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山
刘少奇是怎样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成员的？正如王光美所言：“青年人不知，中年人不明，老年人不详。”史学界过去更多在刘少奇杰出的工作能力和非凡的理论水平上探讨。当然，这些确实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不过作者认为，刘少奇在党内较早认识并一直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而引起毛泽东和全党人士的重视，这才是其地位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本文就此问题做一探讨。
一
刘少奇在领导安源路矿大罢工时崭露头角而成为工人运动领袖，大革命失败后开始从事白区党的领导工作。在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损失，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时，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却认为此时的工人运动应采取进攻的态势。刘少奇对形势做出了正确的估计，明确白区工作应以防为主，尽量利用合法机会开展活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1931年10月，他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工运的意见》，陈述他对工人斗争形势和策略的看法，此后又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阐述和宣传白区工人运动正确的方针和策略。
刘少奇的做法，使临时中央大为光火，并进而惹怒了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1932年3月，王明在他的“左”倾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再版书后”中，对刘少奇作了不点名的批评。随后，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刘湘（即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工作”的指示，撤消刘少奇中央职工部部长的职务，降职到上海市工联会担任党团书记。临时中央随之接连发表文章，公开批判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即便他到瑞金中央苏区后，其头上仍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参加了遵义会议的刘少奇由于其地位和当时的形势，显然难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重视。不过，与他有着同样经历的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重新恢复，使刘少奇自然而然的也就摘掉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1936年初，在参加完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后，刘少奇被派往华北领导北方局工作。由于刘少奇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党在华北白区工作的被动局面为之一改。中央书记处为此高度评价说：“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即刘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前途。”
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刘少奇也焦虑地看到，“左”倾路线在白区工作中还有相当深重的影响。“不改变过去的传统，就不能执行现在的策略。”而“要转变10年的传统，对于过去的错误不能不在党内公开批评，不能不有一个检讨。”基于这一认识，刘少奇连续给中央写了《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等4封长信，就1927年后中央的白区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提出了一个长期以来党内没有认识和不敢承认的问题：即过去中央在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上“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四中全会后基本上没有纠正，还继续着，在某几点上还有发展。这些错误在党内影响最久、最深，给党的损害也最大”。而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刘少奇还详细叙述了自己因坚持正确主张而遭到打击的经历。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透露出中央领导机构应有所改变的明显意图。
由于刘少奇来信所提出问题与中央既定结论大相径庭，又是党内第一个公开怀疑和否定十年政治路线的党内高级领导人，自然在中央核心层引起轩然大波。1937年3、4月中央政治局两次开会讨论白区工作问题，大部分政治局成员都认为刘少奇言过其实，有人甚至认为刘少奇的态度受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影响。在一片责难刘少奇的声音中，有着同样遭遇和感受的毛泽东却清醒地认识到刘少奇分析的正确与可贵，他说出了毛泽东一直想说而不便公开说的话。在刘少奇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毛泽东感到有必要给刘少奇以支持。不过鉴于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认识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并没有直接介入具体问题上的争论，而是尽力调和刘少奇与一些同志的意见冲突，称刘少奇“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毛泽东的特殊地位和态度无疑使刘少奇感受到某种力量的支持。1937年5、6月间，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刘少奇仍坚持己见，他在会上做的《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中，全面总结了大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经验，着重批判了“十年来为全党所坚决执行并坚信为正确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错误的历史传统”，提出“在党内必须克服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强调白区工作必须实行彻底的转变。刘少奇的报告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同志不承认过去白区工作中“存在错误的恶劣的传统”。许多代表不同意刘少奇对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的总体评价，坚持认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总的路线是正确的”。
