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允字伯恭，渤海人。渤海高氏是北方望族，高允从小有志气，为人大度。崔浩的父亲崔宏曾经预言高允必为一代伟器。少年时父亲去世，高允放弃家财出家为僧，法号法净。不久在家人劝解下还俗。高允喜好读书，最喜欢读《春秋公羊传》，曾经肩挑一担书，千里求学。孜孜不倦的学习使他博通经史、天文、术数。
高允通晓天文历法，却从不推算。游雅是高允的好朋友，多次就灾变询问。高允说：“阴阳灾变，很难明知，即使知道，害怕泄漏天机，还不如不知道。天下值得探索的道理很多，何必偏问这个。”
高允大器晚成，四十多岁才进入朝廷做官，拜中书博士，迁中书侍郎，从此在中书侍郎的位置上一呆二十七年。高允教太子拓跋晃国学，太子对才学渊博的师傅格外尊重。
北魏编修国史，高允兼著作郎，成为崔浩编修国史的副手。高允对崔浩选用汉官一事急躁冒进提出的警告、对国史石碑表现出的担忧全部成为事实。
拓跋晃找到高允的时候，高允正在中书省值班。拓跋晃让高允跟着去了太子东宫，晚上不让回家，宫里留宿。
次日破晓，晨光熹微，拓跋晃领着这位师傅一同乘车入宫。走到宫门，拓跋晃神情紧张地说：“我们进去拜见至尊，我自会引导你说话。一旦至尊有什么话问，你只管照我说的话去回答，千万别搞错了！”高允见太子一脸严肃，莫名其妙，忙问：“出什么事了吗？”拓跋晃说：“一会进去就知道了。”
二人入宫，参拜完毕。太子开门见山，对拓跋焘说：“高允做事小心审慎，且地位卑贱，人微言轻，所有的一切均由崔浩主管制定，我请求赦免高允的死罪。”
拓跋焘冷冷注视着高允，问道：“《国书》是崔浩一个人写的吗？”
高允一下子全明白了，东窗事发，预言成真。殿内阴森肃穆，太武帝严峻冰冷，让人毛骨悚然。一夜过去，拓跋焘愤怒表情仍然没有半丝消除。
高允缓缓回答说：“《太祖记》由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记》、《今记》是臣和崔浩两人共同撰写的。崔浩兼事很多，总裁而已，并未亲自写多少，至于撰写工作，臣做得要比崔浩多得多。”
拓跋焘一听，龙颜大怒，大声喝斥道：“高允之罪大过崔浩，怎么能不死！”
“啊？”太子拓跋晃吓一跳，惊恐失色，心道你胡乱说些什么呀，怎么嘱咐的你，不想要命啦！连忙为高允辩解：“父皇天威严重，高允小臣，被父皇吓得惊慌失措、失去理智、语无伦次了。我以前曾经问过，他说全是崔浩一个人干的。”
拓跋焘又给了高允一次机会：“真像东宫所说的那样吗？”
高允一脸平和，静静回答道：“臣罪当灭族，不敢用假话欺骗陛下。太子因为臣很久以来一直在身边侍讲而可怜臣的遭遇，想放一条生路。实未问臣，臣也没有说过那些话，不敢迷乱胡言。”
找死，纯粹找死！世间有人喜欢找死，就象高允！
可世界非常奇妙，找死的人往往死不了，就象高允！
拓跋焘转过头来对太子说：“正直啊！人情所难，高允却能做到！临死不易辞，诚信也；为臣不欺君，忠贞也。其罪特赦，还要加以褒扬。”
很多人认为高允憨厚诚实，说了实话才保住一条性命。高允在北魏帝国历太武帝拓跋焘、隐王拓跋余、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冯太后和孝文帝元宏五朝，经过无数大风大浪、宫廷阴谋、朝局变幻，官越做官越大。历代皇帝、鲜卑贵族、汉人豪强、平民百姓没有一个人说坏话，均倚为栋梁，这不是一个憨厚诚实可以解释的。
伴君如伴虎，那要看怎么做。做人有做人的原则，做官有做官的原则。做官必须做到为民无私，如果为了荣华富贵，这个官不做也罢。有私心，会患得患失，从而召来灾祸。站队不是很重要的事，世事变化无常，今儿站对了，明儿站对了，难保后天、大后天还能站得准。
高允这艘小船在惊滔骇浪般北魏帝国的朝局中，向着唯一目标稳稳航行而不覆，自有为人处事做官的奥妙。
有人认为高允不识时务，缺乏权变。高允心机之深沉，事故之练达，在北魏国大臣中首屈一指，翟黑子事件足见高允料事如神。
北魏法律对受贿者刑罚严酷，脏三匹皆死！
辽东公翟黑子深得拓跋焘宠信，奉命监察并州，接受当地官员一千匹绢布贿赂。高允在百官之中颇有人缘。事发后，翟黑子向高允讨主意：“皇上问起这事，我该实话实说呢？还是死不认帐？”高允回答道：“公帷幄宠臣，犯了罪该自首，这样或许会被皇上赦免，不能再次欺骗皇上。”翟黑子的亲信们不同意：“怎么能说实话，皇上最恨贪污，一匹布就治罪，何况一千匹！不能坦白！”翟黑子顿足捶胸，埋怨高允：“君为何要诱我入死地！太虚伪啦！”
翟黑子与高允绝交，入宫拜见拓跋焘，死活不承认收受贿赂的事。拓跋焘大怒，立斩翟黑子。
太子拓跋晃百般揣摩拓跋焘的心思，他不懂，高允懂，可以看透拓跋焘的灵魂。国史案后，拓跋晃责备过高允：“人要懂得见机行事，人不知机，研究学问干什么呀！我替你开脱死罪，引导你说话，怎么不听呢？把至尊气成那样，回想起来，心有余悸。”
高允对太子说：“史官就是要直笔，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为将来诫。这样，人君才会心生畏忌，做事才会谨慎。崔浩辜负圣恩，私欲盖过廉洁，爱憎掩盖公直，才有此祸。书朝廷起居，言国家得失，这是史官的重要任务，算什么罪过？臣与崔浩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臣蒙殿下再造之德，违心说假话，那才是不应该的！”
高允看似木讷，其实洞察世事，心机深沉。他清楚看出，崔浩之罪并不是书写国史失当，而是平时为官过于贪婪，对鲜卑贵族和汉人豪强的爱憎过于分明，对已不能廉洁自律，对人不能一视同仁，这样就让人抓住把柄。
拓跋焘绝非因国史一事诛杀崔浩，而在于崔浩破坏了鲜卑贵族和汉人豪强之间的势力均衡，被鲜卑贵族抓住劣迹把柄，如不杀崔浩，会引起政权动荡。
至于为什么不顺着太子的意思开脱自己，高允没有对太子说实话，私下里对别人说的一句话，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不听东宫引导，恐怕辜负了翟黑子。”翟黑子欺骗拓跋焘被杀，象这样的明君不能欺骗。翟黑子用生命证实高允的判断，高允怎么可能再犯类似的错误。
高允依靠诚实和洞察力逃过拓跋焘制裁，而崔浩在劫难逃，两位北魏名臣的结局可谓云泥之别，原因何在？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两人的性格差别在哪里？北魏的汉化改革路在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