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与隐、进与退、出与处。总是横亘于历代士人面前的不可回避的问题。远古帝尧时代，有虞舜、皋陶、后稷、后契等众多贤良官员，也有隐居颍河之滨、视天下为敝屣的高士许由，还有比许由更清高的巢父之流。帝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认为这些话污染了他的耳朵，就跑到颍河边洗耳朵去了。
对大多数士人来说，作官是首要选择，但要进入仕途颇不容易，进入仕途之后要想青云直上，获取高官厚禄更非易事。因而绝大多数士人在仕途上趑趄而行，伴随着他们的是焦虑、困惑、怅惘。浏览古代文学家的别集，很容易感受到仕与隐在他们内心中的矛盾冲突，倾听到仕途失意的悲凉呻吟。表现这一冲突，倾诉这种呻吟，成为古典文学最重要的主题。“愤怒出诗人”，文学史上抒写仕途困顿、生活潦倒的诗文，无疑是古典文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韩愈所谓“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究苦之言易好”，欧阳修所言“诗，究而后工……”，都是窥透此中消息的至理名言。像屈原、曹植、李白、杜甫这些大诗人，皆以不同方式抒摅各自的失意，他们的身份不同，所处境遇不同，但他们心系朝廷，希冀大用的情况却并无二致。
中国的古代思想体系，具有非常实用的功能。它以儒家思想为主，又以佛、道思想为辅，构成一个复杂的开放的互补系统，士人们尽可以在这个系统中各取所需。谋求当官的人可以孔孟的教导来勉励自己；而希图隐逸者亦可从老庄的格言中寻求慰藉。当然渴望当官的人更多，所以，信奉儒学的人比崇拜佛、道的人更多。
曾国藩对进退之道别有体悟。他说：身当时任，首先应是造就自己进取的资本。如何造就，那就是靠一种坚忍和执著，用知识和学问来武装自己的心灵。
曾国藩平生爱好学习，从少年至老年期，没有一天不读书。他所受书籍的影响，是非常巨大而且深厚。他所说的：“心灵不牵执于物，随遇而安，不为以后的操心，专心过好现在，对于已经过去的事不长依恋。”即使放在今天，仍然是很高明的处世之道，而曾国藩竟然能在读《易经》时体会出来。
对于人生的进退，最易造成两种错误的行为，一是盲人骑瞎马式莽撞，一是自暴自弃的沉伦。曾国藩虽善于忍让，但也有不愿退却的时候，如拒交关防一事，则看出他也有争的一面。
曾国藩为钦差大臣镇压捻军，当时刘秉璋作为辅佐军事的襄办之官，献防守运河之策，于是清军在河岸修起长墙，阻止捻军马队渡过，试图把他们围在一个角落里聚而歼之。李鸿章在江督行署，力争不可，亲自给刘秉璋写信说：“古代有万里长城，现在有万里长墙，秦始皇没有意料到在一千多年后遇到公等为知音。”显然，这带有嘲讽的味道。刘秉璋率万人渡运河，接到李鸿章的公文，说粮饷缺乏不能够增兵。李鸿章事事进行干涉大多像此类事情一样。并且时常上报情况，条陈军务，曾国藩很不满意李的这种做法。等到时间长久，军无战功，清政府让李鸿章接替为统帅，曾国藩感觉惭愧，不忍心离去，自己请求留在军营中继续效力。李鸿章接任后，急忙派人到曾国藩驻所领取钦差大臣的“关防”。曾国藩说：“关防，是重要的东西；将帅交接，是大事，他不自重，急着要拿去，弄没了怎么办？况且我还留在这里。”李鸿章派客人百般劝说，让他回到两江总督之任上，曾国藩也没有答应。有人给李出主意，并调停说乾隆时西征的军队用大学士为管粮草的官，地位也与钦差大臣相等。曾国藩故意装作不懂，说：“说的是什么？”刘秉璋说：“现在您回到两江总督之任，就是大学士管粮草的官职呀。”李鸿章又私下告诉他说：“以公的声望，虽违旨不行，也是可以的。但九帅之军队屡屡失利，难道不惧怕朝廷的谴责吗？”曾国藩于是东归，从此绝口不谈剿捻的事。李鸿章接替为统帅，也没有改变曾国藩扼制运河而防守的策略。后来，大功告成，李鸿章上疏请求给从前的领兵大臣加恩，曾国藩仅仅得到了一个“世袭轻车都尉”，因此大为恼怒，对江宁知府涂朗轩说：“他日李鸿章到来，我当在他之下，真是今非昔比了！”