会议出现的不同意见导致紧张激烈的争论。中央为此暂停白区工作会议，就会议争论的基本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会上毛泽东表示：党内“还存在某种错误的传统，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他肯定刘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他赞许刘少奇说：“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这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中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许使刘少奇得以解脱。不过毛泽东也看到，党内大部分同志特别是十年内战期间从事领导工作的同志，此时还没有认识到十年政治路线的错误，一下子改变大家的思想认识还有一定的困难，弄不好甚至可能造成党内的混乱。鉴于此，毛泽东只能一面在解脱刘少奇的同时，一面又回避容易引起分歧的有关过去白区工作指导方针是否犯了十年一贯的“左”倾错误这个敏感话题。他还不得不表示：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路线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但“只在几个极短的历史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在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大革命末期与立三时代）”。这种调和的结果是，会议最终通过洛甫的《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仍坚持过去的错误观点，即中央在白区工作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不是政治路线错误，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报告还有所指的说：对党内存在的“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和缩小，或任便给同志们戴大帽子”。
迫于形势和党的严格纪律，刘少奇最后不得不违心同意洛甫的报告，并表示：“我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
二
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党的十年政治路线评价的努力遭到了暂时挫折。但这次争论却使刘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得到充分的展示，党的高级干部尤其是毛泽东同志更是通过这次争论对刘少奇有了全新的认识。使他认识到刘少奇是自己反对“左”倾路线的可靠伙伴和重要助手。不过，此时的毛泽东并没有全力支持刘少奇，因为洛甫还是党内总负责，遵义会议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的“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的结论正是会议以后毛、洛政治结合的基础。毛泽东此时如果贸然支持刘少奇推翻这个结论，无疑会使这来之不易且为时不久的政治组合产生极大隔阂甚至遭到破坏。况且毛泽东当时也并非全党一致共认的领袖。正如刘少奇当时给洛甫信中所言：“我国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做斯大林，结果都画虎不成。”在党内大多数同志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结论的错误时，毛泽东的威望显然还不足以让大多数人改变自己的看法。他感到时机还不成熟。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奇赴太原担任中共北方局的领导工作，在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敌后根据地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在事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系列问题上与毛泽东都有着相同的认识。然而，1937年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后，就因为毛泽东、刘少奇在统一战线等一些问题上与他有分歧，就对他们展开了批评。刘少奇坚持独立自主的正确主张，他辩解道：“对于发展游击战争，我们提出保卫山西，保卫太原的口号，号召工人农民武装起来，不等待政府发布条例和取得合法批准，我们自己最初所提出群众工作的独立自主，不是破坏统一战线的，是尽量争取合法地位做起来的，一方面自己做，一方面利用合法。这样就使我们自己与阎（锡山）同时做，这是较好的办法。”对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刘少奇明确表示自己的不同看法：“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须要具体解决”，“我写的小册子是按最高的要求写的，是按我们要做的，而不是按目前能做的条件做的”。
由于王明的特殊地位，回国又有所谓“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对老干部进行重新教育”的使命，中共中央于是在组织上进行了调整。决定中央不再设总负责，中央内部分工，由洛甫主持党务，毛泽东负责军事，原来由毛泽东负责的统战工作划归王明负责，王明一跃成为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由于王明在回国前就对国内中共领导人极为轻视，说什么“现时大多数干部是在国内战争中教育和锻炼出来的”，“很多干部完全缺乏在没有苏维埃和红军的区域内进行群众工作的经验，甚至有一些人连大城市工人运动的一般概念也没有”，因此“使他们能适应新的工作方法”就必须重新教育。由于中共许多领导人对国共合作后骤变的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又以为王明的意见就代表着被中共顶礼膜拜的共产国际的意见，结果王明的错误路线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毛泽东一度又处于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刘少奇成为少数支持毛泽东的领导人之一。王明如此轻而易举地说服中共中央接受自己的主张，使他对自己的能力和影响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判断。由此，他目空一切，自以为是，常常自觉和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中央的集体领导之上。他领导的长江局以致被人称之为“第二政治局”，一度造成党内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混乱。
一旦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泽东在中共党的领袖地位后，清除这种混乱局面也就势在必行。在中共中央讨论即将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时，刘少奇针对领导层曾出现过的混乱状态，首先提出中共党要形成一个“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党规”的意见。他解释说：现在中共公开了，工作的分散，容易发生领导同志中的关系不好，这应值得我们很大的注意，同时要提高各级党部的团结。毛泽东明确支持刘少奇的意见，建议在“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刘少奇作了《党规党法的报告》，对由他主持起草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委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3个文件做了说明。他说：“要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除政治、思想上的统一外，条文上也应规定法律上非团结不可，以避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并以此去教育同志。”他特别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一切领导集中于中央，此为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些制度的建立，无疑具有极大的针对性。它对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巩固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无疑具有重要作用。而毛泽东在会议的讲话中则对刘少奇原来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辩解大加赞赏：“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好，如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无法‘一切经过’。”会议决定撤消原来由王明任书记的中共长江局，全会作出的“发展华中”的重任就落在了刘少奇的身上。
三
