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1 关于观念创新的思考
基于自组织原理和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自组织的条件，我们有必要对国内现有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和发展模式进行一定的反思，希望能有新的发展启示和思路。
（1）为什么说制度重于技术？吴敬链教授认为，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对于国内科研成果向生产转移的速度过慢、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等老大难，他将之归结为，数十年来我们制定了许多发展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以及知识经济的规划，其中不少规划存在着就技术谈技术的偏向，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研究开发新技术，采用更灵活更有效的方式去引进新技术，试图通过“提高创新意识”、“加强技术进步指标考核”去加快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的进程，而没有在做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上下功夫，没有从克服企业制度、激励机制存在的缺陷着眼去解决问题，结果往往劳而无功，情况没有任何改善。其实，这种观念主要是针对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遇到的特殊国情和制度改革的迫切要求而言的。本源上讲，无所谓制度重于技术还是技术重于制度。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同在美国硅谷这个制度环境下，为什么信息技术企业集群先出现和发展起来，而生物技术企业集群发展相对较晚，规模较小。科学技术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未必因制度等因素的变革而改变。同时，高新技术产业强调的是应用性和商品化，已经超出了纯粹的技术范畴，而与各种市场、经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实践表明，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往往对于经济社会变革具有先导性作用，处于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交叉融合的最前沿。美国经济学家 D。C。诺斯和 P·托马斯认为只有建立有效的经济组织，才会发生经济增长。高新技术产业以集群的组织形式获得竞争优势本身也是一种制度性的创新，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其实是一个制度因素与技术要素高度耦合，相互催化的经济社会系统。
第一，从自组织角度来说，制度变革的根本作用在于改善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自组织的条件和环境。从前面谈到的高新技术的重要影响和发展趋势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产业及其集群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是一场激烈的产业革命。这种产业革命必然会对传统的制度结构产生挑战，而只有改变传统制度中的不合理部分，探索和形成新的制度结构，产业革命才有可能顺利推进，集群才能生成和进化。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在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要素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企业高新技术发展状况的最主要的因素，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而是与人力资本潜力发挥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从国内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形成过程来看，制度变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从大的方面讲，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设立和招商引资各项政策法规的完善，都是促进高新技术集群涌现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创造了企业空间集中，外界技术、信息、资金输入，以及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通过创新网络和市场交易产生非线性作用等各种条件。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得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实行产权主体多元化，通过技术入股制度、技术开发奖励制度等方面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以知识资本化为核心的分配制度，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和高科技发展规律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监督机制、技术进步机制，较早地按照国际惯例解决了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杨卫，2003）。
第二，制度的变革也要发挥自组织的机制。一直以来，国内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建设科技园区的方式都是从上到下进行推动的，政府部门是制度的供给者，而企业和社会是被动的接受者。这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早期，是非常有效的，目的在于由政府自觉地去打破束缚经济、科技发展的条条框框，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及其集群的形成。这实际上是政府以自身为对象所进行的制度创新和变革，自然是可行的。但是，在市场经济逐步建立起来，科技、经济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的新形势下，制度供给的方式面临改变的要求。制度创新应该成为个人、企业、集群和政府等各种主体互动的结果，而不再是由少数政府官员或专家学者在短期内突击“研究讨论”出一个新政策。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2003）认为，经济组织所包含的信息要远远比政府和专家所知道的信息多得多。政府要承认自己对什么组织结构有效率并不完全了解，要让人们自由地利用自由价格和自由企业制度去试验，市场有不同的组织结构，包括试验无效率的结构。只有通过足够多的组织结构试验，人们才会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有关组织结构的知识。通过这些试验，才能选择有效的分工结构。这种观点是符合自组织理论关于系统复杂性的基本观点和原理。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可以说是由无数种要素构成的复杂巨系统，针对集群发展的制度创新如果能够在各种关联主体来相互协调的基础上产生，显然要比由政府单方面颁布和实施更有科学性和可行性，效率更高，风险更小。因此，今后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制定或许可以考虑设立“听证会”制度，或者可以由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自发形成的自律和协调制度代替部分的政府政策。换言之，高新技术产业制度创新也逐步要形成自组织机制，这也是政府转换职能的需要和必然。
