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容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后，她一生虽然有皇后的名誉和地位，却没有享受到皇后应有的权力和尊荣。婉容本人长得很漂亮，青年时代是旗人中名闻遐迩的美人，是出身高贵的大家闺秀。据熟悉她的人回忆说：婉容平时举止端庄，谈吐文雅，仪表不凡，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都通，是一位富有教养的才女。婉容后来被选中皇后，虽然在于她的各种优势，乃事出必然。但在选立皇后的过程中，在皇族内部也是经过许多曲折和激烈竞争的。但竞争结果，皇族内部还确定她为皇后，而且也得到溥仪的宠爱。
婉容入宫不久，溥仪就为她聘请了一位英语老师教授英文。通过一段较认真的学习，婉容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不但口语好，而且还能写简单的书信，并且在外国老师指导下学会吃西餐。通过婉容的宣传鼓动，溥仪也学会吃“洋饭”。婉容是风流的贵族小姐，入宫之后很难受得了皇宫家法的禁锢，而溥仪对宫中这种囚笼式的生活，感到厌倦，因此，他们都想冲破宫禁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婉容与溥仪对此不谋而合，于是他们借各种理由冲破宫禁，跑到外面去散心。他们游颐和园，逛香山、玉泉山，尽情地玩乐，每次总是尽兴而归。
婉容入宫之后，与淑妃文绣的关系一直不和，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婉容作为一个受新思想影响的女性，主张一夫一妻，反对一夫多妻，对溥仪纳文绣为妃子是不满的，同时婉容自恃是皇后，做事比较霸道，总想排挤文绣；另一方面是她们谁都想多接近溥仪，于是相互猜忌，争风吃醋，发生冲突，而且常常闹到溥仪面前，溥仪多数是偏袒婉容一方的。可以说在紫禁城的两年中，溥仪对婉容是比较信任的。
婉容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后，在宫中还是有一定政治头脑的，她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树立自己的声望，常以“济贫”为手段，将自己打扮成救世济民的善人，用以取悦于民。例如她订了许多报纸，见到报上登载贫民求助的消息，即捐洋五元、十元或二十元，派人送去。贫民感激谢恩，闻者钦佩，皇后则出了善名。当时溥仪也常有些举动。当年的北京各报常登载帝后关心贫民的消息，由此可以看出婉容和溥仪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确实费了些心机。
婉容在紫禁城生活的两年，从表面看她是很悠闲快乐的。但是实际上她心中并不愉快，是很郁闷的。她在宫中虽然有令人羡慕的高贵地位和身份，却没有温暖而充实的家庭生活。这从太监对当年溥仪生活的回忆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当皇上的同外边的老百姓过日子大不相同，他们夫妻不同桌吃饭，也不同床睡觉。皇后和妃子每天照例按时间到皇上这儿请安，真像客人一样……帝王之家充满着虚伪、客套，在这里找不到家人父子夫妇间的真正感情。”后来婉容受某些人的引诱，染上了吸鸦片烟的嗜好，由太监赵荣生专门给她烧烟泡，服侍她吸烟。从此她的生活走向了堕落。
1924年10月，直系军阀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乘直奉大战之机，发动了北京政变，软禁了贿选总统曹琨。为了彻底清除民国以来复辟封建帝制的总祸根，冯玉祥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将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并由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壁合、社会知名人士李煜瀛三人前往紫禁城执行。11月5日早晨，鹿、张、李三人带着一批军警进入紫禁城，向出来拦阻的内务府大臣绍英宣布了驱逐溥仪出宫的决定，并让他立即传达给溥仪。溥仪听说皇宫也被军警包围，不迁出宫外，他们就要炮轰皇宫，吓得慌作一团，立即答应迁出宫外，命令婉容等人马上由收拾衣物细软，随他出宫。婉容也随之结束了两年的紫禁城生活。
