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的负担抗日战争时期，全边区只有23个县，人口约150万。而中央及边区所属单位约有4.5万人，后来增加到10万以上（最多时为12万），占边区总人口的8%。由于外援断绝，他们的供给全靠边区。这对于地瘠、人稀、经济不发达的边区来说，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仅以粮食为例，据1941年到1945年5月统计，共征公粮835000余万石（每石300斤），还要经常往前方运送粮食、被服、医药及其它物资。1941年还发行抗日公债500万元，边区人民都超额完成。盐池县完成16000元。边区人民为支援战争保障前方供给，竭尽全力，不惜一切。有些群众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节省的粮食交给公家。盐池县当时只有2万人口，耕地20万亩左右，每年负担的公粮则在2200多石（细粮），合110多万斤。每年秋收后，群众都是早交粮，交好粮，一面打碾，一面赶上毛驴把粮食送往仓库和前方。所以彭德怀曾经感动地说：“边区的劳动人民，使我看到政治上最有觉悟，最有认识的人民。”（甘肃人民出版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269页）下面，以盐池县人民的负担为例。
公粮1937年盐池县成立了各级征收救国公粮委员会，县征委会主任赵万国，一区主任张谔、二区主任陈崇仁、三区主任马德张、四区主任杨占江、五区主任白玉山。各区设立了粮食仓库：一区仓库设县城内，主任邵书林；二区仓库设高家圈，主任张俊；三区仓库设曾家畔，主任冯玉山；四区仓库设雷家沟，主任李廉；五区仓库设牛家寨子，主任牛万宾。1937年，分配给盐池县救国公粮任务350石，实际完成567石6斗6合。超额完成217石6斗6合。
据《1942年三边征粮工作总结》记载，1942年边区分配给盐池县的救国公粮任务是：细粮1700石，杂粮600石，地方附加粮200石，合计细粮2200石（以小斗50斤计算，共折合110万斤）；公草28.5万斤。当年，盐池县实际完成救国公粮2359.832石（细粮），超额完成159.832石；完成公草（谷草）29.7049万斤，超额12049斤。当年，盐池全县耕地面积192335亩；粮食收获量折合细粮13060.735石，副业收入折合细粮6308.072石，合计细粮19368.807石；实证细粮2359.832石，平均占总收获量的12%强。
1942年，盐池县共有人口3377户、19810人。边区政策规定，征粮的目标完全集中在富有者身上，家有羊只在100只以下的贫困户免征公粮、公草。当年，盐池县实际征粮户1915户、12569人；免征户1462户、7241人。据统计，负担在0.5石以下的有815户，0.51石至3石的942户，3.1石至10石的140户，10石至20石的15户，20石以上的3户；起征率占总收获量6-10%的790户，11-15%的585户，16-20%的288户，21-25%的140户，26-30的112户。1948年，盐池的征粮任务增加到3800石（草随粮走，每斗公粮随证谷草10斤）。
畜牧业税羊只以15只为免征点。起征点（16只）以上，绵羊羔1只折合征米1.5斗，白二毛皮1张折1斗，白胎皮1张折0.3斗，山羊羔1只折0.8斗，山羊羔皮1张折0.15斗，小牛、驴1头折3斗，驼羔1头折1.5石，小骡、马1匹折1石。役畜（使用的牲畜）免征。
救国捐、救国公债1940年2月初，边区分配盐池县抗日救国捐1万元（含本县抗、工属救济捐2000元）。2月底，全县实际完成10570元，超额完成570元。宝生珍商号一家捐款1150元。
人民对负担的态度可以说，在战争年代，盐池农民的负担是很沉重的。但是，盐池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很高，衷心拥护共产党，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缴纳救国公粮、公草。据1940年2月13日的《盐池县扩征工作报告》记载，陕甘宁边区及三边分区给盐池县分配的扩征任务是粮食600石（每石500斤），扩兵40名，募集救国捐10000元。“扩征”就是在正式征集之后又增加的数额。结果在半个月之内完成了粮食761石2斗2升，超额完成161石多；扩兵60名，超额20名；募集救国捐10570元，超额完成570元。“报告”中说，扩征任务下达以后，县委政府的干部不分昼夜到各区乡宣传动员，表示不完成任务决不回县。从县上到乡村，每个角落都有干部耐心地向群众作解释和说服工作。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真正保卫人民的军队，只有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有人的出人，才能支持壮大自己的部队。同时，群众亲眼看到政府及军队艰苦奋斗的作风，如官兵平等，开展大生产，优待抗工属等，对群众影响很大。征粮都是在大会上一石、两石、七斗、八斗自己报名交纳的。城区四乡农民刘英在大会上主动报名交纳10石，四区四乡刘占海报名交纳9石，五区三乡张科报名交纳10石。虽然本县在上年遭遇旱灾，粮食歉收，城区五乡农民甚至吃麻根充饥。有些贫困户本不应出粮，但他们也报名要出。如四区五乡回六庄的回民，原本不计划向他们征粮，但他们还是自愿交出10石；三区三乡的赵国珍自报交4石，众人觉得他负担太多，一致提出减少，结果拿了6斗；一区贫困户李三成、姚学林、田举等，也在大会上报名一定要出粮，结果每家4斗。还有实在无粮可交的人，自己报名帮助纳粮多的人把粮送到粮站。“报告”称“各区送入仓库的粮均甚精美，且按期送到”。
1940年秋季征收公粮时，各区乡普遍以乡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广泛宣传征粮的重大意义，充分发扬民主。在四区一乡的群众大会上，农民张文魁发言说：“我们边区是民主的，老百姓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任何人不能阻挠我们的发言权。所以我们的边区很好，我们在边区过着愉快的日子。我们要拥护边区，交纳救国公粮，是我们老百姓应尽的责任。”他自动提出交纳公粮1石3斗。其他群众也不甘落后，使全乡征收公粮任务顺利完成，并超额5斗3升。
一区四乡群众王秀在群众民主大会上发言说：“我们的边区是模范的，民主的，既没有土匪胡拿乱抢，又没有杂税杂捐，我们多交一点救国公粮有什么关系？同时，我们是边区的老百姓，交纳公粮是应当尽的义务，是万不可免的，我们老百姓一定要交纳！”他当场报名交纳1石2斗，其他群众都积极向他学习。
扩军，捐款工作也是一样，还互相竞争比赛。父母送子参军，兄弟争相报名的事例到处都有。如，五区一乡乡长牛岳，在大会上首先报名送儿子当兵，带动了全乡扩兵工作超额完成；四区一乡新兵张岐山的父亲亲自送儿子参军，并向群众宣传说“当八路军是为大家的事情”；在二区的扩兵讨论会上，陈七对李万清说：“你家能出一人的话，我家一定出两人！”互相激励的结果，两家的三个青年都当了新战士。这与国民党统治区强拉硬捆“抓壮丁”的情景，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1945年，边区分配盐池征兵150名。经过宣传动员，群众自己提出当兵候选人，有的采取投票选举的办法，结果完成197名，超额47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