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是人类生命的一种载体，它真实地记录了人类的社会实践，记录了人类生命的存在与发展，记录了人类生命的伟大与渺小、可贵与可恶、真善美与假恶丑。这个载体，能使那些有价值的生命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唐前史传文学中许多有价值的生命，已凝聚为我们的民族生命，民族精神，即使到今天，仍有不朽的价值。
一、生命价值的体现
唐前传记以史传为主流，为后代传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传主而言，上有帝王将相，下有平民百姓、商贾、俳优、游侠、刺客等等，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形象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由远古时代到隋代所超过的曲折历程，展现了中华民族为实现理想而不屈不挠、顽强奋进的积极精神。
由于传记是人类生命的载体，所以，入传人物的选择十分重要。司马迁在谈自己选择人物标准时说：“自申屠嘉以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女足女足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即使是封侯拜相的显赫人物，尸位素餐，虽有生命，而无价值，也不能进入到传记中来。范晔《后汉书》亦是如此：“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郑玄），褒党锢则推崇李杜（李膺、李密）；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和入传标准。当然，由于各种条件的影响，一些无生命价值的人物还是被载入传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逐渐被淘汰，他们留给后人的只能是唾弃。有一类人，在当时处于社会的底层，最被人瞧不起，但被有胆识的传记家记载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的生命价值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写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写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
在对游侠“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的热烈歌颂中，表达了人们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和对生命价值的有益探索。《刺客列传》中荆轲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是那么激荡人心，给人以生命的启迪。尽管有些人对底层人物嗤之以鼻，并对传记作者进行非难，但时间是最好的说明，这些底层人物的生命价值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
有一类人，即被人们共认为“恶”的人物，也可以随着传记这个载体走向永恒，但这是一种相反的生命价值，像传记中记载的那些暴君、酷吏、奸臣，在众人的眼中，他们永远是恶和丑的形象，其生命的客观价值在于能够呼唤起千万人的良知，启发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认识。唐前史传中，真正能体现人的生命价值，且能走向永恒的，是以下几种精神：
（一）积极进取，建功立业
马克思指出：“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它是一种本能的活动；人则有自我意识，他的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的。生命活动实际上是人自身活力的释放，而积极进取、建功立业，就是活力释放的最好体现。从哲学根源来说，唐前史传表现的进取精神，是“天人合一”的思想的产物。“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在生命本体上的合一。《易·乾传》云：“与天地合其德”；《易·系辞》云：“天地之大德曰生”，“是故天生万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是周而复始、永不疲倦地运动着的，它的刚健运动决定了人类社会也必须刚健行进，否则就不能与天地合其德了。于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命题提出来了。“自强不息”这一光辉的哲学思想，代表着人类对发展和培育自身的活力有了清醒的认识，鼓舞着志士仁人不懈努力，奋发进取。
唐前社会发展，走过了一个极为曲折艰难的历程，分裂与统一反复交替，但统一始终是人心所向。从黄帝开始，就为一统天下而征战。此后，“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矣。”这是司马迁对秦统一天下艰难历程的概括。秦汉之后，这个历程更加曲折艰辛。也正由于艰辛，才更能体现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作为传记，体现这个艰难过程和进取精神的首先是史传中所记载的帝王。
中华民族的奋斗不能没有理想和目标，帝王就是这种理想和目标的代表，王迹兴衰变化体现着民族的奋斗历程。史传以帝王为中心，这是时代的必然，我们不必苛求史家和传记家。因为率领民众进行统一斗争、代表民族统一意志的，不就是那些帝王吗？尽管像三代圣君、秦皇汉武等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野心，但当他们在结束分裂、统一天下时，或高举义旗向残暴王朝夺权时，在巩固自己新兴政权时，表现出非凡气魄和力量，采取了适应民心的措施，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因而受到人们的歌颂和称赞。即使像处在分裂时代的曹操，以及未做皇帝却主宰天下的项羽，也都无所畏惧，叱咤风云，表现出强烈的进取精神。刘备、孙权虽未进入《三国志》本纪（晋承魏而立，陈寿不得不以曹魏为正统），但豪气奋发，显出英雄本色。
