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琳
刘少奇是中共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样，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虽然他并不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没有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作为一名五四运动时期涌现出来的左翼知识分子，他是中共建党前后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之一，也是中共早期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因此，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最初站稳脚跟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刘少奇自己由一个先进青年成长为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孕育到创立的历史。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的学习和宣传者
刘少奇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左翼积极分子，也是在当时的一代先进青年中通过自己的不断探索迅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优秀榜样。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诞生在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一个农民家庭。1916年，他在乡村读完私塾和高等小学后来到省会长沙读中学。1917年又辍学进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由于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他开始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19年五四运动刚刚爆发，他冲破封建家庭的阻挠，毅然奔向北京，投身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的洪流。他一方面积极参加到学生们静坐抗议和示威游行的爱国行列中，一方面“贪婪地阅读着各种目不暇接的传播新思想的传单和报刊，思索着当时纷至沓来的各种救国的思想和主张”。这时他开始读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包括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和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等。刘少奇回忆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期，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占了这个运动的优势。在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传到了中国，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派别。”他又说：“当时的《新青年》杂志起了极大的作用。它一方面拥护一切进步的东西，同时它传播了不少马克思主义思想。”
这年秋天，刘少奇经过认真的选择，进入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度过了将近一年时间的半工半读生活，准备赴法勤工俭学，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没有去法国留学。1920年夏秋，他回到北京和长沙，又辗转来到上海学习俄文，准备赴俄留学。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读到了更多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及报刊材料，包括《共产党宣言》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且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刘少奇回忆说：“在共产党产生以前，马克思主义也传到中国来了，我就是在1920年（共产党产生的前一年）看到了那样的小册子。”“从前听到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后来看到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又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革命把全世界想要革命但又没有找到出路的人都惊醒了。特别是在中国，我们那时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跑，这一下就有办法了。”
和刘少奇一样，当时一些著名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如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等，也都是在1920年或稍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泽东回忆说：“到了1920年的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可以说，刘少奇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样，同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期涌现出来的左翼积极分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的伟大潮流中，他是站到了先进青年的前列的，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
刘少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一边刻苦读书，学理论，一边联系自己的思想和中国社会的实际认真地思考。他的这种优良学风，成为当时青年们学习的榜样。据曾经和刘少奇一起同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的肖劲光回忆：“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除了自己带头刻苦学习，他在保定，上海学习时，还带头深入到工厂中去，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
此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与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特别是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刘少奇一旦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立场坚定，与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在1920年的一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辩论中，刘少奇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一边，理直气壮地开展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在回忆这场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时，刘少奇说：“在那时有很多人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他们把我们叫‘马子、马孙’，见了就骂，就要斗争。在学生中、工人中、群众中，彼此要骂，要打架的，思想上经过斗争，组织上也经过斗争，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思想界中争得了领先的地位，然后共产党才有产生的可能。”
中共建党前后，他是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之一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共产国际代表来华活动，首先在上海、长沙、武汉等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也建立由共产主义小组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上海外国语学社，为培训党的活动骨干和后备力量作准备。并且出版了《共产党》等重要刊物。1920年秋，刘少奇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返回到北京和长沙以后，由于他一年多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的学习和宣传，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所以，他立即与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贺民范接触，由贺介绍首批加入了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且通过贺的推荐，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决定由留法改为留俄，直接去俄国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在上海外国语学社，他除了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外，也参加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和组织的各种政治社会活动。例如为新青年出版社和华俄通讯社做缮写、翻译、校对、印刷以及发行等方面的工作，深入工人群众中去宣传和组织罢工斗争等。所以，刘少奇虽然不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但是，他很早就在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下，为共产党的创立做了很多具体工作。
刘少奇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之前，就有社会主义青年团，我是1920年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才入党的，我是党没有成立前由青年团送到苏联的……那时莫斯科办了一个东方大学，我们去上学的时候是头一班。出国之前，在上海办俄文学校，让学生先初步学会俄文。我出国以前虽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但几个地方有了共产党小组。出版的党刊就叫《共产党》，以后才出版《向导》，所以共产党一开始筹备就做了许多方面的工作。”
1921年春，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派遣，刘少奇和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等一批青年团员从上海出发，经过三个月的艰难跋涉，于夏天到达莫斯科。同年秋天，刘少奇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这里，他集中地研读了大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研究学习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并且对照中国革命的实际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同时，他还经受住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和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战争结束后物质生活严重困难的考验，亲身参加了苏联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斗争。
