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论述唐前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时指出，先秦两汉时期的史传文学，经历了由简单记事到复杂写人的过程。那里主要是从体例演变角度进行论述。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个过程，还有必要从艺术手法角度论述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建立问题。唐前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建立，从《左传》开始，到《史记》成熟。《史记》以后的史传，基本继承《史记》写人方法。因此本章以《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为线索，来探讨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建立问题。
一、人物形象在时间、空间中的不断扩展
人物形象的建立，时间空间是首要条件，它构成了人物活动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舞台。《左传》属编年体史书，人物活动受时间的严格限制，虽然某些片断具有纪传体雏形，写人比较完整，但从总体上说，人物事迹易被隔断，不能一气呵成。某年某事与某人有关，某人就登台表演，匆匆而来，匆匆而下，一般不作较长时间逗留。因此，《左传》中的人物形象是由一个个片断组合而成，要想清楚地了解人物的完整风貌，就得把这些片断重新组合。
郑子产是《左传》重墨所写的人物，他第一次出场时，还是个“童子”，此后他为卿11年，为相21年，如将襄公八年到昭公二十年子产所有事迹的片断加以整理，就可写出一部较完整的“子产传”。它如晏婴、叔向等人也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甚至连事几君，活动频繁，其事迹分散在各年来写，形成人物形象的片断。由于《左传》具有这一特点，作者就比较注意人物的“出场亮相”和“退场谢幕”。楚灵王一露面就是就是一个无赖者的形象，与穿封戌争俘这个喜剧性的故事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晋悼公一登台，轻薄赋敛，重用贤才，禁淫匿，节器用，贤君风度显示于眼前。有些历史人物则在退场时（指历史活动的结局、命运的归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谁也不会忘记在卫国工匠起义的怒潮冲击之下，卫庄公狼狈逃窜，进入戎州己氏家，己氏不受庄公璧玉的诱惑，决然杀之。而楚国左司马沈尹戌在吴师长躯直入、国难当头之时，坚持抗敌，最后他耻于被擒，采取了壮烈的行动。英雄的性格在这最后一幕得到凸现。《左传》作者尽管注意了人物的出场与退场，但这类人物毕竟有限，从人物形象建立来看，有待于新的发展。《战国策》中的人物活动，相对而言不受时间限制，但受到一定的空间限制。它按国编写，人物在哪国活动，就分属在哪国舞台上。《左传》中人物故事片断是隔年的，《国策》可以不隔年，比如甘茂的事迹主要集中在《秦策》中，《秦策二》连着八章写了他攻宜阳、相秦国、受谗后亡秦将至齐、约秦魏而攻楚几件大事。这些事并不发生在一年，却相对集中地放在一起。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战国史上的一件大事。《赵策二》中《武灵王平昼闲居》、《王立周绍为傅》、《赵燕后胡服》、《王破原阳》四章连在一起，刻画了赵武灵王这个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形象，这与《左传》把子产的事迹分散数年显然不同。《战国策》中还有些篇章如《齐策四·齐人有冯谖者》、《楚策四·楚考烈王无子》、《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等，已打破时空限制，使人物形象较完整地出现在读者面前。当然，战国时代“处士横议”，游说之士的活动就有可能出现在两个舞台上，演秦国历史有之，演韩、赵、魏历史也有之，甚至在两个舞台上同演一事，如乐羊为魏将攻中山，《魏策一》与《中山策》俱出，此其弊也。《左传》、《战国策》写人，一受时间限制，一受空间限制，《史记》的出现使人物活动在时、空方面都大大扩展，可以跨越年代，也可以超越空间（国别），给人物形象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其一，不受时空限制，可以从容不迫地写一些细节，做到粗细结合。《左传》已有细节描写，僖公二十三年“重耳别隗”、“醉遣重耳”等，刻画出一个贵族公子贪于享乐的性格，僖公三十三年写先轸在国君面前“不顾而唾”，对于表现人物性格具有重要作用。还有一些细节如鞍之战中辟司徒之妻的关心君父，之战插进乐伯射麋等，饶有兴味，但这类细节仅是大事件的小插曲，不是在表现人物性格。总之，《左传》写人还是粗笔勾勒。《战国策》中也有细节描写，《秦策一》写苏秦一家前后态度的变化，《赵策一》写豫让漆身吞炭以报知己，无不具有生活气息，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史记》中的细节不仅多，而且直接为刻画人物形象服务。提起李斯，人们就会想到“观仓鼠”；谈到韩信，人们忘不了他所受的“胯下之辱”；论及酷吏，“张汤治鼠”人们记忆犹新；还有刘邦的“骑周昌项”，陈平的“社中分肉”等等。由于纪传体比之编年体、国别体在时空上相对自由，给细节描写创造了广阔的天地，而细节的多而妙，更充实了人物形象。
