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绝不容许后妃、外戚干预朝政，并把禁止后妃干政的措施制度化、法制化。其防范措施是：
第一，严内教。《明史·后妃传序》说：“明太祖鉴前代女祸，立纳陈纪，首严内教。”朱元璋看历史上“女宠之祸常始于干政，外戚之权常始于怙恩”，故强调要“严宫闱之禁”，“不牵于私爱”（《明太祖实录》卷110，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命翰林儒臣修纂《女戒》，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制定法令，规定：皇后只能管宫中妃嫔之事，宫门以外的事毫发不得参与。自后妃以下至嫔御女史，领取衣食之费、金银钱帛器用百供之物，皆自堂宫局奏请，再发内使监复奏，方得赴所部关领。后妃宫人不得“以私书出外”。若与外边通讯，犯者处死。朱元璋又命工部制造铁制红牌，上面用金字镌刻戒谕后妃之词，高悬于宫中（《明史》）卷113，《后妃传序》），以杜绝后妃惑乱朝政之事。
第二，外戚皆不许预闻政事。明朝外戚虽可位列公、侯、伯等爵位，但不许世袭，不得典军政。对后妃亲族，也仅赐金帛钱财，让他们做富家翁，而不使掌权预政。明太祖制约外戚的措施还得马皇后的鼎助。史载：“后勤于内治，暇则讲求古训。告六宫：以宋多贤后，命女史录其家法，朝夕省览。”（《明史》卷113，《教慈高皇后传》）明成祖徐皇后对外戚的限制也很严厉，并起了表率作用。她反对成祖封赐其侄徐景昌，但是“帝不听，竟封定国公，乃以告后”（《明史》卷113，《仁孝徐皇后传》）。徐后则说这不是自己的意愿，对皇帝也不表示感谢。徐后“临终犹劝帝，毋骄畜外家”（《明史》卷300，《外戚传序》）。可见，明朝从开国时便形成法规和条例，严禁后族干政擅权。由于家法严谨，有明一代，“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明史》卷300，《外戚传序》）
第三，慎选后妃。明朝规定：“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廿二史札礼》卷32，《明代选秀女之制》）明代后妃除成祖徐皇后是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之女外，其他出身门第均较低，大多取自平民之家。明朝“后妃多采之民间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佐人君节俭”，更重要的是，如果后妃出身门第高贵，后族势力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强大，容易造成后妃外戚结党营私、专权揽政的局面。而来自庶民百姓之家的后妃，都是单门细户，她们的社会基础比较薄弱，在朝廷上没有根基，不像贵戚那样，羽翼丰满以后，便形成一种盘根错节的宗派势力，以至威胁皇权。清人赵翼云：“若必出于勋旧，则勋而兼戚，戚而兼勋，王氏祸汉，贾氏祸晋，可为前鉴。”（《廿二史札记》卷32，《明代选秀女之制》）可见，明朝选取后妃的制度，目的是使勋、戚分途，防止后妃与外戚互相勾结，扩张权力。
清代也把不准后妃干政奉为祖宗家法。努尔哈赤建国之初，就规定幼主即位，由顾命大臣来辅弼少帝，后妃不得临朝称制，也不准以外戚辅政。清兵入关，定鼎北京后，清世祖下诏规定：凡后妃“在皇帝前干预国政，颠倒是非，从重惩办，决不宽贷”。（《清世祖实录》卷91）乾隆年间，清高宗制定了内廷宫规（称《宫中现行则例》，用严密的法令条例来制约后妃，使其不敢逾越雷池半步。
凡皇太后、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之父，姓名、官位，宫殿监敬谨登记，遇恭修玉牒，由宗人府奏请咨行内务府，转行宫殿监。宫殿监查明缮摺奏闻后，交内务府转行宗人府载入玉牒。
清代对宫规的执行也是非常严格的。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听说皇太后之弟来谢恩时，竟进入苍震门内，乾隆帝十分愤怒，要太监迅速查明此事，并下谕说：“苍震门亦系宫闱之地，未奉旨意，岂可擅将外人领入门内？将来移居慈宁宫，若如此轻易带领，成何体制？姑念初次，从宽免究，嗣后万万不可。”（《国朝宫史》卷4，《训谕》）可见清廷对外家防范的程度。史载：清代外戚“名既专属，等复攸殊，裁抑制防，视明尤属。用是终清世外家皆谨守法度，无预政事者，不可谓非诒谋之善也。”（《清史稿》卷167，《外戚表》）清代末，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虽掌握了最高统治权，其母家亲属也无一人进入朝廷中枢机构，成为宰执大臣。至此，外戚已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
但是，清代并未能彻底杜绝后妃干政。同治、光绪时期，那拉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执掌国柄将近半个世纪，彻底破坏了清代的祖宗家法。对那拉氏的权势欲，咸丰皇帝并不是没有察觉，而他软弱无能，没有采取果断措施。
