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治和声誉的区别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法治和声誉机制都是控制道德风险行为的方法，那么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Richman（2004）通过比较契约治理的声誉机制和法律机制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二者的根本差别在于，公共治理机制有普遍的适用性，采用统一的法律，有国家强制力量的支持，所有的经济人都要依赖标准的合同法以及诉讼规则，而私人治理机制建立在声誉约束的基础上，需要参与方的自愿合作，其适用性局限在一定的群体范围内。这一根本性的差别导致二者在执行成本、执行效力和进入的难易程度这三个方面存在差别。
1.执行成本和效率。
Ellickson和Bernstein在早期研究中曾描述了经济人在契约执行中有意识地规避国家强制机制的现象，引发了人们对国家强制和私人执行效率的讨论，尤其是私人执行机制如何在某些情况下实现比国家强制更好的效率，在后来的研究中，他们深入探讨了私人执行机制在纠纷解决上的效率优势。
与法律机制相比较，私人治理机制的效率优势包括三方面：
第一，私人治理涉及的各方通常属于同类行业，是博弈的重复参与方，他们熟知私人机制解决争端的规程，因此可以减少行政成本，更重要的是，参与方可以得出对于私人执行结果的较为实际的预期。在有组织的私人治理机制中，裁决者本身也是行业内人士，熟悉该行业的与交易相关的专门知识，因而更容易了解交易的事实真相，对不同的争端情形做出酌情裁定。相比法庭等国家强制的执行机制而言，私人裁决以及由此施加的惩罚常常更为准确有效。例如，大多数法庭难以准确地将利润损失纳入损害赔偿，因为利润损失数额的确定涉及法官并不擅长的其他行业的知识，因此权利受侵害的一方可能得到不足的赔偿，也不利于威慑潜在的侵权行为。相反，私人治理可以发挥参与方对行业专有知识和惯例的了解，从而制定较为合理的损害赔偿金额，比如在钻石行业，契约履行出现争端时，其行业协会根据钻石业的特殊惯例，能够很快得出利润损失金额作为赔偿依据。私人治理依赖的声誉机制使得一些不能为法庭所采用的信息能得到较好的利用，从而促进契约的执行，并且私人机制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决策建立在对企业行为的观察之上，这些对法庭来说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第二，契约的私人执行机制更能适应交易方的特殊需要，有利于契约争端的解决，在这一点上具有公共执行机制不具有的效率优势。以全美谷物与饲料协会（National Grain和Feed Association，NGFA）为例，该协会制定明晰的行业契约规则，用以引导解决谷物和饲料销售中的契约纠纷，因此使得契约执行的结果更具有确定性。类似地，美国的钻石交易商俱乐部（Diamond Dealers Club，DDC），对钻石交易特别制定了规章，包括术语的引用，使得潜在买方能够检查相关产品，解决了契约是否能达成的问题。
第三，与法庭程序的繁琐相比，私人治理较为快捷，需要的与行业相关的背景信息少，减少了调查和执行的交易成本。
2.执行效力。
对法律来说，只有当交易方受其支配时，才具有效力。公共执行中，法庭总是具有某些强有力的执行手段，如没收败诉方的财产、入狱等，但即便是最强有力的公共执行手段也不能保证某些契约的执行。钻石的信用销售即是一个法庭执行失效的例子，钻石易于携带、藏匿，价值昂贵，如果买方拒绝付款而带着钻石潜逃出法庭的司法管辖范围，法庭是很难实施惩罚的，并且经营钻石生意除了钻石本身，并不需要很多额外的投资，逃逸的买方一般不可能留下可以由法庭处置的资产，因此，钻石的信用交易契约需要更为可靠的双边和多边声誉约束。
此外，法律执行通常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繁琐的程序以解决纠纷，还可能产生长时间的延误，对金额较小、对时间效率要求高的交易的参与方来说，可能诉诸公共执行机制并不经济。比如，美国的鱼类批发商就面临这种问题。鱼类的供给难以预测，而鱼类一旦被捕捞起来，很快就会变质，因此鱼类批发商很难安排未来销售契约，一旦他们从到港的渔船上采购到鱼，就必须马上转卖出去，可能根本来不及获得货款或者签订一份稳妥的契约，正如一个鱼商所说“你所卖的是一块在不断融化的冰块，今天还是鳍鱼，明天就只能是猫食……所卖的东西每小时都在贬值，今天二十八分钱一磅的鱼，明天只值两分钱一磅”。鱼类批发交易由于自身的特性需要信用交易，而通过公共法庭执行这类契约通常是非常昂贵的，因此被鱼类批发业排斥。