当然，那些残暴荒淫、昏庸无能国君，违背民众意愿，引起世人反对，他们不能代表中华民族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精神。
社会发展是由各个阶层的人物共同推动的结果，天子毕竟是少数，因此，最能体现我们民族奋发进取精神的当是社会各阶层人物。以将相名臣而言，有的忠心耿耿，辅佐国君成就大业，如周公辅成王、管仲辅桓公、萧何辅汉王、霍光辅昭帝，尤其是诸葛亮辅佐刘备、刘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令后人感动不已；有的大臣敢于进谏，为国着想，如邵公谏周厉王，触龙说赵太后，邹忌讽齐威王，张释之、冯唐面折汉文帝，汲黯直言汉武帝，杨震上书劝汉安帝，刘毅顶撞晋武帝等等；有的正直廉洁，奉公守法，如祁奚荐贤、周亚夫军细柳、赵广汉执法不避权贵，以及史书《循吏传》所记的“循吏”等等；有的为民请愿，除暴安良，如西门豹治邺、黄浮除徐宣、杨秉除侯参等；有的出使四方，不辱使命，如张骞“凿空”，开通西域，班超投笔从戎，建功异域等。这些臣子，难免有忠于一君一朝的忠君思想，但就其个体生命而言，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积极进取，建立功勋，其价值应当予以肯定。
唐前社会，战火不息。春秋连年征伐，战国愈演愈烈，接着秦灭六国、楚汉风云、三国争雄、南北对峙等等，因而传记中出现了许多军事家，有的运筹帷幄，如张良、庞统、法正等，有的驰骋疆场，如孙武、孙膑、司马穰苴、田单、廉颇、白起、王翦、卫青、霍去病、李广、马援、张飞、关羽、赵云、周瑜、陆逊、张辽等等，像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马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的豪言壮语，代表了这类人物的进取精神，他们以磅礴的气势，写出了威武雄壮的篇章，奏响了生命中动人的乐章。尽管有些人血洒疆场，但他们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精神，永远留在传记之中。唐前史传人物中，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那些思想家。他们为了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积极开拓，表现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创新精神。如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家，孔子、老子、墨子、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等，都有“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的雄心壮志，经过他们的努力，各种统一天下的理论才被创造出来。秦汉以后，仍有许多思想家，如陆贾、董仲舒、司马迁、桓谭、王充、班固、王符等，或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或向神权思想宣战，表现出大胆的探索精神。尽管他们的理论有不全面乃至消极之处，但他们的理论创造本身，却使人感受到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还有文学家、科学家的创造。屈原、贾谊、扬雄、司马相如、司马迁、班固、“三曹”、阮籍、嵇康、陶渊明、谢灵运等等，都在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是思想家、政治家。他们以生花之笔，或诗或文，或辞或赋，给中华民族精神宝库创造了许多动人的篇章。文学用形象思维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反映社会生活。文学家的创造，体现了我们民族在精神领域中的探索精神。那些科学家，为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兴盛贡献聪明才智，如扁鹊、仓公、华佗等在医学方面的创新；赵过在农具方面的创新；张衡既是文学家，又是天文学家，发明候风地动仪；蔡伦造纸；祖冲之推算圆周率，马钧创造了龙骨水车，等等。创造的过程是人自身能量的释放，创造的结果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发展。科学家的发明创造，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力量。
还有大量的下层人物，如游侠、刺客、商贾、俳优、卜者，等等，比起王侯将相、世家贵族，他们建功立业、实现抱负的道路更为艰难。但他们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即使失败也不后退。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对刺客一类人予以称赞：“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个人暴力行动尽管不能解决实质问题，但在漫长的黑暗社会中，侠义精神恰如夜空中一颗皎洁的明星，给人以力量。可以说，下层人物虽然做的事情不一定惊天动地，但他们的进取精神同样应予以肯定。人类社会是由多阶层组成的，如果缺少了下层人物的进取奋斗，那么，社会这座“金字塔”也就缺少了坚实的基础。况且，有些下层人物还能有轰轰烈烈的举动，如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等等。
总之，建功立业，积极进取，这是唐前史传中表现出的富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像苏秦、张仪这类为个人功名奋斗的人物，如果我们不从纯道德观念去评价，而是从个体生命的角度来看，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二）坚忍不拔，战胜挫折
