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的政权身无分文，革命果实被轻易地廉价收购而去。实力强大的袁世凯，纵横捭阖之中拿走了属于别人的名义和光环。
自乾隆末期开始，清政府的花费越来越铺张。因祖训不得加赋，财政上的负担便要转嫁给农民以外的社会阶层，商人自然首当其冲，成为盘剥的对象。1905年后，随着实行新政，清廷打破了传统的“抑商”政策，制定和采取了一些旨在“振兴工商”的政策和措施，奖励投资和倡导设立商会，鼓励私人投资实业。
为激励大家把钱拿出来投资，政府规定，凡投资2000万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授予一品顶戴及双龙金牌，1000万元以上封男爵，10万至30万元者分授三、四、五品衔。这在当时是个莫大的恩典。要知道镇压了太平天国、挽救了清王朝的曾国藩仅被授予侯爵，李鸿章不过是个伯爵，很多功臣名将都没有封爵。这确实是个稀世创举。
由于传统价值观的巨大影响，即使在其他领域事业有成的人士也以得到官衔作为正式进入上层社会的标志。于是，中国人的实业救国热情迅速高涨，民族资本尤其是棉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卷烟业等行业发展迅速，富商和企业家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
清王朝搞新政的宗旨是通过振兴工商，挽回利权，以达到解救财政危机、抵制外国侵略的目的。对于民族资本利用但不信任，如军火工业从来不许民族资本染指，铁路事业的开放始终是有限度的。同时本着“有利者留，无利者去”的原则与民族资本争利，无利可图的企业推给商人去经营，而有利可图的则往往禁止商人插手，甚至已经商办的企业也收回官办。
大清王朝根本无法为商人提供安全、公正、廉洁的经济发展环境，相反，只有在政府力量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民营工商业才能得到喘息和发展。清帝国以“永不加赋”自诩，但各种附加费往往超过正赋。清政府为增加税收建立了厘金制度，但厘卡的设立、厘捐的高低都无严格的标准，这就为官员受贿留下广阔的空间，增加了商人的成本。
在新政的过程中，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日益加重。1910年的预算赤字为3600余万两，1911年达9800万两。造成赤字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偿付外债的本息。对此，清政府采取的财政措施是重税搜刮，这些负担最终还是落在民族资产阶级头上，使民族工商业进一步遭到摧残，并且进一步加深了统治集团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自所谓的“同光中兴”之后，国家政治的重心已经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进入了督抚专权的时代。到了新政时期，政治的发散趋向进一步加剧。1908年，清廷公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城镇乡的水利、农工、商务、学务、卫生、道路、慈善等公共事业都属于自治范围，由地方士绅负责，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完全被士绅所控制。为放开手脚做事，各地的商人和官员均主张实行地方分权，分离局面渐渐形成。正是他们对朝廷的三心二意，才导致了清王朝的迅速瓦解。
发展经济需要修筑铁路，因为列强在中国忙于争夺铁路权和划分势力范围，闹出很多麻烦，于是民间筹款购路的热潮开始蔓延，各地纷纷成立民办铁路公司以筹集股本。但到了1910年，邮传尚书盛宣怀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将已经承诺由民间商办的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收回，并以此作抵押向外国银行借款兴建。1911年6月，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发电：四川川汉铁路公司的资金一律由政府换发国家铁路股票，不退还现款；如果股东一定要退现款，那么朝廷将向外国借债，并用四川的财政收入作抵押。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盛宣怀是诸多事业的开创者，同时又是一个适应官场游戏规则的跑官者，在巴结皇族政要上不惜花费巨资。1907年庆亲王奕劻过生日，企盼升官的盛宣怀便送上2万日元。为了尚书职位，他极力接近摄政王载沣。这位王爷虽然号称廉洁，但其妻酷爱钻戒，两个弟弟载涛、载洵既爱财又爱马。混熟以后，载洵主动向他索要四五万元，最终他梦寐以求的职位没有落空。
盛宣怀反对民间商办铁路，认为中国商人既无实力，又无远识，是不可依靠的，主张铁路国有、借外债筑路。事实似乎确实如此，铁路商办以来，各地官绅缺乏人才、缺乏监督，许多集资被挪用、炒股甚至浪费、贪污。清政府确立商办国策已有3年，全国已有13家商办铁路公司，却仅修建了不到100里的铁路，进展甚微。放眼世界，后起的国家如俄罗斯、德国、日本都曾走过铁路商办的弯路，失败之后最终重走国有借款修建的道路。而在国内，1898年和比利时签约后，长达1214公里的卢汉铁路9年完工，证明了这一模式的成功。
铁路收归国有的决定宣布后，舆论顿时哗然，此时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已经有不少民资入股，计划投资白银7000万两的川汉铁路已经募集了1700万两，突然的国有令严重损害了股东的利益。民众对国穷民困的愤懑和不满终于爆发，引发了“保路运动”。
在“保路运动”中，商办公司以反对外国资本侵夺中国主权为由抵制铁路国有，取得了话语权，把民众朴素的爱国情绪激发起来，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运动，提出“诛盛宣怀以谢天下”和“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
因而，当湖北新军发动武昌起义，枪声未落就立即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响应，清王朝以土崩瓦解之势迅速覆灭。“保路运动”的肇事者盛宣怀成了清朝覆没的第一号责任人。他被马上革职，政治生命基本结束。
商人求财怕乱。在清末的地方自治与立宪运动中，全国各地的商会组织已经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城市的市政建设和管理大权。他们对清政府的腐朽不满，但对武装革命抱抵触态度，担心社会动荡影响自身的利益。直到武昌起义爆发，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各地商会才在快速发展的形势影响下转向支持革命。
武昌枪声一响，当地商界迅速行动起来支持起义。起义者向商人保证：虐待商人者，斩；妨碍商务者，斩；企图关闭商店者，斩；促进贸易者，赏。作为对这一保护的回报，商人们参加维持秩序，组织民兵搜捕抢劫犯和纵火犯，并立即向起义者贷款白银20万两。各商家一律开市，供给起义军的伙食。
在上海光复中，上海商务总会及其辖下的商团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上海商务总会为革命军筹借经费300万元，还成立节费助饷会，号召钱庄、商行与银行捐款助饷，为革命军筹措经费。商团队伍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上海道、县衙门，推动了上海的光复。
在广州，两广总督张鸣岐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宣布保持中立，并加强省的自治。他的计划得到当地士绅的支持，却遭到商人的强烈反对，他们集会拥护共和并宣布广东独立。不待革命党人进攻，广东当局被迫承认共和制度，广东实现了“和平独立”。
辛亥革命迅速成功，除了少数地区以外，大多数省份新旧政权的更迭并没有经过较长时期的武装冲突，应当说各地商人的功劳也应当记上一笔。他们在军事上协同革命军作战，在财政和物资供应上支持革命，积极敦促当地官吏背离清廷，为辛亥革命的迅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