呢？实际上孔家在美的财产不少，主要是孔家长子孔令侃在美国投资房地产所得。
孔祥熙走人，宋子文升任行政院长，于1945年6月下令停止黄金储蓄，禁止黄金自由买卖。他认为黄金风潮中投机严重，决定凡购买黄金存款的储户一律“捐献”四成给国库。大户早将黄金取走，被迫捐献者多是中小储户，很多人连本钱都没有收回，纷纷破产。为挽回民心，陈立夫提出，下层民众兑现一二两黄金也要打六折，太说不过去。蒋介石听了后说：“那就这样好了，二两金子以下全数还本，不打折扣！”
结果，“黄金存款”共219万两，国库从中就拿走了82万两。陈立夫回忆说：“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对于政府这种巧取豪夺、不守信用的行径，舆论给予强烈的抨击。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量日伪资产和美军剩余物资，价值达100亿美元以上，又在法币与中储券兑换中捞取了不少于100亿美元，家当剧增。此时的宋子文握有黄金900余万两、外汇10多亿美金，并有望与美国达成20亿美元的贷款协定，其影响力在国民党内难有人相比，成了不折不扣的大财神。
抗战胜利后，社会游资因投资环境恶劣，纷纷转入流通领域，大肆抢购物资，囤积居奇，形成了投机风潮。对此，宋子文的杀手锏是抛售黄金。在日本投降前他就说过：“政府有力量在手，就是黄金一项，也就可以控制金融。”1946年3月，中央银行开始在上海出售黄金以回笼货币，稳定物价。当时黄金抛售只在上海一处进行，各地投机者纷纷赴沪抢购。广州、重庆、武汉、北平等大城市到上海的飞机常常被包，机票价格也同黄金一起飞升。
握有大量游资的达官贵人看到购买黄金比囤积货物更有利可图，于是大做黄金投机生意。从事实业的各大公司、企业也纷纷停止生产，把所有的资金拿出来搞黄金投机，而且还向银行大量贷款，以致无论抛出多少黄金，市场购买力仍保持旺盛势头。
军队也加入了抢购狂潮。各部队长官纷纷将军饷运往上海抢购黄金，甚至将士兵派往上海参加抢购。驻在山东、河南的三个军在南京领了几卡车法币的军饷，三个军需处长灵机一动，派出荷枪实弹的士兵押着军饷到上海换黄金，共捞到了上万两黄金。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闻讯写了私函给军需处长们，要他们到上海对簿公堂，三个处长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最终他们把到手的黄金与郑介民五五分账，此事便不了了之。
市场抢购黄金之风劲吹，政府的黄金库存日渐减少。至1947年2月，共抛售库存黄金的60%，但在同一时间法币增发了32483亿元，黄金抛售所回笼的法币仅占其中的三分之一，未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目的。宋子文命令用飞机将重庆的库存也运来抛售，市面知道国库黄金已临枯竭，更加疯狂地抢购，黄金市场出现只有买方没有卖方的局面。各抛售点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简直成了疯狂世界。
在抢购黄金的带动下，市面上又兴起抢购美元的狂潮，美元抢购与黄金抢购交相促进，使美元、黄金库存急速减少，到1947年2月，政府手上的黄金只剩230余万两，美元濒于枯竭。
对此困局宋子文并无善策，只有将解决处方寄望在美援上。祸不单行，美国的20亿美元贷款又出现了问题。这笔贷款是抗战末期美国承诺的，没想到日本迅速投降，中国战场的价值一落千丈，贷款谈判就此陷入僵局。宋子文一味等待美援的做法使蒋介石很不满，认为宋子文已没有办法，决定停抛黄金。
1947年2月16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宣布禁止黄金买卖，禁止黄金作为货币在市面流通，冻结黄金价格，军警在上海挨家挨户搜查调查商民违反金融管理规定的行为。政府抛售黄金给商民，半年后又强制从商民手中把黄金掠夺回来，有些人还被抓去坐牢，这一掠夺政策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大骂行政院长是抢劫犯，中央银行是黑帮。失去央行出售黄金的平衡，黄金和美钞黑市价格失控狂飙，法币暴跌，物价飞升，商品市场大乱。
抛售黄金导致如此结局，在国民党内部引发了“倒宋”运动。傅斯年在《世纪评论》周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指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
在舆论严厉抨击和蒋的不信任情况下，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张群继任行政院长后加强敌伪物资抛售，发行4亿美元的短期公债和国库券以图回笼法币，但这些做法都是徒劳的，张群内阁也被迫下台。
1947年7月，《中央日报》揭发孔宋掌握的孚中、扬子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结购外汇3.3亿多美元，占国家同期售出外汇的88%，而当时政府的外汇储备总数不过5亿美元。这则新闻引起极大回响，《救国日报》以《请先没收孔宋豪门资本》为题主张严惩孔宋。宋子文为了避嫌，自动提出捐出其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全部股份。此后他短暂主政广东，随即赴美国居住。
从个性上说，宋子文不算特别贪财，抗战期间他在美国成立国防供应公司进口军火，政府提供的经费不够日常开支，他从个人账户上拨款以维持公司运作。退出政坛后他开始做证券投资，规模不算很大。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总资产达800万美元，扣除税款后的遗产为500多万美元，也是一个富人，但与世界首富之说是不相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