有志之士，想有所作为，立功名于天下，但封建制度并没有给每个人建功立业创造条件，“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因而，建功立业是非常曲折的。也正惟其难，才更显出奋斗者顽强不屈的毅力和精神，也更具有生命的价值。
黑格尔说过：“环境的相互冲突愈众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能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愈显示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孔子是一个热心救世的人物，他有宏伟的抱负，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尽管到处碰壁，但他毫不气馁地为之奋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坚信自己的事业是合于仁道的，即使生前不能实现，也要给后人树立一个典范，这种精神给后代志士仁人以极大鼓舞。孟子进一步发扬了积极有为精神，认为个体生命要担当天下重任，必定要经过一番大的磨难：“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也正是抱定这样的信念，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屈原为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与党人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甚至自己被赶出朝廷后，仍在不断地追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这种追求的真实写照与高度概括。在唐前史传中，司马迁及其《史记》所表现的顽强精神，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司马迁身受宫刑，奇耻大辱使他痛不欲生，想一死了之。但是，《史记》还没有完成，如果以死了之，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他坚强地活下来，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史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特别总结了历史上身处逆境而发愤有为的人物，如孔子、屈原、左丘明等。这些人物，遭遇坎坷，但顽强不息，终于有所作为。司马迁在《史记》中还写了许多“隐忍就功名”的烈丈夫：伍子胥报仇，名垂后世；季布为人奴而不死，终为汉名将；句践卧薪尝胆，称霸天下；范雎逃难，历尽艰险，终于权重秦国。正是这些人物，给《史记》增添了悲壮色彩和生命力量，千载而下，仍使人激动人已。
如果说，奋发进取、建功立业，是生命活力释放的话，那么，锲而不舍、坚忍不拔，则是活力释放遇到挫折时所表现出的积极态度。活力的释放，总会受到自然、社会等方面条件的阻遏和限制，建功立业，决非一帆风顺。在释放与反释放的斗争中，生命迸出火花，显示价值。在奋进的道路上，挫折、失败必不可免，甚至需要奋斗者付出生命。但是，传主们早已准备好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也要死得有意义、有价值。屈原、司马迁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代表。时代毁灭了他们，也玉成了他们。从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的不是悲哀的痛苦，而是生命旋律的高扬，不是失败乃至牺牲的颓丧，而是一种成功胜利的快慰，一种催人奋进的动力。
（三）勇于革新，敢于革命
革新、革命，都是生命活力的展现，是以改变或摧毁现实、建立新的生存环境为目标，也是一种崇高的事业。当旧的生存环境已经老化，没有生机、没有朝气时，一些有志之士，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较为清醒的人物，极力想给它注入新的活力。在唐前史传中，时常可以看到大臣向君主上书，或指陈时弊，或提出革新主张，都是满腔热情，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出谋划策。有些则直接参与革新活动。如《左传》中的政治家子产，在郑国内忧外患深重之时，迎难而上，大胆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他以“救世”自命，胸怀着“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决心，顶住压力，终于取得成功，受到众人称赞。《战国策》中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是项重大的军事改革，保守派以“变古之教，易古之道”指责他，但他坚决不动摇，使改革取得胜利，赵国国势大盛。改革，意味着改变传统，改变旧有的观念与做法，因而，往往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尤其是改革触动贵族利益时，这些人便以强大的压力向革新者反扑过来，甚至是以极残酷的手段进行镇压。《史记》记载商鞅变法时，先以雄辩和果敢打消了秦孝公的疑虑，然后又与甘龙、杜挚等保守势力进行斗争。“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这些论调从头到脚充斥着惰性气味，是对活力的一种压抑和摧残，是对生命的窒息。商鞅要作法，更礼，反古，洗掉惰性，终于使秦国获得新生。但后来，保守势力又一次抬头，商鞅被车裂，变法失败。再如《史记》所记，西汉初年，中央集权和地方势力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晁错从加强中央集权的愿望出发，提出许多变革的策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削弱郡国势力，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诸侯对他恨之入骨。结果，晁错被身斩东市。
