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主张在定和议、不启兵端的前提下，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侵略采取妥协的态度。他说：“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不宜在此等着眼。”从这一思想出发，曾国藩主张对外商走私、关税等问题放松限制。
英、法两国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天津条约》后，在我国增开了牛庄、登州、汉口、南京、镇江等十个通商口岸，同时降低了进出口商品的税率，使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取得了更有利的条件。随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逐步加强，关税逐渐成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
早在咸丰四年（1854），外国侵略者利用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机会，窃取了上海海关管理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他们把上海海关的办法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从而完全把持了中国海关。在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与庇护下，外商走私、逃税情况十分普遍，对清政府的关税收入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为了避免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矛盾的激化，曾国藩甚至对于他们的无理要求也予以应允。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侵略者通过《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在中国增设了十个通商口岸。但英国对此并不满足。为了扩大经济侵略，后来英国人又进一步提出把安庆、大通、芜湖三处列为子口，以便英商装运茶叶出口。当主持总理衙门事务的奕盉来函向曾国藩商询此事时，他一口应承，并说：“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由顺众商之请。众商之所请，其国主无不应允，其公使代请于中国必允而后已……”所谓“众商之所请……其公使代请于中国必允而后已”，这无异于劝诫清廷，对洋商所提出的一切要求都必须承诺。
基于此，曾国藩对外商的走私也不敢处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商走私严重，多雇民船载百货驶赴长江下游，不纳厘税。一次，安庆卡官员扣留英商二十余船，英人问讯，从上海派来兵舰一艘，并带来英国水师提督的照会进行恐吓。曾国藩唯恐“肇生事端，即将扣留之船放去”。
与此同时，曾国藩对在洋商保护下的中国不法商人的走私活动也采取姑息宽纵的态度。他说：“洋船自入江以来，华民亦假托洋商包税漏厘，违抗官长，地方防碍，在所不免。”“凡小事苟无大悻，且以宽缓处之……昨定茶厘、茶捐新章，亦因奸商挟借洋势百计绕越偷漏，吾既不能痛惩奸宄，姑就彼所乐而从者而立之制。”
“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这是中国古代开明的官员所极力提倡的，曾国藩也注重商业与国家、民生、军队的关系。
对于老百姓来说，重要的是衣食住行有保障。在生活中，一是有饭吃，二是有钱花，这样，人心就可以安定，生活有保障，人民就愿意接受教育。所谓“富而后教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教育施行了，人们就会按合乎社会标准的道德准则来要求自己的行为。这样，社会风气就会好起来，社会也就有秩序，天下也就太平了。
曾国藩认识通商做买卖的重要性，是从购买洋人武器开始的。以期凭借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迅速剿灭太平天国。但苦于财政紧张，此项经费无出，暂时搁置。咸丰十一年（1861）末，太平军攻下了宁波、杭州等地，并继续向东南一带进攻，在上海外围摆开战事。有传闻说，太平军正在筹款，准备向美国购买船炮，这使清政府大为恐慌，如若传闻成为事实，太平军大有从所占领的宁波海口北上天津攻打北京的态势。为此向外国购买军用船炮一事，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尚书赵光、御史魏睦庭都上书朝廷，提出借兵助剿以及迅速购买外国轮船火器，以对付太平天国。这时，在朝廷起到举足轻重地位的奕盉也认为：“事机甚迫，呈借兵剿贼未可遽议，而购买船炮之议，尚属中外会同详核，”于是决定先行购买船炮。如何筹集这笔款项呢？代理总税务司赫德向奕盉建议，将鸦片税留作购买船炮的费用。
曾国藩看重容闳，也是因为他在通洋、经商方面有些心计。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但大清朝对他不重视，任其当翻译，上海海关职员、洋行职员，自由经商。在这过程中，太平天国革命的蓬勃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败与无能，使其大失所望。咸丰十年（1860）秋，容闳从上海来到了天津，去对他“几欲起而为之响应”的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受到洪仁秈的热情欢迎，并多次被邀参加讲座军政大事。同治二年（1863）经李善兰的介绍，加入曾幕，办理洋务。