其二，由于时间的连续和空间的拓宽，可以多侧面写人，使人物由平面化转向立体化。《淮阴侯列传》写韩信一生的主要事迹，除正面写他辅佐汉王的功绩外，还多次从侧面写其才智谋略。传记开始写萧何追韩信和刘邦设坛拜将，已说明韩信的不同凡响。还多次写刘邦在韩信每次胜利后“辄使人收其精兵”之事，一方面表现了汉王的猜忌，另一方面也说明韩信的无心顾忌。即使被诬告反汉、降为淮阴侯，他仍与刘邦从容言诸将能否。最后写烹蒯通一事，也是从一个侧面写了韩信。整个传文空间位置的不断变更，使人物的活动交错进行，避免了一般化和平面化。《魏公子列传》写信陵君自迎夷门监者侯生一事时，注意从侧面描写各种人的反映，阴阳向背，四面来写，其艺术效果正如清人吴见思《史记论文》所说：“将相宾客、市人、从骑，四面照耀，遂令一时神采，千古如生。”多侧面写人的方法各式各样，因人而异。从传本身来说：既可写他多方面的才能、功绩，也可以写其思想的变化发展；从传主与其他人的关系来说，既可以主带宾，也可以宾衬主，“近山浓抹”与“远树轻描”都能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其三，以人为中心，形成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当此时”、“当是时”、“既而”、“久之”等词语作为连贯事件的纽带而出现，使那些隔年出现的事件犹如肝胆相结，不再分离，也使人物活动的几个舞台合而为一，相对集中。由于不受时间的严格限制，在写人时，既可按时间顺序写，也可插写、倒写、补写；不受空间严格限制，可以人为中心，在一个舞台上多次变换活动场所。这样，传文犹如波涛汹涌，跌宕起伏。《项羽本纪》以项羽为中心集中重大事件，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场所的不断变更，故事情节也随之起伏发展。中心人物悲壮地死去了，传文仍余波荡漾，时间继续延长，空间继续扩展，给人留下无限韵味。《廉颇蔺相如列传》场所时而在秦，时而在赵，但人物空插其间，不显其乱；矛盾一会儿是外部，一会儿是内部，但万变不离其宗，人物是主要的。外部矛盾的解决，引起了内部矛盾（廉颇和蔺相如）；内部矛盾和解了，外部矛盾又随之产生。由此，时间延续，空间拓宽，引出赵括、赵母等人，而这些人的出场又与廉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其命运发生了悲剧性的变化。所有这些，都是编年体或者国别体难以达到的。总之，体例的不同，时间空间的变化，使《史记》在人物形象建立方面比《左传》、《战国策》有许多长处，能勾画出历史人物的整体面貌。
上述情况可表示为：《左传》（事件一）（隔年）（事件二）（隔年）（事件三）……《战国策》（事件一）（事件二）（事件三）（虽不隔断但缺少一根线把事件串起来）《史记》人：（事件一）（事件二）（事件三）（以人为核心把事件组合起来）。
二、人物形象由概括化向个性化迈进
人物形象是否建立起来，个性化是一个基本尺度。史传文学起步阶段的人物性格往往有概括化的倾向，尤其是同类人物的思想性格，小异而大同。以后在发展过程中，人物性格逐渐从无到有，且由概括化走向个性化。这时的人物各有千秋，在共性中显出个性，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左传》在人物性格个性化方面首先取得成功。它善于用人物自己的言行突出其性格特征。提起晋文公、郑庄公、楚庄王、宋襄公、郑子产、烛之武、弦高、先轸、庆郑、逢丑夫、齐高固、王孙满等人，人们自然会想到他们一些很有个性的言和行。成公二年鞍之战，齐顷公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并“不介马而驰”，仅此一言一行，就把傲气十足的国君性格显示出来。《左传》还善于把人物放在矛盾漩涡中表现其个性。僖公三十三年，在是否袭郑的问题上，秦国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辩。老臣蹇叔具有先见之明，苦口婆心劝秦穆公勿要出师，“哭师”正是爱师。秦穆公则一意孤行，结果大败，他的“哭师”却是悔恨，也进一步衬出蹇叔的爱师之哭。又如襄公二十五年，荒淫无道的齐庄公被权臣崔杼杀掉，崔杼胁迫群臣依附自己：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
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