第三，应该强化对现代制度的学习、引进，实现“高端嫁接”和自主创新。大家知道这样一个技术发展规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进程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技术引进和模仿阶段，消化、吸收和改进技术阶段，创造技术阶段。人均GDP在1 000美元以下，发展中国家处于技术引进、模仿（使用技术）阶段；人均 GDP超过 1 000 美元，发展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进入技术消化、吸收、改进阶段；人均GDP超过5 000美元后，则进入技术自主创新（创造技术）阶段。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这三个阶段，相应的制度结构是否也发生了变化？制度创新是否也经历从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的不同阶段？制度创新如何与技术创新实现最优配置？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其集群非常重要，但不容易回答。其实，这也正是制度经济学研究存在着的重要不足之处：制度创新决定着技术创新缺乏现实案例的佐证，对制度创新供给的方式分析不具体，制度创新过程研究相对薄弱，新组织的形成和作用与制度创新的相互关系研究还有很大空间等（何忠伟，符少辉，2003）。但不可否认，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形成，确实伴随着一系列的制度学习和变革过程。例如，成思危教授在1998年提出的《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被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列为“一号提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风险投资制度的建立。对于中国而言，这就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创新的引进。到 2003年底，广东省已拥有创业投资公司和创业投资管理公司共 200 多家，风险资本金总额约 150 亿元人民币，均占全国1/3强。这些机构近年来共投资约 60 亿元支持近 500 家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带动社会匹配资金总额超过150亿元，对于科技企业、科技园区和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国内的风险投资还存在政府主导色彩太浓，缺乏退出机制等问题。但不容置疑的是，我们确实需要在制度方面加强引进、消化和创新，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制度性的“高端嫁接”。
（2）高新区如何实现“二次创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二次创业”要跳出科技的小圈子，跳出招商引资的小圈子，从更广的视野寻找发展思路。目前，在国内推进高新区“二次创业”，大多还是局限于改善服务水平和投资环境以提高招商引资吸引力，或者组织科技攻关和扶优扶强以提高产业创新水平。这些措施都非常重要，但大体还是沿着原有的发展思路。是不是应该超越开发区自身现有的地域和功能局限来思考问题？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开放性、多样性和非线性条件要求予以了肯定的回答。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形态选择应有新的构思，并在战略高度上实施新的突破。重要的新思路是：要拓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功能定位，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从单一功能的、相对封闭的区域转变成为形态和功能多样化的、高度开放的城市经济社会系统，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科技园区建设与城市化进程的协调统一。同时，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从加工区的规划建设布局转变为多元化、人性化的综合性布局，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立体扩张”和“软性扩张”。
第一，要将高新区与大城市进行功能对接和社区融合，而不是满足于成为“世外桃源”。现有高新区的主要功能是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和生产制造，属于功能比较单一经济区域，适宜工作，而往往缺乏培养城市化的聚居、生活方式，与城市空间的有机扩张相脱节，没有形成成熟的生活社区。许多从业人员居住在城区，工作在高新区，下班之后人去楼空，成为“孤城”、“空城”。这种两点一线，来去匆匆的工作方式导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部非正式的交流不足，创新主体间非线性作用很弱，难以形成集群发展所需要的社会资本。而我们知道，在硅谷，企业人员间的非正式交流非常活跃，人们经常集聚在许多气氛轻松的酒吧、俱乐部，在闲聊中获取关于顾客、市场和技术最新情况，创造创新思想和商业机会。硅谷一些著名的大公司也开始分散其运营过程，创立能够利用当地社会和技术的完整性和互相依赖进行生产的公司内部的网络和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网络；甚至办公楼内部结构的设计也体现出减少公司内部不同活动的障碍的特点。公司之间在互相学习的同时相互竞争。他们交换经理、老板和债权人就像交换员工和零部件一样轻松，竞争对手们非常了解彼此的活动。单从这点考虑，国内的高新区就已经不具备发展成为硅谷的可能。因此，高新区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追求工业产值增长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更要致力于改善社区生活和交流氛围，提高园区内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进一步讲，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国内学习发达国家经验建设科技工业园区时，基本上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殊国情。