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徐迟相见甚晚,但并不恨晚。虽然我们都长期在武汉工作,但行业不搭界,又从未读过他的作品,特别是他早期据说是非常现代派而又有些古怪的诗作。
直到读《哥德巴赫猜想》,我才知道徐迟这两个字联在一起的分量。文学家有自己的内心世界、思维方式,科学家也有自己的内心世界、思维方式,即令是世界观相同也有各自的风貌与内涵。徐迟写的不是一般的科学家,是一流顶尖的数学家;涉及的也不是一般的科学课题,是多年极端难解的高深数学之谜。不是天才横溢的大手笔,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不是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能够写出这样千古绝唱式的美文吗?那思想的深沉,那目光的犀利,那感情的奔放,那文章之如行云流水、光彩照人……我被徐迟征服了!
但我并无急于求见徐迟的冲动,因为我早已不再是爱冲动的年龄。何况我又太忙,社会总有分工,各人干自己的本职工作,世界上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能看得完吗?但我终于还是见了徐迟,那大约是在1985年,我当上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之后。因为徐迟虽与我素不相识,但与华师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中青年教师却合作已久。颇有影响的《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就设在中文系,徐迟是该刊并非挂名的主编。
有天,负责编辑部日常工作的周乐群对我说,徐迟想找我谈谈有关《外国文学研究》的想法。于是我们就在一个晚上前往他家拜访。那时他早已离开紫阳路215号那个住了好多年的破旧小院,住进东湖边为落实高级知识分子政策修建的新宿舍。他在简朴的书房里接待我们,没有任何客套,开门就谈《外国文学研究》应该如何如何。然后就海阔天空神聊起来,我原籍浙江吴兴,与他算是小同乡,加以我青年时代酷爱文学,所以可谈的话题自然很多。他与我真是一见如故,气味相投,所以交谈没有任何顾忌。记得第一次见面他就说:“你们历史学界不注意文采,写的东西读不下去。”我也直言无讳地谈了自己对于当代文学的一些看法。告别后,我认为他对现今史学论著的批评很中肯,常以此劝告中青年学者要注意文字的刻苦锻炼。
记不清是此后哪一年,中文系聘请他当客座教授。为表示特殊礼遇,由我偕同副校长王庆生(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授)亲自到他家送聘书。这次见面属于礼仪性质,又有校部随行人员摄影,所以没有长谈。他高高兴兴接过聘书并合照了几张相,稍作叙谈我们便告辞了。其后不久,周乐群又来找我,说徐迟夫人死了,他非常悲痛且感寂寞,想邀我作长夜谈。我想无论作为校长还是作为朋友,都应该前往悼唁,便按约定时间驱车前往。当时湖北省领导为保证老人得到休息,同时也避免触景生情,把他暂时安排在风景优美的东湖宾馆居住。这一夜我们又谈了很久,但内容全记不得了。我平时虽爱说说笑笑,但最怕到死者家中安慰亲属,因为大家的心情都很悲伤,实在找不到适当言词来化解这无限沉重的哀痛。幸好徐迟倒相当豁达,主动说古道今、海阔天空地聊起来。我也搜索枯肠不断引发新的话题。记得张謇日记上有句话:“夜谈甚苦”,没话说而偏偏找话说确实辛苦,而徐迟则是企图以苦化哀,暂时抑制爱妻离去的悲痛,我们两人的心情都很低沉。
以后我们很少有机会见面。只是有一次电视台邀请若干文教界知名人士看日本电视片展览,我们都参加了。那天看的片子叫《初冬》,讲的是一个退休老人想在最后诀别人世之前享受一下人生,在旅行途中所经历的一些故事,虽无离奇情节,却很真挚感人,特别是对老年孤独感刻画得淋漓尽致。我与徐迟都认为是一部成功之作,但徐迟却郑重地对我说:“我们的感受可能并不相同,你如过了70岁再看,就有新的体会了。”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不久我应邀赴美讲学,在海外前后工作四年多,很少得到徐迟的消息。
回国后得知徐迟身体健旺,很早便学会用电脑写作,而且还与一位颇有才华的女作家结婚,我在内心很为他高兴。但不久又听说新家庭已经破裂,徐迟仍然写作甚勤,将有大著作问世云云,我只能在内心为他祝福。去年年底,就在全国文代会召开的前几天,路上忽然有熟人走过来悄悄告诉我:徐迟死了,是从同济医院高干病房跳楼自杀的。我为之愕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样执著文学而充满生命活力的老人怎么会自杀?但不久就通知我以个人名义送花圈,却不知为什么又不通知我参加追悼会或向遗体告别,也许是尊重死者遗愿取消这些世俗礼仪吧!其实我倒是想与老人再见一面,尽管已经天人隔绝。
徐迟的自杀是一个谜,谁也无从解开这个谜。他自己这样迅速而又默默离去,也不想说明任何原因。了解情况较多者认为是过于孤独,这使我又想起日本电视片《初冬》,想起徐迟当时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老年孤独确实是悲哀的,甚至是可怕的,但除孤独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我仍然未能化解自己的困惑。
过去习惯认为自杀是怯懦的表现,甚至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往往在自杀者死后还要加以批判。但徐迟的死使我对自杀增添了新的理解,自杀与怯懦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等号。对于某些文学家、艺术家来说,自杀甚至是对命运与死神的挑战,当然也包括对世俗不合理事物的抗议。他们不是消极地逃避或等待死亡,而是自己决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并用什么方式断然走向死亡。这岂不是坚强意志的另一种表现?或许也可以看做是看透人生的另一种超越,最后一次超越。试问那些只知人云亦云地批判自杀为怯懦的人,你们除了批判死人的勇气以外是否还有更为值得他人尊重的勇气?死者已矣,死者无言,把各种各样脏水泼在毫无自卫能力的死者身上,这才是最大的怯懦。
话又说回来,如果是一般人自杀,顶多只能作为普通社会新闻见诸报端,而除家属外大多是不甚加以注意的。但作为文学家、艺术家自杀,则难免会引发形形色色的遐想。记得读中学时曾练习用古文写李白小传,结尾一句是:“或曰白酒醉投江捞月而死,岂白之死亦须求一富有诗意之死欤!”不料这稚拙的文笔竟赢得语文老师的青睐,不仅用红笔又圈又点,还批上“天才横溢,出手不凡”之类通常罕见的评语。李白的自杀,事隔一千多年,尚且能够诱发一个乡间中学生的美丽想象,何况自杀于今日盛世之徐迟乎?我想这必然会给当代文学史研究者提出新的课题,并期待着比较合理而又贴切的解读,也许有朝一日将有如同《哥德巴赫猜想》那样的佳作流传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