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银行危机的破坏性
作为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金融中介，银行在现代经济中不仅充当信用中介和支付中介，而且还发挥着信用创造和监督功能，从而保证一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尽管银行产品不是纯粹的公共产品，但银行又确实是一个“准公共机构”，其提供的诸如集中金融资源、支付结算等服务项目，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从这个角度来说，银行发生危机，将有可能成为公共危机，产生很强的负外部效应，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将会受到破坏。
首先，单个的银行危机可能迅速演变为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现代金融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各个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度和依存度特别高。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银行间的同业拆借、清算、票据贴现和再贴现、金融债券发行和认购、信用形式、金融工具的签发使用以及其他联行业务等等，都是在多家金融机构之间进行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密切而复杂的债权债务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某个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价格发生贬损以致其不能保证正常的流动性头寸，则单个或局部的金融困难往往会通过现代的支付清算系统、金融市场、存款人的行为等各种渠道广泛传播。比如，基于营业日结束时的多边差额支付清算系统，把所有的银行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相互交织的债权债务网络，如果某家银行机构出现流动性不足的状况，或者在汇市或股市发生资产贬损而出现支付困难，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支付困难，都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使整个支付清算系统无法正常运转，酿成全面的流动性危机。而在现代金融中，这种危机将更加突出。不断的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之间形成远比过去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链条，金融全球化、电子化能使这种危机通过信息高速公路以更快速度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由于信息不对称，存款人难以像对其他产业那样根据公开信息来判断某个金融机构的清偿能力强弱，由于无法分辨好银行与坏银行，债权人会将某一个银行的支付困难视为与之业务类似的其他银行机构发生困难的信号。为了尽量保全自己的资产，存款人都会参与挤兑，这样危机将很快演变成全局性的金融动荡。1983年8月7日下午，万国宝通银行在香港的27间分行中有9间分行受到储户挤兑，次日仍继续不断，直到8月9日才开始恢复正常。而就在8月9日这天，香港的第二发钞银行标准渣打银行，竟然也发生挤提，并持续了两天。在最严重时，几间分行的现金已被提尽，到8月10日晚，挤提才告一段落。
其次，银行危机将有可能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的崩溃。金融体系内的各银行之间紧密依存的信用链，使得少数银行的破产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严重影响其他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社会公众可能会对整个银行系统失去信心从而引发大规模的银行挤兑，产生银行恐慌。大规模的存款挤兑引起银行恐慌会使所有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引发银行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更多的银行破产。而大批的银行破产将会严重破坏整个银行体系的社会存在基础，可能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的崩溃。有人曾通过模拟实验进行测算，并从1930～1933年的美国银行恐慌中得到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一家银行机构参与者暂时丧失支付能力时，将最终导致其他近一半银行机构参与者丧失支付能力。这就是说，如果两家规模大小差不多的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就有可能导致整个银行体系的瓦解。
第三，银行危机将使信用创造机制遭受严重破坏。商业银行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信用创造，现代银行体系之间的相互依存形成了单个银行无法完成的存款货币创造机制，但这个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却受到超额准备金、现金漏损率等的影响。危机期间，银行需要更多的现金准备以增强流动性。存款人的流动性需求增加，将会减缓货币的流通速度，从而使货币供给量相对不足。如果考虑现金漏损，则问题会更加突出。所谓现金漏损，就是指客户从银行提取现金从而使一部分现金流出银行系统的现象。当出现现金漏损时，银行系统的存款准备金将会减少，亦即银行由吸收存款而扩大贷款的资金相应减少，银行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会被削弱。现金漏损率越高，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越弱。银行存款挤提就是一种现金漏损，挤提越严重，现金漏损越大。银行体系大规模的现金漏损，将直接削弱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由于货币乘数的作用，这种创造能力的减弱将会引起多倍的货币与信用紧缩，影响正常的经济活动。而且，由于商业银行在大规模的挤兑风潮中大批倒闭，银行信用创造机制的正常运行环境将受到直接破坏，从而无法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推动力。
