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大以来的新一轮反腐风暴中，网络的发酵催化作用明显加大，网络反腐将社会力量引入反腐工作中，已成为发现腐败的新方式。此前，继2008年6月26日开通全国统一举报电话12388后，中央纪委监察部2009年10月28日统一开通了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www。12388.gov。cn），以进一步拓宽信访举报渠道。2013年9月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开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赵洪祝到网站调研。
十八大以来，从李春城到刘铁男再到蒋洁敏……有10余名省部级官员相继落马，他们或涉嫌违纪违法，或出现了生活作风问题。与此同时，地方上反腐力度也明显加大，惩处速度明显加快，一批腐败官员相继落马。而在一系列反腐事件中，网络的发酵催化作用明显加大，一些反腐事件或生发于网络，或在网民的关注中持续升温。其中，以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案最为典型。
专栏 习近平十八大后密集谈反腐
1.打铁还需自身硬。2012年11月15日，在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见面会上，习近平以“打铁还需自身硬”来表明下大气力解决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腐败问题。
2.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讲话，关于腐败采用了更强的措辞。他说：“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有案必查、有腐必惩。2012年12月31日，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13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指出，“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4.贪利与党员理想格格不入。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特别提到理想与观念，他说：“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并且强调，“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
5.坚决反对司法腐败。2013年1月7日，习近平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坚持从严治警，坚决反对执法不公、司法腐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还要求着力提升政法队伍拒腐防变能力。
6.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专家认为，反腐力度的加大与惩处速度的加快使公众对反腐工作有了更多期待。而网络反腐将社会力量引入反腐工作中，已成为发现腐败的新方式，这将有效推进制度反腐不断完善，并将有助于营造出更有效的预防腐败体系。但同时，如何正确认识与对待民间网络反腐，如何甄别真假爆料信息，如何对接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也成为新形势下反腐败工作的新课题。
2013年4月19日，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等主流商业网站，同步推出“网络举报监督专区”，链接纪检监察、检察、法院、国土等执纪执法部门举报网站以及干部监督“12380”网站等网址，鼓励广大网民依法如实举报违纪违法行为。以前，中纪委、中组部等部门也曾推出网络举报平台，这次联合多家新闻和商业门户网站同步推出网络举报监督专区，相当于建立了一个更加强大和影响力广泛的“网络反腐举报联盟”。舆论认为，此举回应了普通百姓对治理腐败的关切，为公民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反腐举报渠道，更有利于形成全社会反腐的巨大合力。
网络反腐的特点、范式与发展历程