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拉开了对“左”倾路线批判的序幕。不过，要真正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改变全党的错误认识仍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艰难过程。果不其然，1940年3月，王明把他在1931年写的，集中反映他“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一书在延安印行了第三版，并在特意加的序言中说到：“我们党近几年有很大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王明所做所言，无异是一个挑战。到底怎样看待党在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便迫切地摆在毛泽东和全党同志的面前。在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集中谈到党的十年内战后期“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必须修改。”但这种意见遭到许多领导同志的反对，只能暂时又搁置起来。
在经历1941年皖南事变的实践后，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必须从检查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入手，组织“犯思想病最顽固”的高级领导干部总结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的经验教训。在1941年9月会议所做的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为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遵义会议实际上是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政治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通过这次会议，对十年内战后期中共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洛甫、博古、王稼祥等许多领导人都认真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而最早作出这种努力的刘少奇自然引起大家的关注，与会的一些领导同志不约而同地赞扬此时正在华中根据地工作并取得突出成绩的刘少奇。与刘少奇共事多年的陈云就说：过去十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转变，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陈云郑重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王稼祥也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任弼时则说：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是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康生在发言中还检讨了自己在白区工作政策上与刘少奇的分歧，承认今天看起来刘少奇是对的，他当时反对刘少奇反错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时中央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
正当一场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即将开始时，毛泽东是多么希望有一个在思想上认同、又有较强工作能力和较高理论水平并为全党多数人认可的人作为自己的助手。这些领导人的提议无疑把毛泽东不便讲的话讲了出来，为刘少奇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做了铺垫。毛泽东就势在会上为刘少奇打抱不平：过去在临时中央人选的委任上，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而出现提拔两个新党员（指博古、洛甫）来掌握全党最高权的怪事。表现出对刘少奇进入中央最高层提议的赞同。会议期间，毛泽东迫不及待地打电报要刘少奇回延安。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即写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和《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两个重要文件，对“左”倾路线进行尖锐的批判，文中多处援引刘少奇的观点，称赞“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是“党在白区工作中正确的领袖人物”；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的代表。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结果也为之证明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讲话和文章中，对中央领导同志作这样高的评价是极其少见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倚重。然而，当时中央仍有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不同意十年内战时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在对六届四中全会的评价上分歧更大，全党还跟不上毛泽东的认识。结果毛泽东原准备拿到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结论草案》只能暂时又搁置一边。此时的毛泽东是多么希望刘少奇能回到延安发挥他的作用。所以当刘少奇回电暂缓回延安时，毛泽东一再去电催问。在刘少奇回来的路上，毛泽东又多次致电沿途根据地军政人员，要求他们注意刘少奇的行程安全。关爱之心，略见一斑。
刘少奇回延安不久，中央领导机构进行调整。决定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中央书记处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另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组织两个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同时决定，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华中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管理，同时刘少奇还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长。显而易见，刘少奇在中共的地位已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核心领导成员。
从上可见，刘少奇反对“左”倾路线的努力并进而引起毛泽东的共鸣和重视是其地位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而刘少奇地位的变化，给中央领导集体的影响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从此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以刘少奇为辅佐的权力结构，并保持长久的稳定性。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毛泽东的威信越来越高，地位也越来越稳固，这其中刘少奇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与过去中共领导层不断变化、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领导班子相比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形成，对于以后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而在战争时期表现得就更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