因此，曾国藩在处理进退关系问题上，则是该进时进，当退时退。在他启程不得已赴两江总督任之时，途中观者如堵，家家香烛、爆竹拜送，满城文武士友皆送至下关。申刻行船时，还将郭嵩焘所纂《湘阴县志》阅读一遍，以抑止自己复杂的心情。睡后，则不甚成寐。“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惴栗。”后三天，他每日只看《湘阴县志》，并将此志寄还。从第四天开始，上半日处理文件，见见客，下半日与晚上便开始抓紧时间读《国语》、《古文观止》。告别了他经营多年的江宁，离开自己血脉相承的胞弟，怅怅如有所失，内心十分不安，只企望旅程之中能在自己喜爱的书籍中得到安慰与休憩。同治八年（1869）一月九日，曾国藩行至泰安府，忽然接到新的寄谕，所奏报销折奉旨“著照所请”，只在户部备案，毋须核议。这等于说，一些人原抓住曾国藩军费开销巨大，要审计查账，现在一纸圣旨就将此事一笔勾销，不再查他的账了。曾国藩为此大受鼓舞，认为这是清政府对他的特别信任，空前恩典。谕旨使他“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因而便又有点心回意转，虽虑“久宦不休，将来恐难善始善终”，但不再要求辞职了。此时，虽然眼蒙殊甚，可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但看书的劲头更足了，轿中、宿店的旅途之中，竟将《战国策》、《左传》反复阅读，他似乎要在陛见皇太后、皇上之时，陈述自己的中兴大业之策划了。
进就要有争。无独有偶，曾国藩的得意弟子李鸿章为了自己的“进”，则更颇有心计。当然他争的是有利于自己“进”的人才。
周馥，字玉山，安徽建德人，秀才出身，以得李鸿章提携，跟着水涨船高，历官至两江、两广总督，与鸿章宦辙相寻，酬其志愿。他追随李鸿章三十余年，为其左右手，在北洋有能员之称。其与鸿章遇合的经过，颇堪一述。
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驻安庆，他为了广求各界意见，特在营门外放置一个意见箱，请军士、百姓发表意见。落魄文人，往往投以万言书，有时竟蒙所赏，获得差事。周馥有一朋友也想上万言书，不知是因为文笔不好或另有原因，请周代作。曾国藩读后，颇为赞赏，在书上批“今之祖生”。李鸿章当时亦在曾国藩幕府中，因即将独当一面，极留意自己要用的人才，对周馥代作之文，尤为叹异，一查之后，知道是周馥所作，就私下请他做佐手，把自己的薪水分给他用。下一年李鸿章赴江苏，周馥即以幕僚资格随行，从此一帆风顺。周馥晚年有“感怀平生师友三十五律”，第二首题云：
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偏裨骥尾三千士风雨龙门四十年。报国恨无前箸效，临终犹忆泪珠悬。山阳痛后侯芭老，翘首中兴望后贤。
一个人在社会中是渺小的，更多时候，不是你想进想争就能“进”能“争”得了的，这时则需要的是坚忍不挠，以屈求伸。
“顺境中的美德是自制，逆境中的美德是不屈不挠。”英国人培根说。
只有不屈不挠，才能以屈求伸，才有以屈求伸的一天。
人生活在世界上要生活，要吃饭，往往不得不委屈自己，在蜷曲中求取生存，然后再在适当时机从长计议别的出路。
曾国藩常引用古人的话“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在社会上，人的弹性，就像尺蠖那样，想来一辈子不曾屈过的人，估计是很少很少，不会太多的。
话虽如此，然而要是真的让锦衣玉食，过惯一流生活，且有身价的人在必要时作出尺蠖之屈，倒也真不容易哩。
当年，卓文君倾慕司马相如的才华，私奔出走，去到成都。卓文君是当时临邛豪富卓王孙的女儿，为了追求爱情，她这一走，竟把个老子气得什么陪嫁也不给，而偏偏这个司马相如，又是个家里除了四面墙壁，什么也没有的穷光蛋。后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穷得在成都实在呆不下去，于是双双回到临邛，变卖车马，盘下了一爿小小的酒店，逼上梁山，做起了生意。为了生存，卓文君打脱千金小姐的娇慵，亲自上阵，当垆卖酒，司马相如也放下读书人的架子，穿上犊鼻，和佣人酒保，一起洗碗洗杯。
司马相如穿犊鼻干洗碗工作，卓文君当垆卖酒，自然是有失身份的事。但是在生存面前，身份又值多少钱一斤呢？
宋朝梅尧臣《送李南玉》诗：“买臣尝负薪，相如犹涤厄。”朱买臣没发迹时是个背薪的卖柴汉，和司马相如同为一对脚碰脚的难兄难弟。
能屈能伸，以屈求伸，对于社会上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经受，一种发展。也只有经历了人生的阴暗和苦难，才懂得生命和阳光的可爱且又可贵。
逆境奋起，放下架子，司马相如、卓文君是这样走过来了，朱买臣、范仲淹是这样走过来了。这给我们后来者以深刻地警示。