当时容闳的主要想法，是要通过曾国藩实施他的“西学东渐”计划。首次会面，曾国藩便向他提出了：“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容闳当即回答：“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特别强调“立普通基础”之工厂，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基础，不单可以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谈话后，曾国藩深深为这位年轻人“制器之器”的主张而折服，颇感这一主张比自己的为适应“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出一筹。几天后，曾国藩再次召见容闳，专折保奏他为五品衔，拨白银68000两，派其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对于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容闳认为一时无以回报，只有倾尽全力，购回机器设备，才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回报。不久，容闳即从安庆出发，经英国伦敦于次年春抵达美国，经多方洽谈，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制造机器之机器”标准承造，并于同治四年（1865）运抵上海。
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后，西洋世界展现在中国面前。曾国藩主张以通商术致富，他的继承人李鸿章将此发扬光大。
同治八年（1869），李鸿章正式就任湖广总督。不久他的老师曾国藩接任直隶总督。师生二人同为“中兴”名臣，分别总督一方，南北相望，为一时盛事。
大权在握的李鸿章并非等闲之辈，倡洋务，求富强，也曾做出一番经国大业，成为洋务运动时期的风云人物。
李鸿章的第一项事业是制器、练兵以“求强”。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李鸿章便开始与洋人打交道，购买洋枪洋炮。同治二年（1863）派参将韩殿甲在上海设局制造军火，同年又专折奏调丁日昌到上海另建一局，仿造短炸炮以及各种新式炮弹。稍后英国人马格里得到李鸿章允许，与知州刘佑禹共同主持另一炸弹局。李鸿章将它们合称为上海“炸炮三局”，时人又称为上海洋炮局，此为李鸿章洋务事业之开端。李鸿章当时不无自信地认为，只要中国人有了开花大炮和轮船两样，西方人就可以敛手了。一百年后，中国可以自立。
同治二年（1863），淮军攻战苏州，李鸿章即把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迁往苏州，成立了苏州洋炮局，第二年又迁往南京，成立金陵制造局。此后，李鸿章主持的各项军事工业也越办越多，越办越大。同治四年（1865）设立的江南制造总局，下设枪炮厂、造船厂、火药厂、炼钢厂、机器制造厂等，从国外购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工厂工人达3592人，成为当时中国最大型的综合性企业。
制器之外，李鸿章开始创办中国近代海军。从光绪元年到十四年（1875～1888），经过13年苦心经营，李鸿章统领的北洋海军，已经拥有一支可观的大型舰队。计有巨型铁甲舰2艘、高速巡洋舰7艘、炮船6艘、鱼雷艇6艘、练船3艘、运输船1艘，共计大小舰船25艘。按当时中国的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四亚洲第一。
“求强”的同时，李鸿章还倡言“求富”。他认为中国富强的基础发端于矿业。于是在光绪四年（1878）创办开平矿务局，开煤炼铁。到光绪二十年（1894）产煤达2000吨，自光绪七年（1881）到光绪十七年（1891）止，李鸿章先后奏准开办了热河平泉铜矿、山东登州铅矿、山东平度金矿、黑龙江漠河金矿等近10处。
开矿之外，李鸿章又力排众议，倡筑铁路，建成中国第一条自办铁路——唐山至胥各庄铁路，随后又建立中国铁路公司。至中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多年时间里，李鸿章主要依靠中国自身力量，在中国北方修建1300多公里长的铁路线。
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奏请设立天津电报总局，并于次年驾设了一条连通津沪两地的电报线。这是一条贯穿南北，亘古未见的通讯干线。此后又相继建成苏浙、闽粤、上海至云贵川等几大干线，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已形成一个“殊方万里，呼吸可通”的全国性电讯网。
此外，李鸿章还倡导“商战”，自强求富，创办中国近代第一家棉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夺洋人水上之利”，创办轮船招商局；倡设广方言馆，首开近代中国留学美欧之先河。凡其所举，无不开风气之先，一时全国洋务勃兴，成为时代主流。
曾国藩虽然在坚挺的外王精神主导下，厌恶夷蛮的气势，但他没有盲目地一概否定，而是看好了敌人的“坚船利炮”。
同治元年（1862）七月，在曾国藩大力支持之下，华蘅芳、徐寿等造成一部轮船发动机。试验的结果，曾国藩大表满意。他的满怀兴奋，在日记里充分地流露出来：“洋人的智巧奇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会了。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可向中国夸耀的东西了。”然而，事实并不像他意料的那么简单。从一部略具雏形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一大段距离。后来，华蘅芳等虽然殚精竭虑，苦心经营，直至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终于装配完成了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距离上年发动机的制成，已经整整地过了一年又五个月。这艘船的体积很小，船身仅长约二丈八、九尺，时速只有二十五六华里。