网络反腐，即通过网络技术及所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对执政行为的监督和对权力的约束，从而达到有效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的一种全新方式，是反腐败斗争的新方式。十八大以来，因网络反腐最典型的就是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落马。而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速度加快，这无疑正是网络反腐的杀伤力。雷政富从被网络举报到落马仅用了63个小时。另外，黑龙江女主播微博举报人大代表后纪委翌日就成立专案组。此外，陕西“表哥”杨达才、广东“房叔”蔡彬、河南“房妹”之父翟振锋等也都被网络举报掀翻落马。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反腐的优势表露无遗：信息反馈及时、传播迅捷、覆盖面广、透明性强、参与度高。在雷政富、杨达才等案件过程中，民众的举报为官方提供了线索，提高了查办的实效；而官方对网民举报的重视与尊重、及时回应公众关切，保障了民众的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既肯定了网民的工作，又进一步激发了网民的参与热情。因而，一时间网络反腐掀起新高潮。
从“表哥”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到“房叔”广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再到雷政富的被撤职查办……可以发现，这种以网络为依托的民间反腐的标准范式是：论坛与微博爆料——意见领袖评论以及转发——网民广泛关注——领导重视舆情——职能部门介入——当事人被查。即网民提供了公职人员涉嫌贪腐的基础事实，包括翔实的图片、文字、音频甚至视频资料，当这些资料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后，引发“人肉搜索”，更多的知情人加入发掘线索的行列，提供更多的基础事实，最后倒逼职能部门表态、介入。当有关部门保持缄默时，网上的意见领袖会不断加入，通过发表评论、转发微博等让更多的人提供舆论支持，最终使得所反映问题得到查处。
专栏 微博反腐形式五花八门
目前微博反腐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知情者故意爆料——一些腐败官员往往是被知情者通过微博揭发出来的，这些知情者中包括受到腐败伤害的民众、知情的网民甚至是官员的情妇或亲人。亲人炫富引事端——鉴于网络搜索的强大压力，很多官员都“小心翼翼”，然而，他们往往被自己亲人的炫富行为曝光，甚至有网友调侃准备办一个“官员亲属微博培训班”。“微博盲”不慎暴露自己——某些贪官因为疏忽与无知，错把微博当成了类似QQ、MSN之类的私密聊天工具，“一失足便成了千古恨”。个人信息外泄隐私曝光——当官员包养情妇的艳照或者个人信息无意泄露时，微博似乎成为曝光这些内容的最便捷渠道。
网络为反腐败提供了公众参与的平台，比之司法机构与纪检部门高悬反腐利剑和正面出击，网络反腐呈现出的是另一种力量，另一种威慑力。《京华时报》2012年12月12日梳理了5年来的39个网络反腐典型案例。其中，2008年2例，2009年3例，2010年7例，2011年8例，2012年19例。数据显示，利用网络手段反映官员腐败的现象逐年递增。新华网2012年12月的一项“你最愿意用什么渠道参与反腐”调查中，75%的人选择用网络曝光，而选择通过信访、审计等官方渠道的不足10%。
整体看，我国民间网络反腐大概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2003年至2004年迅猛发展阶段。民间反腐网站的发展只是近10年间的事，而真正迅猛发展始于2003年至2004年。2004年，凭借曝光轰动全国的山东省济宁市“下跪副市长”李信事件，中国舆论监督网被认为开创了民间网站监督高级官员的先例。此后，一系列民间网站雨后春笋般冒出，并活跃于网络。随着“天价烟事件”“最牛县委书记”“躲猫猫事件”等一系列官员违纪、滥用职权问题在网络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得到整治，民间网络反腐越来越为普通群众所认可。自然生长、没有合法身份的民间维权网站被众多举报、上访、维权者视为解决问题的捷径，大量信访者从“上访”变为“上网”。民间网络监督使官员更加自律，不敢随便越权。同时，民间网络反腐也逐渐进入高层的视野，一些地方将民间网络反腐这种方式列入研究课题，尝试着加以研究、规范管理。但是，随着近些年网络监管的日益加强，尤其是少数公民记者涉嫌敲诈勒索，监管部门开始关闭大量以反腐败、舆论监督为使命的个体网站，使得网络反腐、舆论监督类民间力量一度沉寂。