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当有人向晏子提出“死”、“亡”、“归”的问题时，他从国家角度考虑个人处境，既不愚忠昏君，也不屈服于权臣，又要尽君臣之礼。在尖锐的矛盾斗争中表现了一位政治家的风度。《战国策》中形象较为鲜明者不下百人。皆为昏君，楚怀王与齐闵王相异；均为刺客，聂政与荆轲不类；都是说客，苏秦显得坚韧、倔强，张仪则狡诈、诡谲，陈轸机智圆滑，公孙衍则持重深算。《战国策》比《左传》进了一步，它善于在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展示人物的个性。《齐策四》写齐宣王召见颜斤蜀，“曰：‘斤蜀前！’斤蜀亦曰：‘王前！’”在宣王忿然作色的情况下，他仍高唱“士者贵耳，王者不贵”。此言此行，表现了一个寒士蔑视权贵的精神。《赵策三》写“虞卿折楼缓”、《魏策四》写“唐且不辱使命”、《赵策三》写“鲁仲连义不帝秦”等，都是在面对面的斗争中突出人物个性。《左传》、《战国策》中出现如此多的个性人物，在这以前的史书中是少有的。它说明历史记载向生活真实靠近了一步，同时也向文学迈进了一步。现实生活的人各式各样，不可能千人一面。作为史书，能够真实地写出这些不同性情的人，尤其是同类人的性格差别，说明作者对历史人物有一定的认识、一定的把握。另一方面，一般史书可以不写人物的言行，只用叙述语言介绍事实即可，而史传文学则不仅用叙述语言，而且用人物自己的言行表现其个性，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可以说是后代小说、戏剧中拟言、代言的草创。
继《左传》、《战国策》之后，《史记》在个性化方面又迈出一大步。斋藤正谦在《拙堂文话》中说：“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面目，樊哙有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与专诸，聂政之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相同。高祖本纪，见宽仁之气动于纸上；项羽本纪，觉喑叱咤来薄人。”《史记》之所以产生如此效果，在于它尽量用人物自己的言行表现其个性。叙述语言在肖像描写、环境描写、背景介绍、连贯情节等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用于表露人物的性格、思想就不如人物自身的语言得力。因为它是客观性的叙述，是静的语言；人物自己的语言是自我表现，具有动态。如能化静为动，动静结合，让人物个性在动态中表现出来，就能增加真实感。张仪的“吾舌尚在不”，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等语言，都鲜明地表现了各人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由概括化向个性化迈进，个性化的语言是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在史传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司马迁跨出的这一步具有重要意义，他继承了《左传》、《战国策》的长处并大胆创新，使个性化的人物首先以语言取胜，这个贡献值得重视。
司马迁还善于在相互比较中显出人物个性。《魏其武安侯列传》中“东朝廷辩”一场，是写人物个性的精彩片断之一。
在这场涉及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内部矛盾总暴露的斗争中，田虫分血口喷人，窦婴以理相辩，韩安国老于世故，郑当时首鼠两端，汉武帝左右为难，王太后仗势压人。司马迁以“东朝廷辩”这一块石头激起了千层浪花，使每个人出场亮相，增加了对比度，显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同是战国四公子，养士三千，名震一时，但他们或以士兴，或以士亡，性格相异，结局不一。孟尝君是个骄肆、任性的贵公子，司马迁认为“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自喜”是其养士本质。平原君养士是为装门面，摆阔气，因此像毛遂那样有才能的人处门下三年而不识。但他有时也听取别人的意见，并不一意孤行。信陵君为人谦恭，养士是尊重人才的一种表现，司马迁称赞说：“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春申君养士的目的在于抬高自己的身份，甚至把他们作为争取名利、夸耀富贵的工具，最后身败名裂，无人问津。《史记》能够把同类人的不同情趣清晰地展现出来，千载而下，犹如目前，其艺术才能不能不令人钦佩。用典型事例实现人物个性，也是《史记》写个性人物的一大特色。大者可从决定人物一生成败的关键时刻选择，如项羽的乌江自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或从人物最难忘的经历中选取，如伍子胥的矢志复仇，直不疑的“盗金”“盗嫂”；小者可从生活小事下笔，如张汤儿时的整治老鼠，陈平的社中分肉。如此一来，人物性格豁然明朗，历历在目。韩信的形象之所以比曹参清晰，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在写韩信时，尤其写其武功时，都很具体地一一写出，其中几场关系韩信成就事业的关键战斗写得极有声色。而写曹参时多是概括性的叙述，很少选取具体场面。司马迁并非为写人而写人，是要通过各式各样的人的活动写历史的发展，因此有些传记仍有概括性的叙述，这是避免不了的。《左传》、《战国策》和《史记》中出现的个性化人物映衬着历史的画卷，丰富了文学的宝库，如以此衡量史传文学，那么可以说，《左传》、《战国策》中人物形象已经初步建立并向成熟发展，到了《史记》，史传文学中的人物形象真正建立起来了。