婉容跟随溥仪住进醇王府之后，围绕她们二人的去向问题，清室旧臣展开激烈的斗争。当时摆在溥仪和婉容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放弃帝后尊号，做拥有大量财富和田庄的“平民”；二是争取“同情者”的支援，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旧条件，复号还宫，回到紫禁城；三是流亡海外，借外力谋恢复。溥仪夫妇被赶出紫禁城之后，日本侵略者看到有机可乘，立即同溥仪频繁接触，妄图控制溥仪，为他们的侵华政策服务。1924年11月29日，溥仪在亲日派和日本特务的鼓动与欺骗下，秘密逃入东交民巷日本驻华使馆，而把婉容丢在醇王府，婉容在事后才知道溥仪已经逃走了。她在醇王府怀着非常焦虑的心情，又熬过了一段时间，溥仪才派人把婉容和淑妃文绣等人接入日本使馆。婉容在日本使馆住了近三个月，1925年2月23日溥仪又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怀着准备出洋留学的目的，在日本便衣军警的保护下，化装逃离北京，逃入天津日租界。次日，婉容和淑妃文绣以及宫女、太监、佣妇在日警的保护下也来到天津。
婉容在天津的几年，生活上可以说是轻松愉快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她到了天津后解除了皇宫中那些封建家规的束缚，获得了比较多的自由；另一方面婉容原来曾在天津上过学，对天津很熟悉，因而她可以做溥仪的向导，领着他游览各处名胜，同溥仪接触的时间越来越多，后来甚至排挤了文绣，“独占”了溥仪。婉容在天津经常陪同溥仪在公开场合露面，参加社交活动或者出门逛街，外出的机会比在北京时增多了。在这些外出活动中，婉容作为末代皇后，每到一外都能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婉容从人们惊奇与羡慕的目光中得到了某些心理满足，出了许多风头。婉容自从登上皇后宝座之后，就常与淑妃文绣争风吃醋，闹得不得开交。到了天津之后，她们的关系并没有得到缓和，反而愈闹愈凶，在她们的矛盾冲突中，溥仪的态度总是站在婉容一边。这就使婉容更不把文绣放在眼里，时常寻衅，文绣在婉容的排挤下，终于挣脱束缚，同溥仪离了婚。文绣的出走，连溥仪也承认：“文绣是被‘中宫’挤跑了的。”婉容在与文绣的争斗中，最终成了胜利者，从此她认为可以独占皇上，再没有人同她争风吃醋了。然而，事实婉容没有独占皇上，挤走文绣也没有使她得到幸福，更没有改变她后半生的悲惨命运。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诈骗下，为了复辟清皇朝，从天津秘密潜入东北。婉容在溥仪走后两个多月，才得以乔装打扮，偷偷从海路到达大连。当时溥仪与婉容被日本关东军软禁着，不准外出，只准在居住的楼房内活动。同住的还有溥仪的二妹与三妹，还有少数几个日本人信得过的大臣。1932年3月初，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下，伪满洲国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这时他们派出汉奸张燕卿、谢介石等六人冒充东北人民代表到旅顺“请驾”。这种“请驾”都是日本人安排的必须走的过场。最后溥仪接受“请驾”，答应出任伪满洲国执政。1932年3月8日晨，溥仪和婉容离开汤岗子，在一大群日本侵略者的簇拥下，登上了通往长春的专列。下午三时，专列到达已改称“新京”的长春市，婉容夫妇在车站上受到了日本侵略者、前清旧臣、旗人等许多人的热烈欢迎。溥仪和婉容笑容满面地接见“迎銮”的人们，溥仪被这样的场面“感动”的热泪盈眶，婉容的心情也极不平静，自以为复辟有了希望。次日午后三时，在市政公署礼堂举行了“满洲国建国式及溥仪执政就任式”。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的傀儡戏开始上演，溥仪夫妇走上了公开背叛祖国、充当汉奸走狗的道路。