但是，要成大事，有时也特别需要一种打破常规的勇敢，少点所谓成熟与世故，多些纯真与胆识，胡林翼对此体会得最为真切。胡林翼的才能，是“中兴名臣”中的姣姣者。曾国荃率军东下，懂得军事的人大多担心没有退路，胡林翼却颇为赞成说道：“过去的时候，有兄弟二人，哥哥不信鬼神，弟弟常常迷信。好多年以后，兄弟都没有遇到凶事，但弟弟因疑神信鬼，却自己束缚了很多时候，颇以为苦，也想仿效他的哥哥放松自己。一次，没有选择日子就出了门，果然在途中遇到了黑煞神，责备他不按原来的规则办事。弟弟说：‘我是跟我哥哥学的，为什么你偏偏找我的茬，说我的错，让我遇到你呢？’黑煞神说：‘你哥哥愚鲁懵懂，阴阳怕懵懂，不得不躲避他。你本来是怕我的，怎么可以违命！’弟弟不得已，又开始了信神信鬼的规矩日子。”胡林翼讲完这哥俩的故事，又回曾家兄弟俩人上，说：“天下人唯有懵懂能够成事，以往就是这样，懵懂行将大功告成。”及至曾国荃攻克南京，就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关系紧张，李鸿章听说了，就举前边这段话以为谈笑，说：“这是太懵懂了”。
因此，立身处世，知从时顺势，便知进退，能屈伸。得其时势，便趁势而进，时势不济，便退待其时，能进能退，能屈能伸，便可安生立命。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也算是一个大国了。但当吴王阖闾灭徐破楚，势头强盛。阖闾派使者到齐国，要娶齐景公之女为妻。齐景公无奈，只好答应，哭着将女儿送到吴国去。他手下的一个臣子高梦子劝他说：“我们齐国背靠大海，又有山川之险，纵然不能全收天下，谁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您既然舍不得自己的女儿，那就别嫁了吧！”齐景公说：“我是不能违逆天意啊，我有如此强大的国家，却不能号令诸侯，如果现在不听从吴王的要求，那必然会生出祸患，那只能走上绝路啊。我听说过，既然不能号令别人，那就不如听从了吧。”不能施以号令，那是因为未得其时势；既然未得其时势，也就只好退而听令，这正是一种聪明的选择。
但在中国的文化精神中，积极入世仍是主流。范仲淹被曾国藩选入“圣哲”之前列，毛泽东也认为，范是与曾国藩相并列的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办事兼传教之人”。
范仲淹两岁丧父，随母改嫁。年少好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范仲淹生父范墉曾官武宁军掌书记，是下层官吏，故去世后，其母便“贫无依”了。他苦读而举进士，完全依靠自己的学问和才能，官居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庆历新政，成为一代名臣。
《朱子语类》云：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
自小以天下为己任，是这些士大夫的共同特点。黄庭坚《跋范文正公诗》云：“范文正公在当时诸公间第一品人也。故余每于人家见尺牍寸纸，未尝不爱赏，弥日相见其人。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文正公饮食起居之间先行之而后载于言者也。”范仲淹是个典范人物，自觉身体力行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恪守道义，是个模范官员。他曾说：
吾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及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
每夜反省自己一天所为之事是否与俸禄相称，如果不相称，竟至于彻夜不眠，思量次日如何弥补上来。这种带有自虐性的慎独精神，无疑弘扬了先秦儒家“士不可不弘毅”的传统。自觉将服务于社会国家作为自己为官从政的主要目的。范仲淹长期在中央或地方担任重要官职，政绩颇佳，有惠于民，是当时最有作为的政治家。《宋史》本传说：
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如此廉洁奉公，爱民如子的官吏，无疑为后世清官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