三、人物形象由单一性向复杂性发展
史传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是否完全建立起来，还要看它的人物形象是否丰满。所谓丰满应有五个统一：一是人物的外貌描写；二是人物的心理描写；三是人物性格的流动性和复杂性；四是人物的形神兼备；五是人物形象渗透着作者的思想感情。
其中三、四最为重要。人物的外貌描写首先从外表上给人以印象。《左传》写人的外貌较少，即使写也都极为简括：“子太叔美秀而文”，“郑徐吾犯之妹美”，“公见弃也，而视之，尤”。
昭公十二年写楚灵王的外貌打扮，可说是较细致的例子。《战国策》中则已出现了许多夸张性的神态描写，如《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写苏秦游说成功前后的神态，《中山策·阴姬与江姬争为后》写阴姬之美貌，《齐策一·邹忌修八尺有余》写“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日失丽”等，比《左传》细致而传神。《史记》后来居上，《项羽本纪》写项羽“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秦始皇本纪》借尉缭之口写秦始皇“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等等，对了解人物风貌都有一定作用。《大英百科全书》在谈传记文学时指出：“作为一个传记艺术家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在表现出年代的范围和岁月的跨度的同时，又能够着重突出表现一个人的外貌和内心的主要行为形式。”一部成功的传记，不仅要展现人的生命过程，更重要的是要揭示出这个过程的内动力。黑格尔说过：“艺术美的职责就在于它须把生命的现象，特别是把心灵的生气灌注现象，按照它的自由性、表现于外在事物。”人的内心里有一种活生生的东西在躁动，在激荡，在冲突，要表现出来，这就是生命、生命力，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人的自我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首先在人的心灵上引起震荡，人的心灵活动乃是一个人生命活动的动力和基础。就唐前史传而言，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从《左传》就已经开始了，不过，这种探索是很独特的，由于《左传》以叙事为主，所以，往往通过对历史人物言行的描述，使读者能够窥见人物的心理。桓公元年，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迎）而送之，曰：‘美而艳！’”作者通过“目逆而送之”的动作和“美而艳”的赞叹，揭示出了华父督的好色心理。过了不久，他就“杀孔父而取其妻”。可以说，好色心理是华父督杀人夺妻的一种内驱力，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之下，他干出了伤天害理之事。宣公四年，楚国人向郑灵公进献了一只鼋。公子宋和公子家两人将要上朝拜见郑灵公，这时，公子宋的食指跳动，于是就向公子家说，平时我的食指一动，一定有好吃的。等上朝后，宰夫正在解鼋，两人“相视而笑”。这四个字传神绝伦，含蓄地表达了两人的内心活动：一个得意，一个佩服。因为有言在先，预言又得到了应验，目光相接，两人都明白其中的事由，安有不笑之理？襄公二十六年，卫献公返国。“大夫逆（迎）于竟（境）者，执其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逆于门者，颔之而已”。握手谈话、从车上作揖、点头示意，三种不同的态度，把卫献公返国时复杂的心理状态刻画了出来，总的来说，《左传》在描写人物内心方面开了一个先例，这种描写不是直接就让读者能够看到的，而是通过人物的言行去摸索人物的内心，如卫献公当时的心情到底怎样，就要读者根据生活内容去补充，去理解。《战国策》中，则出现了许多人物独白，以此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比《左传》进了一步。独白，这是作者设身处地为历史人物补写的言辞，代替了《左传》中让读者补充人物心理这一工作，读者可以直接看到人物是如何想、如何做的。《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章，塑造了苏秦这个具有复杂性格的策士形象，其中几次独白，真实地展示了苏秦的内心世界。游说秦王没有成功、回家遭冷遇后，他的内心是这样的：“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