第二阶段：2009年之后再度崛起阶段。2009年之后，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大行其道，民间反腐力量再度崛起，公民记者把主战场转移到了微博，微博由此替代论坛、bbs等一跃成为网络反腐舆情的最重要阵地。据《检察日报》记者统计，截至2011年11月，仅在新浪微博上开通以“反腐”为名或主题的微博就超过800个。较早引发轰动的是一起“自首式”举报事件。2011年4月，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国土局工作人员周文彬，把自己向单位领导行贿的行为在微博上直播，然后去纪委自首，吸引了众多眼球。最终，纪检部门对收礼的官员做出处理。最荒唐的一起案例则是“微博开房”事件。2011年6月，江苏溧阳市卫生局原局长谢志强，在网友众目睽睽之下，发微博和情妇相约酒店开房，聊天记录在网上直播。次日，谢志强即被免职，接受调查。微博的强大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纪检部门的查处力度。以雷政富事件为例，不雅视频曝光后，仅过了63小时，重庆官方即宣布将雷政富免职，并进行立案调查。
网络反腐迅猛发展的背景
网络反腐，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新鲜事物，它是社会开放与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新时期信息化浪潮迅速推进与公众民主监督意识高度觉醒综合作用的结果。网络作为一个快捷、高效、自由的公共平台，承载了公众对公权力的关注、对知识的渴求，其不仅是公众获取社会信息的主要窗口，还是体察社情民意、衡量社会发展趋向的风向标，社会上有多少种现象，网络中就能产生多少种言论，并进一步将细小的社会现实归类、解析、放大，成为人所共知的思想观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网络反腐应运而生，且在历经最初的民意沉淀后，逐渐由“腐败问题评析”演变为指向性极强的“腐败现象透视”及“腐败行为检举”，其“瞬发而即至、始悉而周知”，受力面广，影响面大，已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
民众的民主意识增强，参与反腐的政治热情不断提高
在社会民主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民众的民主意识明显增强，保障民主权利、实行民主监督、主张民主诉求的希望更加强烈，人们积极争取对公众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民主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网络反腐是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之一，它凸显了网络政治的发展、公民民主参与范围的扩大以及网民对社会发展关注度的提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指出，网络反腐热的背后，首先是公民意识的觉醒。在网络社区中，公众行使监督权、检举权的热情高涨，而且随着一件件公众举报的案件被查证、一批官员落马，公众这种热情还被进一步激发，推向更高。在当下社会，反腐已经成为一种超越不同阶层的社会共识。
互联网的固有优势为网络反腐提供了便利
互联网具有传统信息传播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和特点，成为反腐败的天然盟友。
1.渠道通畅，使用方便快捷。网络以其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广，操作便捷等优势，使监督变得更为迅速及时。网民随时随地都可通过网络对各种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参与监督，整个过程就仅仅是敲敲键盘，动动鼠标，监督信息便可通过网络快速传播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并且，网络特有的互动性，使举报受理机关可通过网络直接与举报者交流互动，有效提高信息反馈速度。办案机关还可通过网络主动出击，快速搜集案件线索，实施“网络监察”。
2.安全隐蔽，风险大大降低。网络因其具有良好的匿名、隐蔽特征，使举报者随时随地都能与办案机关进行“安全”对话，即时交流，并能避除现实中人情因素的干扰，从而很好地保护了监督者的权益，规避了监督风险，扫清了监督障碍。
专栏 不雅视频爆料人缘何不信警方
不雅视频事件继续发酵，重庆民警来京索不雅视频遭拒，爆料人朱瑞峰称保护公安内部线人，拒绝交出不雅视频；警方称视频系敲诈团伙成员提供。双方各执一词，让原本处在舆情旋涡中的事件更显得扑朔迷离。
事件中最值得深究的真问题——究竟还有多少官员涉及不雅视频，这是公共舆论关注的焦点，也是爆料人选择不与警方合作的关键原因。在事实真相不明的情况下，尤其是得不到权威、中立、公正的调查程序保障，爆料人是没有交出不雅视频证据的道德义务的。在此背景下强调爆料人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义务，实在是会伤害到“深喉”捍卫公众利益的权利。