那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完成城市化使命，而我们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期。原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 01年度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列茨（Stiglitse）曾在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说过：21 世纪初期影响最大的世界性事件，除了高科技以外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吴良镛，2002）。我国的高新区大多处于城市与乡村的结合部，历史的本意是要同时赋予了它发展高科技和推进城市化两大使命。故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规划建设要着眼于推进城市化和成为城市社会经济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高新区可以也应该承担除了经济增长以外更多的社会发展功能。反过来，这对于建设有活力的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又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失”了，高新技术企业集群成为了整个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有机组合，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
第二，要合理规划使用土地资源，提高企业等要素产生非线性相互作用的概率。一方面，要提高企业分布密度。目前各个高新技术企业入户高新区后，企业大多自己买下一大块地皮，像农民修建房子一样单家独户地筑起围墙，关紧门窗，埋头生产。这种状况加工区式的空间布局往往导致企业之间相互隔绝，占用土地多，以低层建筑为主，利用率低。从外观上看，排列着整整齐齐的厂房，很有现代化、工业化的气派。实际上是不是最佳的空间布局方式呢？从促进集群发展的角度看，其实不然。经验表明，首先，每平方公里有32 个企业以上，是形成企业间分工与合作的前提（仇保兴，2004）。而且，根据自组织的多样性条件要求，各种规模实力不同，功能互补的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比单一形态企业的集中更有利于自组织机制的发挥。另一方面，发展快速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多处于大城市边缘，却普遍面临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紧张问题，发展空间受限，已经严重阻碍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最快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环渤海地区，正好面对着高密度大规模城市化时代的来临。有学者（周牧之，2004）指出，拥有3 000多万人口的东京大城市圈是当今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圈，规模和密度堪称发达国家城市之最；但是，20～30年后的中国将出现数个规模为东京2～3倍的大城市圈，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将出现2～3 亿人口规模的大城市圈，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建设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密度城市社会的大挑战，需要建立起促进土地高度利用的机制。如何在现有资源基础上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及其企业集群的持续发展呢？这就需要进行“立体扩张”和“软性扩张”。立体扩张就是向空间发展。其实，为什么高新区就不能建高楼呢？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极端缺乏，高新区不可能也不应该过多地依靠征收农民土地搞平面扩张，或者过分追求欧美式的高度低、容积率低的建设布局。其实，城市经济具有高集聚特性，建设高层“工业大厦”，提高企业集群密度和土地利用效率，发展都市型工业，在国内外已经比较普遍。例如，中国香港新达中心高达41层，集货仓、厂房及写字楼于一体，是香港最高的工业大厦。类似于软件产业一类的知识服务型高新技术企业完全可以集聚在高层建筑中发展，甚至可以采用办公楼与住宅楼一体化的模式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传统的高新区规划大多将住宅、商业、工业区域按照功能不同相互分离。例如，广州科学城的规划提出，在功能结构上通过现状的山体和道路划出六个功能组团：微电子信息产业区组团、生物工程产业区组团、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区组团、居住区组团、管理服务科研中心区组团及南部其他产业组团，通过山林地相互分隔，形成有机疏散的功能结构。从系统角度看，在数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过分追求功能分区是不是反而会破坏各要素的有机联系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实可以将居住区、工业区、商业区、展览业适度混合。国外城市发展经验表明，哪个区域混合使用土地，哪里的经济效益就比较好（仇保兴，2004）。软性扩张就是在发挥高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充分利用周边的空间和资源为高新技术企业服务，使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超越高新区的地理界限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总之，应该提高高新区各创新主体的开放性，促进各要素的多样化、差异化，寻找并拉近各要素之间形成超循环结构的结合点，为自组织形成集群及优化升级创造条件。
（3）如何找准政府定位？国内外的成功经验表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科技园区的建设和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形成，都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这个道理已经被大家接受。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应该如何找准定位，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一方面，政府要有所作为，不能“缺位”。另一方面，政府又不能代替和压制自组织机制的发挥，要避免“越位”。