他不满意家人对他的态度，但又不敢言语，只好把罪过归之于自己，因此，他就更决心要取得卿相富贵。当他刻苦学习、引锥刺股、和睡魔做斗争时，他想：“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最后，当听嫂子说他“位尊而多金”时，又深深地发出感叹：“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所以人生世上，势位富贵是决不可忽视的。这几处独白，有力地揭示了苏秦追求富贵的思想性格。这种思想性格，促使他克服重重困难，不达目的不罢休。追求富贵成为苏秦行动的动力和指针。《齐策一·邹忌讽齐威王纳谏》章写邹忌的思想活动也很精彩：“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妻、妾、客异口同声肯定邹忌比徐公美，邹忌见了徐公，仔细观察，再照镜子作比较，感到自己远不如徐公，这就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自己明明不如徐公，可妻、妾、客为什么要那样回答？答案找到后，他就以自己的实例去讽谏齐威王。作者写出邹忌的内心活动，对于刻画他明智、精细的性格具有重要的作用。《韩策三》写聂政刺杀韩傀前也有一大段心理活动，他之所以勇敢地去行刺，正是出于“士为知己者死”这样一个信条。自己身处下层，而严仲子竟以厚礼待之，可谓知己，岂能不报恩呢？像这样的独白在《战国策》中是很多的。人处在矛盾的漩涡时，常常要经过心灵的激烈斗争而选择一种解决矛盾的办法。心灵的搏斗，别人是看不见、听不着的，传记作者能够深入其内心，揣摩其动态，替人物说话，也是一种以心换心，以心铸心的艰苦过程。《史记》的心理描写继承了前代史书的长处，并有发展创新。作者能准确地把握住人物性格，为人物安排一些言辞，让其内心自我暴露，如写骊姬的阴险狠毒；有时则通过人物的神态举止表现其心理活动，《司马相如列传》写卓文君偷听相如弹琴时，“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仅用“悦”、“好”、“恐”三字，就把她的心理发展过程表露无遗。《淮阴侯列传》写韩信投奔刘邦后，滕公、萧何都向刘邦推荐韩信，但未受到重用，于是：“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仅用一个“度”字就将韩信当时的心情展示出来。接着“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自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这一段中，将刘邦的内心写得非常真实生动，“大怒”，“如失左右手”，“且怒且喜”，“骂曰”，“复骂曰”等词语就是刘邦复杂而富有个性的心理展示。后来，刘邦拜韩信为大将时，“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通过一句“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就把诸将领的心理活动全盘道出。再如《淮南衡山王列传》写刘安谋反的过程，对其谋反的动机、心理发展过程写得非常细腻。清人吴见思《史记论文》评论本篇说：“淮南王安狐疑犹豫处，只在心上写，故用‘欲’字，‘畏’字，‘恐’字，‘念’字，‘亦欲’、‘时欲’、‘偷欲’、‘计欲’、‘心怪’、‘心以为’、‘自伤耻之’及‘未决’、‘未发’等字，模拟绝肖，忽而如火，忽而如水，真堪一笑。”像这样的例子在《史记》中是很多的。这些心理描写，都是司马迁的艺术创造，是按照生活的“必然律”和人物性格特点进行的创造。也许一般的历史著作不需要这些，以为这些不符合事实，但文学家的司马迁却大胆地进行创造，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与前代史书不同的还在于司马迁以抒情诗歌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左传》赋诗言志，大都是引用而不是本人创作，《战国策》中最精彩的是《易水歌》，可惜数量太少。《史记》广泛运用诗歌，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鸿鹄歌》，赵王刘友的《赵王歌》，朱虚侯刘章的《耕田歌》等，都准确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活动。在言之不足、嗟叹之不足的情况下，才会“咏歌之”，因此应该说它比一般的心理描写高出一筹。李长之先生曾称赞说：“司马迁的历史，已经能够探求到人类的心灵。所以他的历史，乃不惟超过了政治史，而且超过了文化史，乃是一种精神史，心灵史。”人物性格的流动性和复杂性是衡量人物形象是否丰满的重要依据。如果说个性化是在众多的同类人物中表现某一个人性格，那么性格的流动性和复杂性则主要表现一个人性格的多方面。前者的比较是传主与他人的比较，在比较中显出个性，后者则是传主性格各个侧面的比较，是更高层次的比较。《左传》、《战国策》受体例限制，人物在时空中的活动受到一定约束，性格的流动性不太自由，但还是写出了一些形象鲜明、性格丰满的人物。