其实在执法公信力高的社会，爆料人的上述抗争实属不必要，即便是将视频交由无权调查的警方，警方也会在用完后及时移交其他法定机构查处。“我不能相信警方，如果真的是为了破案，办案的应当是纪委和检察院，证据也不应该交给警察。”爆料人的这种不相信，是长期以来执法调查中立性、权威性、公信力缺失的结果，也是以往一些丑闻事件中爆料人受到威逼利诱乃至打击报复“待遇”的心理投射。说到底，什么时候有了最可靠的执法中立，爆料人才不会死守着证据做私人调查的“困兽之斗”。
3.监督主体广泛，直接全面。我国拥有4亿左右庞大的网民群体，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行业、各个领域，分布广泛。将这一庞大群体中每一个人的监督视野汇聚到一起，就能形成一股极为强大的监督力量，直接全面地监督到监督对象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4.信息结果影响巨大，导向有力。网络凭借其主体的广泛性，信息的共享性，沟通的快捷性及全民参与性，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信息的受众范围，引起人们共同关注，且不受约束，使得网络监督更容易产生强大的舆论压力，形成有力的舆论导向。网络的这种特性不仅促成了网络反腐的成功，也在无形中扩大了教育范围，增强了警示教育效果。
政府反腐渠道不畅，缺乏效率
1.传统举报受区域、领域、行业等之间的限制，个别受理部门在受理案件过程中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有事”思想，相互间推诿扯皮“踢皮球”；同时程序复杂，致使一些事情已经成了人尽皆知的秘密却还未得到有关部门的受理。
2.传统的举报方式，由举报人举报，相关部门受理，到信息的查实取证，再到立案侦查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同时还需署名举报，匿名举报的一般不予受理。在这期间如果保密工作做得不够完善，举报人信息泄露，不仅容易使举报人受到威胁恐吓等报复行为，也给被举报人消除证据制作伪证留下了时间，贻误处理案件的最佳时机。
3.传统的反腐手段，只有相关部门掌握相关信息，处理的形式和进度只有相关人员清楚，查处过程中一旦遇到干扰和阻力，就会进展困难。
网络反腐伴生两大新现象
现象一：公民记者
网络反腐伴生的一个最大现象是：公民记者涌现于当今社会。
公民记者，又称民间记者，为主流传媒以外的人，或自身为主流传媒的记者，但以独立身份发声的人。在中国，首个被称为公民记者的人是周曙光。他持续追踪中国“最牛钉子户”，比任何一家媒介都更具耐心。因为他的坚守，不少人看到了公民记者在中国发展的潜力，甚至有企业通过向其捐赠器材和钱，鼓励他继续关心公共事务。事实上，按照目前任何一家媒介的招聘标准，周曙光都很难成为一名记者，因为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但是，这样的背景却使得“公民记者”这一名词更具激动人心的力量，因为草根也可以成为握有话语权的群体。
在研究新闻传播的专家看来，作为“公民记者”应该具备以下条件：首先，身份是非专业新闻传播者的普通民众；其次，在新闻事件中发挥了记者的作用。也就是说，得具备发现线索、记录事件和传播信息三个条件。
博客是公民记者最易发挥作用的平台。和一般网民相比，“公民记者”对于实践公民权利有着更高的诉求和愿望。同时，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是，加入这个群体的人，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多样化。更多的知识精英，也在不同的场合扮演了公民记者的角色，他们的言论具有更多的理性和思辨色彩。公民记者带来的不仅仅是网络监督，还有网络参政。他们会通过报道新闻，讨论公共事务，要求行政作为。
现象二：民间反腐网站
民间反腐网站中最出名的有李新德的“中国舆论监督网”、姜焕文的“中国民间举报网”、鲁宁平的“中国百姓喉舌网”、葛树春的“中国反腐维权网-法制周末网”等。
回溯近年民间反腐网站的成功案例会发现，他们的模式是：网络曝光引发网民关注，接着传统媒体介入开始报道，形成舆论压力，促使党委政府启动调查，最终惩处腐败官员。
中国舆论监督网站长李新德的代表作——济宁下跪副市长李信案，就是这样的典型。这一案件被中国舆论监督网公之于众后，网站点击率专栏达到了170多万人次，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传统媒体跟进报道，李信最终被绳之以法。“一战成名”的李新德为民间舆论监督网站确定的标准是：不但要发布维权文章，还必须对事件进行调查采访，而且至少要选择10个以上的原创案例发布。
重庆不雅视频事件的曝光者：朱瑞峰
朱瑞峰，著名独立调查记者，人民监督网创始人、主编，现居北京。2012年11月在人民监督网上报道了“雷政富不雅视频事件”，后经纪许光转发至微博引爆舆论。