在产品质量难以衡量或者确认的情况下，法庭执行通常会失灵。以棉花加工契约为例，棉花加工厂只有不停运转才最有效率，但棉花加工涉及棉花的储存成本，大部分棉花加工厂都尽量避免大量库存，而更多利用即时供应网络，并且要加工出买方指定规格的棉花纤维，加工厂需要挑选不同等级的棉花，而不同的等级却是难以精确衡量的，行业内人士都难以做到，更不用说法庭人员。因此法庭执行此类契约时通常难以做出及时的裁决，以保证加工厂能正常运转，法庭执行的失效会助长棉花供应商进行质量欺诈，或者棉花加工厂谎称质量规格有误而拒绝向棉花供应商付款。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私人执行机制的介入。
3.进入障碍。
法律制度有普遍的适用性，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法律制度通常保护进入自由，而契约的私人治理建立在声誉机制的基础上，声誉机制只能约束重视声誉的人，因此私人执行机制适用于眼光长远的长期参与方，换言之，契约的私人治理只对特定的群体有效，这就意味着这种机制可能造成进入障碍。只有长期参与方才有激励合作，而还未来得及建立一个良好声誉的新来者的契约承诺可能无法令人信服，因此“信任网络”内的企业可能不愿意与网络外的企业交易，即便是诚实的新来者也可能无法获得与网络内的企业进行交易的机会。就如前文所举的棉花加工厂的例子，新来者如果要与棉花加工厂和棉花采购经纪人交易，必须先经过非常严格的申请程序，才可能获得信赖和机会进行交易。而在纽约钻石交易商协会中，已经进入该行业的交易者如果在交易中进行欺诈，会受到严厉的制裁，要重返该行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与鱼类批发商相似的一些行业，看起来没有声誉壁垒，但是却必须要付出另一些成本以保证私人执行机制的运转。行业的交易关系网络总是会受到陌生参与者的不诚信行为的威胁，而该参与者可能不会受到制裁，一些关系契约网络雇佣公共法庭来执行私人秩序，以解决这一难题，即便雇佣公共法庭的成本可能超过最后的赔偿金额。所以说，开放的交易关系网络尽管进入的声誉壁垒较小，但通常需要付出其他成本来对付非重复博弈中的欺骗者。
另一种与契约的私人治理相关的进入壁垒是行业内或者某个交易关系网络内的串谋行为。如果交易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中进行，并且这个群体有自身独特的信息交流渠道，群体中的成员就有动机进行价格合谋，或者群起抵制有竞争力的新来者进入供应网络或者获得相关资源。不过，如果群体成员的数目不断增加，合谋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合谋引起的进入障碍也会减轻。
契约的私人执行机制和法律机制在现代经济中是共存的，虽然法律机制非常普遍，但在现实中可以观察到非常多的回避法庭执行而采用私人执行的例子，甚至总的来说，法律机制也是在私人执行机制的框架内发挥效力的，因为法律机制涉及国家与民众之间的隐性契约，而这种契约是自我实施的。
二、法治和声誉机制之间的关系
McMillan和Woodruff（2000）对波兰、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小公司经理的调查表明，声誉机制能够替代法律。那些认为法律无效的商人通常运用社会网络寻找交易伙伴，并且会通报交易伙伴的行为。另外，商会和商业网络也会共享交易者的行为。这表明声誉机制在经济转型国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经济转型国家的法律体系很不完善，交易者不得不使用声誉机制来进行交易。那么声誉机制和法律机制是否只是相互替代的？为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梳理一下二者之间关系的争论。
1.关于法治和声誉机制之间关系的争论。