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车之后，再度燃起了希望的火花，认为从此中国可以拥有真正的自造火轮船了。他为这艘“模型式”的小轮船命名为“黄鹄”号，意思是中国此后将“一飞冲天”，不必再雌伏在列强的脚底下了。
他计划照这艘船的式样，加以放大，并大规模制造。可是后来发现：要造成与洋船并驾齐驱的真正现代轮船，技术上仍有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而中国当时实在没有足够的财力，供作反复试验的经费；在时间上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后来安庆造船所并没有实施扩大制造的计划，连那艘已经造就的“黄鹄”号也不知所终。无疑的，这次造船最后证明仍是失败了。
这一连串的失败，并没有沮丧曾国藩力图振作的意志。相反地，挺经的外王精神，使他更看清了中国自造轮船军火的重要性。惟有中国自身具有这种能力，才能摆脱外国的挟制，达到自立自强的境地。
同治四年（1865），一个新的机会来了，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购得英人铁厂一座，其中设备，以造船机器为主，附带也有制造各种军火枪炮的机器。对于学习西洋造船制器，李鸿章的热心，犹在老师曾国藩之上。得了这座铁厂之后，立即命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将原先已经设立的两所军火局归并入内，扩大制造的范围和规模。曾国藩得到报告，很是高兴，表示全力支持。不久，容闳自美国采购回国的机器一百多种，悉数运抵上海，曾国藩全数批交“江南制造局”使用。虽然厂中有的是造船机器，但由于经费及技术的限制，起初只能从事枪炮军火的制造。结果成绩很好，产品与西洋不相上下。受到这一鼓舞，曾国藩、李鸿章于是决心更进一步，兼造轮船。同治六年（1867）四月，曾国藩准年拨给海关洋税一成约20万两，专供造船之用。一面加聘洋人工程师及工匠，指导华工制造技能，一面责成局内委员，朝夕讨论研究，编译图书，谋求制造技术的改进。同治七年（1868）七月，第一艘局造轮船完工，费银八万两，载重三百余吨，逆水时速70华里，顺水时速120华里。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成功的第一艘真正近代火轮船。
曾国藩深知，真正实现“外王”之法，必须在于民族的自强，靠大量精英的坚挺来实现民族的振兴。
曾国藩先尝主张派优秀学童往美留学，这是他接受丁日昌所倡议的，李鸿章竭力赞成，遂于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三日，曾国藩以南洋大臣，李鸿章以北洋大臣会衔入奏，请清廷批准。他们的办法是先设一个专门机械，派专人到沿海各省选拨一些聪明的小童，派往外国学习，每年以30名为率，四年计120名，分年乘船放洋。在外国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国，费用则综计首尾二十年，共需银120万两，每年拨款六万两，由江海关在洋税项下按年指拨。管理及教授人员，则正副委员各一，每员月薪450两；翻译员，月薪250两；教习二员，每员月薪160两。
第一批留学幼童30人，于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出国，由陈兰彬、容闳带领，其中有梁敦彦（15岁）、黄开甲（13岁）、詹天佑（12岁），后来皆有名于时。第二批于翌年五月出洋，第三批于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初九日放洋，这一批中有香港名流周寿臣，其他著名者为唐绍仪、梁如浩（均12岁）。第四批则于光绪元年（1875）九月放洋。
幼童出洋留学，是洋务事业发展的客观上的需要，而洋务派和先进思想家在主观上也敏锐地反映了这种需要。在幼童出洋留学问题上，容闳倡于先，曾国藩成于后，中间起桥梁促进作用者为丁日昌。
容闳是中国最早系统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人。他广泛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因此，当他于咸丰五年（1855）、咸丰十年（1860）两次回国时，很自然地感到中国的落后，其间尤其感到教育落后，他在咸丰十年（1860）向太平天国提出的七条改革建议中，第二、三、六、七等四条是关于建立新式教育问题的，诸如：设立武备学校、海军学校和各种实业学校，颁定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等。同治四年（1865）筹建江南制造局时，他建议曾国藩在厂中设兵工学校。容闳认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怎样才能达到“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目的，容氏第一个想法就是中国派遣留学生到外洋先进国家学习。早在耶鲁大学读书时，他即已在“他的头脑中酝酿着中国留学计划”了。
关于留学事宜的建议，容闳最先直接与谈的官员是被他称之“志同道合”的丁日昌。同治七年（1868）初，丁日昌从上海道升任江苏巡抚不久，容即去苏州公署拜谒，“语以所谓教育计划，丁大赞许，且甚注意此事，命予速具详细说帖”。容闳乃拟条陈四项，除设轮船公司、开矿和限制教会权力作为陪衬外，着重谈“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之事。丁日昌以之上于总署文祥，文不久去世，此事遂搁置下来。同治九年（1870）丁日昌会同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屡与曾商榷并建议：“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曾国藩“深韪其言”，认为这是“收远大之效”的好事。显然，派幼童出洋留学，是为了直接在洋人那里将先进科学技术学到手以图自强。这个用意应该说是可取的。