人民监督网成立以来，朱瑞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公民监督权条款，揭露了各地众多贪腐大案。10多名部级、厅局级高官、近百名处级、科级腐败官员被党纪处分、免职、撤职或送进监狱。法学泰斗、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先生，著名法学者贺卫方先生分别为朱瑞峰创办的人民监督网题词。
朱瑞峰揭露的事件包括：山西疫苗事件，曝光多名厅级高官；扳倒辽宁鞍山市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赵余龙；扳倒山西临汾市纪检委书记沈庆华；曝光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等官员。
李新德强调，民间反腐网站必须用证据说话。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间反腐网站的身份，“我们没有主管单位，经不起风雨”。
众多民间反腐网站的站长们都认为，单个网站影响力有限，必须“共同炒作”，才能形成力量。那些真正有影响力的站长，不仅自己网站有大量阅读者，还可让众多网站转载自己的文章，让“真相”传播更远，让被曝光的人压力更大。
网络反腐存在的问题
网络反腐是一把“双刃剑”，在有力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是侵犯他人隐私。网络反腐有着传统反腐手段所不可比拟的优势，然而它的弊端也是不容忽视的。其匿名性可保护检举人的权益不受损害，可这个特点也极有可能被某些居心叵测的不法分子加以利用而对他人进行恶意造谣、诽谤。一旦证据与事实不符，不仅浪费相关部门人员的精力及财力，也会打扰到被检举人的生活，损害他们的名誉。
二是网络的两面性可能被“坏人”利用，成为打击“好人”、报复社会的工具。有的为了影响和控制别人，不惜雇用“网络推手”或“网上意见领袖”，利用网络空间制造散布虚假信息，或者互相攻讦，使得网上信息真假难辨；有的腐败分子利用网络开展所谓“反‘反腐’”，对纪检监察机关或纪检监察干部进行造谣、诽谤、诋毁，混淆视听，干扰案件查办。
三是负面情绪影响。社交媒体增强了公众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往往在证据尚未充足的情况下，转发、讨论或批判各种疑似腐败事件。便利的传播机制放大了公众对官员群体的习惯性不信任。近年来，一些高官要员的落马，表明中国反腐工作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与此同时，群众对反腐期望值不断上升，以及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的客观实际，也对反腐工作提出了更大挑战。
四是维权变涉嫌敲诈勒索。2012年上半年，国信办关闭“中国预防腐败网”“中国预防腐败调查研究中心”等众多招摇撞骗，打着“维权”“反腐”等旗号进行敲诈勒索违法活动的网站。据悉，这些民间网站的共同点是，以刊载负面新闻要挟，向有关单位索取所谓“赞助费”“广告费”或“会员费”。或者假借国家政府之名，倒卖假记者站牌和假记者证。
五是网络反腐制度法规缺失。我国关于网络管理、网络监督的相关制度法规不够健全，对如何规范网络舆论监督、网络举报和受理、形成网络反腐倡廉长效机制等制度法规建设还很滞后，比如知情权与隐私权、政务公开与党政机密、社会监督与造谣诽谤、言论自由与人身攻击等，没有明确的法规界定。相关法制建设的步伐远远跟不上互联网的发展速度，网络监督、举报等不能在法制化轨道上运行，一不小心，就会走向反腐的反面。
专栏 “把权力关进笼子”需要全民监督局面的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同时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工作作风。舆论认为，要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必须强化公众对权力的监督。
把权力关进笼子，把权利放出笼子。
推行反腐工作，说到底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但如何做到这一点，恐怕绝不是单靠上层的施压就可以做到，而是需要全民监督局面的形成。要塑造全民监督之态势，公民监督权利的保障，包括知情权、监督权、质疑权的确保就显得非常之重要。基于此，如果说“把权力关进笼子”是一个政治目标，那么“把权利放出笼子”就是一条具体实践路径：通过释放公民监督的权利，通过高层的不断施压，作为世界公认难题的腐败问题，才有被真正攻克的可能。
“把权力关进笼子”须有媒体监督这把锁。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仅仅有体制内的监督是远远不够的，让人民来监督权力，是成熟制度的经验，也是政府走向阳光、法治的必经之路。从最近火热的网络反腐来看，人民群众有充沛的监督和反腐积极性和动力。当然，网络反腐现在还有不少问题，有识之士一直呼吁要让网络纳入制度的轨道。如何将网络反腐和人民监督纳入制度的轨道，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放手让媒体去寻找线索，客观报道官员和权力出现的问题，进行理性的监督。
