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善中
对于建国前夕刘少奇天津之行，许多书文均有记载。本文认为，这些记载在认识上还深度不够，因此，有进一步认识的必要。
一、在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摆正民族资产阶级的位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如众所周知，指导中国共产党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中国共产党一直承认社会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必经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的种种分析，以及“完全”资本主义下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完全”对立的理论。
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根据以上理论，还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即根据私营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优胜位置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官僚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这样认识的：
毛泽东在1935年于《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认为：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不是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和“最后结果”，却“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1945年4月，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又说：“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既然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有所承认，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和所应起的作用也应有所承认。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最后是这样论述的：“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间一切由于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指出，这样“一个长的时期”即新民主主义时期，“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不同的场合，也阐述了这一思想。特别是刘少奇，对这个问题强调得更为突出。1948年，他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方向及性质的问题》一文中说：“过渡时期是十年到二十年，这个长了有好处，因为中国落后，长了才能建设好。”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正是在于：
（一）中国革命胜利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那“完全”的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以及那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完全”对立的问题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内，中国允许一定形式、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
（二）国家承认一定程度、一定形式的资本主义存在的合法性，当然也就承认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经过“剥削”而获得利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承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并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双方的不同利益，可以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进行调整，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上述认识，无疑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大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认识上的倒退以及“左”倾思潮的产生。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大势已定，但是，战争还没有结束，人民政府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用一定程度通货膨胀的办法，来维持庞大的军费；同时，随着全国各大城市的相继解放，各项工作也没有走上正轨，人心未稳。在这种情况下，出于资本的属性，许多投机商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投机倒把活动。由于当时人民币的推广有很大的难度且需要一定的过程，银元一度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于是投机商们便从倒卖银元入手，在他们的哄抬下，大多数工商业者也不同程度地卷进去了。银元的价格涨至本身价值的2至3倍。继而棉纱、粮食等重要商品的价格也不断上涨，如华北地区，物价的批发指数以1948年12月为100计，1949年3月则上涨到261。一时，许多地方人心惶惶，人们与私营工商业者的对立情绪空前严重，在这一形势下，党内外许多人开始改变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
应当看到，一些共产党人的认识，并不能完全体现他所在的那个政党的认识。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虽然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但毕竟又是从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中诞生出来的政党，从而也是一个本身有待不断无产阶级化的政党。进一步说，毛泽东、刘少奇等少数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对中国一定形式、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性有比较深刻认识，然而大多数共产党人还不是如此，这些还没有走出小农生产方式或还没有完全走出小农生产方式的共产党人，尽管他们从主观上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实际上没有理解或不完全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在革命的实践中，他们对事物的思维方式，往往不是无产阶级的，即历史唯物论和辨证唯物论的思维方式，而往往是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维方式，而在不知不觉中代表了他们本来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即农民阶级的思维方式，以至他们还不能对资本主义下的剥削，对在资本的属性下种种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等事实，特别是这些事实在中国还只是初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阶段中不可避免之必然性有全面的、辨证的和历史的理解。所以，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他们很容易对资本主义产生感性的、简单的否定。
在这样的否定下，当时许多共产党人在打击不法商人活动的同时，过重而又简单地认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资产阶级就不能有过大的发展，过大的发展就是意味着政权性质的改变。从国家的管理的角度看，也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的积累，给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分配带来新的问题。所以，对中国资本主义要有所遏止，“左”的思潮由是产生。这样，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正确分析，中共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正确的方针政策，因为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从而不能不在小农意识的海洋中摇晃。