此外，银行危机的爆发损害了银行系统配置资金的能力，使银行和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为了支付到期债务，危机银行会以高利率筹措资金，银行资金来源成本提高，这就会导致贷款利率上升，使企业的融资成本不断增加，而贷款的高利率一方面会打击投资活动，使那些在正常条件下仍有偿付能力的借款人破产，另一方面又会加重逆向选择，导致高风险的借款人增加，使银行变得更加脆弱。总之，银行危机会损害经济效率，引起企业破产增加、产出水平下降、失业人数增多，进而使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增长受到挫折。有研究表明，每次银行危机导致的产出损失累计达11.5%以上，实体经济平均要花3年多一点的时间才能恢复增长趋势。
从国内外的实际案例也可以看到银行危机的巨大危害性。银行危机以及由银行危机引发的全面的金融危机给经济带来的诸如银行倒闭、企业破产、职工失业、外汇储备损失、财政赤字、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等损害触目惊心。日本在1992～1998年间、韩国和印度尼西亚在1997～2000年间为处置银行坏账所负担的财政支出分别达到该国年GDP的21.5%、14.7%和55%。智利1983年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超过年GDP的30%。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最终酿成了以债市关闭、股市停滞、卢布暴跌、核心银行瓦解为特征的金融银行体系全面崩溃，银行体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令阿根廷的银行业遭受了巨大损失：所有的银行均出现严重亏损，外资银行亏损更为严重；各商业银行注册资本由于比索的大幅度贬值而严重缩水；存款大量流失，银行支付能力持续下降，到2002年5月初，已有3家银行宣布陷入支付危机。不仅如此，阿根廷金融危机对拉美国家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阿根廷货币贬值后，外国企业在阿根廷的投资已蒙受重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仅西班牙企业在阿根廷的投资损失就在数十亿美元左右。拉美企业在阿根廷的投资不仅账面资产直接缩水，而且导致生产和市场需求急剧萎缩，投资回报率也大幅下降。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公布的统计材料，2001年拉美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为582.78亿美元，同2000年相比下降了10.1%，其中巴西和阿根廷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为191亿美元和35亿美元，分别比2000年下降了37.7%和67%。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仅造成印度尼西亚政治动荡、政党更替，而且导致印度尼西亚整个社会的不稳定和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并由此引发族群、宗教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冲突，让社会不少贫穷的人重新回到贫困线之下，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
我国恩平金融风波给当地经济造成的恶劣影响也是灾难性的。农业银行恩平支行自1998年起停止吸储，停办一切省辖业务往来；20家城乡信用社1998年12月起全部关闭，交广东发展银行托管清算；建行恩平支行被关闭，只设办事处不开展金融业务；1997年前，全市辖内金融网点267个，至2002年仅剩下40多个，有些镇已经没有金融网点。受金融风险直接影响，至2001年5月，4年间恩平市国企得到的商业银行贷款几乎为零，大部分企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
二、银行危机的道德风险假说
1.该假说提出的背景。
第一代和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历史上的一些案例。如第一代模型对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发生的拉美货币危机及墨西哥金融危机具有很好说服力。第二代危机模型成功地解释了1992～1993年欧洲的货币危机。但是第一代和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从危机前东南亚各国的情况来看，危机爆发前具有一些有别于以前经受货币冲击国家的特点：第一，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国内状况良好，财政基本收支平衡，除泰国外，东南亚“四小虎”中的其他国家经常项目赤字并不大，通货膨胀率很低。第二，1996年，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放慢，但并没有出现1992年英国所面临的就业与汇率的政策两难局面。第三，资产价格，特别是股票和地产价格，在危机爆发前就已经持续地下降，泡沫呈现破灭迹象。这意味着，东南亚危机的背后一定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一些学者也不断尝试提出新的理论，建立所谓“第三代模型”的努力一直在继续，其中道德风险假说就其中之一。