把权力关进笼子要借民众力量。
如何进一步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源头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是当前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重大而紧迫课题。在制度顶层设计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反腐路径。只有借助民众的力量，才能对官员形成真正的监督，才符合主人与公仆关系的应有含义。官员财产公示很可能令社会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但是这一阵痛是必需的，正如所有的改革都会有阵痛一样。
将网络反腐引向法治化轨道
既然网络反腐有利也有弊，那么，到底该如何正确看待和认识网络反腐？著名反腐学者、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的观点很有典型意义。他曾说，对网络反腐，第一要疏导不要阻挠，正在井喷的东西你堵住肯定不行；第二要回应不要回避，你一回避就被动，之后再发布的消息即使是真实的可能也失去了话语权；第三要引导不要强求领导，因为网络上不相信谁的权力大小，只相信谁说的话是真实的。把握住这三个层面之后，网络反腐是利大于弊的，当其他的管道逐渐恢复正常以后，网络反腐就会回归常态。
因此，对民间网络反腐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对其反腐热情和作用要予以正面肯定，因为这是民主与法制的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要通过顶层设计，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唯此，社会监督的正能量才能得到进一步释放。
通过制度保障民间网络反腐
一是建立完善的网络反腐制度平台，保障举报信息的及时处理与反馈。网络反腐是返政于民的过程，是通过一个法定的渠道，让每个公民都能平等有效地充分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监督国家机关的权力运行。在这里，不妨把2008年8月13日湖南省株洲市出台的《关于建立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的暂行办法》看作网络反腐制度化的初始和参考。该暂行办法制定了系列可行性具体规定，把网络反腐的特殊优势发挥到最大，例如在纪检监察机关的网站专门设置投诉举报中心，由专门的工作人员处理每天的投诉和举报，把所有投诉举报信息整理归类，交由单位负责人审查；及时反馈处理意见给在网上投诉举报的群众；公开纪检监察机关的电子邮箱地址，群众可以把投诉举报信息直接发给负责人；建立一条通畅的网络反腐材料处理专门渠道，整合纪检监察、司法等部门的职能，由纪检监察机关负责初步调查，然后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进入司法调查程序等。
二是完善相关制度、法规保护反腐网民。在网络反腐的过程中，如何建立一个可以保护举报人、跟帖人、发帖人的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专栏 反腐败需要“污点证人”
在近年曝光的反腐败案件中，除了充当主角的腐败者，往往还有一些参与者。他们有些是协助者，譬如腐败者身边的秘书；有些是行贿者；还有一些是腐败者的“二奶”或“小三”——在这类人中，有些只是寄生性的物质享受者，有些则深度参与了腐败行为，甚至充当了腐败官员受贿、索贿的原动力、策划者。
对于腐败案件中的这些参与者，很多国家和地区有一个法定称呼，即“污点证人”。当然，污点证人的范围并不限于贪腐案件。从法律上说，污点证人的主要角色是证人，且主要是控方的证人。只是，他们并不是清白的证人，他们的行为已经符合刑法上的犯罪构成要件。而当他们履行了协助控方指控犯罪的义务之后，常常可以换取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的待遇。因而，在很多国家或地区，污点证人构成了国家打击主要犯罪的一种制度安排。
目前，在我国全国人大制定的正式法律中，还没有污点证人这种制度角色。虽然我国《刑法》第68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主要是为了鼓励犯罪者“立功”，他们并不在刑事诉讼中充当证人。这与其他国家的污点证人制度相比，还是有较大区别。
近年来的反腐实践表明，案件中各种参与者有意无意地透露、揭发，常常构成腐败犯罪浮出水面的导火线。由于腐败行为都在相对私密的空间中发生，如果参与者或见证人都不开口说话，案件就很难侦破。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参与者是助推反腐败的一股潜在力量。