强调法律重要性的最极端观点是“法律中心论”。埃里克森（2003）把“法律中心论”的观点概括和总结为，把法律特别是把国家以合法的立法程序制定颁布的成文法律规则，视为社会秩序和发展的前提。托马斯·霍布斯是典型的法律中心论者，他认为在一个没有主权者的社会中，就只有混乱。在科斯的著名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也隐含假定：政府对规则制定的职能有一种垄断，他没有意识到初始权利也许来自某些非中心化社会过程产生的规范，而不是来自法律。吉多·卡拉布雷希和道格拉斯·梅勒米德也将国家当作社会秩序的唯一渊源，他们不认为国家以外的控制者可以产生并执行某些权利。马克斯·韦伯和罗斯科·庞德也认为国家应当拥有暴力使用的垄断。在法律中心论者看来，行动者都知道并且信守法律规则。一些法律经济学学者假定行车人和行人都完全了解人身伤害法的实质内容；他们假定在购买某种使用起来也许会伤害旁观者的家庭用具时，消费者都了解足够多的产品责任法。但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对法律了解很少，并且他们也不关心自己是否对此无知。他们的经验告诉自己，支配普通人际事务的基本规则并不在法律书本中。”
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证明了声誉机制的重要性，这对法律中心论提出了有效的反驳。Uzzi（1997）认为交易的社会嵌入性可以节约用于签订正式契约及重新谈判的时间资源，因此，如果交易方有较好的声誉，就几乎没有必要签订正式的契约，也就是说如果私人执行机制能良好运转，就没有必要使用法律等国家强制手段来执行契约。Ghoshal和Moran（1996）认为正式契约的使用不利于关系契约的发展，损害合作，因为使用正式契约意味着不信任，会导致一种类似于Strickland所描述的“管理者困境”，即监督和权威导致不信任，不信任又反过来导致更多的监督和权威。Bernheim和Whinston（1998）则用一个模型证明了正式契约的条款越是详尽，就越是鼓励了契约未能载明的机会主义行为。Karpoff和Lott（1993）对美国1978～1987年间132个样本的研究表明，在约束违规行为中，声誉机制比法律机制更为重要，上市公司受处罚的直接损失要小于声誉上的损失。Siegel（2004）对在美国交叉上市的墨西哥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的研究表明，即使在美国交叉上市的公司受到美国法律更严厉地约束，声誉机制仍是约束墨西哥公司违法、违规行为更为有效的一种机制。
2.法治和声誉机制之间的关系。
埃里克森通过研究美国加州沙县的农村居民处理牲畜越界纠纷这一案例阐述了法律和声誉机制的地位。他写到：“牲畜业主要管好自己的牲畜，但对这个规范还有另一个规范来修订，即一位农区居民应当能忍受某些孤立越界事故造成的轻微损失。对偶尔发生的摩擦，友邻的回应是相互包涵一下。越界受害人应当告知牲畜业主越界发生了，并帮助主人赶回越界的牲畜，实际上，当地的所有居民都有电话告知这种标准的通讯方式，一个电话打来算不上一个抱怨，而被认为是对牲畜业主的一个服务，因为这个主人毕竟失落了一份有价值的财产。接到电话后，作为好邻居，一个牧人会迅速带回牲畜（如果需要，还会用卡车），为所发生的事道歉，并感谢告知者。”
这个案例表明，尽管按照法律规定，牲畜越界是牲畜业主的一种侵权行为，但受害人从不把加害人诉至法庭，也不对侵权损害提出任何索赔，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机制和声誉机制并不是完全替代的，而是互补地共存于现实中，共同地发挥治理道德风险行为的作用。
很多其他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契约的国家强制与私人执行是互补的，二者的联合可以提高交易绩效。Ramseyer（1990）的经验研究发现，在日本，不通过法庭对交通事故赔偿的调节结果在统计上与通过法庭判决的结果大体是一致的。法院裁决的可预见性促进了人们通过私下调解汽车事故的动机，而盛行的私人裁决的习俗又节省了频繁诉讼的成本。这样，私人裁决和诉讼虽在个人层面上是替代品，但它们的混合策略组合可以在社会层面上形成一个均衡。诉讼或私人裁决都不可能单独成为一种可持续的均衡结果。