总的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其集群应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营造良好的环境。从外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功的经验来看，虽然政府的介入强度日益增大，但从总体上看，还是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并没有超出弥补市场缺陷、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一般地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微观基础是企业，尤其是大量具有创新特性的中、小企业，政府不直接经营高新技术产业，政府只提供制度环境和配套服务。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引导资金、技术、人才按市场经济规律合理流动，发挥各种资源的最大效益。例如美国的爱国者导弹中的 60%电子元件是日本生产的。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投资中的4 000亿美元，美国政府只出了400亿美元，还是以减税等形式支付。
但是，我国发展高新技术及其集群过程中，政府的适当干预也是必要的，而且往往会比发达国家干预得多一些。政府把一些工作重点“放在如何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研究开发新技术，采用更灵活更有效的方式去引进新技术”等具体事项方面也未必就是错误的。首先，作为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技术基础比较薄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需要从模仿、引进做起，学习发达国家先进技术。这些技术相对比较成熟，技术的不确定性小，政府部门集中资源，组织力量去引进可以起到见效快，风险小的效果。其次，国内科研机构和资源大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许多体制创新、资源重组等工作还是需要政府去协调组织，例如科研机构体制改革问题等。另外，各地区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往往是从无到有，无中生有；要在一片空地上建立高新技术企业集群，政府需要提供许多初始条件，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外，有时甚至还需要提供技术、资金、设备等资源，政府往往要做一些本来应该由市场调节的行为。针对国内科技园区发展的实际情况，政府部门其实非常有必要做好发展科技园区规划，重点突出，因地制宜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能简单模仿别人，避免重复雷同，也要通过规划突出本地区的产业特色和政府工作重点。要研究和提出科技园区发展理念和思路，提升招商引资形象和效果，选择符合本地实际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道路，从边缘向核心、从低端向高端、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技术拓展，合理配置科技资源，提高科技和产业的整体竞争力。要立足于规划先行，注重长期、中期和短期规划有机结合，注重开发资金的动态平衡、整体平衡和长期平衡，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水平设计、高强度投入、高质量建设、高效能服务，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4）如何看待优惠政策？各级政府关于高新技术产业各种优惠政策的出台对于促进科技企业发展和园区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优惠政策的作用正在弱化。一方面，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法制建设的推进和市场机制的形成，优惠政策的制定和操作空间日益受到限制。在以往的优惠政策中，土地价格和税收是两大抓手。在土地方面，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全国高新区的面积扩张的空间很小。在税收优惠方面，国家税制的走向也不支持长期的、随意的免税减税政策，而且从国家的角度看不可能按照行业特点来分别立法，税法不可能分别给软件、中药现代化、新材料这些高新技术领域各自出台一个政策法规。另一方面，优惠政策是比较而言的，如果大家都出台类似的政策，那么政策落差就不复存在了，“优惠”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了。而这正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因此，科技园区靠土地价格、劳力价格及其他各种优惠政策所形成的比较优势逐步弱化。实际上，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业集群的发展环境，但并不构成集群发展好坏的决定性因素，最后还是需要发挥自组织的力量。
同时，如果操作不当，优惠政策反而会削弱和破坏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自组织的条件。优惠政策为了实现其“特别关照”，必定要设定一定的标准，划分出特定的受惠对象。而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具有系统的整体性，按照某种“成分”来对集群的主体和要素进行区别对待，往往人为地割裂了系统的有机联系，政府给予的资金、信息等资源成为特定部门的收获，外界输入的平权化要求就遭到了破坏，反而不利于集群自组织机制的形成和发挥。例如，为提高高新技术产业显示度和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许多地方的政府部门都出台“扶优扶强”的政策，达到一定规模和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理所当然”地享有科技投入、政府服务等优惠措施，而其他企业则被排除在外。短期来看，是可以产生一定效果的，但从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整体和长远发展来看，从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自组织条件来看，其合理性还值得商榷。另外，“扶优扶强”也要引入竞争机制，最后谁强谁弱要由市场去检验。