如果能把各种污点证人和准污点证人从腐败者的身边争取过来，必将从技术上极大地推动当代中国的反腐败工作。
有专家透露：改革开放30多年来，评出的十大反腐名人，其中九人遭到报复。因此，要尽快出台网络管理的法律法规，建立网络举报、网络反腐、网络保密的一整套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使网络反腐在法制的轨道上健康发展。首先要建立保护证人制度。要根据有关案例，不断修改完善有关制度，特别是消除举报人的后顾之忧。如美国对举报人保护的法律就相对完备。包括《吹口哨人保护法》和《被害人及证人保护法》，详尽规定了“证人整容，姓名更改，居所乔迁，工作变动”等具体的保护措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有相应的法律。在我国香港，举报人属于证人的范畴，受到《证人保护条例》的严格保护，泄露举报人身份或者报复举报人，属于刑事重罪案件。其次要尽快启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程序。公众人物的职务行为和个人的信息要明确区分开来，政府官员等公众人物的职务行为以及担负社会公众责任的行为，不存在信息保护，这种行为本身就要接受来自社会公众的监督，不管是网上还是网下，但不涉及其职务行为及公众社会身份的个人隐私应当受到保护。
总之，我们要积极推动对网络反腐的认识深化。网络反腐是新生事物，群众有热情，但认识上有局限，绝不能一蹴而就，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好各种宣传手段，采取系统有效的步骤，不仅要使网络反腐的观念深入人心，还要使网络反腐的操作方法、手段措施、奖惩规章等为大众所接受与熟知，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促进人民群众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
其次，要不断强化对网络反腐的法律规范与约束。网络反腐不是“人肉搜索”，其需要群体热度，却更要保持法律上的理性与严密的程序逻辑。网民在反映腐败现象时，应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要以充分的事实为依据，切忌在高涨的热情下不计后果。对于不能出具明确证据的“腐败”，只能作为有关部门了解情况的参考。对被举报的人员本身，在法律认定其有罪之前，其还是合法公民，在采取合理手段反映事实的同时，绝不能侵害其隐私，伤害其尊严。如何区分举报失实与诽谤诬告，把握“合理怀疑”与尊重个人隐私的尺度，则需要监督部门在具体案例的进一步积累中，促进相关法律制度的细化完善。
再次，要注重引导，提高网民的网络素养，帮助他们理性、有序地参与反腐败。一方面要引导网民认识到，如果失去了道德和法律底线，不仅达不到反腐目的，还会引起许多负面效应，从而自觉提高道德水平、增强法律意识，利用网络参与反腐败时实事求是，理性表达。另一方面，还要引导网民认识到，网络反腐同样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当然，纪检监察机关也要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对网上披露的反腐信息做出及时回应，尽快查明事情真相，给网民一个说法。
最后，要把握反腐倡廉网络宣传教育的正确导向，针对不同的专业特点，开设不同的反腐倡廉宣传专栏、网页，吸引更多的网民参与，扩大其影响力。加强对反腐倡廉网络宣传的管理与疏导，通过积极引导，使广大网民正确认识反腐倡廉的方针政策，增强工作的透明度，从而较好地实现网络宣传教育的效果。
民间网络反腐走向成熟理性，还需要一定的过程，需要广大网民和公共权力机关的共同努力。这其中，公共权力机关的作用尤其重要，消除对民间网络反腐的排斥和过度热衷的心理是现阶段最需要抓紧的工作。这样做，也是网络反腐沿着健康轨道发展的重要保证。
中纪委网络五网合一，网络反腐顺势而为
在民间自发的网络反腐风起云涌之际，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央纪委的网络反腐也已顺势而为，站到了台前。2013年9月1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启动正式开通上线后的第一期在线访谈，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崔少鹏做客访谈室介绍网站建设情况。崔少鹏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http：//www。ccdi。gov。cn）是根据王岐山同志的提议创建的。崔少鹏说，下一步中央纪委监察部将适时开通移动客户端应用服务，并将开通官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应用，还将邀请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包括副书记、常委、监察部部长、副部长等和网友进行沟通。