改革，这是活力与惰性的交战。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代表着一切，要想变革现实，没有国君的支持是难以成功的。尽管有些国君在国家机器极为软弱的情况下，愿意进行革新，但也只能是局部的，以不伤害皇权为前提。一旦稍有转机，君主往往会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来限制、阻遏革新，再加上保守势力的反对以及改革者本身的某些弱点，失败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但是，革新者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说革新还只是对现实进行轻微的改造甚至破坏的话，那么，革命则是更激烈的改造现实的方式。汤伐桀，武王伐纣，改朝换代，这是革故鼎新。《易·革》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系辞》也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一个王朝因为政治敝坏而走向覆灭，但同时又意味着一个受人民欢迎的王朝的新生。对华夏民族来说，这是暂时的曲折和苦难，而不会走向灭亡。我们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就体现在这伟大的变革之中。唐前史传，就是这个伟大变革的真实反映，“本纪”就是这个变革的具体体现。
与改朝换代相连的是奴隶起义、农民起义，也正由于这些起义，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唐前史传中，记载了像国人暴动、卫国工匠起义、陈胜吴广农民起义、黄巾起义等伟大壮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民族积极进取、勇于革命的精神。
有压迫，就有反抗。当个体或群体生命再也无法忍受残酷现实的重压时，出路有两条：一是毁灭，被现实吞没；二是爆发，向现实挑战。陈胜、吴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在他们身上体现着生命的斗争精神。司马迁对他们伐无道、诛暴秦的功绩予以高度评价：“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被压迫者生命的火焰一经燃烧，就有无穷的冲击力量。尽管这些起义往往以失败而告终，但留给后人的，却是一种可歌可泣的精神。
（四）忧国、爱国
忧患，这是个体生命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春秋战国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把这种忧患意识扩大到整个社会，他们不仅忧自己，而且表示要承担起人类的忧患，不仅亲自实践，而且使之理论化。忧患意识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它弥漫着生命的热情，是人的生命意志的顽强表现，促使人发奋努力，促使人追求“生”的价值。《史记·屈原列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屈原所处的楚国，国君昏庸，小人得势。他的一片爱国之心换来的是流放。“众人皆醉我独醒”，他对楚国的前途表示深深的忧虑。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将个人的不幸遭遇与强烈的爱国之情、忧国之泪融为一体。忧患引发了他勇敢奋斗的信心，使他以坚强的精神去斗争，去牺牲，谱写了一曲壮丽动人的生命之歌。
当社会处于分裂、动荡之时，忧患意识会成为一种积极的时代风尚，一大批有志之士，为社会的统一、安定而忧虑。如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与思想家们的忧患意识是分不开的，尽管各家学说不完全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但有一个共同的时代主题，就是如何结束战乱、统一天下。诸子百家的著作中，都有这些思想家自我形象，透过他们的理论主张，也不难看出他们的忧患意识。后来的传记（如《史记》）对这些思想家的忧患意识也都有表现。东汉后期到三国时代，社会动荡不安，于是，传记中出现大量的忧患人物，像《后汉书·党锢传》中所记一大批清议人物以及赵壹等人，无不为国家忧虑。后来，天下分裂，又有许多志士为统一而忧虑，一部《三国志》，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也展现了这些人物为统一天下而忧患、而奋斗的历程。当然，天下一统，新王朝刚刚建立之时，统治者为巩固政权也往往产生忧患意识，因而也会有共同的时代课题。如西汉初年，围绕着如何巩固政权问题，出现了一大批忧患人物，传记中对这些人物也都有记载，陆贾、贾山、枚乘、邹阳等，都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忧虑。有时在盛世也会出现“危言”，一些忧国之士敏感地觉察到国家前途的危难，预先发出警告。贾谊生活在“文景之治”的盛世，朝廷上下都以为可以坐享太平，独有贾谊深谋远虑，发出振聋发聩的忧世之言：“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表现出超前性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无论在衰世还是盛世，都会产生，这与爱国精神是紧密相连的。忧国，正是为了爱国。在中国古代，爱国精神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而且往往与忠君连在一起，但它已作为我们的民族心理，深深地积淀下来。像《左传》中所记，烛之武在郑国危急关头，出使秦国，使国家免于战争的灾难；楚国左司马沈尹戌在吴师长驱直入国难当头之时，坚持抗敌，壮烈牺牲；申包胥在楚国灭亡的时刻，入秦乞师，七日不进勺水。《史记》所记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霍去病为国忘家、克己奉公，卜式输财助边，济国家之困，李广反击匈奴，保卫国家；《汉书》所记苏武出使匈奴十九年，坚持民族气节，决不投降；《后汉书》所记“中兴二十八将”的邓禹、吴汉、贾复等人，在国家崩析动荡之时，为恢复和维护国家统一安定而出生入死；等等，都是爱国精神的体现。唐前史传中，爱国精神像一根红线，贯穿始终。忧国、爱国，这是生命价值的重要体现。一个人，如果仅仅忧自己生不逢时，仅仅爱自己的身躯，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爱国之心，那么，生命就无价值可言。