这时，不难理解，在经济风潮当中，即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正确的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所分析的同时，也作出了如下提法：“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际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还应当看到，在中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有很大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还需要有所发展这样“严格限定”的历史条件下，上述论断至少的错误是不合时宜，它与其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教条式的理解，与其说是偶然性提法上的错误，更不如说是农民阶级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在党内的必然反映。在对民族资产阶级还缺乏全面认识的情况下，这一提法不能不误导了许多人，让人认为：建国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所以，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一段时期内，党内“左”的、否定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潮膨胀。大批农民出身的干部，在转入城市后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本来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没有正确的认识，再加上不能很快适应环境和形式的巨大变化，对城市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复杂性缺乏必要的了解，对城市工作的艰巨性准备不足等，于是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把资产阶级又当作敌对的阶级来看待，特别在新解放的一些城市中，限制、排挤以至打击私营工商业的事情屡屡发生。
三、在上述历史条件下，把握一个正确的认识比正确认识的本身要难得多。作为执政党更重要的是，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把握这些正确的政策和方针。当时，天津所存在的经济风潮和“左”的思潮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很有代表性，也可以说，如果天津问题解决得好，对江南即将解放的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接管也会有重要的影响。由此，1949年4～5月刘少奇亲赴天津视察，刘少奇工作的特点是，善于抓住重点，又能顾及方方面面，正如他所说：“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要照顾四面八方。四面就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就是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公私关系的公私两方。都要照顾到，这才叫全面照顾。”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如何把握”党的政策和方针这个问题上，他给全党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当时天津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是：
一方面，是资本家方面的问题。有些资本家在捣蛋、怠工，企图削弱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增加他们在工人中的资本。刘少奇于是提议，在大城市中，“对于私人企业，凡属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关系者、捣蛋怠工者，原则上派人去监督，派军代表去”。“对某些资本家及反动分子的破坏，必须镇压，才能保障生产。”还有些不法私商活动猖獗。如4月6日，政府为了鼓励输出，调整了金钞牌价，不法商人估计物价将涨，于是大肆抢购纱布、粮食等物资，造成物价上涨，纱布由每尺4250元涨到4680～4690元，面粉每斤由1550元涨到1760元。一时，人心波动。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对于私商的投机活动，亦要进行必要的打击。
如当时纱布价格是每尺4550元，国营贸易公司于是规定，凡是购买布匹的商家，购货前先买牌子，一个牌子5000元，取货时即抵货价，若不取货，牌子也不退还。一些私商于是大肆购买牌子，4月8日下午，私商们取货时，纱布价格突然降至每尺4250元，投机商人们遭到沉重打击；如4月8日下午，市纠察队在和平区哈尔滨道6号查处从事投机倒把的经纪行7家，逮捕35人。在锦荣大楼内查出5家投机的经纪行，逮捕12人，等等。
另一方面，在“左”的情绪下，公私对立，劳资对立的情况严重。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发生53次清算斗争。”一些工人、店员认为：“有饭吃，有房子住，这就叫共产。在乡村分地，在城市还不是一样要分吗？”由此，掀起一股要求增加工资风，有的工厂男工工资由60斤小米增加到360斤；学徒工工资由21斤增加到210斤。一些干部，也认为这些工人、店员们做得对，从而表示支持，对资本家们很冷淡，必要的“贷款也不给资本家，政府也不理他们，又不许他们解雇工人”，“资本家找来了也不见他们，报上对他们是骂的多，表扬少，在劳资关系上工资和劳动条件都订得高……使得劳资关系紧张，生产效率也因之降低了。”
针对这一情况，刘少奇作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4月24日在天津市干部大会上，在4月28日的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说出了当时一般人不可思议的惊人之语：
“关于剥削问题，这并不是几个资本家可以负责的。剥削行为不是由意识决定的，而是历史发展之必然，是整个制度问题。中国工人阶级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剥削痛苦。”“剥削也要分清有几种，奴隶的剥削已经废除，封建剥削我们也废除，但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今天还不能废除。”“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就认为资本家对发展生产、组织生产是有历史功绩的。”“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功有过，今天是功大于过。但是我们也要限制它。”“有人说‘有人来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来剥削，我们就失业了，失业还不如有业’。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痛苦。在目前中国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是进步的。”
刘少奇不是不承认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而是强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重点是联合而不是斗争。因此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但不能破坏联合。如果把资产阶级消灭，这样工厂减少了，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刘少奇的话，使广大干部和工人逐渐懂得，当前的劳资两利的政策，是符合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政策。
在刘少奇看来，当时天津的问题还不是以上两个问题，更重要的是生产的问题。由于“资本家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0%。”因为许多工厂没有开工，上百万工人以及他们家庭的生活自然是一个大问题。
为此，刘少奇会见了许多私人资本家，向他们解释党的方针和政策；特别会见了著名的工业资本家李烛尘、周叔、宋斐卿等人，回答了他们提出的种种问题；5月2日，他还召集了有128位工商业者参加的大型座谈会，会上，刘少奇再次发表惊人之语：
“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青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的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
资本家们放心了。