专栏 地方两会上纪检监察和司法系统官员纷纷表示支持网络反腐
北京市
2013年1月26日，在石景山团审议“两院”报告时，北京市纪委书记叶青纯代表说，“‘网络反腐’，我们当然欢迎。将腐败问题揭露出来，这是个好事情。个别有不实的，大部分是属实的。下一步需健全网络举报受理机制，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反腐’”。
浙江省
浙江省“两会”召开期间，多位司法系统官员就网络反腐进行了探讨，对于这一新生事物，众代表均持支持态度。
浙江省人大代表、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吴春莲谈到网络反腐，明确表示对这一新生事物的支持，长期肩负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她，向记者罗列了“天价香烟局长”周久耕、“表哥”杨达才、“房叔”蔡彬、“不雅照”男主角雷政富等一大批因网络反腐而落马的官员，并表示网络反腐的成效相当不错。
浙江省人大代表、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也曾公开表示过，作为社会监督的一种方式，网络反腐具有积极意义。陈云龙称，网络反腐是一个积极的尝试，对推动检察机关扩大线索的来源、规范自身办案的行为，产生好的社会效果。陈云龙表示，浙江的检察院机关一直是抱着支持、理解、配合的态度推动社会监督方面的工作，对网络反腐工作也给予了配合，特别是在为举报人保密的问题上做了不少工作。
广东省
对近来屡立奇功的网络反腐，广东省人大代表、省检察院检察长郑红在广东省“两会”期间评价说，网络反腐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可以发动全社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过他也强调要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他说，网络反腐最好是实名举报，而且要有事实依据，这样才方便检察机关和纪委能有针对性地核实。（《广州日报》2013年1月31日）
广东省致公党2013年在省两会提案《规范网络反腐打造廉洁广东》中建议，广东必须率先明确网络监督合法性，制定和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加以约束，使其转入法制轨道。就腐败网络治理模式而言，提案认为，要从政府的“独奏”向政府、社会、网民的“协奏”转变。民间反腐败需要借助于政府反腐败机构的权威及机制查处腐败分子；而政府反腐败机构则要借助于民间力量扩大信息来源，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
毫无疑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开通上线后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中央纪委监察部原来有监察部网站、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举报网站、纠风网站、工程建设领域治理工作网站，这些网站比较分散，力量也不集中，资源也有浪费，新开通的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把五网合一网，同时实现各个网站功能，打造中央纪委监察部综合性政务门户网站。
网站的特色在于纪检监察，在于严肃、准确、及时、权威。它将准确传递党中央、中央纪委的声音，特别是党中央、中央纪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地交流各地区、各部门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情况，权威解答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同时积极回应社会的关切，包括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和网络举报。
此间媒体认为，中纪委新版网站的上线与12388网络举报网站“升级版”，都被视为王岐山新思路的体现。同时，官方网络反腐的优势在于专业性，民间网络反腐的优势是快速、透明和监督。能不能让公众信任，最主要的是在举报后反腐机构的惩治能否及时有效。为此，有多家媒体就报道称，王岐山对中纪委的新网站寄予了很大期待。他告诉网站的工作人员，你们的网站一定不要鸡窝子气，没有后劲。就像开采油田一样，觉得这个地方有油，然后一下子打下去，结果喷一下油就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