（5）如何推动产业升级？高新技术企业集群是地区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集群的发展提高了区域技术创新水平，改造提升了传统产业，有力地推动了本地区经济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得各产业部门的整体素质不断增强，产业技术水平、运行效率和竞争能力不断提高。同时，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要持续的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则首先要求其自身也能够不断的升级，朝着结构有序度更高，功能更强的方向不断演进。就是说，高新技术产业及其集群同样面临升级优化的要求。自组织原理也告诉我们，高新技术企业集群是一个动态演变的复杂系统，集群的结构和状态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功能和行为也相应发生变化，在条件成熟时，可能经系统分叉点产生更高一级的结构。硅谷就是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结构自身调整和升级的典范。作为高科技的圣地，硅谷在不断的创新中变化，20世纪60年代硅谷的主导产业是半导体，70年代是处理器，80年代又是软件，90年代则是互联网。硅谷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半导体工业制造基地。而特别在80年代后期个人电脑工业更在全球占支配地位。随着新一轮创新公司衍生活动的发展，硅谷迅速成为世界知识经济的中心。
反观国内和广东的高新技术产业及其集群，则存在相当紧迫的自身调整升级压力。一方面，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层次处于世界产业分工体系的低端，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较低，国际竞争力较弱。例如，2002年，广东省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为 22.4%，比规模以上工业低 4.2个百分点，与美国、英国的 36%～43%相差甚远；高新技术制造业销售利税率为5.3 元/100 元，比全省工业少2.8 元/100 元。可见我们高新技术产业的附加值很低，只是靠密集型的劳力赚一点加工费。为此，要想方设法提升产业层次，通过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向产业链的高端迈进，增加附加值；转移和淘汰纯加工装配和高污染的产业，实现高层次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结构单一，主要靠电子信息产业支撑。例如，从产值看，广东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分布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根据《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3）》，2002年广东高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为 4 532.33亿元（当年价），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总产值为2 626.4亿元，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总产值为 1 615.81亿元，这两大产业产值约占高技术产业产值的 93.6%，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占 57.9%，医药制造业仅4.7%，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占 1.5%，航天航空制造业所占比重不到0.2%。为此，在技术领域上，要拓展新的高新技术领域，注重培育精密制造、海洋资源、能源、环保、智能交通、现代化农业、精细化工等新兴高新技术产业。在职能分工上，不仅要引进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性项目，也要更加注重引进跨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总部、投资管理机构、研究开发机构和教育培训机构，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关联程度和配套水平，增强产业集聚效应。
9.3.2 关于发展对策的思考
结合目前国内，特别是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及其集群的实际，提出以下一些主要的政策建议：
（1）改变施政思路，切实转换政府职能。目前，国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以政府为主建立起来的。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资金筹措、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管理经营和政策制定等方面都居于支配的地位。但是，本书研究揭示，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具有自组织发展的动力和规律，不是单单依赖于政府或其他外部权威来建立和运转的，而是依靠系统内部要素间相互作用以及系统与环境的主动协调自我发展，政府行为不能代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自组织机制。同时，我们强调自组织机制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相反，地方政府需要承担许多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职能和组织协调工作。这种政府行为应该是建立在认识和遵循自组织规律和条件的基础上，从而实现哈肯所说的“建立组织与自组织之间的合作”。为此，需要对现有的政府施政思路和重点进行适当的调整，正确处理政府行为与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自组织规律之间的关系。一是不能用简单的线性思维方式去看待技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那种先规划设计再建设的思路未必能建设一个有序高效的高新技术企业集群。政府不是也不可能直接去创造一个高度有序的自组织集群系统，而是要致力于营造好的发展环境，提高自身并促进其他系统主体的素质，为集群自组织机制发生作用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二是加大政府职能转变的力度，建立和完善精简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要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竞争力。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创新政府工作模式。进一步减少审批事项，实行行政审批和办事程序公开化、透明化和制度化，切实提高行政效率与政策透明度，推进依法行政和廉洁从政。三是不能简单照搬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模式和做法，不能追求“大而全”和整齐划一，而是要切合实际，引导技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四是政府及其政策并不构成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的决定性因素，政府要积极主动地致力于改善本地区其他关键因素的配套，使优惠政策真正发挥作用。