2.道德风险假说。
道德风险假说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在银行部门，也就是存在“过度借贷综合症”或是道德风险借贷。持这种观点的模型认为明晰的政府担保使银行致力于道德风险借贷，这些国家的预算政策就会变得不可靠，因为政府支出迟早会出现短缺的情况。在众多将亚洲金融危机归因于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经济学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各国的财政状况、资产价格以及危机扩散的途径等方面的情况，与以往金融危机的表现形式进行了一些比较后，得出结论：道德问题使得这些国家的高风险投资过度，从而形成资产价格泡沫，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汇率体系的瓦解只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后果而已。克鲁格曼认为由政府免费提供的保险可能是亚洲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他认为在金融中介具有免费保险且又监管不严的情况下，金融中介机构具有很强的扩张倾向而很少考虑投资项目的贷款风险。在国内机构无法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情况下，国内投资需求过度只会造成国内利率上升，而不至于引发投资过度。但如果资本项目放开，国内的金融中介机构可以在世界资本市场自由融资，那么由政府保险引发的道德风险就可能导致经济的过度投资。
研究者普遍注意到，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银行体系起着某种关键性的作用。据此，麦金农、皮尔（Mckinnon和Pill，1996）和克鲁格曼（1998）认为，金融中介机构恶性膨胀导致了经济泡沫，泡沫的崩溃导致危机发生，而导致膨胀的体制因素，主要是道德风险。由于新兴市场国家普遍有政府对借款提供隐含担保的现象，政府官员与各种金融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如普遍存在的不健康的政府、特殊的银企关系、苏哈托等家族企业、韩国大型企业融资方式等，使金融机构毫无顾忌地大量举债，产生了过度贷款综合症。尤其是随着私人国际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化国家取消了对资本账户的限制，导致国内银行从国际市场借入过度的资金。私人资本市场通常易犯错误，往往没有对基本经济要素给予足够的注意。因此将借入的资金投入国内的投机性项目或用于消费信贷。金融过度即金融机构过量的风险贷款产生膨胀，它不是商品价格而是资产价格的膨胀，只要整个链条没有崩溃，这一过程将得到维持并不断循环，风险贷款的增加推动了风险资产价格的上升，使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比实际上要好得多，经济泡沫由此而生，且日益严重。然而，金融泡沫脱离实体经济的膨胀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当某种外来扰动因素出现时，金融泡沫就会突然破灭，并通过支付链条传导到整个金融体系。此时，整个过程将按照相反的机制运行：资产价格急剧下降，金融机构的大量风险贷款几乎立刻变成巨额不良贷款。当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可能被迫撤除其隐含的担保，使得金融机构再融资的能力进一步下降，致使一些金融机构破产并停止运营，并促使资产价格进一步下降这种恶性循环便是金融危机。
克鲁格曼（1998）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分析了银行的道德风险在形成不良资产中的作用机制。该模型在资本供给完全无弹性的情况下，研究金融中介机构的投资过度行为是如何引起价格的飞涨，从而产生泡沫经济的。由于土地的供给是完全无弹性的，所以假定经济中唯一可行的资产投资方式是投资土地（这种假设尤其符合东亚国家投资于房地产的热潮），而且仍然假定金融中介机构本身并没有任何自有资产（土地），故而不会因投资失误而承担任何损失。另外，假设由政府担保的金融机构非常多，它们之间相互竞争，从而任何一家由政府担保的金融机构都不可能获得正的预期经济利润。因而最终这一国家内的资产价格将上升到它所有可能实现的价值中最大的那个值，即克鲁格曼所说的盘损值（Pangloss Value）。
克鲁格曼首先建立了一个两期模型。在该模型中，假定投资者在第一期以竞价的方式投资土地并获得土地所有权后，在第二期可获得土地的资金收益。为了分析简便起见，仍假定利率为零。现在假定土地在第二期的租金为100万美元的概率为2/3，为25万美元的概率为1/3，由于一个风险中性的投资者在第一期愿意支付的土地价格为第二期土地租金的期望值（由于模型假设经济只持续两期，故土地在第二期结束时没人愿意购买，其在第二期末的价值为零），因而他愿意支付的土地价格为50×（100×1/3+25×2/3）万美元。但对于由政府担保的金融中介机构来说，由于它不必为投资失误承担任何损失，因此只要土地价格低于100万美元，它就有利可图。由于此处假定这样的金融机构有许多，因此土地的价格势必抬到100万美元，这多出来的50万美元作为一种资产泡沫，成为银行的潜在不良资产。
接着克鲁格曼把模型扩展到三期。前两期的结构与前面相同，第三期的租金也是100万美元的概率为1/2，25万美元的概率为2/3，而且第三期租金与第二期不存在相关性。在利率为零的情况下，一个风险中性的投资者愿意在第一期支付100万美元购买土地，它等于第二期的预期租金50万美元加上土地在第二期的预期转手价，后者又是由第三期的预期租金约定的，也是50万美元。在政府担保的情况下，银行会采取风险偏好型的行为，它们将会把土地在第二期的价格抬高到100万美元，相应的该土地在期初的价格就会被抬到200万美元，这样出现100%的泡沫资产。