咸丰六年（1856），那拉氏为咸丰帝宠幸，生子载淳。咸丰在位11年，所生皇子，仅此一人，故载淳便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当时那拉氏仅封懿贵妃，去皇后差两等。但依照惯列，皇后无出，载淳继位后，那拉氏可与皇后钮祜禄氏不分嫡庶，比户并尊，同为皇太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担心那拉氏将来骄恣难制，建议咸丰帝效法“钩弋故事”，处死那拉氏，以绝后患。咸丰帝迟疑不决，未能下手，但亦深恐日后无法制驭那拉氏怙势专权。当他自知不起时，立下一道密诏，付与皇后钮祜禄氏收存，企图以此制约那拉氏。
这说明咸丰帝对慈禧干政是有防范的，但计划不够周密，结果功亏一篑。慈禧靠耍阴谋、玩权术、弄诡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她的政敌肃顺、端华、载恒等人一一置于死地，进而独揽大权，主宰天下达48年之久。
后妃干政是中国封建专制政体的产物，宋、明、清等王朝的统治者尽管采取种种条规法令，制定各项防范措施，并且也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要彻底杜绝女主临朝、后妃专权也是不可能的。清末慈禧太后“以凤压龙”，玩同治、光绪两朝幼主于股掌之中，即对中国后妃政治作了很好的诠释。
历代统治者除了制定各种条文法规来禁止后妃干政外，还十分重视宫廷教育，企图从思想上控制后妃，使后宫女子恪守所谓的“后妃之德”。这也是统治者防范后妃干政的一项有力措施。
宫廷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后妃道德的鼓吹和提倡。《周礼·天官冢宰下》说：“以阴礼教六宫，以阴礼教九嫔；以妇职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属。”所谓阴礼，即是指后宫礼仪，诸如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之类的三从四德，从思想上加以禁锢，使她们老老实实，不作非分之想。
东汉班固的妹妹班昭，曾在汉和帝宫中担任过后妃的教师，在宫廷教育上可算是个影响深远的人物。班昭的丈夫叫曹世叔，故世称班昭为曹大家。和熹邓皇后入宫后，曾从曹大家学习经传等儒家经典。邓皇后写的《女戒》7篇，把妇女应遵守的各种礼仪道德规范化，不仅成为宫廷后妃的教产书，而且对整个封建时代的妇女教育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唐太宗长孙皇后，生前一贯恪守宫规，从不干政，是遵守后妃之德的楷模。在她死后，太宗把她的遗著《女则》颁布宫中，声称“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旧唐书》卷51，《长孙皇后传》），以此作为教育后妃的教材。明太祖马皇后勤于内治，空闲时讲求古训，她命女史辑录宋代贤后妃的行事，谕告六宫，朝夕省览。成祖徐皇后“尝采《女宪》、《女戒》作《内训》二十篇，又类编古人嘉言善行，作《劝善书》，颁行天下”。（《明史》卷113，《仁孝徐皇后传》）明代无“女宠之祸”，与马皇后、徐皇后重视宫廷教育不无关系。《明史》说马后：“母仪天下，慈德昭彰。继以文皇后仁孝宽和，化行宫壸，后世承其遗范，内治雍肃。”（《明史》卷114，《后妃传》赞曰）
封建帝王对后妃的教育更为重视。前秦主苻坚下令：“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教掖庭，选阉人及女官敏慧者诣博士授经。”（《十六国春秋·前秦·苻坚中》）唐太宗亦命虞世南把《列女传》写在屏风上，教育后妃以古代列女为榜样。宋代的君主则用儒家的理学来规范后妃的生活和行为。三纲五常是中国古代儒学的传统理论。唐代安史之乱后，封建伦常纲纪受到严重破坏，人们思想混乱。宋代重建封建纲常伦理学说，成为巩固皇权统治、防范后妃干政的理论基础。宋代理学家反复强调男尊女卑是永恒的“学理”。宋代的宫廷教育，主要是劝导后妃遵照纲常伦理，规范自己的言行。宋代后妃篡政夺权者少，与宋廷宣扬理学，用纲常礼教迫使后妃不敢肆意妄为有关。明世宗十分重视宫廷教育，他经常率领妃嫔在宫中听讲《女训》。宫中还选拔学识渊博的内官，教习宫人读《女训》、《女孝经》等书。学业优秀者可迁升女秀才、女史、宫正、六局掌印等女官。
宫廷教育内容除《女戒》、《女训》、《女则》、《彤管懿范》等著作外，还有古代“列女图”、“贤妃图”作为形象教材。如光武帝刘秀与皇后观览宫中画室，帝指《娥皇女英图》对皇后说：“恨不得如此之妃。”要皇后效法前代贤妃。《后汉书·皇后纪》载：“顺烈梁皇后，常以列女图画置左右，以自监戒。”清代乾隆间，大内还立有宫训，以古贤妃中有懿行者为示范，画《宫训图》十帧，分挂内宫。十帧图分别是景仁宫《燕姑梦兰》、承乾宫《徐妃直谏》、钟粹宫《许后奉案》、延禧宫《曹后重农》、永和宫《樊姬谏猎》、景阳宫《马后练衣》、储秀宫《西陵教蚕》、启神宫《姜后脱簪》、长春宫《太姒诲子》、咸福宫《婕妤挡熊》（《清朝野史大观》卷1）。这十帧《宫训图》从各个方面形象地表现了后妃美德，乾隆皇帝把它们张挂在后宫中，其用心是不言而喻的。
历代的宫廷教育，犹如一条条绳索，把后妃们牢牢地束缚在封建的伦理道德中，三从四德、“男主外，女主内”等纲常不仅扼杀后妃们的青春、爱情与自由，也极大地限制了她们干预朝政的企图。封建统治者就是用这种种方法，将后妃们禁锢在封建道德规范之中，这就是后妃教育的本质和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