Macaulay（1963）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之间签订契约，常常不是为了预防事后的法律纠纷，而是为了规范内部管理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如果没有正式的契约，当事人可能忘了自己的承诺，缺乏依据也使得不讲信誉的行为不容易识别，有了法律执行的契约，当事人可以牢记自己的承诺，不讲信誉的行为更容易识别。Larson（1992）的研究发现，现期合作行为能够加强对未来合作的肯定性预期，而往期对正式契约的诚实履行则往往意味着与同一交易伙伴的当期契约的诚实履行，亦即依据法律履行契约能够树立良好的声誉。Baker、Gibbons和Murphy（1994）认为条款清晰的契约有助于遏制机会主义行为，相反，如果能够不花很大代价签订这样的契约却没有签订，常常会激励短期欺骗行为，降低人们对未来合作的预期。
三、声誉机制和法律机制的选择
既然声誉机制和法律机制是相互替代和互补的，那么应该根据什么情况对二者进行选择呢？詹科夫等人（2003）的新比较经济学分析框架有助于揭示这一问题。
詹科夫等人（2003）阐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IPF曲线形状和有效率的制度选择。他们认为，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IPF处于离原点较远的位置，而且更平坦。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水平较低，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弱小，政府往往缺乏透明度和行政效率，新闻自由也较少，增加边际专制成本而减少的无序成本较少。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更有效率就需要相对少的专制。
在发达国家，政府比较有效率、新闻媒体比较透明和自由，其IPF曲线离原点较近，并且更陡峭。其IPF曲线和等成本线的切点更靠近政府管制一侧，因此对发达国家来说，更多的政府干预是合适的。但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缺乏效率、新闻媒体也不透明和自由，其IPF曲线离原点较远，并且更平坦。其IPF曲线和等成本线的切点更靠近私人秩序一侧，因此对发达国家来说，较少的政府干预是合适的。发展中国家更多地通过政府来控制社会无序只会产生更多的社会损失。
近年来的一些实证分析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在发展中国家，高水平的市场准入监管往往带来更频繁的地下经济，而产品的质量却无明显的改善（Djankov et al.，2002）；对司法程序更严格的规定往往带来更高的诉讼成本和更长时间的拖延，而正义水平并无明显的提高（Djankov et al.，2003）；过度管制的劳动力市场往往伴随着更大规模的地下经济、更多的失业和更狭窄的劳动力市场（Botero et al.，2003）。
上面的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文明资本的不同，导致它们的IPF曲线的形状和位置不同，从而导致其有效率的制度选择应该偏向私人秩序，即声誉机制。在文明资本水平不高时，法律的移植和实施效果并不好。但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公民社会的形成，新闻自由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文明资本将会发生改变，并进而使IPF曲线的形状和位置发生变动，从而会导致其有效率的制度选择会逐步偏向法律机制。
具体到银行业，发展中国家的文明资本水平决定了强制地推行法律机制并不会起到明显效果，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完善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以利于声誉机制的实施。但声誉机制实施的范围和执行效力不如法律机制，因此也应逐步完善法律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