可以推论，随着时期的增加，泡沫的量也越来越大。但泡沫总有破灭的时候，一旦泡沫破裂，泡沫资产便会形成不良资产累积在银行体系中。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政府的隐含担保及政治家们的裙带关系而产生的过度借款和过度投资，通常是隐蔽地发生的，因此，尽管导致危机的因素早已产生并在逐步积累，宏观经济的运行仍有可能表现得十分稳健。事实上，这些都只是假象，因为，从经济上分析，隐含的政府担保实际上可视为一种隐蔽的政府预算赤字，因此，银行的负债实际上代表着政府的债务（Corsetti、Pesenti和Roubini，1998）。根据这种观点，预算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健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在这种表面现象背后，政府实际上正在从事着风险极高且不可持续的赤字支出。过量的外债使本国的金融系统变得极其脆弱，一旦遭受攻击或资本流向发生逆转，银行系统的崩溃和经济衰退就难以避免。
三、委托—代理理论对银行道德风险的解释
经济学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泛指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信息的交易，交易中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代理人，另一方称为委托人。简单地说，知情者是代理人，另一方称为委托人。这样的定义背后隐含的假定是，知情者的私人信息（行动或知识）影响不知情者的利益，或者说，不知情者不得不为知情者的行为承担风险。委托—代理理论试图模型化如下一类的问题：一个参与人（称为委托人）想使另一个参与人（称为代理人）按照前者的利益选择行动，但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选择了什么行动，能观测到的只是另一些变量，这些变量由代理人的行动和其他外生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因而充其量只是代理人行动的不完全信息。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观测到的信息来奖惩代理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
银行市场上的委托—代理问题实质上是一种契约问题，银行的道德风险就是指银行通过隐藏自己的行为而使其委托人受损的情形。银行的委托人的利益是通过银行这个代理人来实现的，但是在签订合约后，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银行的行为难以观察到，所以银行的委托人会遭受来自银行道德风险行为造成的风险。银行的道德风险行为体现在两个层次：
1.银行经营者的道德风险。
在银行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银行的日常经营管理不是由银行的股东来完成，而是聘请职业经理人来完成的。这样，银行的内部就构成了委托人（银行的股东）和代理人（银行的经营管理者）的委托—代理结构。股东的利益必须通过银行的经营管理者来实现，但是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往往与银行股东的利益是冲突的，这样就使得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可能做一些损害银行股东利益的事情。
银行聘请职业经理人时，一般会把对经理人的奖惩写进合同，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解决银行与经理人之间风险分担的不对称问题。例如，英国巴林银行的破产是里森的欺骗行为造成的，但是巴林银行倒闭造成的社会震荡并没有因为里森坐牢而结束。如果经理人和银行之间的博弈是短期性的，那么经理人的道德风险行为就会更为严重。经理人很可能采取很不负责任的态度从事高风险投机活动，因为他从投机成功中获得的好处会远远超过因投机失败受到的惩罚。有时在情况极具严重的情况下，经理人只是暂时失去工作，而他给银行造成的损失，往往是由银行和政府来承担。作为代理人，银行的经营管理者会采用各种手段来隐藏自己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多是与银行股东利益相冲突的，最终使银行的利益受到潜在风险的威胁。
2.银行自身的道德风险。
在银行市场上，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较高，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规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达到8%，即使按照这个标准，银行的自有资本占其风险资产的比例也只有8%，可见银行从事的是高杠杆业务。正是由于银行的自有资本比例低，才使得银行又具有高风险投资的倾向（这里暂且假设银行经营管理者不存在道德风险行为）。因为银行自有资本越少，其从错误决策中遭受的损失越小。信息不对称的存款人很难分清哪家银行可靠，那家银行不可靠，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发生金融震荡时，银行的挤兑非常具有传染性的原因。
除了银行自有资本较低使其从事不谨慎投资的诱因之外，另外的原因就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充当了紧急情况下的最终贷款人。因为银行从历史经验中得知，当整个银行体系陷入困境时，政府一定会出面救援。所以，当经济处于高度繁荣时期，银行便四处提供贷款，那些高收益同时也是高风险项目便是银行首选的投资目标。并且银行信贷的膨胀对经济的过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旦经济由高潮转向低谷，那些原来的高收益项目很快就会陷入困境，反映到银行资产账户上就是其呆账、坏账的增加，有的银行可能因此陷入流动性危机或者清偿危机之中。
总之，在银行的经营和交易活动中，存在复杂的委托与代理关系，以及普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存在复杂的道德风险问题。银行的股东与银行管理者、银行与借款人、银行与存款人以及银行与存款保险机构之间，都存在道德风险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