晋文公从贵族公子到称雄天下的霸主，前后性格不大一样，在19年流亡生活的磨炼中，不谙世事、贪于享乐的贵族公子性格慢慢减少，代之而起的是有志气有度量的国君。楚灵王是有名的暴君，以篡弑夺取王位，用杀戮夺占土地财物，但与其他暴君又有不同之处，听了子革的讽刺后，竟然“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直到临死时，道出了“余杀人子多矣，能无及此乎”的悔恨，决然自缢而死。《战国策》中苏秦、赵威后、邹忌等人性格都比较复杂。赵威后既是个明智的妇人，又有不识时务的一面，但又是诚于纳谏的执政者，性格矛盾而又统一，伟大和渺小集于一身。作者这样写，使历史人物更具有真实性。因为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人与人的关系复杂多变，时光转逝，场所变更，地位升降，都是加速思想性格变化的催化剂，人的性格不会是铁板一块。《史记》中人物性格的丰满性，比之《左传》、《战国策》又有长足发展。它以写人为中心，时间上可顺可倒，空间上可纵可横，给人物性格的流动创造了广阔的天地。同时，由于《史记》在写人时运用互见法，本传中详写其主要性格，在其他人物传记中也补写该人性格的某些侧面。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历举《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等篇章，对项羽的性格作了精辟的概括，指出：“言语呕呕”与“喑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另外，廉颇的负气好胜与爽直服善，陈胜的勇于反抗与沾沾自喜等，都为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建立树起了不朽的典型。这里有两种情况应注意：第一，人物性格的流动性、复杂性并不是各种性格的简单相加，而是由人物的生活实践、性格的发展逻辑、社会环境的影响等内在联系构成的统一体。不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的表面现象，不能说是人物性格的流动性。第二，正确区别人物性格的流动性与两面派人物。有些人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不能说是人物性格的流动性，因为这些言行都是假象，人物的本质并没变。
从审美角度看，史传文学中写出一些复杂性格的人物，能使人对审美对象有较完整的印象，不显得单一死板。普希金说：“莎士比亚创造的人物，不像莫里哀的那样，是一种热情或某一种恶行的典型，而是活生生的、具有多种热情、多种恶行的人物；莫里哀的悭吝人只是悭吝而已；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却是悭吝、机灵、复仇心重、热爱子女而且锐敏多智。”性格的多样性、丰富性，正是“莎士比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以此衡量史传文学中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就能从他们身上发现很有价值的美学意义。当然，人的性格结构是一个统一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有一个定向性格统摄其他性格。
楚灵王性格固然复杂，但贪婪横暴占主导地位；项羽性格的音响是多方面的，但其主旋律仍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魄力。如果各种性格杂糅一起而显不出定向性格，就会给人以散乱的印象，而不是完整丰满的人物形象。
人物的形神兼备更能体现出文学特色。史传文学写人并非机械照搬历史人物，它要经过史家去粗存精的筛选，以便“不仅抓住了外部的相似，并且还把握到原形的整个灵魂。”此即所谓形神兼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充分发挥作者的创造力和想像力，这也就向文学迈进了一大步。《左传》、《战国策》尤其是《史记》中的一些人物能给人留下无限的韵味，正是因为它们写出了历史人物的内在风骨，内在气质。这也是史传文学写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经验之一。
就第五个方面来说，《左传》、《战国策》中作者的思想感情由隐晦向明显发展，《史记》则激情奔放，在历史人物身上体现着司马迁的理想，渗透着他的全部思想感情。他爱写悲剧人物，写隐忍就功名的“烈丈夫”，《屈原列传》、《李将军列传》、《游侠列传》等都是典型的作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当之无愧的。正因为司马迁把全部感情倾注在历史人物身上，才使那些人物永远充满着活力，千古不朽。
只有《史记》达到了上述五个方面的统一。惟其如此，我们认为，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建立工作，到《史记》才真正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