（五）崇尚德义，追求独立人格
传记文学中的传主要走向永恒，达到“不朽”，就必须在德义方面做出表率，这是“三不朽”的首要条件。传记中崇尚德义，追求独立人格，这是在人的价值被认识以后的事情。西周时，“敬德”思想就已成为衡量国君的一个重要条件。此后，社会急剧变化，思想界发生了深刻革命，人从神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人成为主宰自己行动的主人。而要真正做人，就必须注重道德修养。春秋时，“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这种情况的出现，使人对德义更加重视，孔子的仁学思想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就个体人格而言，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更追求大丈夫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尤其是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格追求，给有志之士以巨大的鼓舞力量。
在唐前史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许多国君德厚仁爱，受到民众拥护爱戴；而暴虐如桀纣的国君，则被民众推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君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实行一些于民有利的措施，以显示自己的仁德，尤其是新王朝建立之初，更是如此。像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汉文帝等，被人称为仁爱之君。即使像《左传》等记载的“春秋五霸”，也时常打出仁德的旗号，以争取人心。当然，在唐前史传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志士仁人的高风亮节。伯夷、叔齐不愿食周粟而饿死；屈原为保持高洁人格而沉江自杀，鲁仲连宁愿“蹈东海而死”，也不忍秦国称帝；苏武宁死不屈，气节长存。《史记》所记齐国义士王虫蜀不为利诱威胁所动，自杀身亡；田横兵败，不愿向汉朝投降，五百士兵集体自杀；信陵君礼贤下士，受人敬重。尤其是“赵氏孤儿”故事中公孙杵臼、程婴等义士，为保护赵氏孤儿而牺牲自己，用正义写出了一曲动人的乐章，千百年来回响在人们耳旁。《后汉书》的《党锢传》、《独行传》等，记载了一大批处乱世而守志不移的人物，作者在《独行传》中对这些人予以高度称赞：“或志刚金石，而克干于强御；或意严冬霜，而甘心于小谅。亦有结朋协好，幽明共心；蹈义陵险，死生等节，虽事非通圆，良其风轨有足怀者。”像赵苞精忠报国，范式笃于友情，谯玄、李业坚守节操等，尤其是《党锢传》中范滂保持气节、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无不给人以生命的力量。而像《三国志》中诸葛亮的风范，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了。与此相反，那些无德义节操、无独立人格的人，虽然在传记中也时有出现，但他们作为一种陪衬，愈显出德厚者的高风亮节。二、民族生命的凝聚唐前史传之所以具生命价值，具有永久的魅力，还在于它所展现的有价值的个体生命，体现着我们的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人以其个体的自然属性来说，生命总会终了，但人又具有社会属性，这就确定了人的生命的社会属性。而且，个体生命结束，但民族、人类的生命不会结束，“人生代代无穷已”。西方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认为，生命的基本特征，是生命的绵延与生命的冲动。所谓绵延，是说生命具有一种超空间的无限延续的特征，生命是一股无限的“流”。正是由于生命的绵延性，世间才有创造一切的、不断地“创化”过程。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柏格森的哲学是可取的。唐前史传所表现的精神，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消逝而消逝，也没有随着历史的过去而凝固，而是一个继续流淌着的跨时间的文化流程，它是传统精神，但经过净化、升华之后又变为现实精神，并指向未来。
民族生命的发展，是由无数个体生命的发展而形成。个体生命的忧患、追求、创造、奉献、凝聚为民族精神。恩格斯在谈到社会发展时指出：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力里面的。”民族生命的发展也是如此。中华民族有极强的生命力，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生命就从这里真正开始。
此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河流愈来愈宽，声势愈来愈大，力量愈来愈强。如果把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命比做一个母系统的话，那么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的生命就是一个子系统。在这些子系统里，有无数个富有生命活力的个体生命在跃动。它的跃动，使整个系统都充满了活力。而且，这种生命不断地进行新陈代谢，与惰性做斗争。活力与惰性，是一对孪生子。当民族生命的活力不断聚积的时候，惰性也在扩张。因此，民族生命的发展亦是在艰苦的跋涉和顽强的斗争中发展的。惰性随时在侵蚀着活力的基因，活力也在不停地凝聚并与惰性对战。