（2）提高科技园区开放度，促进物质、信息、资金流动。打破科技部门之间相互封闭的局面。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历史较长的地区，各种大学、研究机构、国有企业分别属于中央、部队及地方的不同部门。上级机关对自己所属的研究机构拥有人、财、物的控制权，地方政府科技经费一般也只支持市属研究院所和大学，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相对隔离，缺少沟通和协同。为此，有必要引导创新主体之间加强合作，相互开放，大胆突破条条框框的限制，促进地区内部开放网络的形成。一是政府要首先改变对不同科技机构进行区别对待的态度，对本地区的科技力量和资源，不分所有制，不分隶属关系，不分来源，一视同仁地给予服务和支持。二是改变政府科技投入分散的做法，集中相当财政投入，组织开展重大项目攻关，进行关键技术领域公开招标。这样，凭单个的企业、研究机构或课题组无法胜任攻关任务，促使其不得不跳出封闭的“小圈子”，主动寻求合作伙伴。三是改变区域内科技园区各自为政的局面，加强统筹，彼此开放，实现资源共享。例如，在广州的东部，分布着广州科学城、天河软件园、黄花岗信息园、留学人员创业园、白云区的开发区和黄浦区的开发区等科技园区，各有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优惠政策和软硬件建设规划，但其地理位置比较接近，有些甚至一墙之隔，发展跨园区的企业联系既有需要也有可能，关键是进一步强化各园区的开放与合作水平，消除人为造成的隔阂。
重视科技交流平台的建设。科技经济全球化态势对技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开放广度和深度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需要加强国内外技术交流合作，引进技术、人才、资金，追踪科技前沿动向，不断提高系统的开放程度。政府应积极搭建好有利于高新技术企业和相关机构对外交流的舞台，例如举办国际高新技术交易会、留学人员交流会等，促进信息、技术、人才、资本的流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建立技术转移和服务机构，及时地把最前沿的科研成果、新产品、新技术传递给企业，同时将市场需求等信息传递给研究人员。同时，要解决阻碍集群与环境互动的瓶颈问题，例如，广州、深圳、东莞的一些知名高新技术企业指出留不住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国困难，影响对外营销和学术交流。政府要着力解决提高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的海关通关效率，民营科技企业办理出国手续的政策等问题。
改善科技园区对外联系条件。通过政府行为改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外部环境。健全交通网络，完善通讯设施，方便本地区技术创新主体（企业、大学等）与外界的物质和信息交换。尤其要重视软件服务设施的建设，加强第三方物流、仓储、会计、法律、外贸、房地产、道路运输服务等工业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各种中介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如人才培训、信息咨询、行会组织、企业孵化中心、人才培训机构等；加强文献数据中心等科技基础设施和条件的建设，重点支持科技信息机构、技术交易机构的公共科技信息平台建设，提高信息采集、分析和综合加工能力。
推进区域和国际合作。促进区域内跨省区的科技合作与交流，实行科技资源的开放和共享，形成区域产业协作和战略联盟。利用 CEPA协议，推动粤港科技合作，建立粤港科技合作的政府协调机制，形成大珠江三角洲的开放与协作格局；放眼“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广阔的经济腹地和丰富的资源，促进科技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交流和引进，重点抓好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合作，加强技术、人才、研发机构的引进工作。其中，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供应来源，特别是在 IT产业，这种国际产业转移带动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崛起。把握国际高新技术产业价值链某些环节转移的机会，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应加大对大型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度，尤其是技术力量雄厚、规模大、拥有尖端技术产品的欧美跨国公司，促进国内的科技园区和企业集群尽快融入国际产业链之中。
（3）培育科技园区产业特色，提高企业专业分工水平。深化科技园区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要突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平衡状态，使自组织机制发挥作用，就要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体制进行进一步改革，形成适应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自主发展的管理模式。通过市场机制配置人才资源，带动知识、信息、技术流动，激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各要素的活力。
推进科研机构产权制度改革。通过产权多元化、分离、重组等多种形式，使科研机构提高自身素质。鼓励大学、研究院所科技人员创办科技企业，鼓励研究开发基地转制为科技企业，参与市场竞争。
强化区域内创新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利用市场的引力，生存的压力和改革的推动力打破传统区域创新主体之间的刚性结构，建立优胜劣汰机制，将集群系统推向远离平衡的区域。
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走资金筹措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的路子，吸引国际资本、社会资本参与投资高科技产业，鼓励和支持民营高科技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逐年增加政府财政科技投入，提高科技经费使用效果引导的功能作用。逐步建立起由科技风险投资机构、民营企业、专业担保机构构成的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担保体系。