婉容在伪满宫中生活十四年，从这十四年的情况看，她当“执政夫人”的两年还算是比较好的。在这两年婉容偶尔还能出头露面，伪满洲国的报纸也常登出她的玉照。从现在我们见到的许多照片来看，那时的婉容仍然很会打扮自己，穿戴也很时髦。她有时穿满族旗袍；有时穿日本和服；有时扎起小辫；有时梳成齐肩短发；有时还烫发。这两年的婉容物质生活还很舒适。她与溥仪的关系从表面看还是融洽的。溥仪高兴时也找婉容玩，如在院内骑车、骑马、打网球等。其实，他们两人心中的裂痕已愈来愈大。溥仪曾回忆道：“从她把文绣挤走之后，我对她便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事情，所以也没有从她嘴里听说过她自己的心情、苦闷的愿望。”（《我的前半生》）因此，婉容在这个无情皇帝的面前，只能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而绝不会得到像普通人的那种夫妻间的幸福。婉容整日在如同“牢笼”的宫中生活，无限的空虚、冷寞和寂寥在婉容的心中郁结成疾，天长日久便得了精神失常的病症。在此情况下，婉容很少出头露面。如：1934年3月1日，溥仪在举行即位大典时，就没有让婉容参加。溥仪对她的限制，使她心里非常苦闷，但不敢对溥仪说。这种压抑的心情，使婉容精神失常的病症日趋严重。
1935年婉容与人私通问题的暴露，使她在伪帝宫中的境况极度恶化，从此开始了地狱般的生活。在伪满宫中，婉容经别有用心的兄长和佣妇牵线搭桥，起初与溥仪的随侍祁继忠发生了关系。后来祁继忠作为伪满将校后补生，被溥仪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离开了婉容。其后婉容又与溥仪的另一随侍李××有了暖昧关系。婉容与人私通的行为，溥仪很长一段时间是蒙在鼓里的。后来在她怀孕将近临产时，终于暴露。从此之后，婉容被打入冷宫。她的一举一动都处在严密的监视中，孩子被残害，丈夫同她恩断情绝，连她的亲属也一律不准进宫探视。她感觉自己成了世上多余的人，在难以忍受的沉重打击下，婉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她整年头不梳，脸不洗，蓬头垢面，骨瘦如柴，如同“活鬼”一般。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的抗日卫国战争接近最后的胜利，这时苏联百万红军向侵入东北的日寇发动了猛烈进攻，使日本关东军损失惨重，节节败退。8月9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命令溥仪立即动身将伪都迁往通化。8月11日下午，婉容在太监和佣妇的服侍下，离开伪宫，登上了在长春东站的专列，列车经吉林、梅河口，直驰通化。8月13日，到达临江县大栗子沟。两天后，即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也结束了傀儡皇帝的生活，被迫宣读了他当皇帝以来的第三次退位诏书。溥仪按照日本人的安排，带上贵重物品，同弟弟溥杰等一起逃走了，而把婉容和“福贵人”李玉琴等人扔在大栗子沟。
在溥仪走后，婉容和李玉琴都搬到了其他人聚居的楼房中。李玉琴被立为“贵人”后，曾和婉容同在伪宫中生活了二年半，由于溥仪对她们控制严密，她们在二年半中竟没有得到一次见面的机会，在逃难的路上，溥仪也是把她们完全隔开的。溥仪走后，阻挡她们见面的障碍已经消失，李玉琴很想看一看皇后。据李玉琴回忆她第一次见到皇后，差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原来头脑中想象的她不说如花似玉，也是清清秀秀的，挺好看的；可现在看到的，骨瘦如柴，人不人、鬼不鬼的形象。可以看出，当时婉容确实已经病入膏肓，瘦得皮包骨头，“跟人干儿一样了”。而在她清醒时，对同情、照顾自己的“福贵人”，是非常感激的，对李玉琴的态度特别温和，从不对她发脾气。在逃难的这一段时间里，这一对患难姐妹相处得很好。
1945年11月，天气开始转冷，为了渡过严冬，她们这群伪宫逃难的人，在溥仪的随侍严桐江的带领下，搬到了临江县城。十几天之后，临江被八路军解放，她们这批人作为战俘被我军收审。在临江居住的这段时间，婉容与李玉琴相处得更加融洽，成了患难与共的亲人。后来我军撤离临江的时候，把婉容、李玉琴和溥杰的日本夫人嵯峨浩等人带到了通化市，在通化住了近两个月，1946年4月，她们随部队进入长春，然后又从长春转永吉，从永吉再转通化。当时婉容等人是随着解放战争的拉锯战，跟着部队到处游荡，婉容在随部队去的途中离散，不久病死敦化。
根据一些人的回忆，婉容大约是在1946年8月下旬病死敦化的。她的死既没有历代皇后“殡天”的盛仪，也没有任何亲人在侧守灵哭丧，至今她的尸骨也不知葬于何处。可谓中国历史上人生结局最悲惨的一位皇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