当活力压倒惰性时，民族的生命呈现出发展的趋势。当惰性占据上风时，活力也并没有窒息，仍在内部不断地蕴集，要与惰性对垒。只有出现社会的变革，才能使惰性消减，让活力凝聚、发展。唐前史传，许多人物积极进取、刚强不息、勇于革命，也正是活力的体现。他们对民族生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正由于他们努力拼搏，才使我们民族生命的发展，“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不可阻挡。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曾指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一个民族的大厦需要全民族的人来支撑。而史传中的优秀人物、脊梁人物，在支撑民族大厦过程中起了中坚作用，给全民族做出了榜样。个体生命是民族生命的基础，同时，个体生命只有与民族生命融为一体，也才能显示其价值，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个体生命的过程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己，那么，这种生命也将黯然失色。以忧患意识来说，我们上文所谈积极的忧患意识，都是把自己的忧愁与祖国的忧愁紧紧地连在一起，正因此，他们的忧患意识就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能给后人的生命以巨大的鼓舞作用，激励着千百万人为祖国而奋斗、牺牲。如果仅仅是忧自己，就不会产生如此效果。个体生命与民族生命的融合，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时表现得极为突出。是先考虑自己的生存还是民族生命的生存，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每个个体生命面前。牺牲个体生命，不顾民族生命的人，生命只能像一滴水一样，迟早要蒸发掉的，没有永存的价值。在我们的民族生命中，已形成了热爱祖国、抵御外侮的精神。上文所说的那些勇于牺牲自己、热爱国家的个体生命，已经与民族生命融为一体，像一滴水融入大海一样，涛涛不息，流向远方。个人生命与民族生命的融合，在个体生命的追求、奉献中也能体现出来。个体生命追求的理想、目标，只有与民族理想、目标一致时，才能显示其价值的增大。每个民族的发展都有一定的阶段性，每一阶段都有它的奋斗目标。处在每一阶段的个体生命，也必须顺应这个总目标、总价值。唐前史传中那些顽强奋斗、勇于追求、敢于奉献的人，也都适应时代潮流，以积极的态度，为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兴盛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春秋战国、三国鼎立之时，社会四分五裂，统一安定成为人们的迫切要求，许多有志之士为此而努力，这就将个体生命融入时代的潮流中去，因而，他们的追求是有价值的。再以追求理想人格而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独立意识也已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之中，苏武形象就是这种崇高人格的实践，他的追求符合中华民族的人格标准，符合民族生命的价值观，因而受到后人称赞。相反，那种出卖人格、毫无骨气的人（如投降匈奴的卫律等人），遭人唾弃。
个体生命要融入民族生命，还要进行净化和升华。时代是不断变化着的，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生命特征，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前代有价值的生命还要进行净化，以保持其活力。民族生命是一江春水，而不是一潭死水。具有活力的个体生命不断融入其中，使它成为一种开放型系统，细大不捐，兼蓄并收。一代一代承继，一代一代发展。发展过程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前代人物生命在当时具有其价值，换到另一时代就不一定适应了。唐前史传中歌颂许多奋发有为的人物，他们的生命价值不容否定。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人物进入传记时难免带有一些杂质、糟粕。如伴随着韧性，往往会出现逆来顺受的自我毁灭；伴随着强大的凝聚力，往往把忠君与爱国联系在一起，伴随着道德自我完善，往往出现远离现实的思想，等等。
这些杂质，虽然经过净化，但在封建时代是难以消除的。只有到了现代，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才能看清这些杂质，并进行净化、升华，使他们的真实价值得以保存和发扬。经过净化和升华，那些优秀人物的精神成为一种具有广泛概括性的精神，而不仅仅是一个外壳。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我们不一定这样做，我们要的是这种顽强的毅力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屈原投江自杀，我们也不必去这样做，需要的是屈原精神，那种上下求索的意志和对祖国的炽热之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一书中说：“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按照我们的理解，在其身上见到他应有的那种生命，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显示出生命力或使我想起了生命力的，那就是美的。”唐前史传中优秀人物的生命正是如此，犹如一盏永不熄灭的长明灯，照耀着后人。
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既要弘扬传统精神，又要呼唤更高层次的民族精神，呼唤新的脊梁人物。“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的脊梁人物，担负的历史使命决非昔比。因此，生命的活力，生命的价值都将经受新的考验。只有在前人生命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民族生命才能有凝聚力，民族精神才能不断地高扬，形成巨大的精神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