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7月23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个消息也很快传到了莫斯科。刘少奇进入东方大学以后，“他就一直思考和打听着一件事：怎样可以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能够加入共产党？他主动与负责中国班思想工作的政治教导员谈心，谈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愿望……为了弄清‘怎样能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这个他脑子里日夜思索的问题，他一方面找班上的政治教员请教，找与自己有同样愿望的同学谈心，另一方面，他一次又一次地研读了《共产党宣言》，反复阅读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和其他著作，他的心里越来越明亮”。这年冬天，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开始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刘少奇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崇高愿望，他和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吴芳等人第一批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在东方大学组建了一个支部，刘少奇被选为支部委员。
1922年5月，由于刚刚创立的中国共产党急需开展革命活动的骨干力量，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局的通知，提前结束了在东方大学的学习回到上海。他被分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在上海期间，他还参与了重新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以及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服务工作。同时，他还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平民女校担任理论教员，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这时候，刘少奇已经是一位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坚强的组织观念，可以从他当时所填写的一份《团员调查表》看出来。他在回答“对于现在社会作何感想”的问题时写道：“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应抱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在回答“对本团的意见”的问题时，他提出，应“注意训练，提高团员对团体的责任心，要使团体是对外发展的行动的。这些训练都建筑在军事上，方能成为革命的团体。但办法须由当时环境定夺”。
中共创立初期，他是领导我党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共建立以前，就不断有自发的工人斗争，但是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明确的斗争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开始传播，但是没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也缺乏基础和力量。中国共产党创立后，虽然党纲上就明确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但是由于缺少工运骨干，一些党的创始人也大都注重于理论研究工作，所以，党的力量，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还是十分薄弱的。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我们党开始产生时是在学生中、知识分子中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成立党组织，但是如果不跟工人运动结合，不跟中国劳动群众结合，那我们党就不能前进，不能算是在中国真正地生了根。”他说：“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
1922年8月，中共二大结束后，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局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派遣，回到湖南长沙，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和毛泽东等一起领导那里的工人运动。首先，他在长沙参与组织泥木工人、织造工人、铁路工人等工会及湖南省工团联合会，领导这些团体的罢工斗争。同时，还参与领导了正在兴起的粤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斗争。9月10日，刘少奇又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派遣，来到中国最大的钢铁冶炼实业汉冶萍公司所属的安源煤矿，和李立三一起成功地领导了安源工会（即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3000多工人的大罢工。在大罢工中，刘少奇作为工人全权代表，英勇无畏，依靠安源党组织和全体工人，与路矿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迫使当局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17项复工条件，为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次罢工胜利后，中央调李立三到湖北工作，刘少奇接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残酷镇压，全国各地的工会也纷纷遭到镇压和被取缔，唯有安源工会“硕果仅存”，不但没有倒下，反而越战越强，越来越兴旺，成为全国工人运动中的一面红旗。
刘少奇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刘少奇领导我党早期工人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为刚刚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向前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坚持中共二大提出的正确方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两个主要敌人，尽力克服工人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倾向。1923年8月，刘少奇在《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文中指出，消除阶级压迫和实现公有制，是无产阶级的终极目标，“以中国现在的情势看来，这样幼稚的无产阶级当然说不上马上拿来实行”。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步目标，应该是“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因而，他反对提出“不绝地向资产阶级进攻”的口号，主张将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从工人的切身利益出发，从“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等这些日常生活的迫切需要入手，去使工人日见利害的关系团结起来。通过建立工会、开办工人学校等，以过去奋斗的经验切实教育工人，使工人明了自己阶级在现时及将来社会上的地位，工团终极的目的及如何达到这个目的，训练工人的奋斗的能力及方法，养成极健全的奋斗者，逐步地去实现工人自己的政治目标。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切实地组织和壮大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党的工人运动的正确的路线。
他十分讲究斗争的策略，主张工人的斗争不但要“齐心、奋斗”，而且要“看清环境，决定自己的战斗方式”。当“二，七”惨案发生后，形势对工人阶级十分不利，他领导安源工会“立取守势，并劝戒工人不要骄傲，不要乱动，竭力团结内部，以防资本家之进攻”。同时，对资本家的破坏，则“奋斗到底，毫不退缩”。使工会组织更加团结巩固，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对于资本家，既要发动工人进行必要的斗争，同时又要使资本家的工厂不致倒闭，要支持和保护产业的发展。这对于保证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正确发展方向，也是十分重要的。
他非常重视中共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建设。紧紧地抓住了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工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使党的组织成为工会组织的坚强核心，使工会成为军队一样有严密的组织和坚强纪律的队伍。据资料统计，1922年9月，安源党支部有党员10来人，到1923年6月党的三大时，已有党员40人，年底发展到60多人，1924年又增加到200多人，占了全国党员人数的1/5。另外还有几十个青年团支部和200多名青年团员。由这些党团员形成了工会的骨干和核心。至于工会组织，则由基层的十代表，到百代表，到总代表，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有战斗力的工会组织系统。
由于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发展，在斗争中党的组织、党的力量也得到了巩固、发展、壮大，党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形成为中国革命中一支生气勃勃的政治力量。正如刘少奇所说的：“1922年以后，共产党跟工人结合，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去，很多工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党就有了群众。”“从那时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就走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了自己的力量，成为一种政治势力。”从党的一大到三大，短短的三年中，党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在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中，成长壮大起来了。在这种艰难曲折的斗争中，一些曾经是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党的发起人却落伍了，甚至叛变了，而一批年轻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在工人运动的斗争中涌现出来，成为刚刚创建起来的中共党的组织的中坚，刘少奇就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