由于派幼童出洋是为了适应洋务运动发展的需要，洋务派早就有对学生“各习一艺”的要求，所以尽管留学生被中途撤回，不少人还是学到了一些长技的。光绪三年（1877），也是第一批学生留美的第五个年头，李鸿章即指示容闳等人说：“中国所亟宜讲求者，煤铁五金之矿，未得洋法，则地宝不出”，所聘洋人未必均是高材，“如出洋学生内有颖异可造之才，望送入矿务学堂”深造。因而一时学矿学者较多。又如，在临撤回前半年，李鸿章因电报需才，电告即将任满的驻美公使陈兰彬，转请容闳速在幼童中“择其颖悟纯静，尚未入大学院者二十人，令速赴各处电报馆游历，讲求电学。”容闳照办了。因此，幼童中还有不少专业技术人才，对后来中国实业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除众所熟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铁路建设中所作贡献外，黄仲良先后担任沪宁、津浦铁路总经理，粤汉铁路副局长，黄耀昌、陈荣贵、唐国安、梁普照、邮荣光、邝景扬、陆锡贵等，成了首批矿业工程师；朱宝奎，周万鹏、袁长坤、程大业、吴焕荣等均在电线电报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总计120名幼童留学生，除早夭12人和私人经商等事共约20人左右外，近百名回国人员中，在实业界铁路、电报等企业任工程师、经理等技术和管理者有44人，外交官和翻译官16人，海军、海关官员、学校教员、医生等方面工作者约二十余人，可见幼童留学回国对中国近代化起着一定作用。
总之，曾国藩在同治年间，是中国“自强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凡制造轮船枪炮、翻译西书、派遣留学生赴美，每一件工作，都凭着他坚挺地支持或指导擘画，才得顺利推动。
曾国藩的“外王”并没能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状况。他对洋人的“诚”字法也只能为历史所讥笑，他与李鸿章师徒两人都有“卖国贼”的绰号，也非偶然吧。
曾国藩最得力的门生李鸿章，曾经回忆他老师“待洋人以诚相见之事。”
李鸿章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我的老师曾国藩提携起来的，似乎讲到洋务方面的事，老师还不如我内行。并不知道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的老师一句话指示的力量。从前我老师曾国藩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未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他老人家的。老师见到我的面之后，不等我开口，他就先向我问道：‘少荃，你现在到了这个地方，是对外交涉第一冲要的关键。现今国势消弱，外国人才联合起来算计我们，有一点小小的错误，就会遗留祸害，影响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什么样的主意呢？’我回答说：‘学生正是为了这个问题，特地来向您求教的。’老师对我说：‘你既然来到这里，当然必定会有自己的主见，不妨先说给我听一听。’我说：‘学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是同他打痞子腔，即用油腔滑调来对付他们。’老师于是以五个手指捋着胡须，很长时间不说话，慢慢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着打给我听听看好吗？’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说：‘学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顺抹着胡须不放手，很久之后才以眼睛看着我说：‘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为好，诚能感动一切人和事，我想洋人也同样具有这种人情。圣人说忠诚和信守可以实行于少数民族那样不开化的人们，这绝对不会有错的。我们中国现在既然没有实在力量去与洋人相抗衡，无论你如何虚强造作，洋人是看得明明白白的，都不会产生什么实际效果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洋人平情说理；这样做虽然不能占到洋人的便宜，或许不至于吃亏。无论如何，我们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脚的，脚踏实地，失误也不至于太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我碰了这个钉子，受了这番教训，面子上实在过不去。然而回过头来用心仔细一想，觉得我老师的话实在有道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的心中立刻有了把握，急忙应声说：‘是是，学生一定遵循信奉老师您的训示办理。’后来办理对外交涉事务，不论是英国和俄国还是德国和法国，我只是捧着这个锦囊妙计，用一个诚字，同洋人相对，果然没有差错，而且有收得大效的时候。古人所说的一句话可以终身行事，真有这个道理。要不是我的老师曾国藩的学问和经国济民之术高深，如何能这样一语中的呢？”
李鸿章在这段话中，阐述了曾国藩对外软弱妥协的基本方针对他的深刻影响所在。的确，李鸿章作为曾国藩事业上的忠实继承人，在对外交涉方面体现得尤其充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尽管是由清朝国势微弱所决定了的，但他与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错误地将处理国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忠信笃敬运用于外交事务，幻想西方列强发善心，在对华侵掠问题上有所收敛，结果适得其反。
这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成为近代中国一个悲剧式人物的基本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