形成结构合理的多元化人才队伍。重点加强人才链条中三个薄弱环节的建设：一是处于顶端的学术带头人、技术带头人和高级管理人才。政府要尽快抓紧制定实施相应的配套措施，切实解决高层次人才的生活和创业等方面的问题，使各项人才政策落到实处。二是高素质的职业技术人才。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从事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大生产，需要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广东技术工人存在大量缺口，仅操作数控机床的高级技工就缺口10万人。据估计，到 2005 年，全省技工缺口将达150 万人。政府要加快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调整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结构和布局，增加投入，扩大技工学校的招生规模。三是具有国际经验和先进观念的留学人员。建立海外留学生数据库，加强与留学人员专业协会组织的联系，通过多种形式来充分利用海内外的留学人员智力资源。四是以国际科技合作等形式引导更多的外籍专家为本地高新技术产业服务。
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大发展，优化企业群结构。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利用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和对外开放的先行优势，大规模吸引外资兴办高新技术企业，借助外源型经济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2002 年，在广东高技术制造业中，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1179 家，占总数的61.6%；产值3 353.17亿元，占总产值的77.9%；出口销售率在60%以上；技术来源于国外和港澳台的约占 60%～70%。但必须看到，外源型经济对地缘条件的依赖性强，市场、信息、技术的结构相对单一，容易受制于人，抗风险能力较弱。因此，在继续发挥外源优势，引进外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发展内源型高新技术企业，形成内、外源型高新技术企业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格局。其中，要大力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发展。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建立产权清晰、管理规范、机制灵活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逐步走出家庭式、作坊式的管理和生产方式。积极引导民营科技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4）加强科技园区各要素之间的互动，促进产学研的合作。建立科技园区官、产、学之间相互协调和良性互动机制。政府主要负责园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及投资教育、科研，提供种子基金和制定优惠政策等。企业是研究、开发和生产的主体，大学和研究机构则是研究人才、创新思想和研究成果的摇篮和发生器。要促进三者通力合作，缩短研究生产周期，加速科研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同时，要积极开展学、企之间的横向联系，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使企业内各部门职能界限相互融合，打破各公司之间的界限和公司与贸易协会和大学等当地机构之间的界限。同时，要进一步发挥科技企业协会等机构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调整招商引资的重点和方向，构建企业与相关机构产生超循环组织的链接口。在国内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企业大量衍生现象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未来很长时期内，对外招商引资仍是各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生命线”。但是，应该依据促进园区自主发展的要求适当调整重点和方向，在现有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开发模式特点和享受的优惠政策基础上，应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完善专业技术支撑与产业服务体系为主，以促进园区企业和相关机构形成功能耦合和相互催化联系为目的，提升招商引资水平，培育科技园区自联结、自生长和自增强能力。一是要处理好规模、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从培育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和提高产业竞争力的角度出发，注重所引进项目的质量和发展潜力，不宜过分注重产值和规模。二是在引进大型跨国企业的同时，要积极引进相关的研究和服务机构，要积极培育本地中小企业，鼓励科技人员创业，并加强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研究机构的联系，加强新技术新知识的引进、消化和创新。三是注重引进项目的内在关联和特色，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集中力量，重点突破，避免分散投资，防止盲目铺摊子、上项目。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在软件与硬件方面，在国家、地区与科技园区等层次，加强创新主体的合作，完善运行机制。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下，激发企业的内在动力，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智力支撑作用、金融机构的支持作用和中介服务机构的桥梁作用，共同推动科技园区创新网络的完善。
加强创新文化建设，培养积极合作、规范竞争、宽容开拓的文化氛围。大力培育广东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个性，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束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旧思想、旧框框，以观念创新推动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创新，努力创造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人文环境。要大力促进文化与经济融合，在高新技术企业的经营管理、产品开发、生产、市场开拓等环节中，更多地注入文化的内涵，提高企业素质，提高产品的文化品位和档次，提高企业社会信用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相互联结和协作的质量和频率。
（5）提高政策的灵活性和预见性，加强宏观调控能力。政府应以动态的、发展的思维来考虑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园区）的发展问题，加强与产业界的在线沟通，建立规范又有弹性的政策体系，而不是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之后就能一劳永逸了。重视涨落对于集群（园区）的演化升级具有“触发器”作用，不宜过分强调稳定和可控，不必要惧怕和抵制各种可能出现的“异常”行为。在政府宏观调控中要有预见性，要发挥专家队伍的智囊作用，建立科学灵活的决策程序，依据系统自组织规律利用各种涨落的触发作用。