不能把刘少奇的上述言论理解为刘少奇是为了发展天津生产而采取的一时的、权宜之策。允许剥削，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是一个很长的时期，正是当时刘少奇的基本认识。不仅是对天津，针对东北一些地方将斗争矛头对准资产阶级的做法，5月31日，刘少奇起草了《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至东北局电》，该电批评了“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和捣乱性”的偏向，强调“我们在批评与反对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路线的时候，又必须坚决地、严厉地反对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即过早地或过多地在国民经济中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这是一个极危险的‘左’的倾向，我们必须严格地加以防止”。
从纯粹理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对干部工人，还是对资本家，刘少奇上述言论是过头了。但是，且不说这些“过头”的言论中的正确内涵，就其“过头”本身，也必须放在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加以理解。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任何纯粹理论都只能放在指导、或提高认识的角度去理解，其实这些理论都是不现实的理论，而任何符合现实生活、并促进社会进步的正确理论都是‘有缺陷’的理论。而从‘有缺陷’的理论到纯粹的理论，只能是一个永远的、且不断接近的过程。刘少奇‘过头’的说法当然是‘有缺陷’的理论，然而，当时却需要这样的理论，如果当时不这样说，就不能纠正当时的‘左’倾思潮，这一点，一些党内当时身临其境的人都深有其感。”
当时任华北局第二书记的薄一波说：“刘少奇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他讲话后，大家感到讲的好，对如何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当时任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亦说：“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没有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指在天津的讲话——笔者加）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在刘少奇“有缺陷”的理论的指导下，天津市军管会在提高工人认识和稳定资方情绪的基础上，颁布了《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从此，在处理劳资纠纷问题上，有了法律的依据。不仅如此，政府方面还采取种种措施，帮助私营工商业解决困难。如缺乏原料，政府协助解决；产品销路不畅，政府尽量收购；资金困难，政府给予贷款，仅交通银行该年6月份就给私营企业贷款180多亿元。由于政府的扶助，天津的私营企业不仅全部开工，而且比解放前增加了2474户，工人数也增加了18.8%。到1949年底，全市的总产值达到6.54亿元，比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47年还高25%。
事实证明，刘少奇“有缺陷”的理论，是正确的理论。四、对于刘少奇天津之行的进一步深思。
如所周知，刘少奇天津之行以后，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
一方面，资产阶级并不因为国家对他们的“宽容”而对其不法活动有所收敛，在“资本”的驱动下，他们揪起一次又一次的经济风潮，这些经济风潮，不仅越来越影响和困扰着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政策的贯彻执行，而且还突出地影响着国计民生。对此，中国共产党不能不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当时，大的斗争有两次，一是银元之战，二是米棉之战。
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资本属性的驱动下，又有相当数量的私营工商业者不顾国家的利益，认为是其赚钱的机会到了，于是利用军需激增之机，其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当时简称“五毒”）的现象，这时比以往又有过之。由此，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发动了针对“五毒”的“五反”运动。
另一方面，由于众多资本家的不法行为，使得原来对资产阶级就有很大成见的许多共产党人，又激化了对这个阶级本质上的负面认识，人们忽略了这个阶级在整体上还支持中国共产党、还支持新中国的一面，忽略了这个阶级即使在抗美援朝期间，从整体上来看，也还是有起到了积极作用的一面，从而未能客观的、冷静的认识这个阶级，由此，“五反”运动一度扩大化，运动之后，连中国共产党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对这个阶级的看法。1952年6月6日，五反运动还未宣布结束，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不久，全面的对资本主义改造开始了，民族资产阶级表示“乐意”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表面上看，当年的全国性的、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是如此的合理！以至现在许多人还在赞扬其和平的、赎买的“改造”方式。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其实，当时就是资本家们不欢迎这场改造，国家直接接管他们的企业，这场“改造”亦是合理的。
然而，合理的现实不一定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的构成，和国家的计划经济程度，以及这个国家对资产阶级的“改造”和“容忍”的程度，最终不应当是取决于任何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而是要在生产力的水平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制约下确定。特别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定程度、一定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存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当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无疑是必要的。但是那种过快、过急、面也过宽的做法，那种让民族资产阶级“自行消亡”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当年的做法，实际上是否定了刘少奇的天津讲话。而作为刘少奇，尽管他是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但是，他除了所说所作比较谨慎外，也不能再继续坚持他的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要长期化的看法。当时，任何个人都无法与这股“左”的思潮相抗衡。在“左”的思潮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过早的失去了他们本应起到的一定的有益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又如众所周知，十几年后，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以及他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论，竟是他成为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重大依据。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一）无论什么人，以何种角度，得出什么样的看法，都不能不承认这一事实，当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以后，中国的经济在人们的热情中确实短暂地发展了一二年，然而，总的来说是走了几十年的弯路，且与世界许多国家拉大了距离。（二）在生产力的制约下，目前的中国，毕竟还是要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亦可以说是再次回到新民主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作为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从根本上说，并不取决于这个阶级本身的意愿，也不取决于任何政治上的力量，而是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当经济的发展还需要这个阶级的时候，这个阶级是不会消亡的。正因为这样，今天，新的私营工商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在到处发展，新的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已经形成。所以，在今天看来，刘少奇当年的天津之行，以及他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论，仍有现实的和深远的意义。
历史，不能不给刘少奇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