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史册上，曾经有一位被人誉为“女中尧舜”的人杰，她就是仁宗的诚孝张皇后。她经历了明初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六朝，由一个民间女子到世子妃、太子妃，再到母仪天下的皇后，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仁宗的治国安民悉心谋划，为宣宗的安邦宁国定计献策，为英宗的登基排忧解难。说她是“女中尧舜”是当之无愧的。诚孝张皇后是河南永城县人。她的父母都是勤劳朴实、忠厚善良的农民。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朝廷为诸世子选妃，她被选中进宫中册为燕王世子朱高炽妃。张氏知书识礼，恪守礼道，既对丈夫关怀备至，又对父王朱棣和母妃徐氏十分敬重，谨慎侍奉，因而颇得父王和母妃的喜爱。燕王府内部并不风平浪静。朱高炽弟兄三人，都为徐妃亲生。他是长子，生于洪武十一年。他幼居深宫，爱学文，用心读书；又爱习武，能骑马射箭，并且练出一手好箭法。他为人仁厚，办事认真，一丝不苟。
朱棣即位称帝后，立世子为太子，可以说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立太子这个问题上，朱棣居然朝三暮四，拿不定主意。这种情况的出现，原因是复杂的。就朱高炽来说，他是世子，立为太子，符合传统习惯，但他中年之后，身体骤然发胖，脚也有毛病，不但骑马射箭有困难，连徒步走路也不大方便。同时他的仁柔性格，也不为朱棣所喜欢。再说，次子高煦、三子高燧，虽说人品不大好，可确有一定才能，都在太子职位上打主意。所有这一切，张妃都历历在目。她不仅时时从精神上去安慰太子，而且想方设法从中周旋。
父皇母后一起来到内苑。高炽一见父皇和母后驾到，顿时面色苍白，不知所措。成祖看到他这种狼狈样子，狠狠骂他一顿。过了一会，张妃前来参拜，向父皇母后请安。然后拜谢告辞，匆匆离去。成祖见她慌慌张张出走，觉得有些奇怪，于是就派人去找。张妃快步来到厨下，亲自执炊煎饼做汤，不一会，将烙好的煎饼和做成的热汤敬上，请父皇和母后用餐。成祖又惊又喜，遂命她与高炽一道就餐。她向父皇母后敬酒祝福，公婆子媳痛饮尽欢。成祖看到聪明机智的张妃，想到徐后对他的鼎力支持，他为太子高炽能有这么一个得力的助手而感到欣慰。自此而后，成祖决计不再更易太子。高炽太子的职位也就这样得到了保全。
朱棣死后，朱高炽即位，改元洪熙，史称仁宗。同年十月，张妃被仁宗立为皇后。仁宗才能平庸，但他即位后，却能认真总结父皇治国理民的经验教训，鉴于永乐一朝，累年战争，工役屡兴，支出浩繁，为适应广大民众的心愿，决定实行与民休息的基本政策。为了保证休养生息政策的贯彻实施，决定派遣监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这些政策的制定和颁行是收到了积极效果的。固然，它是由仁宗皇帝决策颁布的，而仁宗之所以能够这样的决策，应当说是与他的这位女中尧舜做皇后并为他悉心谋划分不开的。
仁宗即位不满十个月，突然发病，去世。仁宗死后，太子朱瞻基即位称帝，改元宣德，史称宣宗。朱瞻基是仁宗长子，生母是张皇后。他即位后，尊母后张氏为皇太后。举凡国家军政大事，都要禀报母后裁决。张后处事谨慎，不独断专行。每遇大事，她都要反复与大臣们商议，并且尊重他们好的主张和建议。是时，承永乐、洪熙之后，四海升平，国泰民安。然而，张太后居安思危，时刻不忘百姓疾苦，告诫宣宗治国安邦必须紧紧抓住恤民这个根本。她对宣宗说：“为政之道，在于轻徭薄赋，以恤民为要务。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兴旺发达。”
宣宗不是创业君主。他在国家处于升平时期，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没有朱棣那样的胆略，但却能够认真接受母后的教诲，总结研究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依靠蹇义、夏原吉及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名臣，继续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因而，在位十年，政治清明、官吏廉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稳定，生产得以继续发展，国家府库存有余粮，广大城乡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气象。然而，就在这时，宣宗皇帝不幸患病，医治无效，病殁于乾清宫。
宣宗临终时，遗诏要皇太子朱祁镇即皇帝位，国家重大事务必须禀报皇太后然后才可施行。太子朱祁镇生于宣德二年（1427年）十一月。他生下来四个月，就被立为皇太子。这时，刚刚九岁，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所以，宣宗死后，究竟由谁来继承皇位，会不会因此而导致社会动乱，就成为朝中大臣最为关心的事。张太后更为焦急。她清楚地看到落在自己肩上的重担。主少国疑，人心不安，不乏其例。她担心让朱祁镇即位，诸王不服。她曾想过找一个年龄比较大、且有理政经验的人来继承皇位，并且想到襄王朱瞻土善。
但当宫中传出要让襄王即位时，朝中上下，众目睽睽，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这种形势，不允许张太后再有其他的选择。为此，她立即传命召阁臣入见。她带着九岁的朱祁镇来到乾清宫。当阁臣们向她叩头参拜时，她含着眼泪指着朱祁镇说：“这就是新天子！”阁臣们连忙叩头高呼万岁。朱祁镇由此登基即位，从而平息了风波，避免了一场内乱。
主少国疑，也是宦官易于弄权的时候。张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宦官的警惕。对于服侍英宗的宦官，她更是处处留心，特别提防王振。王振为人狡黠，善于阿谀奉承，英宗即位，提升他为司礼监太监。王振掌握这个机构后，阳奉阴违，大售其奸。甚至胆大包天，逐渐网罗党羽，干预政事。有一次，张太后派他到内阁问事。杨士奇所拟意见还未最后定下来，他就在那里指手画脚，大发议论，弄得士奇无所适从。士奇一怒之下，三天不去内阁办事。太后听说，立即传命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和礼部尚书胡氵荧五位大臣入见。张太后当五位大臣面前对英宗说：“这五位大臣，都是先朝的元老重臣。你要十分敬重他们。今后凡军政大事，必须同他们商议，五臣如不赞同，决不可付之施行。”说罢，命王振入见。指着王振说：“你侍候皇帝，不守宫中规矩，干预政事，今赐你死。”话音刚落，侍立在旁的女宫们同时拔刀而出。王振被惊呆了。英宗见要杀服侍他的先生，慌忙跪下向祖母求情。张辅等大臣，也忙跪下为王振开脱。张太后怒气稍息，说道：“皇帝年幼，岂知此辈祸人家国。从今以后，决不允许他干预朝政。”尽管王振并没有由此而改恶从善，他以更加狡猾的手法，网罗党羽，操纵皇帝，但是，在张太后在世时，特别是张太后过问政事期间，他还不敢像他后来那样的飞扬跋扈。
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这位为国操劳、心力交瘁的太皇太后，终于病倒在床上。临终前，还召内阁大臣到榻前，询问朝中还有什么难办之事。杨士奇伏在榻前奏道：“有三件事。”皇太后点头。他接着说：“第一件，建文帝虽然败亡，但他君临天下四年，应命史官编修文实录，仍用建文年号。”太后颔之以应。士奇接着又道：“第二件是方孝儒已经被诛，成祖余怒未息，又命凡是收藏方孝孺片纸只字者，一律论死。乞请太皇太后降恩，取消这一禁令。”张太后已无力回答，只是点头应允。士奇将要说第三件，话未开口，张太后就气断身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