§§结语
尽管本书运用自组织理论对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动态演化过程和条件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新的发现，但无论从其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应用来看，这还只是一种新的尝试，一个新的开端。一方面，受理论水平、研究能力、时间精力和案例素材等条件所限，现有的研究在理论演绎、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面还不够系统、深入。另一方面，无论是自组织理论还是企业集群理论，都还没有形成一个一体的、成熟的理论体系，各种理论观点、方法都在变化和发展之中；而且，复杂性、非线性等新的思维方式，系统科学、自组织等新的理论，应用于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善现有理论和方法，才能为学术界逐渐接受和认同。为此，还有许多新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1）对于自组织理论在高新技术企业集群中的研究，本书只是将其基本的概念和自组织条件方法论进行初步的演绎与应用，更深层次的自组织内涵、机制、特征及条件的研究有待加强。例如，关于负熵流、控制参量等关键概念在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系统自组织中的内涵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2）本书主要运用耗散结构理论讨论了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自组织条件问题，自组织理论群中的协同学、分形、混沌等理论也有非常丰富的理论成果，若将之运用于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研究，有望获得对企业集群自组织机制、条件、规律的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和更好的应用。
（3）本书运用自组织理论成果阐明了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自组织必要条件的内涵及表现形式，为实践应用提供了参考。但是，有关自组织与他组织的相互作用原理，自组织条件在集群不同生命周期中的作用及表现等问题没有进行更多的讨论。
（4）从企业集群理论发展角度看，本书所用的研究工具和技术还可考虑在定量分析、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拟等方面寻找新的途径，加强理论研究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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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湛垦华、沈小峰等：《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论》，西安陕西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2～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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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钟坚：《世界硅谷模式的制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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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周牧之：《高密度城市社会来临》，载于《羊城晚报》，2004年10月7日（B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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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朱桂龙，杨飞虹：《科技中介服务及其发展特征探讨》，载于《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年第2期，第98～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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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周泽红：《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的制度分析及启示》，载于《改革与战略》，2002年第11期，第54～57页。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本书及博士论文的研究和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众多师长、同窗、同事与亲朋的指导、勉励和帮助。在此，首先要感谢导师成思危教授和蓝海林教授，导师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知识、宽广的胸怀和诲人不倦的精神给予我学业上的悉心指导。在学习和博士论文的选题、思路确定、结构设计和定稿的整个过程中，都倾注了导师的大量心血和精力；蓝海林教授还直接指导了本书的修改工作。我的心底，怀着对导师深深的敬意和感激。
衷心感谢杨建梅教授、龙志和教授、张启人教授、张振刚教授、陈建国副教授从始至终对我的论文研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开拓了我的思路和视野，并时时给予我极大的精神鼓励。
诚挚感谢刘焕彬教授、陈铁群教授、李元元教授、李卫宁副教授、刘善仕副教授、陈文玲、李铁瑛等老师在学业上给予的许多支持和帮助，使我顺利而愉悦地度过了三年的求学生涯。
感谢师兄弟（妹）宋铁波、李红凯、黄女曼丽、张平、李映照、王晓辉、罗育中等，他们不懈进取的精神让我受益良多，并给了我一起学习，一起进步的机会。
感谢薛亦元、黄丹、郑海涛、薛捷、应丽梅等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轻人，他们为我的研究搜集了大量的素材，承担了文字校对等繁复的工作。
感谢家人的默默支持和无私关爱，使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安心地学习和从事写作。
限于本人水平和能力，本书错漏之处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李兴华
2004年·广州
